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8日台北內湖所發生的小女孩被殺害事件，揭露了台灣婦女母職的辛勞與痛苦。台灣家庭已進入雙薪才能維持生計，但台灣女性參加勞動市場增加的同時，她們擔任照顧工作的責任並沒有減輕，反而在以孩童為重的密集照顧期待下，一方面處處得咎，另一方面其母職實踐又被神聖化。 

依行政院主計總處有關「性別與婚姻狀況別勞動參與率」的調查數據（見下表），我們可以看到幾個重要現象。第一是性別分工下的性別化勞動參與變動型態。台灣男性的有偶群體（包括配偶或同居）要比單身群體有更高的勞動參與率。但台灣女性卻是成相反趨勢，單身女性群體的勞動參與率持續地高於有偶群體。

這個現象說明，異性戀伴侶關係對女性就業有負面影響。主要原因是因為女性要擔負照顧工作，在婚後或有小孩後會離開職場。根據行政院主計總處103年「人力運用調查報告」，2014年台灣15～64歲有偶群體的婦女，無子女者勞參率高達70.42%，有3歲以下子女者，勞參率降低至58.11％，子女皆未滿6歲者，勞參率略升高至62.09%，但仍遠低於無子女者。

而當女性的勞動參與率在逐年增加的同時，雖然男性的平均勞動參與率仍高出女性許多，但整體是呈遞減趨勢，如在1980年的男性平均勞動參與率是76.36％，到2013年只有66.61％，下降近10個百分比，而同期間，有偶男性群體的勞參率下降更多，達17個百分比（自88.93％降到71.46％）。 

這些數據顯示，有偶女性在伴侶關係中以及離開伴侶關係後的女性所扮演的經濟安全責任的加重，尤其是在越來越多有偶男性處於非就業中，或是處於非典型就業的收入不穩定中。 

這些數據說明越來越多女人既要有效率、積極地投入職場，當個稱職的工作者，回到家，又需要很快地轉換面貌與心情，負起照顧、呵護小孩、家人的愛的勞動者。 

愛不會從天下掉下來，愛是社會產物，是透過體力與情緒勞動才能表現以及完成。孩子也不一定都是寶，有小孩的女人也不是都要以母職為重心。歷史學家勞倫斯．史東（Lawrence Stone）在其著名的《英國16至18世紀的家庭與、性與婚姻》（The Family, Sex and Marriage in England 1500-1800）一書中，討論英國從16到18世紀間很大的社會變化，是由以父權家族為核心所建構出的相對冷漠親子與夫妻關係，轉變到強調以孩子為中心、浪漫性愛夫妻關係的（也是父權）情感個人主義。 

16與17世紀的英國，因為醫療不足以及環境衛生差，小孩的生存率低，為了不想經歷喪子之痛，上層以及有中產階級家庭往往將一出生的小孩就送離家給保姆、家庭教師養育，等過了一、兩年存活下來的小孩才會被接回家，不過那些小孩常在7到13歲間又離家進入寄宿學校，而較低階級的小孩，也在10到17歲間就離家去當家庭傭工或學徒，親子關係在當時代是相當冷漠。直到17世紀末到18世紀末間，在避孕逐漸普遍、家庭孩子數減少、啟蒙運動下個體自由與權利論述的影響，孩童的個體性開始被強調，以小孩為重的疼愛教養方式逐漸從英國中產階級延伸到上層貴族階級以及最後的勞動階級，而這個轉變到現代情感個人主義，主要是透過女人愛的勞動來實現。母職成為現代女人的代稱。 

當代台灣社會，尤其是中產階級家庭講求以孩子為中心的密集親職表現，雖然台灣的父親尤其是年輕世代，也越來越被要求要分擔情感與照顧工作，但是密集親職期待往往還是等同於密集母職工作。中產階級家庭母親被期待、也自我期待對孩子的養育與情感細節要親自規劃與參與。女人之間也以這些標準來為自己打分數，看自己是不是好母親、好女人。愛的勞動常常被掩飾為是女人的天性、女人愛做的事。愛的勞動的女性化也等同於天職化照顧工作，忽略了照顧小孩是要整個社會的介入與分工，尤其在公共養育系統不健全的情況下。 

如根據主計總處統計，在2013年，小孩的照顧，3歲以下者，49％是夫妻自己照顧，40％是他們的父母幫忙照顧；3至6歲間的照顧，夫妻自己照顧的是21％，他們父母幫忙照顧是15％，61％的照顧是來自市場的幼兒園。而儘管是祖父母或市場托兒機構的分擔照顧，大部分父母尤其是母親，還是要在下班後要接回孩子自己照顧。 

有次和一位久未見面的朋友利用午休聚會用餐中，突然聽到他對著手機叫他就讀小學已回到家的兒子，不要再看電視去做別的事，當時我的朋友看我一臉疑惑，馬上遞過他的手機讓我看螢幕上所顯示他家裡的畫面以及他兒子正起身要離開電視機前的身影。我這位朋友有兩個小孩，因所從事業務相關工作，覺得若請較長期的育嬰假會使他流失客源，也覺得對公司不好意思，兩個小孩都是休完產假後，馬上回去上班，安排自己的母親一起來住，幫他照顧小孩，不過這幾年他的母親年紀漸大，較無法全力地照顧他的小孩，他轉而向現代科技求助來分擔工作，在家裡裝製視覺監視以及3C遙控的軟硬體來了掌控孩子的作息。 

我所研究來返台灣與中國間的台商、台幹家庭，在大多數台商與台幹是男性，長期自家庭缺席，也以賺錢來作為對孩子與家庭的盡責、補償，留在台灣的女性配偶就變成我所謂的「情境單親母親」，要全力擔當起孩子的教養工作，他們當中許多人也同時有就業，靠親友網絡與市場照顧提供來分擔他們愛的勞動。 

不過，當男台商、台幹能以移動、遠距不參與日常照顧工作，極少數隻身前往中國工作的台灣女性卻仍是積極的介入遠在台灣小孩的教養工作，實踐遠距離母職。有位我的受訪者，雖然他的先生仍留在台灣家裡，在他前往中國常駐工作前，先是安排好親人與近鄰在他離家時來接送他的小孩上下學，平常也以電話與視訊來與孩子互動甚至協助作功課，他每次回來台灣休假也是以孩子們的重要活動與日子如學校活動或生日來安排。

小孩要能健康、平安的長大，靠的是許多認識或不認識的個人與社群的善意與協助以及政府所建立起來的公共安全網絡與服務。其實不只是小孩要平安長大要靠整個社會的共同養育才可行，每個成人要能平安、較有尊嚴的生活以及死去，也是要靠一個友善社會的支橕才可能。

養育小孩不只是全聚落、也是全社會協助下才可能實踐。當我們強化以孩童為重心的家庭關係，美化母職的神聖性，但又無視照顧的勞動性，放任政府不積極建置安全、友善的公共教養服務，致使許多女人要離職回家當全職母親，或焦慮於職場與家庭間，也讓已承擔過親職照顧工作的祖父母輩又要重來一番密集照顧工作。 

只有正視愛是勞動，積極建構相關公共社會網絡與服務，每個孩子甚至每個成人，才有可能活得像是他們心愛人心中的寶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