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4月，中國領導人習近平宣布全國脫離貧困後不到兩個月，網民「好心旅行家」在百度貼吧發帖說：

「兩年多沒有（正式）工作了，都在玩，沒覺得哪裡不對⋯⋯每月的花銷控制在兩百以內，一年可以工作一到兩個月。」

他把這種不努力、不競爭，只保證個人基本需要的生存方式叫做「躺平」。「躺平主義」甫一面世，大受青年人歡迎，文青聚集的網站「豆瓣」上迅速冒起許多以躺平為主旨的社群小組。中國政府顯然看不順眼這種頹廢文化，豆瓣小組一夜被關閉，官媒《新華社》更發布影片，勸青年人不要躺平，要「持續奮鬥」。

訊息時代下成長的年輕人們，難免不甘於做一輩子的社會畜牲，但政治高壓下，他們無法組織罷工、無法結社遊行，甚至無法公開抱怨──這樣嘗試過的NGO或是行動者，在近年都輕則強制解散，重則拘禁入獄。就像網民對躺平主義的註釋：不想跪著（社畜），不能站著（反抗），只好躺著（頹廢）。

專制之下，無權無勢的原子化個人似乎只有這兩種選擇：甘為社畜，或認命躺平。可是，偌大一個中國社會，14億中國人，真的是僅此而已嗎？

媒體上能看到的、官方所承認的中國，確實是僅此而已。然而，在嚴格的言論審查無法照映的社會深層，中國之「民間」仍若隱若現──在這個由不認同政權的個人所組成的社會網絡裡，有人身體力行披露體制的不公、反擊政權的壓迫，有人消極抵抗、致力於經營主流以外的社會空間，還有人在社會主流裡掙錢，但將個人理想和富餘資金導向與政權並不一致的領域。他們的共同點是：不甘為社畜，也無法躺平。

民間的生命力閃現在這些時刻：

前幾年因救助政治犯而入獄的青年行動者阿花，出獄沒多久又開始各地奔波，給不同省市政治犯的看守所帳戶存生活費。

人權律師小李，雖然這幾年不怎麼接風頭浪尖上的案子，但每年都挑一兩個政治權利案件做。某個深夜，他接起電話，是某個年輕女權活動者受到警察騷擾，需要他的法律建議。

勞工運動者陳何，前幾年出國讀書，雖然大家都勸他不要回國，但他懷著滿腔熱情決心回國組織工人。回國不久就被拘留，獲釋後許多組織行動不能做了。他時不時仍跟工人們聚餐，幫他們解決一些個人工作中遇到的困難。

小李偶爾會跟阿花和陳何見面，他們不在一個組織，也很少談論彼此具體在做什麼，但舊日的信任和友誼都在默默的關心和陪伴中。

獨立媒體NGO的前工作人員阿西，在機構受到的打壓步步加劇後出國讀書，畢業後加入某國際人權NGO，剛剛把一個鮮有國際關注的中國政治犯案件推進組織的年度大型活動。

某人權律師的兒子小星，在父親被捕後被限制出境，無法出國讀書也無法高考，現在在國內某公民教育機構當實習生。

成功商人阿超，近年淡出自己的生意，組建起數百人的微信群，邀請學者來開線上講座，群被封了70餘次仍樂此不疲。

某北上廣之外的一線城市，一位教育NGO的發起人江江在家裡宴請朋友，來者多是不同類型的教育NGO的工作者，有搞通識教育的、有做創造力開發的、還有培養審美的⋯⋯無一與權利直接相關，倒也都做得風生水起。

（為保障個人與機構安全，以上人名全為化名）

筆者近年不時受邀為不同的組織做中國公民社會現狀的相關分享，我常用一句話為這些分享作結：「像苔蘚一樣生長，像蟋蟀一樣歌唱。」

當下的中國公民社會如苔蘚一般，在惡劣的環境中，無法組織化如樹木，長高壯大，也無法推廣複製如野草，一夜遍布，但它們的網絡星星點點，如苔蘚般脆弱而頑強，有一點縫隙便生生不息。當下的中國抗爭者像蟋蟀一樣，他們小心翼翼地低聲吟唱，不為吸引主流公眾的欣賞，更不自負能讓敵人聞之膽寒，只求自己周圍的夥伴能夠聽到，相互識別，小聚取暖。

