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基隆港的黃色小鴨，讓33歲的越南新移民阿笑（化名）難以忘懷，當時全家人看完小鴨，先生說要搭船出海看人釣魚，阿笑認為襁褓中的兒子上船太危險，先生竟當街朝她揮拳，搶過孩子就走，丟下語言不通的她。

「這是先生第一次打我，」在好心人幫忙下，阿笑輾轉搭車回到板橋的家，朋友帶阿笑報警，「警察說可能是先生太氣了，要我先原諒他，還被打再來。」

先生不給阿笑生活費，她想到朋友的店裡工作賺錢，結果先生跑去砸店、拿鐵椅甩向她的頸部。「打習慣就會常常打，還當著孩子的面打，從來沒有道歉。」報警也擋不下先生的拳頭。

「後來先生開始打我，我就忍不下去了。」阿笑獨自到外地租屋，考取照顧服務員證照，到養護機構擔任照服員，打算存錢把孩子接出來照顧。由於先生會打聽她住處上門打人，警方前年將她轉介到勵馨基金會新北市的庇護所，此時離婚官司落幕，她爭取到兩個孩子的監護權，母子三人展開新生活。

「從前受暴婦女平均隱忍7～10年，求助時多已中高齡；現在的婦女發現關係不對勁，愈來愈多人會在惡化前離開，庇護所住民年齡層有下降趨勢，」投入婦女保護工作20年的勵馨基金會社工諮商部處長李玉華表示，從勵馨承接的庇護所經驗來看，10年前庇護所的婦女以40～50歲區間最大宗，其次為30～40歲。她遇過個案去算命，想為先生的暴力找解釋，結果對方說是夫妻上輩子相欠債，太太要挨打108次才扯平，個案果真把受暴次數記在日記本上，累計108次才求助。現在入住庇護所者以30～40歲最多，20～30歲人數增長，已趨近受庇護人數第二高的40～50歲區間，可見受暴婦女已較願意及早求助。

通過門禁來到阿笑當時被安置的緊急短期庇護所，窗外風景開闊，250多坪空間內除了住房，還有公用廚房、種滿植物的綠色角落、遊戲治療室。阿笑的兒子小山（化名）到這裡時才大班，自小目睹父母衝突，讓個性敏感的他缺乏安全感，動輒打砸物品、哭鬧。庇護所的目睹兒社工與諮商心理師隨即安排小山接受治療，學習辨別、調控情緒。

進駐在庇護所的目睹兒社工吳冠穎表示，目睹暴力的影響會慢慢浮現，庇護結束後，只要個案願意，都會由目睹社工維持後續追蹤、家訪。

阿笑在這裡居住一年穩定身心，正準備帶孩子租屋，碰上勵馨基金會林口服務中心進駐林口世大運選手村社會住宅。這是國內第一個結合社會住宅的婦幼服務模式，提供20戶自立宿舍給讓受暴婦幼免費居住半年到2年。已有明確未來規劃的阿笑，成為自立宿舍的首批住民。

「覺得好好啊！家具、電器都有，什麼都不用買，」三房兩廳的住宅給阿笑與孩子隱私空間，進駐的社工、生輔員提供就業輔導、受暴與目睹兒少創傷復原，還有對外開放的咖啡館與物資中心。融入社區的模式，與許多位處偏遠的緊急短期庇護所很不同。

對阿笑來說，最大意義是能把每月5萬多元的照服員薪水扎實存起來。去年在就業社工協助下，她上駕訓班、考上汽車駕照，打算一面當看護，一面到高爾夫球場當桿弟，調配更彈性的工作時間陪伴國小的孩子。最大夢想是在經濟更自主後，推輛小攤車賣她愛吃也愛煮的大腸麵線。

「我要讓前夫知道，沒有他，我過得更好，」阿笑自信地說，這是她第一次在台灣有自己的房子，「很自由、很開心，這裡是我的家，我是老闆，是主人。」

就業、住宅、子女照顧是受暴婦女脫離暴力環境、尋求自立的關鍵。阿笑的這三項需求都被系統承接，讓她更無後顧之憂地走出自己的路。台灣住宅資源昂貴，租金是婦女自立過程的一大負擔，但各縣市的庇護資源落差大，社政系統在個案安全後就結案，緊急短期庇護所與後續的住宅資源缺乏銜接，並非每位受暴者都能像阿笑一樣接受完整服務。

