攝影記者退休的林國彰，終於在73歲的這一年出版了第一本自己的攝影集。

《臺北道》是他十年磨一劍的作品，這本攝影集結合「街頭攝影」、「城市攝影」與「地景攝影」3種攝影主題，兼具各自精妙。他鏡頭下的台北，不論是取景，或是快門瞬間，都擁有自身獨特、鮮活且有趣的觀點。

出身《中國時報》攝影組，林國彰仍清楚記得他的入社編號：「70111」，亦即民國70年（1981年）1月11日報到上班。29年之後退休，1981至2010年，30歲到60歲。

拍得一手好照片的林國彰，由於聽力不好，不喜交際，甚少在藝文圈活動。5歲那年因為頑皮爬上佛桌拿茶杯，連人帶杯跌落，碎裂破片插到耳朵上方、挖掉了一塊肉，去醫院縫了20多針，卻因為發高燒被醫生注射退燒藥物而損傷了聽力。

往年醫療輔助匱乏，上學後的林國彰常常聽不到講台上的聲音，「我得趴在書桌上、把抽屜當成收音器，才能約略聽到老師的話，但也很快就睡著。」直到10幾歲，他才有了電子耳，但也慢慢習慣沉默，透過閱讀吸收知識。所幸的是，他找到攝影這項不因聽覺受損而影響太多的工作。

新聞攝影是林國彰一生的職業，報社工作讓他得以在台北扎根、成家立業、養育後代。但那也是一份忙碌的工作，成天奔忙在不同新聞現場、拍照發稿。其時正逢台灣社會解嚴、報禁解除的媒體競爭時代，具有社會意識的圖文報導與報導攝影的興起，也正悄悄改變台灣社會。

當時有些攝影記者選擇離開全職，轉任特約以追求長期記錄的報導計畫，但也很多記者選擇兼顧兩者，擠出休假時間拍攝自己有興趣的專題。再不然，也會在工作中多帶一台相機，跑新聞之際也一邊拍下突發見聞與現場靈感。

90年代《中國時報》創辦人余紀忠手下有一個現在聽來可貴且奢侈的社會關懷小組，專作深度報導。當時小組記者張平宜有志追索中國涼山彝族的痲瘋村故事，她於2000年左右找林國彰一起見證那個被世界遺棄的邊緣村落。他們看見一群已痊癒的痲瘋患者以及他們健全的後代，被遺棄在偏遠山村，失學、無身分、無社會福利。日後張平宜投入這個社群的扶植、發起公益團體，林國彰一家人也成為志工，經常回返、用相機記錄當地改變。

因為採訪中國痲瘋村的關係，有感於對台灣樂生院議題的責任，林國彰再以2年時間，將週休二日用於往返新莊採訪。前者發表為「被痲瘋烙印的小孩」系列照片，曾參與2004年韓國東江國際攝影節、中國平遙國際攝影大展，並刊登於《經典》雜誌（2005年7月號）；後者則與張平宜合作出版為《悲歡樂生》一書，成為記錄痲瘋病史之重要資料。

由這兩個系列報導，可見林國彰不甘只做新聞配圖的記者，更是做一個有能力發揮紀實之眼、為社會提供更多觀點的攝影師，也彰顯了一位攝影記者的扎實功力。《悲歡樂生》的照片呈現了靜謐日常節奏中的孤老歲月，許多特殊的視角揭露了些許刺痛人心的寂寞，使人看見社會歧視下的哀歌。「被痲瘋烙印的小孩」聚焦於許多張力的片刻，兒童無邪的臉龐對照身處的貧窮處境，拉出了更艱困的社會公義之詰問。

低調內斂的林國彰，因工作驅使完成了少數的發表和展覽，而他從不宣揚的一件事是曾於1987年獲得荷蘭世界新聞攝影獎（World Press Photo, WPP）日常生活類首獎，這也是首次有台灣攝影師獲得這個新聞攝影權威競賽的首獎。談到那次獲獎，也是因緣際會，不是刻意追求。只因為有次到荷蘭出差，結識了與獎賽方有聯繫的朋友，對方建議他投稿，隔年林國彰洗了幾張照片交付這位朋友，未料以《中式速食》一作獲獎。這張照片平實且直接地記錄了讓人難忘的勞動場景，濃縮了一個攝影師的敏銳觀察。

此後多年，偶有攝影師朋友邀請參與聯展之外，林國彰卻從未辦過個展，不擅長將自己推至前台。但是林國彰喜歡書，他曾自製許多年曆筆記，仿效張照堂命名為「生活筆記」，筆記書編輯了自己的攝影作品，每年不同主題，幾年下來整理了如「看巴黎」、「過華盛頓州」、「遇見童年」、「日間夢遊」等系列，分享親友。

