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的某個晚上，高雄市巷弄裡傳來一陣陣尖叫聲，兩名仲介公司的人強拉著Jasmine，想將她塞進一輛黑色轎車後座，一路送回菲律賓。

這樣做太無情了，Jasmine哀傷地說，儘管她為這個家庭工作才4個月，但她自認與這家人相處融洽。當別的看護還在爭取家中冰箱的使用權，Jasmine抵達的第一天，雇主的太太讓她放心當自己家，告訴她冰箱裡的食物都可以隨便吃，Jasmine回憶道，「太太知道我喜歡吃香草口味的冰淇淋，有次買了一桶給我。」因此，她願意為這家人做得更多。

Jasmine主要的工作是照顧雇主的媽媽，由於她能夠說一口流利英語，在雇主的堅持下，Jasmine也教他的孫子英語。她只能在料理家務、照顧老人和照看孩子的間歇休息片刻，儘管如此，Jasmine未曾抱怨工作。

但是現在，因為一張法院寄來的債務通知書，雇主卻打電話讓仲介來把她帶走，完全不聽Jasmine解釋，這令她備感心痛。

一場由債務引發的焦慮情緒，當時席捲了整個菲律賓移工的圈子。這是個「本票裁定」的案件，也就是由台灣的財務公司拿著本票到法院，以債權人身分所發出的強制執行命令，用以扣押移工的薪水。

全台約有16萬名菲律賓移工，來台之前，估計有近7成都向仲介借貸高額費用，並被要求簽下一張來自台灣的本票，Jasmine是其中一員。

2015年監察委員高鳳仙（今年7月卸任）曾提出調查報告，發現外籍移工被迫簽本票而受長期剝削。因為本票不需經過司法程序，只需法院裁定，就能向債務人追討債務，意外成為惡意對移工討債的工具，要求金管會重新檢討本票制度。

儘管類似的案件層出不窮，但要從2018年開始，法律扶助基金會才正式受馬尼拉經濟文化辦事處（Manila Economic and Cultural Office, MECO）委託，受理上百件菲律賓移工提出的扶助案件，裡頭都是受本票裁定後而被強制扣薪的情況。2019年，當司法院民事廳法官黃柄縉視察全台地方法院的民事案件時，也發現在台灣受本票裁定的對象約2成都是外籍移工。

為什麼他們會簽上台灣的本票？而台灣和菲律賓兩地的仲介又如何透過本票限制和控制這群移工？Jasmine的故事能給我們一些線索。

今年42歲的Jasmine來自馬尼拉市的郊區，2013年時，大兒子準備上大學，但她的收入只夠讓孩子們吃飽；意識到要供3個兒子都上大學是不可能的事，她想到出國工作一途。

許多菲律賓人走的全球化遷移路線，是從台灣開始的。Jasmine的3個姊妹都到過台灣工作，其中一人後來到了加拿大，她告訴為錢所困的Jasmine趕快找個仲介去台灣工作，因為這是「前往西方國家的捷徑」。

在菲律賓，海外菲律賓勞工（Overseas Filipino Worker, OFW）是個地位象徵，國家對仲介費也有嚴格的規範，仲介對廠工只能收取到目的國一個月工資，作為仲介費；如果對象是看護工，仲介則不能收任何仲介費用，只能收取基本的簽證、護照規費。

「一開始都很正常，按照規定收費，當我和台灣雇主面試完，簽完合約後，他們以幫忙買機票為由，扣留我的護照還有合約，在出發前兩天，要我再多付8萬披索（約新台幣4萬8千元），」Jasmine形容這筆債務是場陷阱，讓人無從拒絕，「只有兩天，你要四處去陳情，還是要趕快想辦法去借錢？因為我還是想到台灣工作啊。」

仲介公司的人給了她一個地址，是一家貸款公司。為了付清仲介費，Jasmine簽了一紙常規的貸款合約，她借了8萬披索，約定月利率2%、年息24%、分成14期支付，合約要求她到台灣後，每月持繳款單到便利商店繳款，以台幣還款。

終於，她要到台灣冒險了。落地桃園國際機場前，她想起出發前朋友告誡她的話：「台灣的工作很辛苦，沒有休假，還要24小時顧著阿嬤，你要有心理準備。」她當時煞有自信地回，「沒問題，我準備好了。」