除了庇護所地點偏僻、不習慣庇護所生活而導致個案不願久待，李玉華還看到城鄉差距。

她表示，非六都縣市不見得有獨立庇護所，而是與旅館、醫院、安養機構合作簽約的庇護床位，欠缺隱私，也不符LGBT多元性別個案的需要。再說庇護床位所在處所不見得有社工，個案所需的諮商、法律、目睹兒處遇等資源得找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家防中心）的主責社工轉介，較難即時對接。

「住在獨立庇護所的婦女都會有不適應團體生活的問題，而且，安養機構病床能住多久？」李玉華表示，安置兩週以上，庇護所才較能發揮功能，陪伴個案度過混亂期、強化脫離暴力關係的能力。若婦女住不到一週就走，不認為受到好的協助，使用資源的意願更低。

另外，庇護所案源由家防中心轉介，受暴婦女停留天數由家防中心主責社工評估，庇護所社工的意見不見得被採納。由於各縣市庇護經費不同，當經費快見底，甚至有主責社工跟個案倒數剩餘的庇護天數，「鼓勵」另覓他處居住。也不乏家暴相對人對家防中心施壓要求庇護婦女出來見面、返家，若家防中心扛不住，壓力就落到庇護所。

中長期庇護所方面，目前在13個縣市設置15處，最大收容量為139戶。「中長期庇護的婦女開始自立，庇護所要考量婦女就業、孩子就學的方便性，房東還會懷疑單親婦女、受暴婦女會不會繳不出房租？處所不容易找，」衛福部保護司科長陳怡如說。

李玉華表示，英國的受暴者平均在緊急短期庇護單位待4個半月，就是要等待入住國宅中長期庇護的機會，勵馨正倡議衛福部與內政部營建署合作，在未來的社會住宅中，保留戶數作為受暴者的中長期庇護所。

40歲的小艾（化名）與先生小威（化名）在聯誼中認識，小威的幽默風趣讓小艾一見鍾情。婚後，小艾協助小威經營一家小工廠，育有一雙子女，平實的生活，在小威14年前第一次對小艾揮拳那刻瓦解。

當下嚇傻的小艾已想不起衝突原因，只記得小威拼命道歉保證不再犯，雙方言歸於好。不料2008年金融風暴，工廠周轉不靈，借酒澆愁的小威動輒在公司鬧事。為維持工廠穩定，小艾接下負責人，愛面子的小威更常對她施暴。

小威曾以接近沸點的熱水潑在小艾臉上，痛毆小艾到肋骨骨折，在公眾場所辱罵她不三不四。雙方在施暴、道歉、和好中循環，直到小艾被打到送急診，傷心憤怒下不再隱忍，由醫護人員通報家暴。

當地的家防中心立刻開案，讓社工不解的是，小艾以「不習慣和陌生人同住」為由婉拒緊急安置。保護令審理庭中，小艾向法官求情：「只要不喝酒，小威是好丈夫、好爸爸，請再給他一次機會。」錯愕的家防官直呼不想再理她。

社工安排的心理諮商很快無疾而終，小艾說她「聽不懂諮商師在說什麼」，例如諮商過程她稱小威「我先生」，諮商師很不以為然：「這種人妳也說是『妳先生』？」讓她大感困惑：「他是我先生啊！不然是什麼？」

小艾的子女長期目睹暴力，兒子會為了保護她與小威打架，早就主張爸媽要離婚；戀家的女兒則不願隨小艾搬出去，夾在中間的小艾更增痛苦。

讓社工與家防官挫折的是，當終於說服多次被列入高危機個案的小艾搬走，小艾仍常與小威聯絡、跑回家住、出遊。小艾解釋，她會從小威在電話中的語氣與邏輯判斷他的神智狀態，確認沒喝酒才會返家。除了對小威還有愛，她早就視愛護她的公婆為爸媽，對親生父母已逝的她來說，離婚不只離開小威，也離開公婆，等同再次失去一個家。

