雲林台西鄉自救會成員吳日暉開車來接我們，初次來到麥寮，想了解六輕的外地人，通常找他當「導遊」，幫忙導覽六輕周圍的地景。

在緊鄰六輕的雲林長庚醫院，我們與另一個導覽團狹路相逢，那是由台塑企業贊助、電視公司主辦的主播記者培育夏令營，30幾位高中生免費參加，得到可進入一向門禁森嚴的六輕廠區採訪的珍稀機會，報導麥寮「生態港」、六輕專屬的消防隊，這一站來到雲林長庚，他們將要產出的內容是「免費健檢保安康」。

青春洋溢的高中生拿起麥克風已略具架勢，每當有人從醫院大門走出，就急切地衝上前去，因為大型醫院裡空蕩冷清，大半天等不到一個人。

吳日暉冷眼看著這一切，不論是六輕提供在地居民的免費健檢，或者學校免費的營養午餐，「對我而言都是極致的羞辱」，接著他的身體開始抽搐：「給了一個電錶（指台塑給居民的補助），就會感到高興嗎？不，是感到非常痛心，痛心到晚上睡不著。」

從前吳日暉只覺得村子裡的癌症患者多得嚇人，人口外流，葬儀社卻越開越多。2012年10月20日，台大公衛系教授詹長權在雲林連辦兩場說明會，總結自2008年以來關於六輕污染與居民健康的研究，指出石化污染的指標重金屬與多環芳香烴等致癌物，在距離六輕10公里以內的雲林麥寮、台西鄉住滿5年之居民的尿液代謝物中，其濃度顯著高於雲林其他鄉鎮之居民。

聽完演講，吳日暉猛然醒覺，成了對六輕提告的全職抗爭者，他穿起「控訴六輕污染，發願修行」的T恤，用土法煉鋼的方式挨家挨戶蒐集資訊，他理了平頭，乾癟的身軀再也榨不出一點水分，像是在抗爭中苦行的修道人。

詹長權的雲林流行病學研究，成為台西鄉民提告的主要依據，吳日暉說：「聽法官在問問題，感覺他都沒有讀我們給他的資料。」台西鄉民的第一任義務律師，是現今環保署副署長詹順貴，詹順貴接受《報導者》訪問時回想當時場景：「第一次開庭跟法官講流行病學因果關係，法官居然問這個案子跟流行性感冒有什麼關係？他就不想審呀。」

控告六輕案困難重重，因為司法上要求嚴格的「因果關係」，需要由受害居民舉證，居民的癌症到底是哪一種具體的化學物質導致？又是從六輕400根煙囪中的哪一根所排出？證明污染的最後一哩路，必須要進到六輕廠區內做實際的煙道檢測，但一般人根本無法進入六輕廠區。

中興大學環工系教授莊秉潔在2012年被台塑集團以誹謗名譽提告，求償四千萬元。提告理由之一是因為莊秉潔曾在會議中說過：「六輕自己的煙道資料到現在為止還是空的。」

在莊秉潔的研究室裡，停著一台公路車，採訪這天他穿著螢光車衣，在空污拉警報的台中，他騎單車通勤，以身體力行減少碳排放。

曾經和大財團纏訟，很難沒有陰影，莊秉潔卻沒有忘記當初讓他惹禍上身的那句話：「空白的煙道資料」，他想用自身的空污模擬專業，接棒詹長權的流行病學調查，補上最後一塊真相拼圖。2011年蘇治芬當縣長時，莊秉潔就曾對雲林環保局提出建議，想去量測六輕400根煙囪裡的重金屬與致癌物質，從蘇治芬到現任縣長李進勇，他苦笑著說：「預算始終沒有編列。」

現今的雲林環保局代理局長張喬維，正好是莊秉潔從前的指導學生。老師三不五時就催學生進去六輕量測，學生卻難以行動，因為很多一、二級有害空氣污染物，環保署沒有訂立標準檢測方法，也還沒有排放標準。

