走在波蘭首都華沙街頭，很容易以為自己到了烏克蘭。商店、使館、圍牆、街燈，處處有藍黃色的烏克蘭國旗，火車站跟機場的標示已標上烏克蘭文；入夜，藍黃色的燈光灑向古蹟地標、現代大樓、跨河鐵橋，連1955年由蘇聯工人建造、史達林送給華沙的「科學文化宮」，也處處是烏克蘭的國旗色。

俄烏戰爭開戰一個月，波蘭成為戰事中另一個焦點，國際物資、武器裝備、人道救援，從波蘭邊界往烏克蘭送。作為北約（NATO）、歐盟成員國，波蘭也在一個月間迎來美國總統拜登（Joe Biden）、副總統賀錦麗（Kamala Harris）、中情局局長、國防部部長，以及歐盟理事會主席米歇爾（Charles Michel），和其他美國與歐盟的高級官員。

美國總統國策顧問蘇利文（Jake Sullivan）以「前線」稱波蘭，不僅靠戰場最近，二戰後最大、最快的400萬難民潮中，波蘭也首當其衝地接收了超過230萬，米歇爾特別對波蘭總統致意，「我們必須表彰貴國、團隊和人民的付出。」

波蘭人的行動，從線上到線下全面展開。在社交網站上，以萬人計算的Facebook社團、Telegram頻道，有波蘭人提供空房、分享行車路線，有需要住處或搭車的烏克蘭人，傳個訊息就能找到幫手。 除了民眾打開家中空房收容難民，各城市的主要場館，也成為戰事中的難民居所，華沙市中心的霍爾大型體育場館 (Arena COS Torwar) 就是一例。 那座表演者、冰上曲棍球運動員夢想的舞台，6,000個觀眾席跟符合國際標準的溜冰場，已經空了一個月，場地如今被500張床鋪滿，後台休息室成難民小孩的遊戲室，志工跟來來去去的難民們，在多種語言的諮詢台討論包括住處、醫療、諮商等相關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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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事開打至今，180萬人口的華沙，人口數已因難民潮成長17%，市長公開喊話稱市政系統面臨危機。波蘭志工們和社福單位也開始不堪負荷，霍爾體育館的協調員喬安娜．紐薩斯（Joanna Niewczas）接受《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採訪時表示，「志工們已經到了身心可以承受的極限。」

離邊界不到10公里的6萬人城市普熱梅西爾（Przemysl），可能是最早被難民潮擠爆的一個波蘭城市，當地火車站是烏克蘭難民透過火車入境波蘭的最主要出入口，最高峰時，這裡單日就湧進3萬人。

從戰爭爆發那天起，63歲的志工羅馬娜（Romana Zolotnik）開始忙進忙出。她出入的地方曾經是地方議會會堂，如今也改為收容所。

「我忘記我到底帶了多少的睡墊還是睡袋，家裡所有可能幫得上忙的物資，我通通都一起帶來了。」我們被羅馬娜帶進這棟百年建築裡小小的廚房，這邊是志工們的「辦公室」，也是各種食用物資的堆積處。揉著眼睛的志工在這裡暫時歇口氣，他們除了在收容所裡排班，也到火車站裡輪值，每4小時輪一次。

「就算非常累，我也覺得我有這個義務要來幫忙。」這位63歲的媽媽敘述著心情：

「作為一個母親，看著這麼多媽媽帶著孩子逃離家園，一開始情緒上真的很困難，非常困難。但我在心裡建了一道牆，然後把這些情緒轉化成行動。」

羅馬娜和許多志工，是波蘭烏克蘭協會（The Ukrainian Association of Poland）的成員，他們平常會舉辦音樂會、文化節、學者作家等發表或聚會，推廣烏克蘭的文化與歷史。在戰前，波蘭境內就有包括150萬名烏克蘭移工和過往烏克蘭移民家庭的龐大社群。

不僅自己在收容所幫忙，羅馬娜的兩個兒子也是志工，家裡還接待一組烏克蘭家庭。難民家庭中的爸爸是一位小提琴家，戰爭開打那天，他和老婆與兩個小孩，從烏西城市利維夫（Lviv）逃亡到這。逃亡的他來不及帶上樂器，琴，後來卻被人輾轉送到羅馬娜家。音樂家爸爸一看到小提琴，眼淚瞬間潰堤。他拉了一首烏克蘭的生日快樂歌，給那一天生日的羅馬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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築牆保護自己的心、犧牲自己的睡眠，全家出動接待不認識的難民，即使快撐不下去了也還要做，羅馬娜說，她的理由跟許多人相同：憤怒。

