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又再度發生家庭照顧者殺人事件。一名退休建築師將生病的妻子推下14樓。妻子身亡，丈夫自首。這起照顧殺人案，有幾個特點，在政府擘劃「長照3.0」之際，應納入思考：

所有導致悲劇發生的原因，都須一一剖析、提出對策，才能減少下一個悲劇發生的可能。

依據新聞媒體的報導，照顧接受者（妻子）罹患「水腦症」；依據老年精神科醫師的分析，這類疾病主要症狀包括：步態不穩、尿失禁與失智；即使已經申請長期照顧介入，居家服務員每天到家協助盥洗等，時間共4小時。但一天扣除4小時，病人仍有20小時有密集的照顧需求，都仰賴同住的先生獨自照顧。即使先生已經身體不適，妻子仍然期待只由先生照顧，抗拒外界服務。

如果報導所說為真，那麼可以想像：照顧壓力也就由此加劇。說來可悲，「老顧老」個案中，不論是「照顧接受者」或「照顧者」都可能有病在身，只是看誰先倒下。

長照3.0必須更注重對家庭照顧者的身心健康關切，因為照顧者並不只是為病人付出的「工具人」；雖然《長期照顧服務法》第一條就將「家庭照顧者」與「照顧接受者」並列為服務對象，但「家庭照顧者」的福祉在政府長照資源中占比仍十分邊緣。當社會中「老顧老」的趨勢增加，就必須對這類老年個案，對雙方都投注更多的關注，不只是將焦點放在「照顧接受者」身上。

尤其，更須密切注意照顧者的壓力指數，這正是照顧悲劇發生的重要指標。所以，長照3.0必須增加對照顧者負荷的監測與對策。

依據我過去分析進入司法審理程序的「家庭照顧者殺人案件」，老年配偶照顧者常因承擔照顧責任導致身心疾病，而且更少被人（醫師或親友）發現，也很少自我覺察已經出現身心狀況。

可悲的是，往往是在照顧者殺人、自殺送醫後，才發現他們已罹患憂鬱症。甚至是律師要以《刑法》第19條「行為時有精神障礙」為殺人的照顧者辯護時，法院要求醫院進行「司法精神鑑定」，精神科醫師才發現老年配偶照顧者在案發前，早已身心疾病纏身──這樣的狀況根本已不適合再擔任照顧者角色，但在案發前，無人知曉照顧現場的真相。

本案目前尚未得知主要照顧者、這位73歲丈夫的身心狀況。但如報載，他原本有攝影與旅遊的興趣，不知是否因承擔照顧責任而無法持續、無暇紓壓？生活一切以照顧為重心，這是十分常見的狀況。

家庭照顧者關懷總會祕書長陳景寧今年已提出「5層次守護家庭照顧者網絡」（如下圖）的呼籲，希望能減少照顧悲劇，防範未然。第一層就是家庭照顧者本身對身心壓力與負荷的覺察。但實情常是，現代父母心態是「不想麻煩孩子、就兩個老的自己應付就好」；忘了「適度向外求助」是自己的基本權利，也是防範壓力炸鍋的根本之道。

以今年的暢銷書《你忘了全世界，但我記得你》為例，作者鄭秋豫是中研院語言學研究所前所長，她為了失智的丈夫，提早兩年退休，成為全職照顧者。但隨著病情加劇，她疲於奔命，即使有了看護協助，她還是罹患憂鬱症，暴瘦10公斤，幾乎失去生命之光。與由美返台的女兒討論後，選擇將丈夫送入住宿式機構，再定期探視。這是對的決定，如此才能解救夫妻兩人。

鄭秋豫也想到了自己的老後，計畫要自己搬入安養院，甚至決定身後事，不願給女兒添麻煩。女兒誠實地告訴她：「媽媽，我最近常常聽到你說不希望給我（指女兒）添麻煩，可是我很願意為你和爸爸做事，不會認為那是麻煩⋯⋯我希望你不要一直說『不想給你添麻煩』⋯⋯結果變成那個最麻煩的人。」鄭秋豫至此恍然大悟：兒女也想要參與和分擔父母老去的過程，不要剝奪孩子的選擇。

