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4日烏魯木齊大火事故後，次日即在當地引發大規模的群眾反封控遊行抗議。火災引起的悲憤迅速傳遍了整個網際網路。而後11月26日下午開始，南京傳播學院和上海烏魯木齊中路皆出現了「群眾手持白紙」的悼念抗議，直接拉開了整個中國、乃至於全球華人的「白紙抗議」浪潮──短暫的週末兩天內，全國各地超過200所大學學生在校園抗議，十幾座大城市均出現市民上街示威，隨後世界各地的海外中國人社群更在全球數百座城市接力發動上千次聲援集會以響應中國國內的社會抗爭。

這場以「白紙」為象徵的抗議潮，從「反抗封控」的生活怒吼到大膽提出政治性訴求，看似是連貫、跨區域與跨領域的全民性政治運動，其實卻揉合了彼此「平行」的三股運動：

我將這三個運動從封控抗議潮中拆解，並非是要強調三者的獨立性，恰恰是想突出這三個運動中在封控抗議潮中的相互交融；同時，這三個運動在平行共存間的張力拉扯，也能幫助我們理解這股抗議潮中的局限和複雜性。

當「白紙」作為運動象徵而在海內外被廣為引用時，整個運動的討論核心基本只聚焦於國內高校和城市居民的政治性抗議和海外離散中國社群的團結運動，但這一敘事完全忽略了發生在各地城中村和外來務工社群的工人抗爭。

工人階級的抗爭在此次白紙浪潮中的作用，之所以必須被重視，是因為我們無法忽略「富士康工人鬥爭經驗」對白紙運動的後續啟發。

而新疆大火無疑是衝破群眾憤怒臨界點的「最後一根稻草」，以城市居民和受教育知識分子與大學生為參與主體的「悼念式」抗爭，由此在全國城市街頭和高校抗爭遍地開花。

但這一波具有「各地」、「同時」與「自發」特徵的抗爭，實際是中國封控政治問題的系統性呈現：沒有死於新冠卻因新冠而死的「疫情間接傷害」和集體創傷的情感積累、封控下的生計危機形成的政治經濟結構困境、工人社群反封控抗爭提供的行動破口、「二十大」後民眾對防疫政策放寬的預期落空和政策張力，以及北京四通橋「孤勇抗議」提供的政治化話語資源──這些集體經驗，皆是動員這波城市─高校運動潮的重要能量。

「海外的團結運動」與「中國國內的白紙抗議」雖是相互呼應的運動整體，但兩者間不同的運動主體、議程設置、和政治訴求上的張力差異，卻決定了他們必然在中國反對運動中的不同角色。

我們亦將本土的封控抗議，進一步區分為「工人主體」和「城市居民／學生主體」，但這不是為了區隔兩者，反而是要提醒運動參與者：不能忽視長期以來，工人社群為中國民間反抗運動提供的運動資源和意識啟發，因為根植於經濟體系的社會不平等，一直都是任何政治運動的核心驅動力之一；必須強調工人運動的韌性特質和團結必要性，因為在封控抗議潮下，外來工人與本地市民並非絕對區隔，例如11月27日武漢各區數萬名外來務工者和居民一同沿街拆除封控圍欄的抗爭行動，就是一個重要的象徵舉例。

但由於工人群體的邊緣性和政府處理工人運動的高強度維穩，都令工人的基進抗爭長期不為民眾所知。但這次富士康工人反抗在中國社會所引發的廣大迴響，其為本次白紙抗議所提供的運動資源，再次啟示了未來中國反對運動必須將工人運動視為重要核心部分。

另一方面，在六四之後，以市民和學生為主體的社會運動雖非毫無存在，但本回抗爭的「政治化」（politicization）趨勢，卻是另一副全新風景。

以往的城市抗爭，多數只是聚焦在特定議題下的集體行動， 例如：2007年廈門與2014年廣東茂名市民的反PX環保示威、2016年深圳與江蘇昆山呼籲「公平教育」的家長集體維權、或2010年廣州「撐粵語」的文化保育抗議等。然而白紙抗議名義上的直接訴求，雖圍繞在反對嚴苛封控，示威人群中夾雜的政治性口號──「習近平下台」、「新聞自由」與「言論自由」等──卻開始被群眾接納和共同喊叫。

雖然有人以為四通橋抗議可能是催生這種政治性口號的關鍵一把「火」，但絕不是這一政治質變的源頭。因為在疫情爆發之前，我們就能明顯發現到：中國中產階級或受教育群體，對於財富積累和階級向上流動性的期待，已日漸絕望。網路流行討論的從社畜、內捲、「躺平」、「潤」學、甚至到「最後一代」，這些每年新發明的文化詞彙真切地反應了中國新一代年輕人對於未來的遞進絕望感，更顯現民眾對於當下政經體系的高度失落，甚至迫使政府出動國家宣傳機器來駁斥躺平、潤學等「時代糟粕」。

這些生活上的「失落」，過去並未真正轉化為現實中的「反抗」，直到這次發生在城市的白紙抗爭，才開始展現革命性的政治質變。儘管現在的我們，尚無法直接預見中國未來的群體運動將如何組織發展，這場白紙運動卻已至少替民間運動開啟了新的政治化想像。

