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6年台大論文造假事件發生以來，台灣在學術倫理的監察與教育這兩個部分，實質上改變並不多，特別是在法規與行政措施的部分，仍然未能直指事情的核心、在關鍵處著力，因此對於釐清重大爭議的案件幫助不大。

就從最近的抄襲案說起。

兩篇文章如果有相當程度的雷同，那一定有一篇是抄襲的。但是「誰抄襲誰？」就是個難決的問題。事實上，未必公開出版時間較早的一定是「被抄襲」的一方，因為一篇學術論文的完成通常得經年累月，如果還需要經過同儕審查的過程，那公開發表的時間會遲於完稿的時間；若是一篇論文投稿的過程一波三折，不是一投就中，而是被不同期刊拒絕了幾次之後才找到安身立命之所，那麼要從各種公開的收稿、審查、發表的時間紀錄來推測完稿時間就更難。

碩士論文也是。以台灣的修業年限來說，一本論文從主題發想、資料收集、實驗或調查工作進行、結果分析到最後的綜述討論，整體時間花費通常需要1年以上，超過2年也是常見的情況。而在1、2年內不斷的增減修改中，哪些段落是在哪個時間點完成的，是無法從論文的完稿日期看出；若是要判斷兩本論文是誰抄誰，實務上來說，並無法以論文的完稿日期界定。

特別是，假若抄襲與被抄襲的雙方是密切的合作者，平常就有書信往來或是資料共享的交流；或是還有個指導教授當作資料流通的中間人，那麼要釐清論文中的哪個章節究竟是誰抄誰，更是無法從各種公開的時間紀錄得知。

因此「抄襲」在舉證上，最關鍵的證據便是被指抄襲的章節段落，其「第一版」出現的時間點；也就是說，抄襲的舉證至少必須逐章、逐節分別釐清，看看雙方誰能就被指抄襲的段落，舉出「我是最早寫出這段文字」的證據。

雖然「第一版」出現的時間點認定，於幾乎都是用電腦文書處理軟體書寫的時代，在技術上並不是件難事，關鍵的證據應該都存在雙方的電腦、電子郵件信箱或是雲端硬碟裡；只要請資訊相關專業人員來判定檔案內容的修訂歷程、檔案內的各種相關紀錄是否有被變造過，就可以得到客觀的結果。

但實際的困難是，即便依《國立台灣大學違反送審教師資格規定及學術倫理案件處理要點》第16條：

「倫理委員會、初審小組或調查小組基於調查事實及證據之必要，得要求被檢舉人或相關利害關係人提供必要之文書、資料或物品。被檢舉人或相關利害關係人若拒絕配合前項之要求，倫理委員會得視其情節，決定是否逕送校教評會或校內有權處理單位建議懲處⋯⋯。」

若是作者以「隱私權」為由，不肯把整部電腦搬過去、電子郵件信箱與雲端硬碟全打開供調查單位檢視，只願意自行拷貝或列印出單一檔案給調查單位，這樣能說「被檢舉人或相關利害關係人拒絕配合前項之要求」嗎？

即便作者使用的是公家的電腦，根據第17條：

「倫理委員會、初審小組或調查小組基於保全、調查事實或證據之必要，得請求本校各處室、學院（中心）主管協助保全或調取證據，前述單位應配合保全或提出證據。」

但是財產上屬於公家的資訊設備內之私人檔案，財產管理單位是否有權在作者不同意的狀態下，打開這些不知與案情有無關係的私人檔案進行檢視？

因為沒有足夠法源保護，執行調查的學術單位只能請求關係人主動提供資料，也正因為調查單位所能取得的資料都是關係人自己「處理」過的資料，就證據力來說，怎麼樣都薄弱了些。

這樣的窘境，台大在處理2016年的論文造假案時其實已經遇過。當時的調查小組皆未能取得任何來自郭明良實驗室的原始實驗紀錄，僅有郭明良提供的影本資料。雖然「倫理委員會得視其情節，決定是否逕送校教評會或校內有權處理單位建議懲處」，但「逕送校教評會」就可以取得更多資料嗎？「建議懲處」就能釐清事實嗎？

所以，在這看似周全但實務上不足的法規下，調查結果永遠都有各說各話的空間，無法一錘定音。以這個角度來看台大於8月9日公布的「林智堅抄襲案」調查結果，記者會中提到類似「第一版」的證據，應該是余正煌提供的「2016年1月28日」之草稿。但至少在記者會中，完全沒有聽到台大的調查是如何確認「那真的是」2016年1月28日的草稿，也沒有看到就被指控為抄襲的段落，是如何與這「第一版」比對？缺少了這兩個關鍵證據的說明，整體的調查無法昭公信也是必然的結果。

發表到國際期刊的論文如果出問題，列名的作者都需要擔負責任，因為所有作者都是屬於「合作」的關係，在身分上是平等的，有差別的只是貢獻度。

但碩博士的論文如果出問題，「照理說」，指導教授應該要擔負較大的責任。因為論文是學生「學習」的過程，所以指導教授有義務關照這本論文的所有細節，提醒與教導學生學術倫理規範。如果學生的論文抄襲造假，不管是否是學生刻意隱瞞，指導教授都難辭其咎。更遑論指導教授知情、默許甚或主動引導學生抄襲或造假，那是不適格的教師，必須要有所懲處。

回到法規面，若檢視台大的《國立台灣大學博、碩士學位論文違反學術倫理案件處理要點》，通篇顯示不管學生犯了抄襲、舞弊或其他違反學術倫理之行為，該罰的都只有學生；條文中提到「指導教授」的只有第8條：

「召開審定委員會時，應以書面通知被檢舉人提出說明或到場陳述意見，未於通知期限內提出說明書或到場陳述意見者，視為放棄陳述之機會，審定委員會必要時得邀請被檢舉人之指導教授列席說明。」

就「說明」，然後，沒事。

若再檢視《國立台灣大學教師倫理守則》、《國立台灣大學論文指導教授與研究生互動準則》，也沒有看到若指導教授的「指導」出問題時，該負什麼樣的責任。

因為我們對於「指導教授」也有同樣清高的期許，所以沒有以法規來規範指導教授。但是每年都有層出不窮的研究生觸犯學術倫理規定，也就意味著每年都有那麼多不盡責的「指導教授」，肆無忌憚地誤人子弟。

也就是說，今天台大校長、教務長在記者會中應該有的態度，不只是義正辭嚴地向大眾宣示他們捍衛了台大的招牌，而必須在第一時間向社會大眾誠懇道歉，為台大沒有在師資良莠上做好把關、沒有把該有的專業認知與學術倫理教給學生，就大學的失能向社會道歉。要宣示的，也應該是今後如何在法規上、在指導教授的資格上、在指導教授的「指導」上，要做怎樣的改進與規範。

畢竟，台大是一所學校，不是法院。

最後，我想給廣大的研究生們建議。「研究」的英文是「research」，本質上，是要發現新的現象、發明新的東西、談出新的想法。而再怎麼有名的學校，規模再怎麼大的實驗室、名氣再怎麼大的指導教授，都沒有辦法窮究所有新的事物。

所以作為一個研究生，也要常常給自己一個「re-search」，重探的機會，停下來想一想：對人生或是對學術研究，更遠一點的想法是什麽？是不是非得這個主題不可？是不是非得跟隨這個老師不可？也要常常「re-search」自己追求「新」的原始初衷是否還在？如果心境已經隨時間而轉，適時地轉個身，不一定要執著在研究這條路上，也許可以得到更精彩的收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