誠然，老年父母深知照顧的辛苦，不願拖累子女；但萬一因為壓力導致殺人的後果，卻是家庭與社會巨大的傷痛，又會帶給子女怎樣的悔恨？「開口求助」是體貼子女的父母最該學習的事。

衛福部心理健康司近年來積極倡議國人心理健康的重要性，提供15至45歲青壯世代每人3次免費心理諮商；「家庭照顧者」應是接下來心健司應關注的對象。依據衛福部長期照護司「家庭照顧者支持服務據點」提供的服務項目，家庭照顧者可在家照據點使用每年9次免費的心理諮商，該項服務的使用率亦有逐年增加的趨勢。此外，也要鼓勵家庭照顧者運用心理簡易量表「心情溫度計」，提高對情緒的自我覺察能力。

再者，本案另一特點是「照顧接受者」抗拒外人服務，且夫妻之間頻有爭執。之前亦有類似案件，母親堅持由兒子親手照顧，兒子不堪照顧負荷、殺害母親後輕生。這也是前述家總守護網絡第二層：「被照顧者當一個『好照顧的人』。」也就是說，照顧接受者若仍有意識，也要改變傳統思維，不要堅持非家人照顧不可；因為家庭照顧者想要有外界資源介入，這就是他的「求救訊號」──他可能身心負荷已經到達臨界點，沒有照顧的能力、意願了。就像生病就去看醫師，有照顧需求就使用長照資源，「堅持家人自己照顧」的觀念需要翻轉，特別是「照顧接受者」這方。

事實上，家庭照顧者倡議運動歷經10年以上的努力，很多家庭照顧者開始學會自我覺察，也向外尋求協助資源，卻常因「照顧接受者」抗拒，而讓雙方都陷入苦境。

隨著病情隨時間惡化，照顧責任愈趨密集與漫長，家庭照顧者不堪負荷的情況也跟著加重。但我國當前民情尚無空間，可以讓高負荷的家庭照顧者抱怨、或說出「我不行了，我照顧不下去了」這種話。「自己家人自己顧」的傳統責任感還是極為強烈、將長輩送到機構就會被指為「不孝」，讓照顧成了枷鎖，消磨了家人情感的展現，更增加「照顧殺人」的可能因子。

當家庭照顧者的照顧能力與意願已無法持續時，此時就必須透過「家庭照顧協議」，讓所有家庭成員重新調整照顧安排。要安排家庭中的照顧責任，許多家庭會覺得為難，很難開口或達成共識；不過，現在已有工具可以協助安排。

家庭照顧者關懷總會在法律扶助基金會協助下，已經發展出「家庭照顧協議」的線上指引工具，依指示及步驟，每個家庭都可以自行盤點可以運用的長照資源、評估資產與付費能力，列印召開家庭會議的文件，讓「照顧安排」不再那麼困難。

展望未來的人口變化，讓已沒有照顧能力或意願的家庭照顧者能尋求專業人員協助，並讓「照顧安排」成為家庭公開討論的事項──這兩件事是台灣進入超高齡社會之際，必得改變的社會文化氛圍。

另一方面，對照顧者家庭的多重守護網絡中，極為關鍵的角色是進入家戶服務的居家服務員，以及每月電話關懷訪視、半年面訪一次的個案管理員，兩者都接受過關懷家庭照顧者的相關訓練。由此案來看，建議專業人員除了定期關懷主要家庭照顧者的壓力與負荷，還需在入戶或電訪時觀察出照顧雙方的互動是否出現異狀、鼓勵家庭照顧者勇敢說出自己的困境，讓家庭照顧安排有鬆動與改變的機會。

多年來，身為長照與照顧壓力的研究者，每當媒體出現「長照悲歌」一詞，我總會無力地想：這樣的悲劇是不是太頻繁了？頻繁到令政府、民眾無感了呢？但是也得對自己、對社會、對政府喊話：問題雖然複雜難解，但是，這正是快速老去的台灣，必須嚴肅以對的問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