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欺詐（academic fraud）議題因林智堅涉論文抄襲案又在台灣社會引起軒然大波。論文抄襲一直是學術欺詐的冰山一角，其他方式如論文作者不當掛名，在台灣學術界屢見不鮮，幾乎已形成牢不可破的完美共犯族群。學術界如此上下交征利，各取所需，就像房間裡的大象，弊端叢生卻被視而不見。

學術欺詐即使被揭發，當事者被處罰，學術誠信（academic integrity）風氣之建立仍然遙不可及。究其原因，主要根源是社會功利主義當道及投機橫行，知識分子禁不起誘惑，貪圖名利、權勢、財富，把學術論文當敲門磚或遮羞布，敗壞學術風氣及汙染學術殿堂。尤有甚者，有些當事者不僅不承認過錯，還以各種荒謬理由百般搪塞，在民主自由的台灣，社會知識分子若默不吭聲、置身度外，將是學術誠信另一個巨大的危機。如果在台灣學術界看不到自省的力道，放肆其反其道而行，產官學狼狽為奸，讓欺詐共犯集團繼續坐大，台灣會淪為學術腐敗王國。

學術誠信的培養與建立必須從教育著手，尤其是高等教育。學術欺詐古今中外皆有，歐美高等教育也常爆發學術問題，但採取零容忍政策，例如1974年，美國紐約著名的史隆・凱特琳紀念癌症研究中心（Memorial Sloan Kettering Cancer Center, MSK），皮膚科醫師威廉．薩莫林（William Summerlin）在白老鼠皮膚塗黑漆，竟然宣稱不需要免疫抑制劑可以成功完成異種異體皮膚移植，遭MSK解聘。明尼蘇達大學雙城分校（University of Minnesota, Twin Cities）神經學系副教授萊斯內（Sylvain Lesné）2006年於頂尖期刊《自然》（Nature）發表對醫界影響甚遠的的阿茲海默症研究，近期也被發現疑有圖像造假的疑雲，明尼蘇達大學隨即發表聲明就此事件展開調查。

如何堅守學術倫理與研究誠信，是全球學術界必須正視且刻不容緩處理的議題。台灣學術欺詐已氾濫成災、令人觸目驚心，教育部與科技研發部門應正視學術腐敗問題的嚴重性，化被動的檢舉與處罰為主動積極的誠信教育與自我實踐，讓學術倫理與誠信蔚為風氣，才能正本清源，守護台灣學術研究淨土。

學術倫理與研究誠信是學術研究的基本要素。「學術倫理」，雖然有各種法規與原則論述，但不外乎是以誠信最為核心要素。沒有誠信，一切學術探討與研究都是虛假。

然而，什麼是「學術誠信」？紐西蘭奧克蘭大學（The University of Auckland）對學術誠信給予簡單清楚的定義，包含誠實（honesty）、信任（trust）、責任（responsibility）、公平（fairness）、尊重（respect）等5大要素，並要求大學新生一年級第一學期結束前必須完成學術誠信課程的線上學習，未能通過學術誠信課程各單元測驗者無法繼續修習其他課程，因為所有必／選修課程的作業都有專題報告及學術寫作，是所有課程要求學生提交作業（assignment）的主要部分。因此，如何撰寫學術文章是大一新生必修的課程，也是大學四年最主要的學術訓練。

所有學生的學術寫作在線上上傳前，必須經過「防範抄襲軟體」Turnitin檢驗論文內容的相似度，防止剽竊、強化原創思維，以維護學術倫理與誠信。如果學術寫作不能達標，學生不可能畢業。因此大學教育要求師生遵守學術倫理，強調學術誠信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台灣的大學教育通常不會要求大學生以學術寫作當作評估學習成效的方法，只有研究所研究生才會開始學習學術寫作。因為缺乏學術科學寫作訓練，台灣的大學畢業生要寫出說理清晰、論述嚴謹的文章是不容易的。教育部應要求大學教育改革，學術誠信的養成愈早開始愈好，大學生熟知學術誠信的重要性，進入學術研究領域，研究誠信（research integrity）的理念自然水到渠成。

與誠信相反的是欺詐。學術欺詐通常是指悖離學術誠信，例如研究不當行為（research misconduct）或科學不誠實（scientific dishonesty）。學術欺詐方式五花八門，違反學術研究誠信的常見現象如下表所述。

「不當研究行為」或「科學不誠實」主要是造假（fabrication）、竄改（falsification）及抄襲（plagiarism）。其他如，自我抄襲、不當掛名、隱匿、結果無法重現、竊取、重複發表、未適當引註、玩弄統計、影響審查等亦普遍存在。