小艾的被動，讓她被家防系統認定「抗拒」、「有問題」。小艾則說，她關切的是如何協助小威擺脫酒精，回復好丈夫、好爸爸，系統卻對此毫無回應，「以為家防中心會幫我和我的先生在一起，卻跟我想的完全不一樣！」

小艾是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助理教授程婉若的研究個案，專長為婚姻與家族治療的她發現，對於已決定離開的受暴者，《家暴法》以隔開施暴者阻絕暴力的手段有助益；但對還沒下定決心，或根本沒打算離開的個案來說，他們的需要與難處，在一體適用的政策下被噤聲。

回顧台灣《家庭暴力防治法》立法背景，程婉若表示，解嚴初期，第二波女性主義力倡兩性平權、終結父權文化男性位居支配地位的思潮傳入台灣，影響台灣女性主義運動走向。鄧如雯殺夫案引起社會對家暴的重視、婦女團體積極參與《家暴法》立法；長期為婦女權益奔走的彭婉如不幸遇害，催動該法於1998年上路。當初的立法背景，讓《家暴法》以懲治暴力、保護被害人為宗旨，對性別平等的體現以生理性別「男優勢、女弱勢」為想像，性別保護主義成為立法與修法的主軸。

暴力對受暴者身心帶來難以抹滅的傷害，以被害人個人福祉為首要目標的設計，卻不符合小艾認為的福祉。小艾告訴程婉若，她最關切小威被酒精影響的健康及家庭關係，其次是小孩、工廠、身體不好的婆婆，最後才是自己。「離家」阻絕了暴力，卻未呼應她的真正需求。

固然不乏受暴婦女因另一半恐嚇威脅、經濟匱乏、親職、傳統道德等原因留在關係中，程婉若發現，「受暴者與相對人、家人仍有情緒依附、感情連結」這項重要因素，卻常在處遇過程被定調為「沒危險意識」，或受父權文化壓迫，對愛產生「誤認」。

程婉若接受《報導者》採訪時表示，加害與被害，是從法律視角以行為定義犯罪的概念。在以暴力行為界定的家暴體制中，他們是加害與被害者，日常生活中則是夫妻、父母、媳婦或女婿。「單用行為畫分，不符合相對人、受暴者的日常，因為他們之間更多的是家人關係。」

但在人身安全福祉優先下，受暴者維繫親密關係的期盼從體制裡暫時排除，感到不被理解的個案以抗拒服務回應，恐更孤立無援。程婉若建議，一如小艾以「觀察小威是否飲酒」決定是否返家，制定受暴者的安全計畫時，應也檢視受暴者的親密關係網絡、納入受暴者對危險與安全的定義與因應方式，擬定更具彈性的親密暴力防治方式。

依現行家防體制，當事雙方進入通報系統後拆分為「加害」與「被害」，而非被視作一個家庭處遇。當暴力終止，回歸日常的當事雙方仍有關係之結待解；像小艾這樣期待維繫關係的受暴者，在以終止暴力為宗旨的系統中很少受到主動協助。

由荷蘭家暴防範組織Blijf Groep在2008年啟動的「橘屋計畫」，在政府大力支持下，以「安全卻不隱匿」的模式與社區共融。除了受庇護者有自己的隱私住所，最特別的是將相對人一起納入諮商輔導，聆聽雙方對事件的說法，也能與子女共同召開親職支持會議，為「想終止暴力，但不想終止關係」的當事人提供服務。是否介入當事家庭的關係修復，台灣目前仍無共識。