莊秉潔說：「喬維說他去量的話，一來沒有排放標準，所以無法開罰，二來如果量測所用的不是標準方法，台塑提訴願的時候，就會質疑這個不是標準方法，讓他因而敗訴。」

我們來到正式編制只有43人的雲林環保局，很疑惑這樣的人力要如何監管六輕？代理局長張喬維說，正式員工和約聘雇大約是一比一，空噪科負責六輕業務的僅有7人，除此之外，還會外包給專業工程顧問公司。稽查人數仍遠遠不足，張喬維常舉的例子是，台北市環保局底下取締亂丟菸蒂等工作的稽查大隊，正式編制就有173人，是雲林整個環保局的4倍多。

人少還是得做事，監管六輕不僅工作繁重，還需面對高強度的壓力。對於環保單位開出的罰單，台塑每件必提訴願。張喬維說：「金額最少的一張是（六輕為堆置煤灰與污泥所興築的）灰塘違反廢清法的6,000元罰單。」區區6,000元，台塑寧願花十倍以上的價錢，請來知名法律事務所的律師興訟，看似不符合經濟效益，卻能讓第一線稽查人員疲於奔命跑法院，在無形中製造莫大的心理壓力。

對於頻繁提出訴願，台塑安衛環中心副總經理吳宗進接受《報導者》訪問時強調，台塑集團是對於「法律模糊地帶」的裁罰才會提出訴願，法令明確的裁罰都會接受。

環保署中區稽查大隊隊長石秉鑫則指出：「從民國99年到現在，對六輕的裁罰有228件，台塑每一件都提訴願。開罰一件要給他們陳述意見一次，訴願委員會一次，還有行政法院再一次，甚至不服到最高行政法院，一件告發下去承辦人員要跑四五趟不只。」

中區稽查大隊負責六輕的第四小組，人力也只有7人，還要負責南投、雲林的其他業務。石秉鑫跟我們形容進入六輕稽查，卻成了「反蒐證」的對象，「壓力非常大，我們去最多是四個人，到了現場，六輕十幾二十幾個人緊跟著，我們所做的每一個步驟都會全程被拍照、錄影，作為他們日後行政救濟的依據。」

雲林環保局空噪科員曾建閩是第一線的稽查人員，他非環工本科，進入六輕稽查，必定要有顧問公司陪同，「那次只帶一個計劃經理跟我進去，（六輕）他們十幾個人，在旁邊不停質疑我，說環保局儀器有問題。」台灣曼寧工程顧問公司工程師蔡宗憲提到去一般工廠稽查，大部分都很客氣，去六輕氣氛就很不同，「變成被六輕挖過去的老鳥，挑戰前來稽查的菜鳥。」

台灣曼寧長期和雲林縣環保局合作，成為六輕鎖定的高薪挖角對象。陪同環保局進廠稽查的台灣曼寧工程師，下一次就搖身一變，成了在廠內「反搜查」的六輕安衛環中心雇員，這樣的戲碼屢屢上演。

除了台灣曼寧，雲林環保局更是六輕鎖定的挖角目標，曾被縣議員形容為「六輕訓練所」，代理局長張喬維不諱言，前幾個月才有一個待了8年的約聘人員被挖角，「說實在無法避免，我想聘一個高階工程師，會被審計單位問，為什麼要聘薪水五萬多的？我是高階主管，薪水都比六輕的專員還低，六輕裡專員大概有幾萬個吧。」

最讓第一線稽查人員洩氣的，並不是台塑集團多如牛毛的訴願，也不是人員挖角、儀器的軍備競賽，而是環保署環檢所訂立的國家「標準方法」，成了公部門自己人為難自己人的緊箍咒。

在許厝國小的遷校爭議中，雲林環保局將2012年5月至2014年6月在六輕周界逐時監測的光化車數據，提供給國衛院作依據，國衛院在這期間（2013年10月至2014年5月）取得五所國小學童尿液進行檢測，此項研究登上國際一級期刊《環境研究》（Environmental Research）。國衛院的報告中指出：「監測資料已顯示六輕廠區內外長期皆有氯乙烯(VCM)/EDC逸散之時空趨勢變化。」

