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國1960、1970年代歷經「漢江經濟奇蹟」，從因韓戰而一片焦土的國家翻轉為亞洲四小龍，1996年躋身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會員國，現更躍居世界第11大經濟體。然而，亮麗的經濟成長，是勞工慘烈犧牲所餵養。韓國每年有超過2,000名勞工因職災而死亡，連續23年「蟬聯」OECD首位；近年引發社會深度省思，認為重大及惡性的職災死亡，形同「企業殺人」。

去年（2020）12月31日跨年夜，首爾連日籠罩在攝氏零下20度的嚴酷寒流中。一群職災罹難者家屬不畏刺骨低溫，在國會前露宿絕食抗爭，這一天，是他們絕食的第21天，顯見要求制定《重大災害處罰法》強烈的決心。

53歲的金美淑（김미숙）是這場抗爭運動的核心人物，她的獨子金容均（김용균）2年多前在一場重大的發電廠工安事故中喪生 。儘管連日挨餓受凍讓血壓和血糖都降到警戒值，但這位傷心的母親爭取立法的決心毫不動搖，她說：「我不會這麼輕易倒下⋯⋯一定要讓這法通過，救更多人。」

「不正是過去沒有實質的處罰，才會一直有人喪命嗎？」在這一波抗爭行動中，金美淑多次強悍質問執政黨國會議員，也一路追問韓國經營者總協會（相當於台灣的商業總會) 。 不過2年多之前，她還只是一名平凡單純的主婦。

時間推回到2018年12月11日清晨6點半，一通電話，驚醒了睡夢中的金美淑。

「請問您的兒子在泰安（發電廠）對嗎？這邊發生一起意外，您得過來一趟，確認是不是您兒子。」 金美淑顧不得臉還沒洗，當下抓起一只皮包就連忙出門。一抵達醫院，她衝到急診室找人，但急診室人員卻說 「這裡沒有叫金容均的病人」。無論她怎麼仔細描述兒子的穿著外貌，得到的答案仍是 「這裡沒有這樣的病人」。

最後，她走到太平間。「請問這邊有送進來一位年約20初頭、身高175的男生嗎？」

「有。」她獲得一個心碎的「肯定」答案。

接著管理人員從牆面櫃子拉出一具裹著塑膠套的遺體，將拉鍊往下拉，露出臉部。那是一張覆蓋著一層煤炭粉的臉。

「我逼自己睜大眼看清楚。雖然不願相信，但好像真的是兒子⋯⋯，」 她回憶那當下，想再往下看，但負責人員以（遺體）毀損嚴重為由拒絕。她再哀求：「那用說的可以吧? 拜託⋯⋯。」

「頭部和身體分離，背部裂開且燒焦⋯⋯」負責人員不帶情緒地描述她兒子的「狀態」。仍希望可以親眼看兒子一眼的金美淑，被無情趕了出去。她和丈夫在太平間外放聲痛哭，「讓我再看看兒子⋯⋯」她不斷重複著這句話。

金美淑23歲的兒子金容均，才退伍不久，剛進入韓國西部火力發電廠擔任外包設備維修人員，開始他人生第一份工作，上班不到3個月就慘死在工作現場，「到底哪裡出了問題？」金美淑既傷悲又充滿疑問。

53歲的金美淑，原是一名平凡的婦人，高中畢業後即到工廠上班。婚後生下容均，和先生胼手胝足建立的家庭，日子不優渥倒也知足。10年前，先生突發心肌梗塞無法工作，一夕間，她一肩扛起一家三口的生計。

「我工作不混水摸魚的，家裡的經濟靠我，所以我上班總想著多幫公司賺錢，這樣才能做得長久。」工廠工作的工時很長，有時忙得連煮飯都是奢侈。但就像所有為人父母一樣，看著孩子一天一天地長大，辛苦全都值得。

對於事故那天，外包公司理事那句：「容均擅自去了不該去的地方，做了多餘的事」的陰霾，一直在金美淑心中揮之不去。她私下問兒子同事，得到完全不同的答案，他們告訴她：「絕沒那回事。公司規定有異常訊號時，本來就要立刻到現場處理並向上層報告。」

