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私下都以為會贏，考慮了很多可能的版本，但都沒作用了。我們已經辛苦了20年，我們還有（下個）20年嗎？」RCA員工關懷協會理事長劉荷雲沒用上備好的勝訴發言稿，這段意料外的發言，她說得哽咽，最後以「我也不知道我該說什麼了⋯⋯」作結。庭外氣氛自判決傳來那刻，便從雀躍墜入沮喪。

2004年，529名RCA污染受害員工及家屬向法院提起民事損害賠償訴訟，求償27億元。 2015年4月一審判決RCA公司與2家股東公司，須賠償RCA桃園廠員工445人共5.6億餘元。2017年10月高院二審則認定RCA股東之一的奇異公司（GE）也有責任，判賠486人共7.1億餘元。 但今天（8月16日）最高法院最終只確認262名RCA員工及家屬勝訴，判賠5億多元，另246名原告被發回高院更審。

發回更審的246人中，多屬於「目前尚未有外顯疾病」的C組原告，最高法院認為，高院沒有清楚解釋這些人身體健康具體損害為何，必須重新調查。然而，在RCA污染案中，受害勞工長達20多年的漫長抗爭歷程，不斷發生「當下沒有損害事實」的工人，逐步病變、癌化的「漸進式損害」。

2015年，RCA工作資歷長達21年的劉荷雲接任理事長，扛下帶大家走完最後一哩的重任。當年台北地方法院一審判RCA工人勝訴，被新聞媒體熱烈報導，但那句「我們贏了！」終究來得太晚，那年底她們送走受乳癌折磨的戰友、一審證人秦祖慧，至今已有40多名原告在訴訟過程相繼過世。

相較其他老同事，劉荷雲知道自己「健康多了」，這也是她曾一度短暫退出協會，又回到抗爭前線的動力。但即使訴訟進行多年，最初她根本不認為自己是個受害者；直到2013年，台灣大學公共衛生學院教授陳保中站上法庭證人台，從陳保中密密麻麻的投影片中，她才看見自己身上的疾病。

「我從來沒有把自己擺在受害者的立場，直到2013年，陳保中老師出庭作證，簡報上寫了三氯乙烯會導致哪些癌症、四氯乙烯產生哪些疾病，都列出來，我一看，哇，我怎麼全都中鏢！」經歷了兩次流產、一次死胎，經期長期不正常必須用藥外，還有眩暈症，但劉荷雲一直不敢確定，這些真的是她在RCA工作的代價。

2012年，RCA案在台北地院開始密集開庭。由於橫跨毒理學、流行病學、環境工程等學科，專業且複雜，一審、二審共傳喚了11名專家證人，其中，陳保中出庭了7天、14次，筆錄記載高達50小時，是出庭時間最多的專家證人。

「早期沒有職業醫學這個專科，是王榮德老師從美國回來，帶進了職業醫學，我開始跟他學。我從1995年回國，這是我第一份工作，一直做到現在。我們那時候並不知道有一天會到法庭，只是純粹想把一個研究做好⋯⋯在法庭出庭，比我博士論文口試還緊張！」陳保中笑說，除了面對被告律師的挑戰，更難的是離開學院，將自己的專業知識和一群完全不同背景的法律人溝通。第一次作證時，他就像對法官上課一樣，準備了幾十頁的簡報，一個一個名詞解釋。

要證明RCA工人身上的疾病與工廠污染有因果關係，是爭取勝訴的關鍵環節。其中最大的挑戰在於，所有工廠操作資料、現場監測資料、員工歷年健檢資料，都掌握在RCA公司手上，並宣稱在1990年代即銷毀；加上當時勞委會勞工衛生安全研究所曾進行3年流行病學調查，也做出不利RCA受害工人的結論：沒有證據顯示勞工有較高的癌症死亡風險、RCA女性勞工罹患乳癌與工廠污染沒有因果關係。

但陳保中研究團隊於2007年發表的論文卻發現，1974年以前受雇的員工，她們的乳癌標準化發生率比一般人高1.38倍。其他幾份研究也指出，暴露有機溶劑對勞工下一代造成生殖危害，女工孩子惡性腫瘤的發生率是2.26倍、白血病是3.83倍；藉由附近居民的流行病學調查，也發現男性罹患肝癌風險增加，父母暴露毒物也讓嬰兒更可能早產。