中國民間的魂魄就在這生生不息和低聲吟唱中，倔強地活著。

八九學運被捕後短暫出獄的劉曉波，總靠著電話、公交（巴士）和自行車拉北京的老朋友們搞聯署，每次聯署都至少需要一個月籌備。他形成了打電話談事情的習慣，即便在20世紀末勞教出獄後也積習難改，其實難免是被監聽的。異議知識分子、經濟學家陳子明因八九運動被判處13年有期徒刑，在獄中健康惡化，保外就醫後被檢出癌症，但仍再度被收監，他的妻子王之虹在監獄、民間和不同部門間奔走求告，陳子明終於1996年再次保外就醫，軟禁於家中。90年代後半，中國政府開始接受部分領域的NGO，如扶貧、婦女權益、LGBT抗愛滋等，它們大多配合政府工作，部分職位由體制內人士兼任，比如北京的反家暴中心、紅楓婦女心理諮詢中心，由體制內學者和記者任主要職位，與全國婦聯往來密切。

情況的轉變開始於21世紀初。2001年，北京申辦奧運成功、中國加入世貿組織（WTO），為了顯示「融入世界」的決心、發展外貿型經濟，中國政府開始放鬆社會管制，營造基本的現代行政、法律和傳媒體系。與此同時，城市中產階級已在90年代的經濟發展中醞釀出雛型，社會開放猶如甘霖降落沃土，讓人們的公共訴求瞬間爆發。

民間抓住這時代機遇的第一個標誌，是2003年的「孫志剛案」。剛到廣州工作的大學畢業生孫志剛，因晚上出門沒帶身分證，被員警送往收容流浪人員的遣送中心，卻在3天後被發現死亡。正進行市場化改革的體制內媒體《南方都市報》，調查發現孫志剛死於收容站工作人員的虐待，事件在剛被引入中國的互聯網上持續發酵。許志永、滕彪、俞江3位法學教授聯名上書全國人大，要求審視收容遣送制度。讓人意想不到的是，中國政府在當年即宣布廢除收容遣送制度。

這場媒體、網路和知識精英共同促成的「勝利」，極大地鼓舞了民間社會。許志永隨後創辦了法律維權NGO「陽光憲道」，這個機構後因政治干擾幾易其名，最廣為人知的是「公盟」，圍繞該機構逐漸形成了維權律師、抗爭者和關心社會運動的知識分子的群體。滕彪成為維權律師的核心人物之一。不久後創立知名民間智庫「傳知行」的郭玉閃、創立民間圖書館「立人圖書館」和公民教育品牌「立人大學」的李英強，都曾是公盟的工作人員。同樣在21世紀頭10年成立、對公民社會發展有重要推動作用的NGO，還有反歧視機構「益仁平」，反愛滋歧視機構「愛知行」，和女權機構「婦女傳媒監測網絡」，則是在90年代就已成型，在這段時間轉為關注權利的社會運動機構。

在民間動能狂飆突進的這10年，最知名、影響力最大的機構和個人，或有鮮明的政治理念，或有社會運動的傾向。這在如今看來定難見容於中共體制，但當年的民間自信樂觀，相信自下而上「倒逼改革」的可能性，劉曉波就是這種「倒逼」最徹底的踐行者。中國「和平崛起」的國際形象隨著2008年奧運會的召開到達頂峰，劉曉波集合當時最知名的社會運動者和自由化知識分子，順勢推出「零八憲章」運動，希望籍這場八九後民間最大規模的政治訴求表達，開啟官民互動、促發政治改革。然而，這次嘗試，換來的是劉曉波的11年徒刑，和一座諾貝爾和平獎──官方看來無意與民間互動。

劉曉波的重判並未澆滅民間對公共參與的熱情，但中國政府似乎已意識到自己不需要也不能再對公民社會的發展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一方面，中國已經高度融入全球經濟，而西方正經歷金融危機，亟需中國作為全球經濟復甦的引擎，無暇就人權問題杯葛中國。另一方面，阿拉伯之春為中共響起警訊，看似穩固的專制政體，在網路時代也可能突然崩塌。

2009到2011年，中國官方借查稅名義打壓公盟、傳知行、愛知行等機構，更祕密抓捕或正式判刑了100多名積極異議者和行動者。深度參與社會運動、對政治較為敏感的抗爭者，此時已開始嗅到凜冬將至的氣息。但是，新浪微博在2009到2013年的高速發展將普羅大眾帶入公共討論，加上2008年的汶川地震催生了一大批公益型NGO，對於普通城市中產和大學生，中國公民社會的春天才剛剛來臨。