「原來公司想把事情推給容均！」金美淑理解這點後，浮現一個念頭：「我得找出事情真相。」

一個普通的家庭，如何對抗巨大的發電廠？「在韓國，勞工發生職災死亡，勞動部的行政處理慣例就是『拖』字訣，用盡方式把大事化小，」時任韓國最大的全國總工會、全國民主勞動組合總聯盟（簡稱民主勞總）副委員長的李相真（이상진）受訪時強調，「家屬要查明真相非常不容易，一定要有其他人幫忙。」

金容均事故發生後，民主勞總和勞動安全市民團體迅速聚集在安放金容均遺體的泰安醫療院殯儀館，召開緊急會議。第6天，上百個團體組成「泰安火力非典青年勞工已故金容均死亡事故清查真相及處罰責任者市民對策委員會（簡稱市民對策委），準備陪同金美淑打這場仗。

「媒體報導金容均的事件後引起公憤，市民團體皆意識到事件的重要性，彼此也是長久抗爭的夥伴，所以民主勞總一發出公文，就迅速收到正面回覆，」身兼巿民對策委共同執行長的李相真解釋。

但在社會運動中建立信賴，從來不是容易的事。「我那時常想，這些人幫我是不是為圖一己私利？」金美淑坦言，她嫁到前韓國總統朴正熙的出生地慶尚北道龜尾市，那裡向來政治傾向保守，工會對身為普通主婦的她十分陌生，「（過去）對民主勞總的印象就是在電視上又打又鬧的份子，沒什麼好感。」

後來她打聽到自己的姨丈曾從事民主勞總工會運動，稍微放下心，開始參與巿民對策委的討論。 每天早晚兩次的會議，金美淑從不缺席，從一開始的「鴨子聽雷」，5天、10天聽著下來，也聽懂了。

為了「看兒子在哪裡、怎麼死的？」事發後3天，金美淑強忍悲痛踏進泰安發電廠。

偌大的發電廠約有15層樓高，但設備發動時揚起大量的煤炭粉，再加上終日窗戶緊閉、照明不足，廠內一片昏暗，她形容，那裡就像「1960、70年代的礦坑。」燃煤粉塵積疊成層，讓金美淑差點滑倒。她攀扶與地面呈90度角的梯子，一層一層往上爬，最後抵達第15層，來到事故現場。

運送燃煤的輸送帶與走道之間用鐵板隔開，每隔一段距離設有小開口。金容均負責維護輸送帶等設備。工會和容均的同事判斷，當天位於輸送帶轉彎處的迴轉體出現異常，金容均在輸送帶高速運轉的狀況下，屈身進入開口內部拍照，頭部碰到輸送帶，被夾在其與底下的滾輪之間而斷頭喪命。

他們指出，現場昏暗、開口內部空間狹小、公司未提供頭戴式探照燈、未在高速迴轉體加裝安全罩、未指定兩人一組作業，造成只要一失手，就會喪命。

金美淑從不知道兒子的工作如此危險。「他上班3個月之中，只曾經回家一次，聽他說過工作很累，我勸兒子不要做，但容均說『再撐看看，真的不行再辭』。」

為了養家忙得團團轉的金美淑沒再多問，想說兒子才剛出社會，為了多學一點，累也要忍耐。「我想說，我們國家已經是世界第11大經濟強國，國家應該會保護勞工的安全。做父母的應該不用擔心。」

站出來是金美淑別無選擇的路。「當時我如果不那樣做，可能就活不下去了。兒子死得太不值得，那種憤怒、鬱悶幾乎吞噬了我。」

本應懷抱無限夢想的23歲青年金容均，領著幾近最低薪資，輪早晚兩班，公司為了讓他快速投入現場工作，讓他只受訓5天就進入不見天日、危險重重的發電廠搏命，獨自一人在深夜僅靠手機的燈光功能查看設備，結果斷頭慘死。

