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年前，當時14歲的萱萱從沒想過自己能擁有一個家，即使這個家庭不是她原本的家，媽媽跟她也沒有血緣關係。

萱萱小時候常被父親吊起來打，9歲被送進育幼院，陸續轉換過7間安置機構，每間機構的大人都說她：不守規矩、難以管教。也因此，沒有機構願意再照顧她 。

但機構的大人從沒問過萱萱的心情。升上小六後，班上的同學發現她住在育幼院，笑她是「沒有爸媽的小孩」，從那天起，她放學後不想直接回機構，總坐在附近的公園的鞦韆，晃蕩到晚餐時間才回去。

萱萱一再錯過門禁時間，這看在機構的生輔員眼裡，簡直是觸犯底線。她屢次被轉出，被那些承諾過會愛她的大人推來推去，她厭煩機構總把“family”掛在嘴邊，渴望有個真正的家：學校的家長座談有人出席、第一次月經來時有大人陪在身邊，告訴她不要害怕。

直到她14歲那年，轉到寄養家庭。

現年56歲的寄養媽媽林淑玲接受家扶基金會委託，擔任寄養媽媽已12年，照顧過9個孩子。其中，她對萱萱印象最深，尤其是4年前第一次碰面時。

「10點太早了，」萱萱坐在公園的板凳，跟坐在她旁邊的寄養媽媽聊天，她們正在討論門禁時間，萱萱不死心地繼續問道，「可以改11點嗎？」

6年的機構生活，封閉了她的情緒，萱萱防禦心變得很重，感情冷淡。剛到林淑玲家時，「她晚上11點回來，過一下又出去了。」幾乎不發一語。林淑玲每晚勉力打起精神，等萱萱回家，「她有時候半夜1點才回來，我們就坐著聊天，聊到2、3點。」

「那是我第一次感受家的感覺，」儘管事隔多年，萱萱仍記得每晚回家，會有人在客廳點盞燈，等她回家。

和機構不同，寄養家庭通常只照顧1～2個孩子，但一名生輔員至少要負責6名兒少。充裕的時間，讓寄養媽媽更能關注到每個孩子身心發展，給予家的照顧。

不過，童年受虐與安置的經驗，容易讓孩子失去安全感，他們不斷犯錯，有些還是故意的，用來探知一個最基礎的問題：你是不是真的愛我？

從很多層面上來說，萱萱都不符合一般家長對「乖女孩」的形象：她逃學蹺課、抽菸喝酒、動作大大咧咧、半夜和一群男孩鬼混。

當萱萱的行為愈叛逆，林淑玲反而更願意放手。她給萱萱家裡的鑰匙、買智慧型手機給她、努力認識她的每個朋友，邀請他們到家裡來作客：「真正的家庭生活，其實不會一直去約束妳；家不只是住的地方，妳可以找朋友來家裡，當妳回家我們可以聊天，聊學校的生活、聊好笑的事情。」

家庭能給予的關懷，足以切穿了萱萱的內心痂繭，讓她重新相信愛，即使17歲離開寄養家庭後，一下子就要擔起養活自己的責任，但她知道自己永遠有個媽媽愛著。

不是每個沒法回家的孩子都跟萱萱一樣幸運。

對比其他國家，台灣的比例明顯失衡。美國需要安置的兒少約7成由寄養家庭照顧，僅7％被送到安置機構；英國則是7成4在寄養家庭，不到1成在機構生活。

未來幾年，台灣失衡的比例恐怕更傾斜，因為寄養家庭愈來愈少。

據家扶基金會統計，2017年新加入的寄養家庭約70戶，卻有79戶退出服務。家扶從1980年起負責招募寄養家庭，社工處長周大堯發現，「最近3年退出服務的比增加的多，」未來不可能大幅增加寄養家庭數，最理想的狀況只能消長打平。

出現寄養家庭荒，一個原因是寄養費用不足。一般而言，縣市政府提供寄養家庭，一個孩子每月約1萬6到2萬1的費用，包括孩子的學費、飲食與生活用品；如果孩子需要心理諮商，或是早療復健，同樣由這筆錢來支付。

相較於保母，以台北市行情計算，每天托育10個小時，照顧一個孩子的薪水1萬9，這還不包括孩子的奶粉與尿布錢。「如果從金錢上看，她們就損失很多了，」周大堯解釋，寄養媽媽照顧一個寄養童，每天24小時，365天全年無休，更別說孩子在送來前身心早已受創，需要花上更多心思照顧。

其他規定還包括：家庭收入中等以上，家中沒有未成年子女，必須提供每個寄養童獨立的房間，「都會區增加就會很有限，一般家庭很難有這麼多空間，」周大堯說。

台灣目前的寄養家庭戶數約1,193戶，如果以一名家長能夠妥善照顧兩名孩子的比例，最多照顧2,400名兒童，但每年有高達近5,000名孩子需要安置，寄養家庭能量不足，導致台灣長期偏向機構安置。