然而，研究不當行為不包括「誠實的錯誤」（honest error）或「不同的意見」（difference of opinion）。誠實的錯誤，例如論文審查者發現作者所使用的統計方法有問題，作者虛心接受並修正後並向審查者致謝，這是無心之過，能承認錯誤並改正，不構成學術欺詐。至於對論文結果解釋及討論，審查者或讀者有不同意見，並不屬於研究不當行為的範疇。

生物醫學研究是很多國家科學研究計畫的主要項目，本文所提及的學術欺詐也以生物醫學領域為主。過去20年，世界各國都曾爆發重大的學術造案事件：美國已經發現數百例嚴重不當研究行為、北歐國家有10幾例、英國有20幾例家庭醫師參與藥廠的藥物試驗而被發現研究造假、違反學術誠信，其中牽涉醫學中心也有10幾例。

英國出版倫理委員會（Committee on Publication Ethics, COPE）估計，英國每個主要研究機構平均每年會有一例嚴重不當研究行為發生。德國在分子生物學研究的造假事件也相當引人注目，也曾震撼整個德國學術界。亞洲的日本與韓國的學術欺詐也不遑多讓，至於台灣與中國的學術欺詐近年更急速成長，成為學術欺詐的重災區──撤稿觀察（Retraction Watch）統計2012年至2016年，5年間的論文撤銷數，台灣佔73篇，僅次於中國的276篇；如果以人口數或論文發表數當分母計算頻率，台灣論文被撤回率是全球第一。

以韓國及日本學者為例，一旦被揭露詐欺，多勇於面對承認，但台灣學者涉入學術欺詐卻少有真心承認錯誤。

韓國著名生物科學家黃禹錫於2005年聲稱可以從成人細胞產生幹細胞，震撼全世界，被韓國人視為民族英雄，為科學界的明日之星，是韓國人榮獲諾貝爾醫學奬的希望。然而，2006年1月10日黃禹錫被發現幹細胞轉殖研究全是造假，其發表在《科學》（Science）期刊有重大發現的研究論文是偽造的，韓國舉國譁然，視為國恥。黃禹錫向國民道歉，並辭去國立首爾大學教授職務。韓國最高科學家委員會取消黃禹錫最高科學家的稱號，檢察機關亦控訴黃禹錫欺詐，2010年底黃禹錫被判有期徒刑18個月，緩刑2年確定。

日本細胞生物科學家小保方晴子於2014年1月在《自然》期刊發表論文，宣稱是全球首例成功產生「刺激觸發性多能性獲得細胞」（簡稱STAP細胞），被認為是日本第一位具有潛力獲得諾貝爾獎殊榮的女性科學家。但其論文結果無法被重複驗證，受到多方質疑造假，半年後自行撤銷論文，早稻田大學也正式撤銷她的博士學位。隨後，其指導教授不幸自殺身亡。日本外部專家調查委員會的報告指出：相關研究人員及共同作者對研究實驗沒有紀錄、沒有原始數據及圖表明顯有問題等，都刻意忽略或疏於確認。

當年黃禹錫幹細胞轉殖的研究，讓科學家對開啟巴金森氏症及其他退化性疾病新的治療方式充滿希望，但他因學術欺詐而蒙羞，身敗名裂，亦給世人警惕。科學家也是人，為名為利，不擇手段，也會犯錯。雖然知錯能改，但科學研究這條道路，一旦誠信破產，很難東山再起。

過去10多年來，台灣每次論文造假事件被媒體揭露時，只見舉國譁然、民意沸騰、公眾撻伐之聲四起，但新聞熱度過後，船過水無痕。輔仁大學教授戴伯芬在2020年8月接受訪談時，列舉台灣學術造假5大欺詐模式：共同掛名、論文量產、論文外包、論文互抄與政客論文。整整2年過去了，許多大學及研究單位都出台學術倫理與研究誠信規範，台灣聯合大學系統也於2020年4月公布「台灣研究誠信守則」，作為台灣學術研究的依據與規範。然而，言者諄諄，聽者藐藐，台灣學術欺詐事件仍層出不窮。

2006年任職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簡稱國科會，2022年改制為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主委的陳建仁，共同掛名的論文投在國際期刊《癌症》（Cancer），遭期刊編輯指出涉嫌抄襲，台大醫院倫理委員會開會後認定，該案第一作者（陳冠宇）所涉抄襲成立並做出處分，也「建議由醫學院院長與附設醫院院長共同署名函知其他共同作者之服務機構，以為提醒。」但學界某些大老以「抄錄不當」輕輕一筆帶過，認為只是瑕疵，與科學不誠實無關。