不出多久，她便發現自己太輕忽這份工作，只有決心遠遠不夠。她在高雄照顧一位中風的阿嬤，晚上9點半睡覺後，每兩個小時會醒來一次，說要上廁所，即使她已經穿了尿布。6點起床後，Jasmine先幫全家準備早餐，帶阿嬤到公園散步，接著洗全家十口人的衣服，跪著用抹布擦一到四樓的樓梯，再接著準備午飯。這樣的日子，週而復始，讓她連喘息的時間都沒有。

不過，剛抵台的花費又特別多，她必須支付仲介的服務費、健康檢查、台灣居留證、健保卡等費用，零零總總扣完後，她剩下9,000元。

在最初的貸款中，Jasmine的工作契約是唯一的抵押品，借了8萬披索，正常換算約新台幣4萬8千元；不過貸款業者的神祕算式，納入手續費、文件費與匯差後，將8萬披索變為新台幣8萬多元的債務。她當時被趕著簽名，未能理解這一變化，而且債務契約也沒有留存一份給她。依約定，這筆錢來台後分為14期分期付款，每月需要償還的本金加利息是7,640元；乘以14期，這筆債務變成新台幣10萬6千元。從4萬8千元到10萬6千元，她的債務一下子膨脹200%。

「我是真的沒有錢可以繳（貸款），」Jasmine說。

Jasmine說，她曾要求財務公司通融處理，並表達自己的還款意願，但遭到了拒絕。紀錄顯示，因Jasmine拖欠繳款，台灣的財務公司反而增加一筆遲滯金的罰款，按每日0.2%的複利計算，她又額外背負了一筆7萬元的債務；如果再加上原本需要償還的10萬元，她累計的債務高達17萬元，而且這筆金額不斷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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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律扶助基金會律師朱芳君的經驗中，Jasmine的情況相當典型。

菲律賓的仲介公司在招募工人時，會先向菲勞超收8萬到12萬披索的仲介費；再讓工人拿推薦函，到由台灣人出資、菲律賓人掛名的貸款公司借錢，部分勞工甚至被要脅如果不在這家公司貸款，會被扣留護照、趕不上飛機、貸不到足夠的金額等。

雖然廣告傳單上約定月息以2%計算，但貸款公司巧立名目增加手續費、自訂匯率、借菲幣還台幣等規定，以致菲律賓移工還款的平均年利率高達40%至60%，超過台灣的法定借款利率，也就是年利率不得超過20%的上限。

我們蒐集了許多菲律賓貸款公司的傳單，上頭都寫著「快速到款」、「無需擔保人」、「不看財力證明」，出國移工只需拿著護照，與一紙到台灣工作的契約，就能在1小時內拿到支票。

出國前，貸款公司還會要求她們簽下一張本票，上頭用中文註記「該本票依某某地方法院管轄」。當移工來台後，這張本票轉入台灣財務公司的手中，成為討債的利器，「本票裁定在法院只是形式審查，只看有沒有債務人的簽名，這樣方便債權人很快速地催討債務，甚至讓法院去幫忙強制扣薪，」朱芳君說。

在Jasmine的案件中，她在台灣的債權人叫「全球財務顧問公司」，這家公司曾被檢察官起訴，被認為是一起人口販運案件中的主謀。

其實，台菲兩地對菲律賓移工的剝削鏈，近10年前就已存在。2014年，新竹地檢署檢察官就詳細調查，發現菲律賓的貸款公司、以及台灣的財務公司和人力仲介，背後其實是由台灣方百分百出資並掌握的同一家公司──全球財務顧問公司。

當時的檢察官調查，全球財務顧問公司總經理周美伶同時是力通人力仲介的副總經理，公司向菲律賓移工催收海外債務，而力通公司的老闆蔣德明又在菲律賓成立E-cash貸款公司，找來當地人作為名義上的負責人，專門提供來台移工貸款，而且力通的會計又同時管理三家公司的資金調度。

不只全球財務公司一家，台灣有多家仲介公司兼營的財務公司，都有重利剝削移工的嫌疑。「台灣與菲律賓公司是交叉持股，甚至他們的股東名單都是重疊的，」一位曾在2010年初，承辦過多起人口販運案件的檢察官K私下表示。

由於仲介公司熟知台灣政府規定，會要求移工入台前簽下切結書，表明自己沒有為了工作負擔多餘借款，之後再將切結書送往菲律賓代表處與我國勞動部核章驗證。如此一來，就能巧妙地讓移工的債務變為私人貸款，規避超收仲介費的疑慮與檢查。