但是在近年一次重要展出裡，讓他終於意識到過去不夠重視作品。2018年參與「回望──台灣攝影家的島嶼凝視 1970s─1990s」一展，跟隨展覽巡迴至日本清里寫真美術館時，館長細江英公也與台灣攝影師們分享了他們館藏的銀鹽相片。這使林國彰十分震撼，親炙了保存在質地優異的銀鹽相片上的經典攝影作品時，感受到無比珍貴的力量。這讓他感歎過去沒有學習傳承、不知道該用好的物質來保存影像。

「我現在會把這樣的一個遺憾轉移到做攝影書，除了《臺北道》之外，我還要做一個閩台道。」他開始用攝影書展現自己的作品。

報社退休後，約2013年左右，受攝影師林添福邀請參與了「台北建城130年」手機攝影計畫，展開了他的「台北道」系列。

當時他原計到中國拍攝一個專題，但因太太生病了，為了照顧病妻不遠行，以台北為活動範圍。再加上智慧型手機普及，先前他接收了一支女兒汰換下來的iPhone 4，林國彰開始一邊研究台北地景、漫遊台北城，一邊照顧太太、帶她出門散步運動，一邊也捨棄照相機、改用手機拍攝城市。

雖然是陪病，雖然是漫遊，但林國彰卻是做足了準備工作。訪問當下，他拿出了一本《大臺北文化誌》，指著捷運線可達的歷史地標，告訴我按著河右岸的地圖逐一索驥──我心想他很可能是這本小冊的最真誠讀者了。接著，他又拿出《臺北考現學》論文集及《錯置臺北城》，講述著這些著作對他的啟發。最後，還有貼滿標籤、畫滿重點的《後現代主義或晚期資本主義的文化邏輯》，他指出書裡提及的「詮釋」、「烏托邦」、「現代的倖存殘留」與「歷史感的被壓抑的回返」等4個主題，如何開始他的思想。

原來，看似充滿隨意性的《臺北道》，每張照片實則埋藏了林國彰隱藏的歷史意涵。影像中的地景與人們的互動，不僅呼應了古今之時空錯置，更企圖揭露、回返那些被壓抑的歷史感。

《臺北道》既是林國彰10年來的生活與觀察的匯聚，也是對自己身處城市的深遠凝望。

對於攝影中所隱喻的歷史感，他說：

是否再無其他，也許不適合攝影師自我陳述。拍下來，交付讀者，讓意義碰撞。《臺北道》終於來到與大眾對話的時刻。

必定有許多人好奇，他用什麼技法完成。但林國彰的攝影本質不在器材多厲害，或是技術的神祕性。當我問他：「手機攝影可以做到這個程度嗎？」他直白說，從iPhone 4換到11，所有的照片、修圖、文字，全都在手機上完成。他非不懷念徠卡、不想念底片機，只是《臺北道》拍攝到後期，他自己也患病。因此就最便利的手機表現自己所見所思。他給我他所使用的拍照與修圖app，我發現我手機也有安裝，但我看不見、也捕捉不到那樣的瞬間。

林國彰的照片似乎告訴我，重要的是你能拍到的，而不是你的器材。在他賦有深刻觀點的影像背後，他卻在訪談過程中不只一次強調：「我沒有什麼創意，我只是去模仿別人的攝影，攝影書和筆記本也是模仿來的。全是模仿，沒有創意。」

當他這樣說，我並不真覺得這是沒創意。反之，我認為作為一個拍照者，林國彰十分理解攝影的本質，也足夠誠實。攝影這個媒材本質上就不斷地與「原創」的概念相拮抗。當你閱讀過的攝影愈多，自然也深受影響。但這種影響究竟是一種形式仿效還是精神延續？也許要讓讀者自己判斷。

面對《臺北道》中許多巧妙有趣的畫面，不免讓人想問怎麼捕捉到的？林國彰的答案只有「等」跟「多去幾次」。相對當代攝影運用各種擺置、修圖、後製去完成內心的想法，林國彰承認自己老派，他嚴格反對擺拍，更不可能拜託路人重走一次。他只有等，等了，再等，同一個地方，去一次，去很多次。

最後，我問：「但什麼時候你才會覺得自己『拍到』了？」他說：「沒有所謂拍到不拍到。殘缺的話，你就認了，不要去補，也不要再刻意去擺拍了。」

「其實大部分時候，我都不覺得我拍到了。因為永遠都會覺得下一次的機會會更好，但這就是攝影的缺憾。」

容留缺憾、接受歷史錯置的混亂、顯現各種強烈與張力，或許正是《臺北道》所欲彰顯的街頭攝影的力量。

《臺北道》，林國彰著，大塊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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