「我們重做（研究）的時候，延長觀察時間，前面資料不足（的問題）也重新克服，得到了與勞研所有差異的結論，所以對方律師一直咬著，勞研所也是官方的，怎麼出現不一樣的證據？我們（台大和勞研所）學者之間，有些也是我的老師，彼此心裡也有點疙瘩，」回憶作證過程，陳保中坦承確實有壓力。

陳保中解釋，勞研所的研究中，資料其實不全，像是以工作年資作為暴露資料，忽略了主管職與產線工人的暴露程度有所差異，加上台灣勞保就醫資料跟癌症登記都是RCA運轉後好幾年後才建立，對遺漏的資料只能推估。另外，癌症潛伏期長，該報告僅追蹤5年，明顯不足。

「我跟學生也這樣講，我們要協助台灣勞工，要做到盡量去找證據，盡我們所能，」陳保中說，只有得到更完整的次級資料，才能做出接近真實的結果。

於是，陳保中的研究團隊做了很多龐大、卻不為人知的功課：為了找到RCA工人明確的就醫紀錄，他們調出桃園市過去的戶籍除戶資料，靠人力電子歸檔；為了區分主管和勞工，他們比對舊式身分證的教育程度欄、勞保投保薪資的多寡。藉由這些間接的官方資料，增加暴露考量，也延長了4年的追蹤時間。

但科學總有未盡之處，沒人能確知混合有機溶劑，到底會為人體帶來多少影響？「他們（法律人）相信百分之百的事情，但疾病不一樣，」陳保中說。一審時，法官傳了王榮德作為最後一名專家證人，如今被譽為台灣職業醫學祖師爺的王榮德，在庭上為當代職業病認定做出重要詮釋：

早期的職業病鑑定會希望排除個人疾病史、家族病史，但現在的國際潮流是：只要有暴露致癌物質，即使有其他因素，也不應影響認定。

這次被最高法院切割的C組原告，雖然目前沒有外顯疾病，但同樣暴露於相同有毒物質之中，確實有致癌可能性，況且這幾年，早有不少C組原告，成了B組原告（罹癌或有重大傷病之勞工）。

長期參與此案、台大醫院職業醫學科總醫師陳秉暉解釋，公害污染造成的疾病潛伏期長，像肺癌就長達3、40年，「要讓受害者等待這麼久才能提告未必合理，」暴露有機溶劑可能已經破壞身體裡的腫瘤抑制因子，讓DNA損害、斷裂，雖然目前還沒有疾病，但致癌風險已經提高。

「不過被發回更審未必不好，這是我們需要再突破的地方，用更多的論證，帶來更多共識，」陳秉暉說，國外已有相關判例，不用證明損害，只要舉證暴露、被告有行為錯誤，就能獲得賠償。

RCA案另一個挑戰是：受害者多數都是女性、罹患的疾病也以婦癌為主，都是早年少有的研究主題。

當年王榮德團隊中的女性研究員、陽明大學公共衛生學院教授林宜平，是重要角色。擔任RCA訴訟案顧問的林宜平，負責聯繫專家證人，作為女性學者，她一直關注此案的性別議題。林宜平解釋，科學知識存在很多不確定，不是沒有相關，而是資料本身不完整，有些研究始終缺席；RCA案最大的局限，就是過去國內外流行病學研究中，女工一直不是研究主體。

「這群RCA勞工年紀跟我差不多，我常會想，我15歲的時候，她們已經在工廠工作了，生命經驗跟我是不一樣的，她們經歷了不孕、流產，我很高興她們跟我分享生命的故事，有時候會聊小孩，有些是年紀比較大的媽媽，我都覺得她們好像是跟我一起長大的朋友，」林宜平說。

陳保中大學時就讀高雄醫學大學，身處那個工廠林立、天空灰濛一片的城市，他選擇了職業醫學，病房被廠房取代，傾聽工人的生命故事成為他的「臨床工作」。

當年因為指導教授王榮德帶領而接觸的RCA勞工，雖然不是陳保中最早的「病人」，卻是人數最多、歷時最久，如今此案還成了醫學系的必修課。「這真的是一場接力賽，」陳保中說，學術上，RCA的子代研究還得繼續下去，同時，他也希望學生們受到RCA勞工的牽引，離開象牙塔，與社會連結。