但最後全球財務顧問公司仍全身而退，法官判定其無罪。

當時，對造律師主張，菲律賓貸款公司與台灣財務公司是單純的債權移轉，雙方只是合作夥伴關係，即使股東名單重疊，都不能證明兩者合謀，以債務剝削移工。

在本案中，儘管檢察官已詳細調查雙方金流、訪問將近200多名菲籍移工，甚至策反一名被告當汙點證人，一路上訴到高等法院，仍被駁回。

「我訪問了300名移工，沒有一個例外的，他們都是從同一家仲介公司，介紹到同一家貸款公司，再到台灣由同一家財務公司催收，」K找出當初調查的卷宗，足足有三大箱，疊起來的高度及腰，「這麼多的人，都循著同個模式來台灣，⋯⋯我還是認為，你不能去否認台灣公司跟菲律賓貸款公司有關聯。」雖然高等法院已判決確定，但至今回想過程，K仍為這群移工們感到不平。

針對移工們的申訴以及檢察官的起訴，《報導者》進一步與全球財務顧問公司聯繫並要求受訪，該公司把我們的電話和信件轉給力通人力仲介，最後力通以信件回覆表示，「有更多的工人未按期還款或是不還款，我們也是求助無門，只能承受這些高額的呆帳。」同時強調，檢察官不明意圖對他們的錯誤起訴，法院已判決無罪，對公司造成的傷害他們不願再回想。

迄今，全球財務顧問公司仍在經營，而且公司規模不斷擴大，在新北、台中、台南、新竹都設有分公司，員工超過200人，業務範圍跨足菲律賓、泰國、印尼的貸款公司。

那起人口販運案件的判決帶來重大影響，「我們不會再偵辦移工債務的案件，我們認為法院已經做出判決，那可能代表這是沒有問題的，」一位配合檢察官偵辦人口販運案件的資深調查官說，至今近10年間，檢察官不再立案調查受債務剝削的移工。

2018年，有了前一次檢察官的失敗經驗，法扶這次改為替移工們提起民事訴訟，希望把重點放在兩地公司不是單純的債權移轉，而且，台灣財務公司對菲律賓端的不良貸款一切知情。

9名長期關注移工權利的律師全都投入打官司， 她們甚至在Facebook成立了群組，分享彼此蒐集到的證據，「這是很難得的經驗，大家很真心的分享，感覺所有人都想把這件事做好，」義務律師之一的吳秀娥說。

但法院庭審的結果讓她們相當沮喪，從2018年至今，大部分都敗訴了。「其實做這案子讓人很生氣，因為他們背後就是一群台灣人在搞鬼，他們早已兜好法律漏洞，」她說。

「台灣的財務公司就算不是主謀，也至少是共犯，不能說他們都不知情，」吳秀娥說。她們在庭審上，曾經逼對方拿出移工最初在菲律賓的貸款契約，發現台灣財務公司從一開始就被列為共同債權人，而且許多是兩地公司卻沒有簽署債權轉讓合約，或是簽署的時間是在法院向移工發出本票裁定後才簽。

但，吳秀娥說，台灣的財務公司並非真的不知情。

曾有名移工考量到台灣財務公司要求的利息太高，她寄錢回家，讓媽媽拿去菲律賓的貸款公司還錢，繳了兩期後被拒絕了，公司要求以更高利息的台幣還債。在庭審上，吳秀娥質疑台灣公司主張的債務沒扣除已繳的兩期，「怎麼可能，我們兩邊電腦都是連線的，她有還錢怎麼會沒有紀錄？」吳秀娥回憶，當時一家財務公司的總經理不小心說漏嘴，承認了台菲兩家貸款機構的關係。

這樣的行為是不是犯罪行為，需要法院來裁判。然而，多數的法官都認為，移工們明明都在貸款契約上簽了字，像是自願的。

每次聽到法官將移工的債務問題稱作是一種自主選擇時，菲律賓籍神父陳智仁（Father Joy）都相當沮喪。他在台中設立庇護所已經16年，照顧勞資糾紛、受虐待，甚至遭性侵的菲籍移工。據他觀察，移工背負債務在台工作，是許多勞動剝削潛在原因，背後來自台灣盤根錯節的仲介體系。

