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日本記者松浦晉也回神的時候，他已重重打了失智母親一巴掌，滿地都是媽媽喊餓、從冰箱翻出撒了一地的食品。母親怒吼：「居然敢打你媽，你這個不肖子！」她緊握雙拳撲向松浦，母子倆打成一團。

原本報導太空科技的松浦晉也，獨力照顧失智母親之後，日子也掉入宇宙黑洞，壓力逐漸將理智吞噬。母親床下的尿漬、地毯上糞便的氣味，不只在生活裡，也在夢裡將他逼到照顧極限。他寫成《媽媽，對不起！獨身中年大叔的照護奮鬥記》一書，比他的星際科普書更大賣。因為這些照顧艱難，打中了日本社會的痛處。

理智斷線、對失能的父母動手的照顧家暴事件，在台灣也逐年增加。據政府統計，每年約有500件因為照顧壓力而起的「照顧家暴」。

第一線家防中心社工觀察，晚輩對長輩動手的案件，最普遍原因是日常相處摩擦，連「該由誰曬衣服」都能打起來；其次為財產糾紛、或晚輩罹患精神疾病或有藥酒癮等等。而「照顧家暴」已成為不可忽視的現象。

案件背景，源自劇變中的台灣人口結構。嬰兒潮世代的人口紅利結束，30～50歲中生代「上有老、下有小」，肩負經濟與照顧負擔。少子化使家戶人口持續減少，從1991年平均每戶人口數約3.94人，到今年（2024）4月創歷史新低，平均每戶2.52人。數代同堂、能互助替手的照顧模式不再。

由旭立文教基金會成立的「新北市白絲帶學習中心」，已服務家暴相對人13年。旭立社工部主任彭淳英觀察照顧家暴相對人的生命歷程，「有些人會主動跳進照顧角色，有時則是回應被照顧者的期待。這個主要照顧者，通常不是被照顧者最親近的家人，但一定是這個家庭系統裡公認能承受照顧壓力的那個。」男性晚輩裡，具有長子、獨子身分者，很常在長輩倒下後獨攬照顧工作。

彭淳英說，照顧者的支持系統薄弱，家暴風險因子就升高。當晚輩的認知、期待，跟不上長輩衰老速度，也易起衝突。男性照顧者習慣獨力解決問題，較不善於求救與訴苦，也較缺乏壓力調節管道，就她的服務經驗，照顧家暴中，動手的男性確實高於女性。

彭淳英陪伴過的相對人中，46歲阿傑（化名）是主動擔負照顧責任的類型。當高齡父親中度失智，阿傑懷抱「長子要照顧爸爸」責任感辭職，卻發現自己完全沒準備好要面對快速退化的爸爸。某天出嫁的妹妹返家，發現父親身上有瘀青，阿傑說不出原因，妹妹果斷帶走父親並聲請保護令。

阿傑否認打爸爸，覺得妹妹的反應猶如控訴他照顧得不好、抹滅他的辛勞。「他非常在意『妹妹因為我照顧我爸而告我』，情緒低落又焦慮，」彭淳英說。

阿傑最後被法官核發「遠離令」，不得接近改由妹妹照顧的父親。白絲帶中心安排阿傑參加紓壓團體，下一步，是陪他尋回擔任照顧者之前的生活。

偏向情境式暴力的照顧家暴，確實與傳統家暴的代間傳遞、權控結構等樣態迥異。陳景寧與家總社工陪伴許多在照顧壓力下動手的照顧者，最大感觸是，當前的法律只看得見有形的傷痕，看不見無形的「照顧壓力」：

「你能想像嗎？一個人當了多年照顧者，一次失控（家暴），司法給他的落款是家暴犯，他有多不甘願？希望我們的系統能更溫柔、更敏銳地察覺這群『相對人』，他們不是壞人，只是不知不覺走到這局面。」

為何有些照顧者使用了政府的長照資源，還是無法有效分攤照顧壓力？台北護理健康大學長期照護系教授陳正芬說：「（關於長照）政府確實做很多，可是對這種照顧密集度很高的照顧者，我們必須很謙虛地說，做得還不夠。」

「不自己照顧就是不孝」的觀念根深柢固，連專業者都無法擺脫。陳正芬曾擔任某居家服務單位外部督導，有社工提問：「老師，我們是不是替代了家庭的責任？」她答：「每週有168小時，居服入家不到20小時，你只是在支持這個家庭，而非替代。」