在大學時期修林宜平的課，了解RCA事件、並且實際到廠區調查污染的大學生陳秉暉，現在已是住院總醫師，因為持續關心污染及勞工議題而協助RCA訴訟。這一、兩年，新生代的陳秉暉還成了律師團口中的「小天使」，律師們只要碰到資料文獻上的難題，都會發訊息問他。

「在RCA廠房快要關門前，林宜平老師拿了很多RCA內部通訊，裡面不少有趣的資料。RCA當時做了一件事情，他們請了一個廠醫在通訊上面跟大家保證說，有機溶劑不會造成傷害，」陳秉暉感嘆，現在自己也在工廠擔任廠醫，更了解到根本問題在於勞資關係不對等而形成壓力，而這樣結構性的問題，至今仍未改變。這幾年他選擇積極為職災勞工發聲，投書媒體。

林宜平說，學界一直有保守派認為，他們應該公正客觀，不該涉入爭議事件，「但我覺得，學者涉入了，讓大家知道公衛是可以發揮用處的，公正客觀對受害者是不公平的，他們（企業）可以找好多國外學者來對抗，我常說我是站在勞工、居民這邊，我們的知識力量，可以戰勝那麼大、用錢推出來的（企業）。」她笑說，RCA案的這些原告工人、律師團、組織者、專家學者及短暫參與的志工，都證明了「一群小魚」（a school of fish）可以搏倒大鯨魚。

在《勞基法》修惡，過勞頻傳、職業病黑數龐大的當代社會，職業醫學科醫師正面臨著更大的社會責任。

今年7月初，我們和劉荷雲、工傷協會專員劉念雲在關懷協會見面。協會新辦公室離RCA舊址更近了，時常有人好奇停下來，東看西看，說自己也有家人曾在RCA工作。

與劉荷雲第一次見面，其實是我在做另一起職病工人案件的時候，那時劉荷雲特地從桃園搭客運到台北，一起接受採訪，多數時間她都蹙著眉頭，認真抄寫筆記，好像那是自己的案子。

「像你們照顧我們一樣，去照顧更多的人，」劉荷雲說，這20多年，從抗爭到漫長訴訟，她們從不孤單。雖然關懷協會面臨過重組，律師團也曾解散又成立，但一路上，這些組織運動者、專家學者、學生志工都給了她們最大的奧援。

自2001年接下第一屆義務律師團召集人，現任司法改革基金會董事長林永頌認為，RCA案最珍貴的是團隊合作，「RCA把勞工當成『你們』，他沒把你們當兄弟姊妹，白人喝的水不同；那我們每天坐在這裡，把我們當『我們』。」

「坦白講，壓力很大、責任很重，士氣很重要，可是總要有人陪伴他們啊！也滿懷念案子的過程，我無意中有很多邊際學習，以前怎麼會想去學流行病學？」林永頌說，他一開始也不太敢辦這種大型環保案件，當年還跟太太看了兩部拍公害訴訟的美國電影「作為參考」。

雖然訴訟的「最後一哩」比想像中拉得更長。但慶幸的是，最高法院已為台灣未來的公害訴訟確認了幾個重要原則。林永頌說，今天這個結果「他們並沒有輸」，因為有機溶劑造成員工健康損害的因果關係認定、RCA公司不可作時效抗辯、以及母公司需與台灣RCA公司負連帶責任，這3個爭點，最高法院這都維持了有利見解。是RCA訴訟一路打下的成果。

陪伴RCA工人多年，劉念雲也一直思考這個「陳年老案」如何和當代社會接軌，而非一再重述30年前的故事。「有人會覺得，為什麼要去認識遊民團體？或是聲援其他工運、環境運動？但我覺得我們的人持續出現，理解別人立場，讓別人與我們產生關聯，我們會持續存在於社會上，」劉念雲並非特別嚴格的組織者，她知道會員們年紀大了，一直很辛苦，但想像一個未來，她們必須與時間賽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