不過，在機構裡每名生輔員至少照顧6名孩子，人力不足的前提下，容易傾向高壓管教，受傷的孩子較難受到全面的照料。

這就是為什麼聯合國在2009年制定《替代性家庭照顧準則》，用來保障沒辦法回家的孩子的權利。他們認為，為了兒童身心發展，即使是被安置的孩子，也應該在類似家庭的環境下被照料，避免在大型機構中成長，而且各國應逐步建構「去機構化」的替代性方案。

香港努力找出另一條道路，一種社區裡的家庭式安置。

香港從1990年代大力推行兒童之家（Small Group Home），孩子同樣居住在社區裡的公寓，由一對夫妻擔任家長，照顧8名以下的孩子，另外搭配一位專業的輔導員，協助家長輔導孩子的情緒與行為。

這項改變深受英國影響。香港在1980年代末期派團赴英國考察，當時英國社福界正在推行去機構化的兒少安置改革，他們認為類似於家庭環境的照顧模式，能建立孩子的安全感與親密關係，才是最適合孩子的。

香港的許多大型機構紛紛轉型為兒童之家，例如早年收容孤兒的聖基道兒童院在1994年結束機構，轉而成立24間兒童之家；據香港政府統計，全港目前有112間兒童之家，而傳統大型化的安置機構只剩11間。

香港懷愛會也在1990年代投入服務，是最早成立兒童之家的機構之一，其中一家隱身在城市邊緣的深水埗。夏日的午後，推開社區裡一間公寓的門，光線將客廳照明亮，牆面掛著50吋的液晶電視，角落擺放2台桌上型電腦，以及一架常見的直立式鋼琴。這家住著5名孩子，年紀最小的是小四的男孩，最大的是17歲的雙胞胎兄弟檔。

「孩子一般2年內就會回家，」懷愛會總監陳翠英相當清楚，兒童之家對孩子來說只是個暫時性的避風港，社工在這段時間頻繁安排親子會面，引進資源協助父母脫困，而兒童之家提供家庭般的生活環境，讓孩子隨時能做好準備回家。

台灣也有人嘗試像香港社區裡的家庭式安置，但無疾而終。新北市約納家園的主任畢國蓮，擔任社工近20年，第一份工作是台北市社會局的兒保社工，她深刻記得遇到的第一個孩子，才9歲年紀，身體與心靈早已傷痕累累。

男孩從小被父親虐打，常趁父親睡著逃跑，流浪的日子靠偷竊維生，屢次被逮到送進警局。通知父親領回後，他被毒打得更慘。「他非常抗拒機構的生活，我經常送他去安置，然後他又趁半夜跑掉，」某次畢國蓮半夜接到電話，這名男孩又逃離安置機構，人在警局，「我已經沒有地方可以送他去了，機構都不願意收，」她的聲調逐漸加重，「最後我就跟他睡在家防中心（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的團體室裡。」

不堪身心皆承受高負荷的工作量，畢國蓮有段時間回學校進修，把男孩交給同事。後來，聽說男孩又逃離安置機構，進了少年感化院。這段經驗讓她反思，面對早已遍體鱗傷的孩子，「我們希望把他帶到安置機構就能夠穩定，其實不太可能，」孩子在童年的關係裡渴望獨一無二的愛，「一個生輔員要照顧十幾個小孩，他們都有很多話想跟你講，為了吸引注意，小孩行為開始出現問題，像是偷竊，輔導員當然無法負荷，機構就會請社工轉介到其他機構，」畢國蓮說。

「只要這個小孩轉換3次機構以上，我們稱為『難置兒』，」孩子更難適應機構的生活，而機構也會拒絕照顧難應付的孩子。

畢國蓮看著這些最需要愛的孩子，不斷地被推來推去，她希望在社區裡能有類似家庭式的安置，「它能接納這群很困難的小孩，不會讓他們一直換機構，能夠穩定下來，好好療傷。」

她在2007年進入約納家園工作，遇到一名早年受虐導致身心受損的孩子。11歲的男孩情緒不穩，盛怒時會緊掐生輔員的脖子，憂鬱時又獨自跨坐在高樓圍牆，意圖輕生。

男孩的情況益發嚴重，2008年住進精神科病房治療，但畢國蓮心裡清楚，「他不可能轉去其他機構，沒有人敢收。」等待孩子出院的那半年，她四處寫計畫申請補助，「我一直在找寄養家庭跟團體式安置機構以外的另一條路。」因為受創嚴重的孩子不適合在機構過團體生活，寄養家庭恐怕也沒有足夠的能力妥善照顧。

畢國蓮順利向聯合勸募申請到經費，並開始她一直想嘗試的「團體治療」計畫。她在深坑的家園旁租了一層公寓，讓一名生輔員專心照顧兩名孩子，一名是上述情緒衝動的孩子，另一個是學習遲緩的男孩。家庭的生活對他們都有療癒的效果，性格迥異的兩人常有衝突，但衝動的男孩學會激動時走到角落，讓自己冷靜下來，避免傷害年紀更小的弟弟。

畢國蓮的的「團體治療」計畫僅嘗試3年就結束了，因為後續的經費募款並不順利，如果要在社區裡租公寓，讓生輔員一次照顧至多4名孩子，所需的人力與花費又相對較高，「我們考量一下，乾脆搬回來（機構），」畢國蓮說。