「對於想修復關係的當事人，在目前台灣的家暴體系確實少了跨系統的整合平台，被害人服務與相對人服務通常委由不同機構來做，缺乏對關係的處遇，」李玉華表示，以勵馨立場，若服務的婦女有意願、相對人暴力行為不嚴重，會約在合適的公開場所見面談，「但這樣做有很多風險。」從專業分工來看，勵馨專門服務被害人、不主動接觸相對人，當事家庭關係存續的需求由公部門協助比較適合，不過安全風險太大，公部門普遍不會積極為之。「大家都同意不能使用暴力，但暴力之外，關係怎麼處理？現在這個系統沒有能力處理關係，只著重處理當事人的人身安全。」

2006年《家暴法》修法，將第一條立法宗旨的「促進家庭和諧」刪除，就揭示這項關鍵的家暴防治轉向。

「《家暴法》是要防治家暴行為、保護被害人權益，不管家庭關係。暴力終結後，雙方要走下去或分開是他們自己的決定，」起草《家暴法》的前法官、監委，現任高理國際法律事務所所長高鳳仙說。

她表示，最初條文中的「促進家庭和諧」，是立法過程中的妥協結果，後來發現很多法官不核發保護令以免破壞家庭和諧，於是修法時刪除此內容。

高鳳仙指出，《家暴法》有被害人保護計畫、加害人處遇計畫，後者就已包含成癮、精神疾患、大男人主義等暴力成因的治療、輔導，終止暴力才有機會解決關係問題。但她也坦言，現在加害人處遇的資源投入不足，成效有限，「應該要為之量身訂做處遇計畫，研發更有效的處遇模式。」

公司無預警改組與大規模裁員，讓擔任傳產小主管的源叔（化名）一夕失業。年過40，近20年的工作經歷與前段班大學學歷，都無法帶他跨過年齡這道求職門檻，家裡有妻子麗香（化名）與兩個在學中的女兒，身為唯一經濟來源，他沒有慢慢找工作的本錢，於是到保全公司任職，月薪2萬多元。

打對折的家庭收入讓家庭主婦麗香很不安，也一度進入職場，在民營企業擔任約聘人員，但方案結束即失業。某天，麗香發現源叔不再把薪水給她管理，兩人起爭執。

源叔解釋，麗香向來把持家中經濟，他每月上繳薪水，麗香會留點錢家用，其餘存入她個人戶頭。他起初還能拿到100、200元零花，後來麗香半毛都不給，「有天我發現身上都沒錢，就不再把薪水給他，反正開銷都我出嘛！但從那開始，她就把錢看得很重。」木訥不善溝通的源叔沒察覺把持經濟是麗香的安全感來源，夫妻衝突愈演愈烈。

「她用尖酸刻薄的言語罵我沒用，我不理她，她就開始動手。」衝突都是雞毛蒜皮小事，像是源叔打呼，麗香就將他踹下床；他改睡沙發，麗香卻不准他蓋棉被，「那是冬天，我穿兩條褲子、好幾件衣服才睡得著。」

衝突點愈發極端，麗香為省電規定開冰箱的次數，有回源叔不小心多開，麗香隨即掌摑他的肩膀、頭部。沒換下外出服就坐沙發、毛巾沒披好都是麗香斥罵、動手的原因，並數度將源叔反鎖在家門外，要他「誠心認錯」才准進門。源叔坦承自己個性固執，不擅化解衝突，麗香太誇張時，他偶爾還手「亂打回去」。

不知是刻意遺忘，還是衝突原因實在小到記不得，每當兩個女兒回想父母爭執的場面，腦海就一片朦朧。少數清晰的記憶，是她們總被母親要求選邊站，否則就和父親一起挨罵數小時，甚至挨打。源叔與女兒都覺得麗香病了，或許是心累，也認為麗香不會接受，不敢建議她看醫生。

源叔從不認為這些「家醜」有什麼好跟家防系統求助，甚至不確定麗香是在家暴還是在發洩情緒，頂多跟朋友吐苦水。「大家都建議我離婚，但我覺得還是要照顧她。我就想著，她給我兩個身體健康的女兒，想這點就好，其他都沒什麼。」

真正激怒他的是麗香開始去外面「上課」，「她不說是什麼課，回來就一直講單身很好、離婚很好，要我搬出去找別的女人⋯⋯她老公對她那麼好，做牛做馬買菜、煮飯、洗衣、接送小孩，到底有什麼不滿？」