進入兒子工作現場探勘的隔天，金美淑和工會召開記者會公布勘查結果，媒體也公開了金容均最後身影，以及他放在公司的遺物：3碗泡麵、沾滿煤炭汙漬的盥洗用具和筆記本。

「這畫面帶給韓國的民眾極大震撼。他們很驚訝，這時代怎麼還有人在如此惡劣的環境工作，落得悲慘的下場。他們很不捨。」李相真對來自台灣的記者解釋韓國民眾當下的氣憤。

外包氾濫，職災也被「外包化」。

根據韓國勞工界統計，以2016年為例，韓國的非典型正職勞工（派遣、外包、打工等，台灣稱非典型勞工） 約874萬名，占勞工市場的44.5%。而職災案例中，高達 9成的受害者都是非典勞工。民主勞總意識到問題嚴重，2010年左右即與勞動健康連帶等團體合作推動立法、喚起社會重視職災。

為了翻轉這種論述職災的框架，勞動健康連帶喊出：

這不是危言聳聽。2014年4月16日發生的世越號船難，長達數小時的救援時間，國家無法救出旅客和船員，釀成304名高中生等犧牲者，震驚韓國社會。事後調查發現船公司違反多項安全規範。韓國人覺醒了，公安事故不是什麼命運、而是人禍，是人沒有做到該做的事才發生的，企業殺人的框架因此被大眾理解、認同。

2016年5月，一名首爾地鐵的19歲外包勞工金某在修理玻璃防護門時，遭進站的列車撞死。經工會抗爭後，調查發現死因也並非公司主張的個人疏失，而是公司違反兩人一組的人力配置。這起事件再次讓韓國社會認知「職災不是意外或個人責任，而是結構性的問題」。

在巨大的民意壓力下，2017年5月上台的文在寅政府選前承諾 「職災死亡人數減半」、「公部門零非典勞工」。然而，韓國西部發電等5家發電公司不願配合，政府也在「選後忘記」。 於是，發電廠的外包勞工組織工會、走上街頭，泰安發電廠的員工曾表示，「我們跟外包公司反映過數十次發電廠哪裡有工安危險，但都沒有獲得回應。」

金容均也知道自己的工作不安全。在事故發生10天前，他還手持寫著「文在寅總統出來見非典勞工」的舉牌，拍了一張聲援照。

「韓國一年多達2,500名勞工死於職災。我們不可能有資源陪每位家屬抗爭。那時我們正在進行反外包抗爭，金容均的事件受到輿論關注，再加上發電廠外包勞工已經組工會，才讓種種的條件剛好湊在一起，」 李相真說。

讓容均的同事可以安全工作，是金美淑最急切的心願。她和主對策委要求雇用勞動部針對發生意外的發電廠9、10號機進行特別勞檢，雇用勞動部才下令，在現場改善之前中止機台作業。

特別勞檢結果出爐，西部發電公司竟違反了多達1,029項產業安全衛生法規，包括未設置防止墜落的作業踏板、安全欄杆、未進行健康檢查、勞動安全項目等，雇用勞動部並認定發包商需負責外包勞工的安全。

「我看著容均的遺照，跟他說，『容均啊，從今起，我就是你，你就是我⋯⋯你想做的事，媽媽都會替你做。』從今天起，這就是我活著的目的。」金美淑再也無所懼。活了大半輩子，只在KTV唱歌時拿過麥克風的她，面對媒體大陣仗的採訪，由腦子一片空白、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到短短兩個月內，接受媒體近百次訪問 ，「兒子都死了，我還有什麼辦不到？」她說。

但每一次談論兒子，對金美淑都很不容易。不過，為了讓更多人理解職災更重要，她一次一次撕開自己的傷口，「我有多難過，就有多憤怒。一年多達2千3百多名的職災死亡，政府、企業都不當一回事，反而推給受害者。家屬或受害者還因此認為是自己的問題，一直以來都是這樣被處理掉。」

除了媒體輿論，全國性集會活動也前仆後繼，都讓文在寅政府備感壓力。

2020年12月13日，「青年追悼文化祭」同時在泰安和首爾舉辦，民眾高喊「停止死亡的外包化！」另外，自2020年12月22日至2021年1月27號為止，每週末在光化門都有全國民追悼燭火晚會，參加人數從數千到上萬不等。

夜不成眠時，金美淑就會起身，把心裡的話寫下：

「我只是一名普通的阿珠媽（韓語「大嬸」之意），知道自己沒辦法像知識分子一樣講話有條理。我只想跟大家傳達我心中的感覺。大家好像透視我的心一樣，都知道我想表達什麼，讓我有勇氣一直走下去。」