波蘭與烏克蘭皆有被蘇聯統治、侵略的經驗，在二戰時，也同時被德國納粹、蘇聯紅軍進行屠殺。至今，華沙的市中心還有二戰後炸毀建築的遺跡，市中心的牆上有彈孔；而往波烏邊界，則會路過納粹執行種族滅絕的馬伊達內克（Majdanek）死亡集中營。

經歷了二戰後70年的和平，波烏兩國度過約30餘年的獨立歲月，如今，兩國的共同前宗主國破壞了人們渴望守護的一切。對經歷過戰爭、國家爭取獨立的羅馬娜的世代，憤怒是必然；對波烏兩國的年輕世代來說，在歐盟時代出生的他們，大多支持民主多元的價值，出生便呼吸自由空氣，只是生在東歐，他們的共同經歷還包括來自俄羅斯的極權恐嚇或召喚。

「我們可能面臨跟烏克蘭一樣的情況，一模一樣的情況。發生在基輔的事很可能換成這裡（華沙），差別在我們比較幸運而已。這次不是我們。」

還不到30歲，非營利組織「波蘭人道行動」（Polish Humanitarian Action）的媒體負責人克拉耶夫斯卡（Helena Krajewska）告訴我們，他和同伴們為什麼自願輪班在邊界等候需要協助的難民。

一份波蘭民調機構公共意見研究中心（Centre for Public Opinion Research, CBOS）的調查指出，8成5受訪民眾擔心烏克蘭戰事將為波蘭帶來危險，8成8緊盯著戰事的發展，9成以上的民眾認為，烏克蘭應該得到財務上、軍事設備跟武器的支持。

另一份在開戰後第二天，由波蘭研調機構市場與社會研究學院（Market and Social Research Institute, IBRiS）對1,100位波蘭民眾做的民調則指出，超過9成受訪者認為，波蘭應該接收烏克蘭難民。這對2015年右翼政黨執政後，國內分裂衝突愈趨嚴重的波蘭來說，是多年未見的一致與團結。2020年總統大選，執政黨法律與正義黨（Prawo i Sprawiedliwość, PiS）以51%得票，險勝在野陣營的49%。

「我已經40年沒看過波蘭表現這麼良善、感人的一面了，」歐洲外交關係委員會前華沙辦公室主任蓋貝特（Konstanty Gebert）說道，在波蘭還在蘇維埃政權之下時，他便已開始組織公民團體，後來併入團結工聯運動（Solidarność）。團結工聯是蘇聯境內當時第一個非共產黨的勞工組織，後來以罷工形式展開對蘇維埃統治的對抗，喚起全波蘭人在極權統治下的對抗意志，共有超過千萬人加入團結工聯。其開展公民運動的模式，成為其他各地仿效的對象，而後，進一步推動蘇聯解體。

蓋貝特在運動期間，即使蘇聯祭出戒嚴，他仍以筆名大衛．華沙斯基（Dawid Warszawski）長期書寫、出版地下刊物。曾於波蘭、以色列、美國任教的他，至今出版超過10本著作，其中包括波蘭的民主轉型、法國對波外交關係等議題。

見到現在的波蘭，「我想到1981年的第一次團結行動，當時，人們第一次『敢替他人著想』。」他解釋，共產統治之下，人們之間很少對彼此的信任，「會團結起身，一起爭取權益的時候，代表人們覺得可以決定自己的生活，而且他們想幫助彼此一起建立理想的生活。我現在就有一樣的感受。」

過去，人們犧牲生命安全，參與罷工、私下傳遞刊物、支援物資等，是為工廠裡勞工的權益、為共產統治之下人的自由跟安全。如今，波蘭人把家門打開，在火車站當志工，在邊界與華沙間開車，在收容所裡搬物資，也是為共同價值而做。

蓋貝特認為，這幾乎是全國性的志工行動，具有歷史性的意義。

「在波蘭跟烏克蘭之間有許多不好的歷史恩怨，烏克蘭曾經就像波蘭境內的殖民地，波蘭人覺得自己幫烏克蘭帶來了現代化、識字率，只是沒人邀請我們去啊（指波蘭為侵略者）。後來，也就引起了烏克蘭人的極端主義，攻擊波蘭的統治者跟公民。」

