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立1919年的RCA公司，基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對無線電通訊的需要，由美國海軍邀集奇異公司（General Electric Company）、西屋公司（Westinghouse Electric） 、AT&T與政府技術合作而共同成立，設立初期即不斷在美國境內遷移，尋找廉價勞工：從美國東岸紐澤西州 Camden（1929-1950）的南歐裔與東歐裔移民、南遷至印第安那州 Bloomington（1940-1968）的蘇格蘭與愛爾蘭裔工人、60年代遷至到田納西州 Memphis （1965-1971）以非洲裔美人為主，最終跨越國界到墨西哥 Ciudad Juarez（1978-1998）與台灣（1967-1992）設廠。

RCA數次關廠遷移的主要原因，都肇因勞工對工作條件不滿，組織工會、引發勞資爭議。其中，田納西州工廠設廠之初資方即已嚴防左派工會勢力，但在60年代民權運動浪潮下，幾年內連續發生工潮，工廠匆匆結束，資方將彩色電視的生產線移往墨西哥，其中較老舊的黑白電視生產線，則遷移至台灣。

50年代末期，在美國的壓力與利誘下，台灣政府開始接受「出口導向」策略，尋求外部市場的擴張，以進入新國際分工體系來擁有世界市場。台灣便宜、素質高且過剩的勞動力成為吸引外資的最大誘因，當時外商對於台灣勞動力之低廉，從媒體報導可見一斑：

民國 58 年在台開工生產的RCA，尋找的多是年輕、未婚的女性，一方面女工工資比男工工資來得低廉。另一方面，電子業零件組裝繁瑣無聊的重複性工作，女性相較於男性細心、有耐心，且手指相對靈巧。台灣女性勞工的工作表現，更讓 RCA 資方大為讚賞。

RCA公司來台設廠後，備受政府禮遇，包括當年行政院院長蔣經國、孫運璿等，都曾蒞臨參訪，除了因其出口創匯表現外，更重要的還有國家產業戰略上的企圖，希望透過 RCA公司技術與資金之引入，帶動後向聯繫與委託生產，而開創台灣整體電子產業之發展。

經濟表現雖然優異，然RCA廠內工業安全衛生始終有瑕疵，多次勞動檢查均不合格。根據台灣省政府勞工處北區勞工檢查所及台灣省工礦檢查委員會之勞工檢查資料，勞工檢查所自民國64年6月至85年5月期間，於RCA公司桃園廠進行勞工檢查8次、輔導2次，均違反「有機溶劑中毒預防規則」之規定，亦時有違反「勞工健康管理規則」及「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等規定。

8次勞工檢查中，有多項違規涉及到未告知有機溶劑毒性與預防事項，包括：未將有機溶劑中毒之必要注意事項通告全體有關勞工知悉；未將有機溶劑對人體之影響、處置有機溶劑應注意事項放置顯明處讓勞工周知等。這等於是資方有意屏蔽有機溶劑毒性有害身體資訊之歷史證據。

數次違反相關法令、廠內有機溶劑檢查也幾乎年年不合格，RCA不僅依然營運、甚至成為全國十家有機溶劑及鉛中毒設施優良示範工廠之一。即便違反「有機溶劑中毒預防規則」、「勞工健康管理規則」及「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等規定，法律罰則也非常輕微，無法起恫嚇作用，廠商還是繼續規避廠內工業安全衛生之責任，勞工依舊無知於有機溶劑對身體的傷害。

1994年6月2日，時任立法委員的趙少康揭發已於1992年關廠歇業之RCA公司，在開廠期間不當傾倒有機溶劑廢液污染廠區土壤與地下水。此消息震驚當時台灣社會。

土地污染案爆發後，RCＡ員工聊天互動中發現，身旁許多同事都罹患癌症、甚至有人因癌去世。才開始懷疑，眾多員工罹癌是否與污染有關，更積極地透過在廠時的人際網絡聯繫確認罹病人數外，也主動求助趙少康，詢問污染物與癌症是否有關係。

訪談RCA工殤案員工時，他們提到，一開始看到報導後，大家私下聯絡聊天時會問：「ㄟ，你知不知道那個誰他得癌症?我告訴他你知道誰也得癌症了？」一連起來才發現，「哇！怎麼癌症的這麼多！」有人主動連繫趙少康，趙少康將此案轉至環境品質文教基金會，最後案情才被揭露，媒體大幅報導後，受到社會高度關注，並刊登尋人啟事，尋找RCA員工， 隨著投訴人數與罹癌患者的增加，RCA 員工才開始進行組織化的過程。

他們一從土地污染案爆發、懷疑罹患癌症與污染物有關；到個別的聯繫串連，透過口耳相傳、口述分享過往身體病痛不適的經驗，逐漸把個別的懷疑有邏輯性地整理出清楚的歸因。RCA自救會成員組織化與爭取權益行動歷程，也是每一個參與者自我對RCA的重新認識與詮釋的過程。

對RCA 員工而言，造成污染與傷害的源頭「有機溶劑」只是饒口名詞，他們對有機溶劑的印象，只是好用又方便的「清潔劑」。「很多小姐焊接的松香黏在衣服上，回家洗怎麼洗都洗不乾淨!就把工作服、手套，直接丟到清潔劑盆子裡面泡一下， ㄟ，馬上就乾淨!那時候覺得這種水好神奇喔！。」

有機溶劑具有揮發性，聞久讓人覺得頭暈、不舒服，有人不以為意、但也有某些員工較為敏感就儘量避免接觸清潔劑，雖然稍具有風險意識者表示，都會「戴口罩」，不過，「知道有毒，但不曉得會那麼嚴重。」