然而，肅殺之氣已然逼近。2013年中，國家機器開始「打大V」，用警察和官媒將微博意見領袖拉下神壇；2014年，雨傘運動如火如荼，中國政府因偶然因素認為「傳知行」和「立人大學」等NGO有將香港的抗爭運動導向內地的企圖，拘押了相關機構的負責人；2015年，《國家安全法》通過並實施，官方開始廣泛打壓有較強組織網絡和行動能力的群體，如女權行動者（女權五姐妹案）、人權律師（709案）、反歧視行動者（益仁平被關閉）和勞工運動者（12.3廣東勞工案）；2016年，《慈善法》、《境外NGO管理法》、《網絡安全法》相繼通過，中國公民社會一下子被掐住了社會募款、境外基金會資助和網絡傳播的咽喉，無論在資源還是在傳播力上都難為無米之炊；2017年，三法全面實施，公民社會案件陸續宣判，中國政府平穩實現了對公民社會的清理；2018年，憲法修訂，「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寫入憲法，國家主席任期限制被廢除，權力集中化的體制改革開啟並迅速完成。

短短5年，中國的社會和政治空間滄海桑田，民間過去近20載的發展繁榮如周莊一夢。夢醒來，彷彿回到了90年代，檯面上沉寂，檯面下暗流不息，但零散流離。

2003年到2013年，是中國公民社會發展的黃金時代，2014年到2018年，公民社會被驟然撲殺，花果飄零。前10年的高速發展期與後4年的連環打壓期，分別與胡錦濤、溫家寶的執政時期和習近平的第一個任期高度重合，因此許多人將公民社會的急轉直下歸咎於習近平的專制傾向。但其實，對民間節點的逐個擊破從2009年即已開始，後來為政治案件大開方便之門的任意祕密拘押制度「指定地點監視居住」在2012年就被修入了《刑事訴訟法》。與其說公民社會的幻滅是特定強硬派領導人導致的不幸，不如看到中國民間的起跌與中共政治議程的延時關聯：

2001年中國申奧成功並加入世貿後，開始深化社會改革，以迎合西方關於「將中國納入全球貿易將帶來中國的政治自由化」的論述，自然不能對民間的權利訴求和組織發育趕盡殺絕。在此機遇下，中國公民社會從2003至2008年高速朝政治化和運動化的方向。2008年，盛世圖景的北京奧運和滿目瘡痍的西方金融危機同時發生，讓中國官方自忖無需再謹小慎微仰歐美之鼻息，而「零八憲章」運動和阿拉伯之春則敲響了民間力量不得不防的警鐘，因此2009年開始逐步升級的打壓行動與2011年開始的修法立法亦是有的放矢。然而，溫和的公民社會主流未必對針對最為政治化和運動化的群體的打擊有強烈感知，因此在2009至2013年呈現慣性的蓬勃發展。

這一系列政治議程的目標，從中共建政以來從未改變，即保障中共政權的長久統治。在不同的時期，是要配合西方論述以謀求發展，還是不惜引起歐美警惕也要剷除國內不穩定因素，也是視乎保障統治的需要，看似矛盾，其實不離其宗。然而，專制威權下，人民對公共生活的需要長期受制又不可泯滅，因此有多大的空間，就會有多少聯結、表達和行動。民間的能量與政權的控制，相互對立，此消彼長。

基於這樣的政權／民間關係，便可嘗試分析中國民間的前景，它將與90年代看似相同，實則迥異。

首先，國際關係做為曾經的關鍵外力，未來對中國民間社會的影響曖昧不明。從90年代到21世紀初，經濟全球化的時代正式來臨，剛剛迎來新一輪增長的美國毫無疑問是世界經濟的「掌門人」──要融入國際貿易，必須要獲得美國的首肯。為獲得美國對中國加入世貿組織的支持，中國政府做出了一系列關於加強法治、經濟自由和行政透明度的承諾。儘管柯林頓政府在1994年就解除了對中最惠國待遇與人權的掛鉤，但人權仍是民主國家公眾對加強對華貿易最大的疑慮，因此北京至少在加入全球化早期有較強的考量，不要在人權問題上被抓住過於明顯的把柄。這些承諾和考量一定程度上為21世紀初中國公民社會的發展提供了庇護。