陳正芬說，照顧悲劇常在照顧者有急性醫療需求時發生：

「我一直呼籲不要那麼『反機構』，每個社區應該都要有個24小時的社區照顧體系，照顧者生病時，能把被照顧者送到離他最近的地方暫時照顧，自己好好去就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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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現在各縣市老人保護社工除得增補對「照顧負荷」的知能、與長照單位更緊密合作，還會請醫師幫忙上「老人傷勢成因」的認知課程。

高雄市是少數建置「受暴長者驗傷機制」的縣市。高雄家防中心主任黃慧琦說，受虐長輩適用社會局與高雄醫學大學附設醫院合作的「成人保護案件驗傷醫療整合計畫」，視其傷勢，轉介皮膚科、病理科、外科等相關科別驗傷。

當社工判定長輩有危險，會緊急安置到養護機構、護理之家或醫院。老人福利聯盟祕書長張淑卿指出，有時候家屬的身心狀況已經不佳，卻不願長輩被帶走，因此對於機構照顧品質的要求，有時標準會高於一般家屬，「（對機構而言）俗話叫做比較會找麻煩。」機構面對合併失能、失智等不易照顧的長輩、又要應對帶著許多情緒的家屬，深怕被投訴、提告，索性不收案，導致安置床位長期緊缺。

衛福部保護司指出，已與長照司、社家署與管理榮民之家的退輔會協調，未來透過機構評鑑加分，鼓勵機構保留緊急安置床位。

張淑卿亦指出安置費用的弔詭：受暴婦女緊急安置費由國家埋單，受暴老人僅由國家代墊，事後向當事人或家屬追償。同樣是受暴的國民，這樣的對待並不公平。

部分照顧者與專業社工，抱怨法官不能理解家庭照顧者的辛苦與創傷。但是，「能有多少時間理解一個案子，牽涉辦案期限，」台北地方法院家事庭庭長李莉苓說明，以北院家事法庭來說，法官手上平均每月有150～200個未結案件，開庭之外還得花大量時間看訴訟資料、寫判決，新案還不斷進來，每週大概只能撥出2～3個半天開庭。

她解釋，通常保護令需在收案起4個月內審完，若須當庭詢問證人，可能會開到半小時；若情節清楚，的確可能15分鐘結束，畢竟後面還有好幾案在等。對於保護令案件，法官要確認的是「暴力事實是否構成」，因此僅對家暴事實精準提出問題，當能做出判斷，就不會多問，一件通常保護令一般只開1、2次庭。

李莉苓說，她知道照顧暴力案件的相對人有委屈與無助，這需由社政協助，無法在保護令的法庭上讓他們娓娓道來。保護令的意義，並不在標籤與責罰相對人，是希望透過處遇計畫改善家人間的相處，避免暴力再現。司法院少家廳長謝靜慧則表示：

「《家暴法》的核心價值，就是無論如何都不容許家暴。但或許可改善一些環節，讓照顧者相對人的處境被理解。」

謝靜慧舉例，各縣市政府會委託民間團體，在各地方法院設置「家事服務中心」、家庭暴力事件服務處這兩個社福窗口。由於親密關係暴力、親權案件長期占家事案件大宗，因此提供服務的單位也以深耕婦女、兒少權益的團體為主。當老人與長照接受者的受暴議題浮現，地方政府或可請熟稔老人福利、家庭照顧者的團體共同協助；未來委外時，投標的團體就能以多元化的服務知能，因應社會變遷。

陳正芬建議，應給予照顧家暴相對人個別與團體課程，例如參考長照司正在執行的家庭照顧者到宅照顧技巧指導，派專人入家一對一指導照顧技巧、說明危急時有哪些配套資源；團體課程應將同樣有照顧議題的相對人排在一起才會見效。只是，照顧者去上課時誰來替手照顧？仍然暫時無解。

「親密關係暴力案件曾是家暴致死案件的大宗，推行防治方案多年後，親密暴力下降，老人受暴死亡卻開始浮現，」衛福部保護服務司科長邱琇琳說，當發現部分案件與照顧負荷相關，保護司密切與長照司、心健司合作，中央也委託學者研究案件成因。

實務上的另一為難，是老人家與照顧者之間有很多情感糾葛，或以「家醜不外揚」拒絕社工介入。當事人的排拒、孝道觀念的綁架，外界資源進不來，就如同日本形容的「無人知曉的房間」，成了壓力鍋；當傷害造成，沸騰的鍋蓋才被掀開，但一切已經太晚。

松浦晉也對母親動手之後，向遠在德國的妹妹求助；妹妹為他通報日本的社區長照專員。政府體制的回應並不是將松浦列為該受罰的暴力犯，而是引入政府照顧資源，入住團體家屋，對松浦晉也說的第一句話是：「您辛苦了，我覺得您真的夠努力了。」接下來，讓專業接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