蓋貝特解釋，目前的烏克蘭西部的許多城市，過去都是波蘭的領土範圍。「事實上，你不需要是一個極右派，才會對烏克蘭過去曾經對波蘭的殺戮不滿，或懷念波蘭過去帝國的光輝。但現在呢，沒有人在意這些了，大家都動起來幫助烏克蘭人，這讓我很驚喜，我不敢對我的國家有這樣高的期待。」

「這是歷史性的變化，我們好像學會了放下過去的歷史，兩國之間的情感，現在透過波蘭對烏克蘭的各種協助來定義。」

蓋貝特稱，背後的最大原因，當然是因為有共同的敵人，俄羅斯總統普丁（Vladimir Putin）。

過去，波蘭也曾對同樣是前蘇維埃地區，獨立後被俄羅斯攻擊的國家人民伸出援手。

1994年，當俄羅斯向剛獨立的車臣發動戰爭時，波蘭也無條件地接收約8萬個難民，「沒有任何的抱怨，就打開門讓他們進來了，為什麼？因為我們有共同的敵人，」蓋貝特回憶。

在波蘭國內，人們也都有成為難民的記憶。1981年當團結工聯運動開始，當時的蘇維埃政權在波蘭實施戒嚴，上百萬人向西逃出國內，那些為了生存、為了逃離政府極權統治，尋求安全與富足的的故事，在波蘭家庭裡一代一代傳。「所以當我們看到了車臣的難民，我們看見的是自己。」

如今，烏克蘭的處境，讓波蘭更有理由同理。蓋貝特說：

「我們真的覺得烏克蘭人在打『我們的戰爭』，所以我們必須做點什麼。因為如果烏克蘭沒有停下俄羅斯的侵略，敵人就到門口，或更慘，到家裡來了。」

近年歐陸最大一波湧進單一國家的難民潮，可能是2015年起的一年內，超過百萬難民入境人口8,000多萬的德國。而在2022年的此時，230萬位難民在35天內湧進人口4,700多萬的波蘭，亦是極大的挑戰。

蓋貝特認為，這波難民潮，將為波蘭帶來好的蛻變：「這可能是一次根本性的教育，讓公民意識成形。」

他解釋，過去，人們以為所謂的民主，就是投完票、請代議士替你操煩即可。如今波蘭人為了自己的信念動手做，是認知到了，那是自己的責任。

「年輕世代正在邊界上、收容所裡、在那些接待難民的客廳中，學習人們是要對彼此負責。公民是有責任的。」

蓋貝特以自己為例，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替一組烏克蘭難民家庭找上了他，一個媽媽帶著兩個小男孩，需要一個地方過夜，「當一個母親帶著兩個小孩出現在你家的時候，你還能怎麼辦、能去哪裡呢？你沒有別人可以求助了，你必須要接起電話、回應這位烏克蘭來的媽媽，她，就是你的責任。」

1989年以來，波蘭的人均國內生產毛額 （GDP per capita ）成長150%，是歐陸經濟成長最強勁的國家；2018年時，波蘭的人均收入超過歐元區三分之二的國家，創下波蘭史上的紀錄，正式走向富有的消費主義社會。 「走向富有之後，人們覺得反正我有繳稅嘛，有人需要協助？那叫政府去做啊。我不想多做些什麼。這一次（侵烏戰爭）我們集體重新學了一堂課，理解人跟人彼此間是需要互相幫助、一起承擔的，這堂關於團結的課，會長存波蘭，」蓋貝特樂觀地說。

「為什麼？因為它提供了我們一個機會，讓我們看見自己確實能做些什麼。」蓋貝特稱，過去幾年，波蘭政治讓許多人感到無力，此時，人們卻看見自己的力量。

「在此之前，我們最多就是抗爭罷了。抗爭很重要，教會你組織工作、給你勇氣等等的，但抗爭不是行動，為一個帶著兩個小孩的媽媽找到一個可過夜的地方，那才是行動，如果，你的行動成功了，那會給你一個被『賦權』的感受。另一方面，如果你的行動沒成功，例如你沒真的幫上那個家庭的忙，你也看到自己的失敗會造成什麼樣的結果。結果也是集體承擔的。」

新世代公民意識的成形，公民感受到被賦權而有所行動，對此刻的波蘭至關重要，而俄烏戰爭開打後，期待在前線上擁有一堅定可信夥伴的民主陣營，也將需要一積極成熟的波蘭公民社會。