同時，響應國內白紙抗議，海外中國人在全球數百座城市／高校的團結行動，則突破了六四以來，傳統民運以「政治領袖」為核心的異議典範──在過去，傳統的中國海外民運一直備受各方詬病，因為這種以海外民運領袖為主體、強調「直接反對姿態」的政治倡議，往往夾帶著強烈父權化和保守主義傾向，這不僅無法凝聚與組織起本就發散的海外中國人社群，更難連接國內本土的社會議題和跨階層社群，甚至令新生代離散社群刻意疏離。

但響應白紙抗議的海外聲援，多以海外留學生為主的新生代擔任核心組織者。無論是議程設置還是社會動員，他們更側重於與國內運動的聯動和支援，也主動與不同公民團體進行對話，積極放大團結運動的影響力和進步性。像是在紐約、倫敦、多倫多、溫哥華等許多城市的團結運動中，示威現場不僅大量出現了涵蓋中國國內女性、性少數、勞工、新疆等多元議題的口號或示威標語，活動組織也強化了對多元群體與少數議題的尊重和關注──這特別體現在新疆問題。

在各地爆發白紙抗議後，海外的離散中國留學生社群曾根據國內多地的抗議，整理出相對溫和且可令國內運動更為聚焦的「4個訴求」──（1）允許公開悼念（2）結束清零政策（3）釋放維權人士（4）保障公民權利──這些溫和訴求希望給國內的抗爭者爭取更多的安全空間，因此並沒有強烈的政治化傾向，這也看出這波海外團結運動以國內運動為中心的取向。

但隨著海外中國社群更多的討論和社群間對新疆議題的相互教育，作為運動起點、烏魯木齊大火裡受害最重者，維吾爾人遭遇與聲音也開始在集會上被重點強調，因此海外抗爭者社群也出現了增加第5個訴求的倡議：「停止種族迫害」或「關閉新疆集中營」

這一系列進步性的新生實踐，或許暫時代表不了整個海外團結運動的全貌，但與國內議題相聯結的進步性動員和倡議，顯然正在重塑一種新的海外離散社群的反抗政治。

但我們該如何看待白紙抗議運動的迅速退潮？又該如何理解和回應本次封控抗議潮的局限性？

即便白紙抗議是一個起初是以反封控為共同訴求，進而引導出一場跨階級與跨地域的大型運動，但後續的發展和動員卻是三種完全不同的模式──這正是這場抗爭運動的困境所在，也是為什麼我們要將這場「抗議潮」理解為「三個運動」的原因。

以城市廣場或高校為基地的市民─學生運動，後續基本不再與工人社區的反抗產生聯結。這並非否認前者在運動上政治化或基進化轉向的價值，而是這種脫節，現實凸顯了當下中國民間運動，仍缺乏能在跨階層跨群體間有效的「基礎建設」（infrastructure）。

在彼此獨立的本土抗爭中，不同社群或許仍可從彼此中吸收運動資源；但若跨群體、甚至本社群內部都缺乏對話、沒有協同的聯動機制──尤其是城市受教育群體與工人階級之間若沒有連動，彼此就無法互為呼應、作為可持續的組織力量介入政治對話──在面對當局動用成熟且極具針對性的維穩機器打壓下，運動就很難出現樂觀發展。

本文特別強調「工人群體動員」的重要性，並非是從道義或策略上的一廂情願，但如果缺乏對民生議題的關注和對工人階級的聯合動員，任何反抗運動都難以抵抗日愈加固的國家主義霸權意識與維穩體制，更不可能形成有效的運動積累。

此外，支援和強化新生代離散社群的組織工作，也將是未來海外團結運動的核心。儘管此次海外聲援運動，跳出了傳統民運的動員和倡議模式，開啟了一些新的進步性探索，但現實的困境依舊存在──以留學生為主的新生代離散社群，不僅缺乏在國內生活的經驗，也缺少與國內本土運動社群的連結，更何況海外的運動典範和話語框架與國內運動處境仍存在著一定程度的政治緊張。

海外新生代離散社群，該如何定義自身相對於國內本土抗爭的運動位置，仍是未解難題──這也是六四一代的海外民運，與國內運動漸行漸遠的核心原因之一 ──尤其是當下西方世界與中國對立的國際大勢下，如何減少對他國政黨的政治依賴、避免「自上而下」的倡議模式，同時又能對海內外的中國社群進行充分的草根賦權，這顯然是擺在新生代海外離散社群面前核心的困境。

當下，我們確實很難斷定一個「真正有效的海外團結運動」應該如何發展，但這次抗議潮至少提出了個新的問題：海外離散社群未來應如何建立一個以中國新生代進步行動者為主體、以中國本土議題為倡議核心、連結國內運動且串聯海外民間社會團體為側重的團結運動？

缺乏政治基礎建設和民間網路的連結，並不是只在此次抗議潮中才出現的問題。但如果我們希望未來能延續這次抗議潮所打開的新政治圖景，所有行動者都有必要嚴肅面對和反思民間社會基礎建設的困境，在本土試圖建立跨階層的對話和協同網路，在海外開拓新的團結實踐──否則中國永遠不會缺少「抗議」，社會卻將更難凝聚出足以改變時代的「運動」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