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歲末到2000年春天，《中國時報》攝影組剛度過驚險的一季，同時迎來一批當時最新款的數位相機與筆電。驚險來自於1999年的921地震，《中國時報》與各大媒體一樣，由北部總社派出了大批人馬至中部災區長駐採訪，但新聞總是比友軍慢半拍，讓余老先生相當不悅。一個多月的時間，總社辦公室的氣氛低迷不振；我因為先前採訪社會新聞受傷，無法南下支援，只能在總社辦公室收照片、協助內勤。那段時間，每當看到災區令人震驚的畫面，除了北部攝影組同仁的作品之外，經常還能看到一個既熟悉又陌生的名字──蔡明德。我知道這是常聽見主管在電話中喊的「蔡桑」，但從未與他通話。

攝影組的「驚險」，在同年陳進興槍決的隔天過了關。《中國時報》攝影組拍到了陳進興槍決前的獨家照片，見報於隔天頭版頭；當晚余老先生宣布921採訪檢討名單時，跳過了攝影組。遺憾的是，當晚大家在慶祝免於受罰與獨家功勞時，蔡桑沒能從中部上來同歡。事實上，他才是921地震採訪的功臣。地震發生的當下，他護著妻小們到平安地點後，隨即揹起相機袋前往災區；直到隔天清晨，才和IT（資訊人員）小馬在搖搖晃晃的餘震中，爬上公益路上17樓的辦公室，用克難的方式沖洗彩色底片發稿。震災期間，蔡桑每天靠著一輛機車，奔走在中部各個災區，紀錄台灣戰後最嚴重的地震災害。在他的照片中，看到的不是血腥驚悚的災難，而是台灣人民的堅韌與社會的溫暖；照片所呈現的，正是蔡桑的人性特質。

驚險度過921震災採訪挫折的《中國時報》攝影組，沒多久便在報社全面數位化的政策下採購了一批最先進的數位相機；每一位攝影同仁都分配到一台數位單眼相機與筆電。我受命負責接收器材，並分配給包含地方中心在內的所有攝影記者。那段時間，有幾次得和蔡桑通電話，告訴他相機得怎麼設定、或者協助他解決技術問題。

報社全面數位化，代表一個時代的結束與另一個時代的開啟；其中包括，許多新聞攝影好手也在1995到2000年間逐漸退場。大部分的攝影記者興奮與期待新時代的來臨，它似乎意味著今後的工作將更為便利與輕鬆，報社尚未全面數位化的攝影記者，總是羨慕地看著手握新相機、揹著筆電，滿身科技新物的同業，彷彿孩童帶著新玩具到學校引起同學圍觀與欽羨一般。好景不長，攝影記者們很快就發現事情不是那麼一回事，更多便利的科技物，表示新聞勤務的機動性更高、身上帶的設備更多。有些退場的攝影記者，反而依舊在底片的世界裡得到了開闊的創作空間；留在線上的老將，則是與年輕人為伍、繼續匍匐。

2005年葉清芳過世，上百人參加他的告別式與追思音樂會。追思會上，蔡桑爛醉又落淚，拿著麥克風唱著清芳最愛聽的歌，曲間吶喊著「清芳啊！」，像是呼喊著清芳趕緊來到台上和他一起合唱。蔡桑的愴然，讓在場許多人同悲。這位無論橫著看、豎著瞧，都是條粗漢的老大哥，其實是內心充滿溫暖的性情中人；只是男子漢們常常分不清憤怒與悲傷如何有不同的表達，不熟悉的人，總會被粗裡粗氣所驚嚇於外。倘若，透過蔡桑的照片來認識他這個人，看到的會是一個對生命充滿熱情與細膩的性格。他擁有現下年輕人難以超越的勇氣與能力，所以能靠近在內湖垃圾山惡臭下討生活的社會底層，可以說服市場簽賭的圍事黑道，讓那些在當時外界難以窺探的世界，以一張張寫實的影像呈現在我們面前。

內湖垃圾山是蔡桑在《人間》雜誌的第一件差事。《人間》雜誌在1980年代及其後對台灣社會的影響已不需贅述。當時，蔡桑同時錄取了薪水較穩定的《自由日報》與陳映真的「漢陞傳播」，受到大陳（陳映真）的感召，他決定跟著大陳拚拚看。蔡桑就是那時代的文青，他自大學時代便跟著當時的文人雅士學習，浸淫在思想的碰撞中。選擇當時連《人間》的影子都還沒看到的「漢陞」，無非就是理念的實踐。實踐永遠是殘酷的，它讓行動者知道理想不能是紙上談兵，更需要雙腳落入泥坑、揮汗入林，才能闢出開闊。這位大學剛畢業的文青，硬著頭皮就這麼闖入田野，讓數十雙眼盯著格格不入的自己，在垃圾山裡受人打量、咒罵、威脅、驅趕。但是他的誠懇打動了這些社會底層的人們，一個月後，他們反而和蔡桑把酒言歡，看著蔡桑投影在工寮牆上的照片相互取笑。