從2015年上台執政至今的法律與正義黨（PiS），是讓波蘭獨裁化的推手，過去7年，在言論自由、教育、性別議題上，PiS一步步走向保守極端。還用以色列間諜軟體監控反對派人士，並在軍隊跟情報單位中加強意識形態清洗，希望趕出反對派意見者。

波蘭政府對媒體的控制，也讓無國界記者組織（RSF）批評波蘭的公共媒體已成為政府喉舌，民間最大的電視台《TVN24》主要股權雖由美國企業探索傳播（Discovery Inc.）擁有，波蘭執政黨議員們卻想透過新的廣播法，要求其降低美國公司的股份，因此惹惱美國。

性別議題上，除了聲稱要建立無多元性別認同者的地區（LGBT Free Zone），另一爭議是禁止墮胎法案，這項法案在去年（2021）11月初有了第一位受害者：一名年輕孕婦，因此法案被拖延墮胎，無法終止危及其性命的懷孕而死亡，再次在華沙等地引發大規模抗議，執政黨PiS的支持率在這之後下跌到32.5%。

擅長操作認同與文化對抗的現任波蘭政府，將「反歐盟、反德國」視作票房靈丹，以此操作民族主義，同時也走向獨裁。

讓波蘭與歐盟衝突白熱化的，是PiS推動的「司法改革」。歐洲法院認為，波蘭政府的「司法改革」將法官任命、審查、去職等權利都由執政黨掌握，已違反法治原則，要求波蘭暫停2020年設立的專門針對法官的紀律審查機構，但波蘭政府拒絕執行有關裁定。波蘭法院反認為歐洲法院「干涉波蘭司法」並「違背波蘭憲法」，強調波蘭法律應比歐盟法律具有優先權。

歐盟最高法院在2021年10月裁定，只要波蘭不中止這一具爭議性的法官審查機制，自11月3日起，每天必須支付100萬歐元罰款，這是總部設在盧森堡的歐盟最高法院開出的最高額罰單。波蘭憲法法庭也反擊，認為歐盟法律的部分內容與波蘭憲法抵觸，雙方進入嚴重的分歧。執政黨主席、波蘭副總理卡臣斯基（Jaroslaw Kaczynski），不但不願停下「司法改革」，反稱歐盟已成為德國的「第四共和」，非法勒索成員國。

這是俄烏戰前，波蘭面對的局面──因為COVID-19疫情影響經濟，波蘭一度陷入獨立以來第一次的經濟衰退，面臨歐盟國中最高的通貨膨脹；同時，歐盟360億歐元的疫情復甦基金，因為波蘭政府對法治的破壞而被凍結。歐盟執委會主席馮德萊恩（Ursula von der Leyen）表示，啟動凍結預算的法治是為了捍衛歐盟成員國的利益。加上，PiS的司法改革若不變，還得繼續每天罰100萬歐元。

過去18個月來，波蘭執政黨的支持度連續下滑。

2月24日，戰爭爆發，波蘭政府卻突然滿手籌碼，展開華麗轉身。波蘭總理莫拉維茨基（Mateusz Morawiecki）飛到過往自家政黨不斷批評的德國，要求德國軍援波蘭、烏克蘭；一方面，長年批評歐盟、親俄的副總理卡臣斯基，卻以歐洲代表之姿，搭火車前往基輔與烏克蘭總統會面；在俄羅斯進犯下，因不肯改革而與歐盟陷入冷戰的波蘭政府，如今卻成為北約和歐盟證明對盟友承諾，展現作戰意志與實力的前線。俄烏開戰之後，美軍在波蘭的駐軍增加超過一倍，愛國者地對空飛彈等軍備也快速到位。

「波蘭從沒有在世界上享有這麼高的聲譽，我們在國際政治中站在一個很對的位置，終於不再被不公平的隔絕在外了，」莫拉維茨基說。

波蘭智庫《政治洞察》（Polityka Insight）成員分析，此刻的波蘭，宛如回到1990年代初，關於未來的一切都處於未知，但外交跟軍事上的政策走向卻是明確的，需與俄羅斯對抗。執政黨此時必須回答，作為一個反德國、不信任西方盟友，破壞民主多元價值的政黨，此時是否能快速改變，成為一承擔大任、可信任的政黨，領導波蘭成為西方的堅實夥伴？