他用鮮明的八爪章魚來比喻，「菲律賓的貸款公司、仲介公司，跟台灣的財務公司，看起來就像是章魚腳，彼此之間都沒有關聯，但它們的大腦是同一個，都是台灣的仲介公司。」

「如果不是台灣的公司在背後把持，菲律賓的貸款公司怎麼敢不要擔保品就借錢給工人？」陳智仁神父反問。

台灣有愈來愈多財務公司到海外拓點。根據當初檢察官的調查，全球財務公司3年間提供2千多名菲勞貸款，貸款金額總計新台幣1億1千多萬元，光是收取利息就高達5,600萬元。

「現在台灣的銀行利率很低，年利率都在2%到3%，⋯⋯我們在這裡（ 越南）年利率抓在28%上下，」一位曾在台灣銀行業擔任法務，2年前在越南成立貸款公司，專門借錢給來台移工的D先生說。

2016年末，Jasmine轉換到台南工作，照顧一位肌肉萎縮的女人。換到新工作沒多久，她又收到法院的傳票，要求雇主扣她的薪水。之前她曾因為法院寄來的傳票，加上台灣仲介對雇主挑撥，被換過兩次雇主，這次，她相當擔心再被雇主開除。

「不管你換到哪個工作，那些債務公司永遠會追著你跑，他們會不停地騷擾你的雇主，你會一直被中止合約，問題會一直下去，」Jasmine決定要反擊。

她在住家附近的公園召開第一次女性看護工的會議。那次活動來了快100人，許多女工都在抱怨：她們都背著債務工作，不少人因此被換過多位雇主。「我們女性看護工真的很弱勢，他們可以要脅你的雇主，讓你失去工作，也可以直接來你的雇主家裡，把你的錢拿走，」Jasmine說。

她聽過有的看護工向MECO申訴後，成功拿回超收的仲介費，但下樓就被陪同的仲介拿走退款。有的看護因債務問題被中止合約，準備被送回菲律賓，財務公司的人追到機場要她還錢，否則不讓她上飛機。即使工人回國後，財務公司的人仍繼續打電話要脅她們的家人。

對於Jasmine與她的朋友來說，她們都願意償還債務，在能力所及的範圍內。Jasmine的案件獲得相對好的結果，法官幫她移除了拖欠繳款的7萬元罰金， 原本的貸款利率也調降為我國民法上限的年利20%。於是，她的債務從17萬減少至6.5萬元，再考慮她的月收入，以及每月必要支出後，法官讓她每月還款3,000元，在兩年內償還完畢。

Jasmine所獲得的還債條件，在菲律賓看護工的圈子裡傳開了。為了分享自己爭取權利的經驗，她在Facebook成立一個粉絲專頁，取名「胡蝶夫人」。「女士，您一定是充滿勇氣的女人，請您幫助我，」Jasmine的信箱每日湧入近千封訊息，有部分女性看護工陷入更危險的多重債務。

Jasmine解釋，因為看護工的月收入只有1萬5千元，但她們每月要還的貸款大約8,000元，連續繳14個月，再扣掉繳給台灣仲介的服務費1,800元，前兩年的薪水只剩下6,000元，「我們到底要怎麼生活？我還有小孩要養，我該怎麼辦？這是為什麼很多看護工再貸款第二筆。」

在Jasmine剛開始打官司時，她圈子裡的朋友並不看好。在她之前已經有相當多菲律賓移工來台工作，有些嫁給台灣人，拿到移民的身分，對她說：「妳現在做的事情只是在浪費時間，我們還不是都乖乖還完這筆錢，我們都走過來了。」她回憶當時的答覆，「如果你們妥協了，那是你們的選擇，⋯⋯不過，當我跟一些台灣人談話時，我能感覺到，他們真的願意聆聽你的聲音，我在台灣看到一條路可以走，能夠改變我們的處境。」

2016年中，她在台灣成立了第一個外籍看護工的工會，幫工會成員提起債務異議的訴訟，是目前的主要任務之一。Jasmine表示，目前由法扶協助，有7件官司正在上訴當中，還有100多件準備申請下階段的法律扶助。

如今，Jasmine每週工作6天，有一天能夠全心投入工會事務。在台灣生活得愈來愈自在的她，似乎忘了當初設定要去加拿大的目標，對此她說：「我不需要去加拿大，追求那個理想中的工作，⋯⋯我覺得如果我留在台灣，反而更能打造我們理想中的工作條件。」 她對我說，「我相信我們能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