然而，當前中國與歐美民主國家的關係波譎雲詭。一方面，融入全球經濟並未帶來中國的政治自由化，這一點在民主國家中已成共識。這些國家也開始做出經濟和官員制裁等舉措，希望迫使中國改善人權狀況，但目前來說收效甚微。但另一方面，在歐美受COVID-19疫情重創、國內種族等矛盾加劇、氣候問題成重要議題等背景下，老牌民主國家有動力緩和或至少不加劇與中國的對峙。

未來的中國和國際關係預期在對峙和緩和兩個方向上搖擺，但無論哪個方向，對於民間社會都可能是雙刃劍。若歐美對中國採強硬路線，中國有可能因受壓而減緩打壓，但也可能因國際關係已然惡劣而無所忌憚，在近年的香港問題上，中國政府表現的就是後一種反應。若歐美謀求與中國合作，公民社會有可能會因中國友善回應和國際資金流入而獲得喘息，但也可能因歐美放棄人權立場而雪上加霜。中國與歐美的實力和意志對比，將是中國民間的晴雨表：強硬路線下，歐美要通過結盟形成壓倒性的實力，才能讓中國不敢變本加厲；合作路線下，歐美要展現出維護民主人權價值的強烈意志，中國才會忌憚國內打壓對國際關係造成的傷害。也就是說，民主陣營只有在實力和價值上都儘可能重塑優勢，中國民間才有可茲利用的空間。

其次，在科技運用上，民間與政權的地位逆轉。為零散沉寂的90年代民間帶來突破的重要因素之一，是互聯網的引進，當網民們突然在各大論壇上找到彼此，中國政府在近10年後才下定決心趕走Google、屏蔽Twitter、全面建立網路防火牆。這其中既有上文提到的避免引起國際警惕的原因，也有官僚機構本身的技術應用和購買需時籌建的因素。然而，作為具有強大經濟實力的專制政體，中國政府一旦決定通過科技加強社會控制，憑其在資源調配上的壟斷性優勢，民間的技術更新速度難以與之抗衡。

如今雖然民間仍能夠通過微信朋友圈了解群體動態，也可以翻牆使用Twitter、臉書甚至利用加密通訊軟體溝通，但中國政府已經掌握了科技應用的主導權。中國很可能是人臉識別使用最廣泛的國家，更何況輕車熟路的網路審查和言論監控，甚至可能在未來利用區域網路和短暫封網等雷霆手段，取消網絡帶來的不確定性。這種情況下，互聯網即使能幫助民間維持群體內部溝通，但難以將之轉化為廣泛共識和集體行動，因為一旦出現這種苗頭就會遭到政權定點鎮壓。除非民間在未來能先於政府迅速掌握某特定的新科技領域，並運用於抗爭運動，否則科技和互聯網作為曾經的利於民主化的因素，在可見的未來恐怕將站在民間的對立面。

最後，中國的國內政治議程對民間的作用力最為直接關鍵，從這個角度看，中國民間要麼面臨漫長的冰河期，要麼將在動盪的社會環境下迎接考驗。對於中共政權，未來一段時期最大的挑戰應是在經濟增長放緩的背景下維持國內的穩定。正如本文開頭提及的，中共的政權合法性自1989年以來主要依靠經濟增長的政績。「改革開放」以來的高速發展，也是民間在90年代壓抑沉寂的原因：經濟機會吸收了大量脫離體制的知識和行動精英。增長放緩乍看是當下民間社會吸納人才的機遇──不願當「社畜」的有志之士，自然要尋找其他出路。但中國政府同樣會注意到這一政治風險，因而將行政重心從經濟發展轉向社會控制。對科技監控手段的大量投資、對追星族等非政治團體的收編，以及對文化產業的嚴格管控，都是社會控制政策的不同方面。

如果官方的控制措施成功將社會不穩定壓制在可應對範圍，那麼民間將面臨的就是漫長的冰河期。不願跪著當社畜的人，因無法相互識別和形成組織，站不起來反抗，難免大部分會走向原子化的犬儒主義，也就是「躺平」。但當然也會有小部分低度活躍、零散的民間社群，而且其中更小的一部分可能會激進化，採用高度政治性、行動性甚至暴力的方式反抗政權，但極大機率是被政府迅速識別撲滅。

不過高壓政策有其風險，萬一有複合偶發因素導致社會控制出現破口，社會動盪的範圍和形式將難以估計。現有的民間網絡有沒有可能回應甚至吸收這種動盪，並將之轉化為政治變革之可控動能，會成為這種情境下中國往何處去的關鍵變數。從這個角度來說，即便在最看不到前景的情況下，對中國民間社會的關注和支援，仍對台灣乃至國際社會至關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