張喬維說：「台灣政府陷入一個迷思，不屬於國家標準檢測方法的東西，基本上他們就不採證。台塑集團也一直在攻擊這個不是標準方法得出來的數據。做處分一定要標準方法，這個我認同。可是在做環境調查，污染的預防改善時，就不該侷限於國家方法。詹（長權）老師一直被攻擊，站在污染防治的立場上，不給處分沒關係，但政府要去改善呀。」

VOCs標準檢測方法，需要手動拿不銹鋼筒採樣，採樣完拿回實驗室，再另行分析，採樣一次通常需要兩個禮拜才能完成。實驗室的分析結果往往不對外公開，不像自動監測的光化監測車，一般民眾上網就可看到即時數據，以人工手動採樣也無法像監測車24小時待命。

莊秉潔說：「非即時性的手動方法，一般來講都採樣好幾天才分析，又常常沒有偵測出，對我來說手動的資料沒什麼代表性。因為風向常常每天就變了好幾次，即時資料你就可以看到每小時的數據，風吹過來濃度是多少，沒吹過來又是多少。手動的話就是看運氣，你很難說你採樣的就是風吹過來的濃度。」

正因為雲林環保局光化測車兩年來的監測被以「不符合標準方法」而被政府漠視，在2016年8月爆發許厝國小遷校紛爭，衛福部下的國健署另找成大教授李俊璋進行尿液檢測。環保署空保處也同時啟動六輕周界以及廠區的致癌物質氯乙烯稽查。

除了進廠稽查，空保處也配合李俊璋的尿液採樣，同步在橋頭本校和許厝分校等21個地點以標準方法的鋼瓶進行手動採樣，共有73個樣品，均顯示氯乙烯是零檢出（ND）。

標準方法檢測不出來，但是非標準方法的許厝分校光化監測車以及FTIR紅外線監測，卻在同時段測到7次氯乙烯，雖然濃度合乎法規標準，然而還是凸顯標準方法的局限：手動採樣方法就是測不到，每小時一筆測到的數據又可以被忽略、不算數。2017年2月7號由國健署召開的專家會議，原本要討論詹長權和李俊璋的麥寮學童尿液檢測，最後卻讓這手動採樣的零檢出（ND）結果，成為媒體報導「無污染」的翻盤焦點。

標準方法的受害者，還有學者詹長權的研究。詹長權團隊在2014年開啟彰化縣大城鄉六輕污染的研究，除了流行病學調查，也一併做了空氣監測，在大城鄉頂庄國小屋頂裝設重金屬連續監測設備，在2014年9月11日到26日，逐時測量空氣中的重金屬，發現鎳、鉻在吹南風或西南風（大城鄉西南方為六輕）時，濃度是其他風向好幾倍。而這些空氣中的重金屬，皆可以在大城鄉民的尿液中驗出。

詹長權所使用的要價上千萬的重金屬連續監測儀器，可以看到逐時的每筆資料，卻仍然不屬於「標準方法」。環保署空保處在2017年5月到8月，也用了非標準方法的重金屬連續監測儀器，在大城鄉逐時監測。空保處長蔡鴻德說：「同樣是重金屬自動監測儀器，但詹長權老師的那個儀器準確度比較低，數據僅供參考，後續還是都要用（手動監測）採樣才行！」

3個多月的監測結果，空保處8月28日在大城鄉台西村的活動中心辦說明會。當日出席說明會的村民許奕結說，「空保處拿（台北）艋舺的空氣跟大城比，說我們的空氣算不錯的，因為艋舺有很多汽機車，空氣比大城還糟。都沒有在講我們居民事實上的污染問題，而是講一些不痛不癢的話呼嚨過去，我們越聽越洩氣。」

環保署的監測數據並未對外界公開，《報導者》向空保處索取，處長蔡鴻德說：「上次測的只是一段時間而已，資料還不夠，要累積比較多的資料，希望不同季節都有，這樣說服力比較高。」空保處另以書面回應，指出5到8月的監測是「廠商於現地試做以展示功能」，9月20日到11月30日又繼續進行重金屬連續監測，兩季的監測都完成了，「目前正就數據執行品保審查作業中。」