除了首都，巿民對策委也在江原、春南、光州、京畿以及釜山成立地方分會，並利用民主勞總遍及全韓國的組織網絡，北自江原道、南至濟州島等地設置金容均的上香處。透過高密度據點舉辦集會和街頭宣傳，讓韓國的民眾都能了解金容均的事件，凝聚輿論力量。

包括世越號罹難學生家屬和三星半導體職災亡者家屬都到集會現場，幫金美淑打氣。其中一位「抗爭前輩」黃尚基，為證明女兒血癌與工作的三星半導體工廠化學物質有關，從一名計程車司機化身為抗爭者，2007年起堅持了12年，在2018年迫使三星低頭，坦承公司疏失。金美淑為激勵自己，將記錄黃尚基的書籍和電影都看過一遍。

現在，這些職災罹難者家屬也串聯起來，組成「職災被害家屬網絡，不再重覆（산업재해피해 가족 네트워크, 다시는）」，成為彼此另一種形式的家族。

根據韓國統計廳「雇用動向」資料，2017年青年層勞工雇用型態中，非典比例高達35.7%，也讓金容均之死的抗爭運動中，青年和學生參與特別活躍。年輕人喊出「我是金容均（내가 김용균이다）」的抗爭口號，因為他們在金容均身上感受到與自身生命的重疊。

金美淑談到，「以前我們國家的學生很常示威遊行。後來因為勞動市場不穩定、就業困難，學生們拼命讀書，無力參與政治。但這次在容均的抗爭運動，重新看到青年學生站出來，是一個很好的變化。」

為了「拯救更多的勞工」， 今年《重大災害處罰法重》立法之前，金美淑在2018年底即先推動了《產業安全保健法》的修正，希望禁止外包以及加強處罰發包商。在國會審議該法案的3天，她終日鎮守國會。

「通常民眾發生事故或遭遇不公平的事時，會去拜託國會議員幫忙。但其實他們是『罪人』。國會是立法機關，但正因國會未妥善立法，才造成這麼多人死亡，」金美淑強調，勞工要靠自己發聲。

2018年12月27日，30年來聞風不動的《產安法》修訂案審議8天火速通過，創下紀錄。修正案擴大《產安法》適用對象，包括外送勞工等「提供勞務者」都被納入，加重處罰屢次發生職災的企業，以及禁止4項危險作業外包等。但是，禁止外包的項目中未能涵蓋發電廠業務，則讓金美淑失望。

《產安法》通過隔天，青瓦臺立刻邀請金美淑與文在寅總統見面，遭她拒絕。「我要的不是他（總統）的安慰，而是可以幫助更多的人。」金美淑的堅定意志，加上巿民對策委的抗爭經驗，讓這場抗爭走得更深更遠。

以職業醫學科專科醫師的身分參與社會運動20年的李相潤，談起金美淑說道，「我這一路上（社運）走來也不是沒想過放棄，尤其是有伙伴離去的時候。但看到像金美淑這樣令人感動的新血加入，就有會燃起活力。」

但《產安法》通過後，文在寅政府想以此向社會交代，畫下防火線；加上泰安位置偏僻，媒體報導開始銳減，巿民對策委決定將戰場從泰安移到首都首爾。 除每週舉行全國民燭火晚會，2019年1月22日，6名工會以及青年全泰壹等團體代表組成「共同代表團」，在光化門廣場紮營，展開絕食抗爭。其他團體和民眾紛紛發起「一日響應絕食」聲援，泰安火力發電廠46名金容均的同事也加入首爾戰場，每天在光化門、鐘路等地舉辦集會遊行、發傳單。

絕食第15天，終於讓文在寅政府退讓，表示願意提出解決方案，承諾由國務總理（相當於台灣的行政院長）任命成立 「已故金容均死亡事故真相調查及防止重演之燃煤火力發電廠特別勞動安全調查委員會（簡稱特調委）」，並保障巿民對策委推薦的專家參與。

「市民團體或工會等抗爭時，因為不是當事人，政府或政治人物態度通常是『這些人本來就是在做這種事，你們就繼續抗議吧』。但我是當事者、是亡者的家屬，這是最重要的一點。當事者站出來抗爭，表達冤屈、憤怒，才能成為議題，聚集並發揮最大的力量。」金美淑真實感受到自己帶來的變化。

