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實攝影（Documentary Photography）的起源與攝影術發明的年代差距不遠，最早可以追溯到美國攝影家Mathew Brady在1860年代以寫實手法紀錄南北戰爭。但經常被提起的則是英國攝影師John Thomson，他除了拍攝了大量工人階級的生活影像，同時也來到亞洲，拍攝了台灣與中國的紀實照片。在紀錄片（Documentary Film）方面，美國導演Robert J. Flaherty則是重要的先驅，他在1922年發表的《北方納努克》紀錄片，是一部被視為人道主義代表的重要作品。

紀錄攝影與紀錄片共用了Documentary這個字，因此，它們也有相同的DNA。無論是紀錄片還是紀實攝影，它們都重視「觀點」的呈現、人道主義的精神，同時還要透過角色來說故事。

英國社會學者John Grierson是提出將紀錄電影以Documentary定名的人，Grierson認為，我們可以透過電影這樣的通俗藝術，形塑出公眾意見，並透過這樣的力量集結，進而改造社會。因此，紀錄片應該負起教化的功能、啟蒙公眾的使命、揭發階級剝削與黑暗的任務、以及歌頌勞動者尊嚴的義務。延續這種精神，紀實攝影同樣在20世紀的歷史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紀實攝影家出入在戰爭、飢荒、剝削發生之處，揭露各地不公不義的事。

台灣民主化的歷程中，紀實攝影也扮演著重要的角色。1980年代前後，便有許多知識青年帶著相機進入田野，透過當時的報導文學雜誌（例如《人間》）、以及報紙副刊，報導了許多戒嚴時期台灣各地不為人知的血淚故事。然而到了解除戒嚴、民主開放以後，這些報導攝影師便從台灣的文化圈逐漸退場。或許我們可以這麼說，當一個社會存在越多的壓迫與不公不義，便會激起從事影像工作的知識份子投身紀實報導；也因為一個社會存在著許多的不公不義，這個社會就越需要紀實攝影喚起公眾的意識。

台灣自1990年代以後，新聞媒體逐漸朝向商業化發展，紀實攝影也在台灣逐漸沒落、轉變。一方面，《人間》雜誌於1989年9月停刊，各報也慢慢不再提供圖片故事版面。拍攝專題報導，成了紀實攝影工作者私下的活動，他們雖然努力向報社爭取發表空間，但總是爭不過廣告版面的日益擴大。另一方面，也有人把紀實攝影作為一種「攝影格式」，進行影像操作；甚至，淪為一種濫情的手法，完全忽視了紀實攝影原有的精神與社會意義。

確實，台灣在政治民主化的歷程中，許多既有的壓迫與有違公義之事，都在一次又一次的社會運動、與體制衝撞之中逐漸消弭。同時，經濟的開放與全球化浪潮讓我們快速地享受到前所未有的物質生活。這些因素似乎讓國家內部產生了一種社會無壓迫、無衝突的錯覺，讓我們過了很長一段表面安逸的生活，無視新的壓迫與不平之事的存在。而當年活躍於媒體的紀實攝影師們，如今也已風華不在，白髮蒼蒼。

今日台灣絕大多數的新聞媒體，已經是以營利為目的的商業機構。同時，網際網路的興起與新媒介的出現，讓商業新聞媒體無不追求快速；即時新聞成為當今新聞媒體的要務。在此之下，攝影記者成為道地的影像快遞。他們與騎機車穿梭在街頭巷尾的宅配無異，不必過問宅配的內容如何，只求快速地將物件（照片）送到客戶手（機）上即可。在這樣的媒介環境下，追求紀實報導影像便成為一種不符經濟效益的老派思維。

然而問題是，在我們這個時代，壓迫真的消失了嗎？社會的不公不義真的弭平了嗎？2013年的白衫軍運動、2014年的太陽花學運、年輕人不斷怒吼的22K薪資，在在說明過去那段安逸的生活的表面早已被吹破。在此同時，也愈來愈多的知識分子，不再信任商業媒體的新聞資訊，因而紛紛投入獨立媒體工作、擔任公民記者，其中甚至不乏商業媒體的專業記者。

這些現象，能給我們甚麼啟示？事實上，壓迫從來就沒有消失，不公不義也從未被弭平。台灣社會需要、也正在進入另一次的社會啟蒙；這不僅是一項社會運動，也是一項媒體改革運動。它需要更多有志之士投入，讓新聞報導者重獲尊嚴，也重新拾起啟蒙公眾、揭發階級剝削與黑暗的任務。這也說明，紀實攝影不是不符經濟效益的老派思維，而是我們這個時代的新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