要累積更多的數據，要品管品保減少誤差，官方說法聽來都言之成理。但也讓人想到科學家在1963年就已發現到美國中西部的石化工廠導致酸雨，建議降低空污排放量，卻被美國政府以「要進行更多的研究」而拖延不處理，到了1990年才進行總量管制，但三十年來環境的破壞已不可回復。研究環境風險治理的政大公行系教授杜文苓說：「科學討論中的『不確定』與『未知』，更常成為政策不作為的最佳藉口。」

環保署的標準方法來自美國，然而在美國，隨著日新月異的污染新元素，國家標準方法與學術界或民間所研發出的「參考方法」(reference method)，其實是雙管齊下，共同來解決污染問題，沒有哪一個方法是唯一的權威。

詹長權說：「科學上本來就有測不準原理，所有方法都有它的極限，沒有哪一種是完全正確的。『參考方法』並非比較不嚴謹，而是往往比『標準方法』更新更敏感也更進步，政府行政上的落後，然後來說新的方法不能用，這是不對的！政府應該多多蒐集民間、學界常用的方法，然後變成參考方法，而不是說沒有方法所以不能採證，沒法採證就不採取行動！」

六輕最為人所稱道的是廠區內整合石化上中下游產業，麥寮專用港使其能進口大量原油提煉出輕油，輕油裂解後便可產生氯乙烯、苯乙烯、合成酚等石化製品原料。廠內四、五層樓高的儲槽就有2千多座，連接上中下游的原料配管長達3,300公里，整整可繞台灣三圈。大型儲槽以及管線設備連接處，都是VOCs容易逸散之處。

問題是：六輕廠區2千多個儲槽和2百多萬個設備元件要如何檢測起？主要負責稽查的是雲林環保局，但地方環保局人力不足，將此計畫外包出去給專業顧問公司，在麥寮辦公室有7人駐點，顧問公司再發包下去給第三方檢測機構。六輕本身依據環評通過結論，也需定期找第三方檢測機構執行檢驗。

儘管六輕所找的第三方機構都經過環檢所認證，但檢測出來的數字都不會超標、總是合乎標準。

成大環工系教授吳義林說：「設備元件是委託環檢所認證的第三方檢驗公司去做，但我們一直很懷疑，到底有沒有好好去測？這裡面比較大的問題是，他們（第三方檢驗）做出來很低，六輕也高興呀。我覺得環檢所應該要有一個品管品保的機制去查核，政府要花錢，照他（第三方檢驗）的方法實際去做一次，再比較看看有沒有落差。」

負責監督第三方檢驗機構的是位於中壢的環檢所。副所長巫月春向《報導者》指出，目前官方認可的空氣檢測第三方機構有50家廠商：「一家廠商通常2年輪到一次，我們會去實驗室或現場，如果有人檢舉，才會增加頻率。」我們追問，會不會考慮用錄影的方式，檢驗廠商在現場到底有沒有確實執行檢測？

巫月春說：「六輕是石化廠，我車子進去要有滅煙器，我錄影機帶進去要防爆，這有很大的困難。它有點像國防重鎮，廠區很大，製程那麼多我們也看不懂，一定要他的人來帶。你不能完全歸咎六輕那麼狡猾，它爆炸了我也付不起。」但錄影器材不太可能引發化工廠爆炸吧？巫月春改口說，「六輕有理由說這是他工廠製程的秘密，洩漏出去怎麼辦！」

我們再問，六輕已營運20年，公權力進入六輕廠區稽查，無法錄影也無法用GPS定位，這樣的效率會不會太慢了？巫月春說：「老實說，為什麼一定要檢測機構進去，CEMS連線一樣可以看得到呀！」

CEMS指的是煙道連續自動監測設備，六輕廠區內的400根煙囪，目前有34根裝設CEMS，不到十分之一。官方的說法是，這34根已掌握8成的排放量，然而對於製程複雜的石化園區而言，重點不是排放量的大小，而是具體排放了什麼化學物質才更值得關切。

彰化環保聯盟理事長施月英質疑：「我們幾次檢舉說冒黑煙了，很清楚還有錄影，幾點幾分在什麼地方，環保局來了也不知道是哪一根，專業判斷能力很不足，再怎麼檢舉都沒用！如果每一根都有裝CEMS的話，至少還可以看一下數據有沒有異常。」