有了政府的承諾，2019年2月9日，金美淑在兒子死後第62天，終於能舉行葬禮，這場葬禮被命名為「青年非正職勞工金容均的民主社會葬禮」，彰顯「金容均事件」為韓國社會帶來的勞權推進意義。

兒子走了這件事，金美淑至今仍感覺不真實，但另一個她，卻「覺醒」了。「我本來的想法就是，公司叫勞工工作，就有責任保障他們的安全。經歷容均的事情，我才知道公司根本不在乎這種事，還把責任推給容均。」同時她也才發現，韓國社會有那麼多「金容均」。

「我才知道有這麼多人像容均一樣死去，我活了大半輩子都不知道這些事。事故發生後，很多外包、臨時工等非典勞工寫信給我，信裡說，『我好累。我看到身旁的同事一個個死去，但為了生活只能咬牙苦撐。』我看的心很痛，無法一口氣看，都先放在一旁，哭一會兒才能再拿起來看。這些人就像是一個個容均⋯⋯。」

如今，金美淑看見的，已經不是兒子一個人的死了。

2019年8月19日，金容均的死因真相出爐。特調委指出，金容均的死不是「個人的因素」，而是發電廠的民營化和外包結構問題：

「5家發電廠導入競爭體制後，管理費增加，投入電力生產的人力卻減少了。導入外包體制也是為了減少成本。外包的業者為了賺更多利潤，以低薪雇用年輕的約聘勞工，也未進行完整教育訓練。」 「發包商和外包商都疏於編列安全預算，未建立完善的工作安全體制。發電廠說，外包勞工不關我的事，外包公司則說，現場不是我的，我沒有權限動設備。正是這種『責任空白』造成外包勞工暴露在工安危險中。」

特調委並向政府提出22項勸告，包括全面恢復發電廠為國營，廢除外包制，以及制定重罰發生職災的企業的法案等。

金美淑感到一絲欣慰。「出了事後，公司把責任推給兒子，那時因為沒證據，我又擔心又鬱悶。現在都查清了，一顆心才放下，事實就是容均都遵守工作守則，結果卻死了。」

這場真相大調查由金知衡最高法院大法官領軍。16名調查委員加上30多位顧問委員進行5個多月的發電廠作業現場突襲式檢查，實施問卷調查並訪談現場勞工後，提出一本厚達715頁的調查報告書，報告書中寫著：

「金容均的死是暴露出整體勞安問題的一個象徵性事件。在那之前也有無數的死亡。為什麼我們會走到這一步⋯⋯，我們所有人都必須謝罪，並且一步步地修正。」

「我從一個燦爛的世界一腳踏入黑暗。為了再度看到陽光，我在黑暗中持續奮鬥。但即使在黑暗中，仍有光。啊，原來仍有希望。我看到了這個東西，」金美淑說。

容均離開兩年的期間，「我跑遍比之前50年的人生去過的地方還多，」金美淑吐露，「我在這過程中感受到許多人的溫暖，身心得以慢慢恢復。另一方面，我這兩年多來所做不為別的，只是想救人而已，社會的運作應以生命為重。當社會只考慮錢而忽略人的存在，人必定會被錢的價值排除。」

為了照亮更多社會的角落，在工會等團體和聲援者的支持下成立了「金容均基金會」。她說，基金會的目的並非為了紀念個人，而是「握住職災受害者的手，讓他們可以信任。在他們的家人委屈而死時，傾聽需求，協助他們站出來抗爭。」

這樣的構想，來自金美淑的反省。

「容均在世時，我以為只要顧好自己家庭就好了。結果卻沒能顧好，這是因為我沒能看到與我共同生活在一起的人。在他們當中，一定也有職災受害者家屬，有很多受到不公平待遇的人。但我沒去想這些。就是因為我不關心，結果換我受害了。我希望大家可以一起深思『如果鄰人遭遇不幸，我可能是下一個受害者』這個道理。 」

「現在才是（推動職災保障運動）真正的開始。」訪談的最後，金美淑這樣對我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