工傷協會整理的口述歷史《笨麻雀的故事》中，曾描述過當年物料部員工抓麻雀放置於廢料桶洞口上，麻雀不到三分鐘即暴斃死亡的故事。但員工當年只覺得好玩有趣，並沒有意識到當有機溶劑對笨麻雀產生毒性時，同時也會對同為生物體的人類造成傷害。

當年廠內員工出現過異常身體狀況與健康問題，有人覺得奇怪，有人則不以為意，但員工們始終都未曾將這些異常的身體狀況，與廠內工作關連在一起。其中健康問題又以女性生殖系統之婦科疾病為多。

有人提及，有聽到廠內裝配線的小姐好幾個流產；也有人29歲就停經，得靠醫生吃藥打針、月經才會來。「我們RCA女性同事『割子宮』很常見的，因為都是一些有問題阿，大家都割掉。」員工對於流產、死胎或是婦女生殖系統的疾病，只是覺得怪怪的，但以為是太操勞、過度疲累，未曾將健康問題與工廠清潔劑連接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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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污染案爆發後，RCA員工的串連、組織，慢慢察覺到，過去很多習以為常或不在意的事件，放置現在的時空下來看，一切都不一樣了。「當時最奇怪的是，我們都是喝抽地下水飲水機的水，辦公室職員與老闆都在同一個廠房，但他們都只喝蒸餾水。…那時生產線的作業員很氣憤為何喝水有差別待遇，但也很無奈，反正作業員職位低賤，就必須喝這種水。現在才知道，原來那些人早就知道地下水有毒，不敢喝。」

明知道地下水有問題、含有污染物，會對人體會造成傷害，管理階層卻完全不告知員工，任憑員工同事喝有毒的水，形同預謀性犯罪。

因為長期曝露有毒溶劑而引發罹癌的傷痛，從身體的巨大痛苦、至親至愛的病逝、因病而貧的傾家蕩產等，他們察覺到所有個別的苦痛有集體的根源，是源自 RCA 公司侵犯剝奪他們身體健康所造成的。

有員工描述，「鼻咽癌是所有癌症最痛苦的，放射治療時，整個都鼻咽都潰爛，脖子外面看起來都皺巴巴，唾腺因手術完全被破壞掉，沒法分泌唾液，所以妳會一直看到我在喝水，只要沒水我就害怕....喝水有多痛！妳知道嗎？喝水時先漱口，裡面放麻藥，讓口腔麻掉後，趕快喝水.....口服嗎啡都沒效，所有止痛藥都沒效，只能直接打嗎啡了，血管打到都找不到了。那時候也不會想說，打止痛藥打到成癮，那時候痛到只想撐過一次再說。每一刻都是在硬撐。那種痛喔，如果說，牙痛是三分，生孩子是六分，我說，那種痛是九分痛。痛不欲生，會有一種想跳下去，算了的那種念頭。」令人鼻酸。

生病造成的影響，不僅病者本身身體狀況，亦包括疾病對社會關係的改變，對身心、家庭帶來的煎熬。在全民健保尚未開辦前，癌症治療花費驚人，很多家庭自費就醫，最後醫療支出拖垮整個家庭；也有人因為幫家屬擔保，家屬過世後，家中不僅少了一份經濟來源，又扛下家屬的債務，入不敷出，因癌症而經濟拮据，土地房子都被查封了，「銀行不會因為你是RCA的病患就不查封你了」，這是員工無奈的心聲。

一名員工家屬提起在RCA擔任品管的姊姊，難過地說，「我的姊姊除了工作就是睡覺……台灣的經濟就是這樣拼起來的！從開廠到關廠都是這樣的生活，她的青春都給了RCA。你說，這樣的生命有什麼意義？而且我姊姊很努力，還邊工作邊唸書把空大唸完，毅力非常過人啊⋯⋯所以她閉上眼睛那一剎那，我在想，一個這樣努力的人，沒有結婚，幫助家計，考上空大，讀完空大，就是這樣走了，沒過過一天好日子。」

除了身體健康被剝奪與被侵犯的憤怒，RCA員工認為自己當年完全無愧於公司，而就是這種無愧感，使得她們更理直氣壯勇於去爭取行動，「當初我們進去都是抱持著一個很大的抱負心理，我把 RCA 公司當成自己的家，這麼賣命在做。有些人下班或是休息時間，為了衝產量，都會另外再加班再做，這些都是自願的。」但 RCA 卻一直否認污染問題與員工罹病的相關性，更令員工想把這個仗繼續打下去。

RCA事件從單一土地污染案，其後衍生出職業病與環境議題，由此延伸了將近20年的社會運動與訴訟官司。這過程不僅是個人的覺知，更是集體的認知解放。從個人的受害經驗，找到彼此受害的共同根源──RCA公司，在爭取權益的一次次戰鬥歷程中，並同時在外來團體共同協力下（工傷協會、法律扶助基金會），勞工集體的認知解放開始產生。他們開始能獨立思考去判斷，而不是被動地、悲情地等待「救世主」的來臨，一種活躍的、負責任、行動取向的積極態度，是認知解放產生後，在勞工身上產生出來。

RCA這場運動帶給台灣社會，不僅僅是遲來的正義，更是希望與鼓舞—受壓迫者體認到壓迫根源，翻轉了自身被綑綁的意識，並且願意起身行動，去改變這個壓迫人的世界。

【延伸閱讀】 2013年工傷協會主編出版《拒絕被遺忘的聲音──RCA工殤口述史》，紀錄RCA受難勞工及家屬的故事，見證台灣在加工出口時代底下工廠工人的成長歷史、勞動過程、家庭生活與病痛經驗，完整呈現RCA工人生命歷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