波蘭執政團隊至今不僅未給出明確回答，反而先強調是西方長期忽略了波蘭的聲音，才犯下戰略錯誤，大聲疾呼波蘭對西方的重要性。

「很多執政黨的政治人物，檯面上、檯面下都重申，應該是歐盟要修正自己，而不是波蘭。」兩位政治記者寫道。

也有評論認為，收容了超過200萬難民的波蘭，極有可能跟2015年難民潮時的土耳其一樣，以難民收容為由，向歐盟索取更多的補助，並視之為政治籌碼，以替歐盟其他國家照顧難民為名，交換自身政治利益。

開戰之後，就一直忙碌於戰事報導的東歐非營利媒體《Outrider》總裁戈爾尼基（Jakub Górnicki）從烏克蘭境內接受《報導者》訪問時表示，在政治算計之外，他看到波蘭社會的正面改變。

「必須要緊抓這個黃金時刻，」開戰以來，以Podcast、社交網站貼文、深度長文三方面報導的戈爾尼基雖然嚴重睡眠不足，但卻看到難得的景象：付費會員多了一倍，民眾對真實資訊的渴求，以及對政府宣傳的排斥跟敏感大增。他認為，戰爭不只是帶來志工潮，也讓波蘭民眾反思民主的真實內涵，對新聞資訊的要求更高、討論更深，且會主動學習辨別政府干預的資訊來源。現在，可能是波蘭公民社會茁壯的黃金時刻。

68歲的蓋貝特也觀察，許多人過去不正視現任政府反民主的行為，如今也動了起來，「（7年前）他們開始對波蘭民主帶來破壞性的作為的時候，還是我們這個世代的人上街抗爭，只有我們知道那些作為象徵著民主的危機。」7年之間，甚至有波蘭年長者以自焚的方式向社會血諫，望同胞看見民主面臨的威脅。如今，烏克蘭戰事太近，普丁打到門前，終於逼得波蘭民眾重新思考民主自由的價值，以及失去自由的可能。

最近一份由波蘭媒體《Oko.press》所做民調，有66%的波蘭民眾，期待政府接受歐盟對恢復法治的要求，希望政府儘早結束與歐盟的紛爭；同時，有56%的民眾認為，歐盟疫情復甦基金應該儘早不帶前提的解凍，因為波蘭已大量接收難民。

戰事的未來發展尚未清楚，黃金時刻可能一瞬即逝，「做最好的打算，未來只是雙方持續的對峙，但那對民主絕對不是一件好事。波蘭的民主在此之前就已經面臨極大的威脅，過去都是靠著歐盟在拉著我們的政府，但如果西方跟俄國真的進入對峙，歐盟絕不想在自己的陣營裡創造對立（亦即不會與波蘭政府爭執）；在戰時，人們又傾向於支持極權統治者，希望政府『保護』他們，甚至接受不太民主的方式。我覺得包括波蘭在內的其他歐盟成員國，民主的發展都有危險，」蓋貝特提出警告。

其實在戰爭開打的幾個小時後，就有人跟蓋貝特提出一樣的警告，他是波蘭前總理、歐盟理事會前主席，主要反對黨公民綱領（Civic Platform）的領袖塔斯克（Donald Tusk）。

他在開戰後幾個小時，以公開貼文呼籲波蘭社會大眾，國家必須團結，同時必須要求政府回到法治國家的正軌。

「修正波蘭司法改革犯下的錯誤，是補強波蘭與歐美盟邦關係的必要前提，在司法改革上若彼此繼續衝突，我們的關係只會更加脆弱。」

但同時他卻遭到執政黨支持者的圍攻，因為在歐盟議會中，塔斯克所屬的黨團對一項動議投下贊成票，此動議要求歐盟執委會，嚴格並立即執行對會員國遵守法治精神的要求。「當波蘭在努力對抗俄羅斯的時候，你還允許讓更多人攻擊波蘭嗎？」現任波蘭眾議院議員、執政黨副主席席多（Beata Szydło）如此批評。

隨著未來邊界上的持續對峙，難民在波蘭境內衍伸出的就業、住房、甚至治安等問題，波蘭社會的民粹民族主義極有可能再起，已連續18個月支持率下滑的民粹右派政黨，極有可能獲得選民青睞。

「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們可能是這場戰爭的另一個受害者，」在2015年前擔任政府顧問的華沙大學教授庫斯尼（Roman Kuzniar）受訪時稱，如果因為戰爭，歐盟、美國就既往不咎，忘記現任波蘭政府近年來反民主的作為，他認為，波蘭將成戰爭底下的另個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