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4日那一天，當國際新聞版面集中在巴黎恐怖攻擊事件，而台灣新聞則聚焦於擊敗棒球強權古巴之際，韓國發生了自2008年以來最大規模的社會抗議運動。數十餘萬民眾因不同的理由齊聚首爾街頭，而警察則封鎖了光化門廣場通往青瓦台方向的道路，並以車龍與高壓水柱鎮壓做為回應。若想瞭解這場被命名為「民眾總崛起大會」的社會運動之性格與意義，我們則必須從近來韓國政府積極推動的經濟改革方案開始談起。

在今年8月間，由於韓國出口貿易持續衰退，加上MERS疫情引發的訪韓人數銳減，韓國總統朴槿惠發表了一篇名為《致國民──為實現經濟再次飛躍》的「與國民談話」。在該項談話中，針對韓國所面臨的經濟成長困境，朴槿惠總統宣示將針對「勞動」、「公共部門」、「教育」，以及「金融」等四大領域進行改革，希望以此重振韓國經濟。

事實上，2012年總統競選期間就主打「經濟民主化」、「創造就業機會」與「擴大社會福利」⋯⋯等「民生經濟」政見的朴槿惠總統，一直有著如何提高韓國人民「有感」成長的內政壓力。而面對韓國經濟的不振與失業問題，朴槿惠與執政黨提出一系列的「經濟活化法案」，希望透過法規的修改與對產業管制的放寬來活化韓國萎靡不振的經濟。

被歸類於經濟活化法案之林的法案內容十分廣泛，舉凡了各種產業振興與鬆綁勞動市場管制，以及加速自由貿易協定的批准案，都被歸類於其中。因此，除了加速推動韓中FTA批准案之外，與產業振興與資本市場鬆綁的法令就包括了：《服務業產業發展基本法》、《醫療法》（與民間保險相關之醫療法、與遠距醫療相關之醫療法）、《觀光振興法》、《經濟自由區域特別法》、《雲端運算發展與利用者保護法》、《國際會議產業育成相關法》、《資本市場與金融投資業相關法》、《金融委員會設置法》、《承包交易公正化相關法》⋯⋯等。

而與勞動市場改革有關的「勞動五法」則包括了：《期間制與短時間勤勞者保護法》（期間制法）、《派遣勤勞者保護法》（派遣法）、《勤勞基準法》、《僱用保護法》、《產業災害補償保護法修正案》。

為使韓國政府已簽訂的自由貿易協定（FTA）能發揮最大功效，前述韓國政府所提出的諸多活化經濟的資本市場改革與產業振興計畫法案都以加速開放市場做為基調。雖然其內容受到反對黨質疑，但除受波及產業之外，一般來說市民社會的反彈並不激烈。相形之下，其所推動的勞動五法改革法案卻引發來自勞動階級的強大反彈與質疑。

此次朴槿惠政府的勞動改革方向乃是朝著：放寬一般解僱的條件、實施賃金高峰制（在一定年齡之後，勞動者的薪資逐年下降，但換取保證可以工作至退休年限為止的薪資制度）、延長契約期間（由現行的兩年改為四年）、擴大契約與約聘職務的範圍修正，以及技術性許可延長工時（例假日勤務時間不計算在延長工時之內，因此工作時間上限可由目前的52小時延長到68小時）的方向修正。總的來說，韓國政府仍希望勞工能夠「共體時艱」，透過「勞政資」的共同合作，以增加「就業機會」與「延長工作時數」來緩解韓國所面臨的經濟成長與就業壓力。只是，如果從韓國目前勞動人口的就業型態來看，目前韓國政府所欲推動的「勞動改革」或許會帶來災難性的後果。

依據韓國統計廳今年8月所發布的資料，韓國的契約工、約聘工以及派遣人力等「非正規職」勞動者業已高達627萬1,000名左右，創下歷年新高。而擁有五千萬左右人口的韓國，估計經濟活動人口約莫2,700萬名左右，亦即每四名勞動者之中，就有一位是所謂的「非正規職」員工。而若依照目前勞動改革的推動方向，表面上雖然增加一些就業空間，但由於新出現的工作機會幾乎都是「非正規職」，並且使得非正規職更加的常態化，而勞動基準卻變得更加的艱困。因此，朴槿惠政府所宣稱的「勞動改革」被韓國工運界稱為「勞動改惡」。