大陳與《人間》雜誌的記者們，就是這麼走進台灣社會一處處幽暗角落，讓錢財淹腳目的中產階級，看見他們不容易或不願意看見的陰影。黃建亮（阿亮）認為，1980年代有兩本著名的雜誌，《天下》與《人間》，但是它們的名稱都不能代表真實的台灣，真實的台灣應該是在兩者之間。阿亮老師所言精闢，《天下》營造了中產階級生活與富裕社會的想像，《人間》則掀開了富裕表面下不堪的一面。這兩者都不是社會上多數人生活的真實狀態，反而是夢幻天堂與恐怖煉獄的兩個極端。然而大陳的目的，是想激發當時社會中產階級的罪惡感，召喚社會良知；揭開極端的一面，是他的手段。他是《人間》同仁們的導師，尤其像蔡桑這般求知若渴的文青，聽得進教誨、扛得住磨練。

蔡桑說，大陳帶他跑了一趟宜蘭見見老獄友，接著就讓他自己摸索。在地的黃春明也僅是丟了輛機車給他，幫他找了住處，提點他兩句。蔡桑就這麼摸摸探探，自己挖出了即將消逝的打鐵舖與流浪歌仔戲班。他跟著戲班四處流浪拍攝，易地而處地體會戲班生活的困苦滄桑，那不僅是體驗，而是真正的投入和參與。我常想，蔡桑如何能在這些非自我現實處境的場景中切換而不精神錯亂？唯一的方式可能就是，褪去自己原有的社會角色，一定程度地讓自己成為他們。

《人間》在解除戒嚴兩年後熄燈，蔡桑進入了「主流」媒體，先後在《首都早報》、《自由時報》與中時報系擔任攝影記者，其中在中時報系，一待就是20餘年。對許多新聞記者而言，商業媒體日復一日的採訪工作很容易陷入公式化與疲乏，蔡桑對這處境似乎是免疫的。這位來自花蓮鳳林林田山林場的漢子，到台北能在街頭和抗議群眾一起衝撞拍攝、到台中可以落地生根駐地14年；在《人間》雜誌能探訪窮鄉僻壤、深山野嶺；在報社可以進出地震與颱風災區、追逐飆車族兩、三年。沒有一項新聞他不能拍攝，從勞工議題到環保議題，從政治新聞到社會新聞，即便是體育新聞也難不倒他。新聞攝影界曾經有種說法，認為1980年代的新聞工作者經歷了一段黃金年代，他們有幸參與民主化的歷程，因而有寬廣的舞台與眾多的議題可以發揮。若要抱持這個觀點，或許可以看看蔡桑的經歷，這個說法也許就沒那麼正當。蕭嘉慶認為，蔡桑所記錄的是一個大時代的整體，並非僅是個別的專題。延伸蕭嘉慶的說法，那麼每個時代都有它應該被記錄的人與事，知識分子無需擔心題材匱乏，怕的是知識分子關心自己甚於社會。

1980年代關心社會議題的攝影記者，必定少不了蔡桑。他們關心社會議題之甚，幾乎是參與了社會運動。鹿港居民反杜邦時，蔡桑除了拍照，還協助發傳單，他與地方環運人士建立了深厚的情感與信任。當鹿港居民北上陳情抗議時，只告訴蔡桑一人，戒嚴時期台灣第一次發生民眾至總統府前介壽路（今凱達格蘭大道）抗議事件，自然是蔡桑的獨家照片。1980年代如蔡桑這般的攝影記者，經常跨越於記者與社會運動者兩種角色之間，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反五輕運動等諸多議題上。或許有人質疑他們新聞報導的客觀性，然而，客觀的問題在不同的時空脈絡下，自有不同的實踐。他們所展現的不只是媒體記者的任務，同時也展現了身為知識分子的社會責任。

2013年退休以後，蔡桑回到鳳林定居。十幾年來，他規律地整理掃描過往的底片，不時地在Facebook貼文。他帶領讀者坐著時光機回到他曾經歷的年代與場景，用驚人的記憶描述人名與事件。如同2000年《中國時報》分配數位相機時一樣，每次和他一起解決電腦問題時，佩服由衷；科技淘汰不了他，而是從當時全面數位化時，和年輕人一起匍匐。這過程中，許多年輕記者耐不住而退場，這位老將卻依然前進。

如果有機會到林榮閒晃，在寧靜的小徑看見瓦屋裡有位先生時而埋頭看著燈箱上的底片，時而盯著螢幕入神地看照片。我猜，你看到的就是蔡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