如果連學界大老對學術倫理與研究誠信理念如此輕視，如何告訴學生學術倫理道德規範的界線在哪裡？為人師表的學者，對研究誠信的認知更需要再教育。

台灣學術欺詐盛行之所以無法有效遏止，與社會「官大、學問大」不良風氣有關。學優則仕、學者當官（如擔任政府部門首長或國立大學校長），手中擁有資源與人脈，每年包山包海可以掛名好幾個研究計畫，總研究經費動輒超過數億元，掛名指導研究生不嫌多。

每個人一天只有24小時，扣除吃飯、應酬、睡覺、休息，白天行政工作繁重，有開不完的會，哪來神功閱讀學術文章，指導研究生？有些官學兩棲的掛名教授，一年可以指導10幾個研究生，這種荒謬現象，存在已久，不見學術界自我檢討反思，姑息放任結果就是學術庸俗化、論文量產化與商業化。當弊端明顯出現時，當權者必須虛心自我檢討、自我改革，當機立斷遏止歪風，不可以尋私護短，切忌以陰謀論誤導民眾為政治迫害。不可為了政治利益，踐踏學術倫理與研究誠信。

國人對學術觀念的偏差也是學術腐敗的溫床，國人迷信高學歷，尤其是將碩士、博士等高等學位，視之為「有學問」的象徵。博士學位其實是完成學習如何從事研究及做學問的一紙證明而已，但台灣幾乎所有研究所都規定博士班研究生畢業前必須有兩篇文章被科學引文索引（Science Citation Index, SCI）期刊接受，有些研究所還規定研究刊登的學術期刊影響係數（Impact Factor, IF）必須大於2.0才能畢業。學生在求好壓力下，可能美化數據與圖表以求順利畢業，而大多數指導教授忙碌不堪，1年能好好指導2個博碩士學生論文，仔細看完學生論文者可謂幾希矣。

綜觀歐美著名大學如牛津大學、劍橋大學、哈佛大學的校長，根本不會身攬鉅額經費的研究計畫，因為大學校長的主要職責是做好「行政管理」，念茲在茲是如何募款及延攬一流人才，而非到處掛名研究計畫，自以為是頂尖學術研究的領導者。台灣有些學術大老就是製造學術欺詐集團的始作俑者，敗壞學術風氣，最該咎責的就是這些手握研究經費及人力資源，圖謀利益交換的從政學者。

科學是一門能自我修正的行業，如及早被發現，就能減輕對科學傷害。但過去20年，學術欺詐事件不斷惡化，最近2年多來，至今年（2022）7月底，單單與COVID-19新冠病毒有關的研究論文已有253篇出現在「撤稿觀察」名單中。生物醫學研究造假不僅誤導後續研究，更嚴重的是會危及臨床實驗，陷受試者於高風險中。科學界無法忽視研究造假的嚴重性，必須嚴肅思考如何面對及如何處理學術欺詐的難題，這是一個棘手且痛苦的過程。

目前只有少數歐美國家已建立有效且完整的研究誠信委員會，用國家的力量應對學術腐敗。例如，美國政府在2005年訂立聯邦法規定義不當研究行為，並在衛生及公共服務部門下屬的國家衛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設立「聯邦研究誠信辦公室」（Federal Office of Research Integrity）。

此外，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亦成立總監察長辦公室（Office of Inspector General），同樣擁有對學術腐敗的獨立調查權，成員涵蓋具有審計、法律、科學等專業人士，確保政府贊助的研究計畫能有效執行，並預防經費濫用及資源浪費。

台灣許多大學雖然也紛紛成立研究誠信辦公室，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也設有研究誠信辦公室，但徒法無以自行，如何落實執法，還是在人為。如果無法去除人情壓力、鄉愿文化、政治介入等人為干預因素，高談闊論學術倫理，研究誠信永遠只是空中樓閣。

學術倫理與研究誠信是立基於學術界對誠實、公平、信任、尊重、及責任等價值觀的承諾。這些價值觀塑造了大學教學、學習、與研究的風格，即使大學教育百年樹人的工作是艱難的、具有挑戰性的，師生均需以學術誠信正直為自我期許，才能帶動學術研究良性發展，讓每一個從事學術研究工作的學者都能有尊嚴的付出，為保護學術淨土而努力，進而導正社會風氣，提升民主政治誠信度。有誠信的學術傳統，才能有願景看到社會未來永續發展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