衝突第10年，源叔用自己的方式化解這段糾結關係。小女兒上大學後，他到附近租屋獨居，但仍為麗香採買、繳帳單、每月匯生活費。發現源叔竟真的搬走的麗香怒不可遏，冷戰多年才又恢復互動。

「分開住很好！精神很輕鬆，」現在年逾60的源叔很滿意這樣有點距離的關係，他仍在上班，麗香則四處參加活動，「我晚上會去她家外面，遠遠看客廳的燈有沒有亮，有亮代表她已經到家，那就好了。」

根據衛福部統計，男性家暴被害人比例從早年的不滿20%，2020年上半年來到33%；男童及少年受暴者人數下降，青壯年及老年男性的通報案量攀升。當成年男性被害人的身影開始浮上檯面，仍不乏源叔這樣不願通報，未認知自己受暴的案例。

彰化縣社會處社工督導洪育景觀察，進入通報系統的中壯年受暴男性，常是因家產分配、兄弟鬩牆大打出手；或屬於「互為相對人」的相互施暴關係，純粹因親密關係受暴進入系統的男性不到一成。

程婉若分析，親密關係暴力中，異性戀男性受暴者覺得陽剛氣質受損，又認為沒人相信女人會打男人，通報比例偏低；男同志受暴者同樣會因受暴感到丟臉，加上同志圈子小，不願啟齒讓人知道。

不願求助的黑數向來是家暴防治難解之題，男性在成長過程受父權文化、陽剛特質框限，被要求堅強忍耐、獨自解決問題，讓受暴男性將自己藏得更深。引導受暴男性開口，成為使暴力浮出水面的首要之務。

現行的男性關懷專線隱密性足、能做資源轉介，但只能被動等待服務對象進線，服務效益受限。為創造面對面建立關係的機會，台北市社會局委託張老師基金會承接的男性服務中心「城男舊事心驛站」不只辦講座、提供關係諮詢服務，還辦過品酒、有氧拳擊課。城男舊事心驛站主任黃重仁曾在訪問中表示，這是要讓男性族群卸下武裝，不擔心「走進來」。

「受暴男性不願進入社政系統，除了排拒『受暴』框架，也可能在以往的求助過程有負面經驗，認為系統站在女性那邊，」台灣男性協會祕書長王泓亮表示，現行的家暴被害人保護機制奠基在異性戀婦女的生命經驗上，男性、同志很難獲完整協助。部分處遇人員則有「男性不會受暴」的性別刻板印象，曾有男性被害人求助家暴諮詢，對方反質疑「難道衝突不是因你而起？」甚至有女性行為人利用此刻板印象要脅：「你敢求助，我就到處說你才是加害人，看人家信你還是信我？」

另外，男性受暴者普遍欠缺受暴意識，會將另一半的行為合理化為發洩情緒，覺得忍一下就過，或不想通報讓另一半「變壞人」。決定求助多是為了小孩，或暴力行為已造成嚴重傷害。

雖然家暴服務不分性別，但相對婦幼、兒少保護，男性被害人處遇資源仍顯不足，國外已有受暴男性庇護所，台灣目前主要與簽約旅館合作安置。「平心而論，我們過去眼光放在女性被害人身上，男性的資源較晚開始發展，」衛福部保護司科長陳怡如說。

王泓亮表示，台灣男性協會提供事前預防、衝突介入、創傷復原三階段協助，尤其著重事前預防，以講座、男性團體等營造安全訴說的環境，讓參與者聊聊親密關係中的遭遇，及早在關係衝突前端接助有需要的人。「目前社政資源集中在衝突後的介入，但男性那時已很不願以『受暴』身分進來。」

受暴者處遇設計上，男性也與女性不同，例如部分脫離不了暴力情境的受暴者可連結到以往的生命創傷，傾向感情溝通的女性對諮商接受度高，傾向問題解決導向的男性卻只想解決引發暴力的外在因素。這時就得從表層問題切入，引導受害人認知治癒創傷，才是終止受暴的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