為阻止政府的「勞動改惡」，以「反對勞動改革」為核心訴求，全國民主勞動組合總聯盟（民主勞總）號召了53個民間團體，共同組成「民眾總崛起鬥爭本部」，希望透過一系列「民眾總崛起大會」的舉辦，凝聚社會力量來進行社會改革。

從「民眾總崛起鬥爭本部」所提出的抗爭訴求中，我們可以感受到目前韓國社會面臨著多面相課題。事實上包括了南北關係的停滯不前、鐵道公司民營化的爭議、韓中FTA簽訂後稻米價格的下跌、世越號與MERS發生後對韓國政府反應遲緩所造成的不信任感、解散統合進步黨所引發的反民主爭議、教科書國定化的威權獨裁復辟爭議⋯⋯，使得反政府的民氣逐漸上升，而在其所誇耀的經濟民生議題上，朴槿惠政府亦無法獲得人民之信任，這也使得2014年一整年間未曾有過大規模社會抗爭運動的韓國，出現了多重反政府社會力量集結之機會。

在11月14日所舉辦的第一次民眾總崛起大會雖然引起了韓國社會不小的迴響，然而抗爭最終卻在水柱鎮壓之下以流血憾事坐收。而在韓國政府強力批判集會遊行失序的同時，韓國保守派媒體在報導中意有所指的指出在53個民間團體中，有16個是與「統合進步黨解散反對本部」有關的團體，而其中有兩個團體甚至被韓國大法院判定為所謂的「利敵團體」。媒體的這種報到有意無意間暗示著，在一部分「暴力」與企圖「顛覆政府」的「通匪團體」運作之下，民眾總崛起大會才出現了過激的示威抗議活動。

而反對暴力示威的輿論壓力也使得12月5日打著：反對朴槿惠政府的各種社會問題、反對第一次大會時警察的過度鎮壓、以及反對朴槿惠政府的勞動改革⋯⋯為訴求的「第二次民眾總崛起大會」參與者人數銳減（主辦單位估計4萬餘名、警察估計1萬4千名），同時也使得12月19日預計舉辦的第三次民眾總崛起大會的群眾參與聲勢不被看好，但抗爭性卻可能反而提高。

與此同時，韓國政府與執政黨仍舊強力地主張，經濟活成化兩法（服務業產業發展基本法、企業活力提高法）以及勞動改革五法若未能在通過，將對韓國經濟造成極不利的影響，因此不惜一切希望能於今年就通過這些爭議性的法案。

事實上大規模社會運動的出現，往往反映出的是在既有的政治與社會管道之下，無法解決目前所出現的社會問題。若細觀民眾總崛起大會的訴求，我們可以發現大致上還是服膺韓國傳統政治上「保守vs.進步」光譜中，主張進步價值的立場。

然而，在盧武鉉總統過世之後，進步派政黨的分裂加上其後國會選舉、總統選舉以及地方選舉的不振，使得韓國民眾對於進步派政黨的支持率日益下滑，而左翼的階級政黨又因違反國家安全法而被宣佈解散。行政與立法權的喪失，使得韓國進步派的主張幾乎無法透過日常的政治過程中加以實現，從而使得韓國的政治社會顯得日趨的保守化。

只是，當保守派政府意圖透過更加的市場化與自由化來解決韓國所面臨的經濟問題的同時，勢必將造成更加激化的社會運動。而當社會問題逐漸超越「保守vs.進步」的政治框架，轉向世代正義或是普世人權等其他面向，並且引發社會全方面迴響之際，才有可能反過來促成韓國政治格局的改變。關於這點，或許台灣太陽花學運的經驗，足以給韓國社運界與進步派人士一些推動改革運動的靈感與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