實際去看CEMS的監測內容，包括二氧化硫、氮氧化物、一氧化碳、氧氣、排放流率、溫度、不透光率，但對於最毒的VOCs或重金屬，CEMS仍然無法監測。

13

將監管六輕的責任，全部丟給環保單位與地方政府，也不盡公平。環保署副署長詹順貴說：「人力和資源都比環保署多很多的經濟部，除了嘴巴講經濟發展，它到底盡過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的責任沒有？有積極輔導六輕，去用最好的製程和污染防制設備嗎？」

經濟部是六輕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然而經濟部工業局在2005年委託成大所做的一份報告「雲林離島式基礎工業區環境與居民身體健康之暴露與風險評估研究」，卻以密件的方式隱匿資訊，未對外公開。2009年《自由時報》拿到這份密件報告，指出報告內容和詹長權後來所做的雲林流行病學研究結果相似，「麥寮鄉附近學校測得『苯』的平均值偏高，有致癌風險。」

主管機關隱匿致癌風險資訊，並放任六輕自己管理自己，雲林縣立委劉建國說：「政府怠惰，讓六輕這麼大的石化廠區『自主管理』，我都說那是『自殺管理』。2010年左右六輕發生18次工安大火事件，一下子就完全燃燒，消防隊進去還要獲得他們同意，連我是（立法院環衛委員會）召委想進去勘災也進不去。政府應該要成立國家級應變中心，不能讓它自主管理，它永遠都會講它符合國家標準。」

2010年六輕大火連環爆，當時雲林縣長蘇治芬就已呼籲中央成立災害防治機構。現任縣長李進勇也說：「六輕的毒性化學物質如果洩漏就很恐怖，2009年曾經發生光氣外洩事件，吸進去的話整個肺都會腐蝕，我建議要成立國家級的災害防治機構，但中央始終沒反應。」

面對從學者到地方政府的強烈抨擊，台塑安衛環中心副總經理吳宗進接受《報導者》訪問時說，台塑設置「麥寮園區八層空污防護網」，扮演「環境品質守護神」的角色。並成立空氣品質評估及諮詢委員會，邀請國內外著名空污專家研究麥寮空品變化，其中一項結論是：「中南部空氣污染較高的冬季期間，主要吹東北季風，六輕排放的污染物多會被吹送至台灣海峽。」（台塑完整回應請見系列報導之六）

當我們繼續追問，所謂「國內外著名空污專家」到底是哪些學者？安衛環中心蔡建樑經理說：「學者經常更換，沒有固定，因此無法提供名單。」

不管是鬆綁更多的檢測方法，或者擔負起監管的責任，官方該有更多行動，卻始終消極、怠惰，地方受害的「環境難民」，只能坐以待斃嗎？

90年代末，殼牌化工廠選擇設廠在美國路易斯安那州Norco的黑人社區附近。當地居民先是以空氣桶監測蒐集數據，顯示有高濃度的化學物質，進而促使官方進行特別的額外監測，結果追溯到殼牌化工廠外洩有毒物質。

居民以「公民科學」取得堅實的數據，因此要求殼牌公司負起責任，以高於市價三成的價格，買下因環境污染而想遷離的居民房子，在工廠和社區之間建立無人居住的緩衝區。

關注公民科學的政大教授杜文苓說：「所謂的科學數據有很多的層次，當然如果有資本，就可以自己有儀器還有實驗室，去累積系統性的數據。但是即使沒有資本，例如地球公民基金會曾連續監測100天看高雄霧霾狀況，這也是一種數據。最勵志的案例是高雄文府國小，常常聞到（學校附近東南水泥傳來的）臭味，小學生去採集雨水、看風向紀錄甚至做地形模型，也去社區發問卷，後來得到全國科展第一名，還發明口罩的專利。最重要的是，他們查出是東南水泥，還真的促使停工。」

坐以待斃不如起而行，Norco黑人社區對殼牌公司提出一個很好的質問：「誰先來誰後到？」當地居民說：

「如果我在化工廠蓋好後才搬來這裡，我不會說它不好，因為，是我自己的選擇。但是當居民比化工廠先來，而化工廠帶來污染，那麼，就是它侵犯我的權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