沒有足夠的寄養家庭，團體家庭也難有進展，若孩子的父母不願改變，在這兩難困境之下，許多國家開始讓兒童的權益優先於父母，替孩子找另一個家。

20年前，美國制定了《領養與安全家庭法案》（Adoption and Safe Families Act），規定兒童在安置一年後，必須舉行永久聽證會，當評估兒童無法返回原生家庭，法院可以剝奪父母的權利，並交由社工協助兒童出養，讓孩子重新獲得完整的家庭生活。

2011年日本發生311大地震，241名孩子成為孤兒，他們多數被安置到機構生活，引起國際人權團體關注。2014年，美國的非政府組織「人權觀察」（Human Rights Watch）發布報告，日本約3萬9千名失去家庭照顧的兒童，9成被安置在機構，他們抨擊日本的做法已違反《兒童權利公約》，沒有讓被安置的孩子待在類似家庭的環境裡被照顧。

日本政府隨即在2016年修正《兒童福利法》，由法律訂出以家庭為基礎的照顧原則，將收養列為社工的優先選項之一，保證兒童可以透過寄養家庭或收養兩種途徑，生活在家庭中，只有不適用家庭照顧的孩子，才能安置到機構。

反觀台灣的情況，2017年因家庭失去功能，被送進安置體系的兒少近5,000人；但政府決定讓孩子脫離不適任的父母，最終被領養的只有74人，不到2％的比例。

並非所有待在機構的孩子都該被收養，實際上每個社工都希望儘快送孩子回家，他們被賦予修復家庭的任務，必須盡一切努力恢復父母的照顧能力，只是，沒有人告訴他們， 需要「努力」的時間有多長？

美國的領養法案認為，讓孩子回家是件急迫的事。所以，法案將父母改進的時間設為14個月，如果這個家庭的問題來自父親吸毒，這段時間內，父親必須配合毒癮戒治，如果他仍吸毒、不願去門診治療，也不探視孩子，法院就可以讓他們脫離親子關係。

他們的想法是，當孩子嚴重受虐而必須被帶離家庭，父母就該努力證明自己還能照顧孩子，畢竟，愛不能只是個口頭承諾，還要有所作為。

在台灣的安置機構裡，孩子在無聲等待中成長，錯過收養的黃金期。從政府統計來看，3歲以下的兒童最多人願意領養，一旦超過3歲，收養的成功率剩不到2成。

一般來說，機構安置的孩子若要被收養，第一步需要兒保社工下定決心，經過社工密集地與原生家庭互動，判斷家庭徹底失去功能，孩子不可能回家，社工再主動召開重大決策會議。

少了時程限制，社工很難衡量自己的工作成果，導致收養的提議很少被提上會議。雙北市每年近1千名受虐兒少，但2016年台北市和新北市提到重大決策會議，建議停止親權的兒少人數，分別只有4名和5名。

兒童福利聯盟的社工楊雯妤很急，她協助孩子出養將近10年，最擔心孩子在大人的官僚決策裡錯失被愛的機會。她解釋出養的第二步，是往返政府會議與法院之間，曠日廢時的行政程序。

先由各縣市社會局召開重大決策會議，邀集社福與法律的專家討論，如果會議上通過決定，要送往法院裁定；法官同意的話，會停止原生父母權利，改由縣市政府監護，同時轉由合法收出養機構來媒合養父母；找到養父母後，再將雙方資料送往法院裁定收養關係。

楊雯妤記得一個差點被錯過的小孩。男孩的父母在一場毒趴上一夜情，後來母親被捕入獄發現懷孕，孩子6個月大被安置到育幼院，年輕的媽媽沒親人也沒有穩定工作，換過一個又一個男人，然後反覆吸毒入獄。

社工從一開始就希望男孩盡快被領養，但男孩的母親出獄後人間蒸發，警局協尋了3年仍杳無音訊，這才提到重大決策會議，建議強制剝奪父母權利；等到通過會議，過了半年；送件到法院，等候開庭，又過半年，等孩子找到養父母後，送件到法院審核，等待裁定再過半年。

最後，男孩被領養時已經5歲，但他仍是社工口中「幸運的孩子」。楊雯妤說，「他其實算是順利的，因為沒被退件。」更多時候，社工被困在這套作業流程裡，重大決策會議被學者駁回，要他們努力一下；送到法院被法官駁回，要他們再努力一下。

兒盟執行長白麗芳協助孩子出養已經26年，她發現安置體系裡有些孩子，即使失去返家可能，仍然沒有獲得出養的安排。她經常受邀參加縣市政府的重大決策會議，看到社工提出停止親權的孩子年齡已經上小學了，她會多問兩句。

白麗芳記得某次參加會議，討論安置的孩子何時回家，他們逐一討論，她發現有個3歲的男孩，從嬰兒時就被送進育幼院，是兄妹亂倫生下的孩子，哥哥事後被判刑，妹妹也因案發時未成年而被帶離家庭。她心想這男孩是不可能回家的，「為什麼他還沒被停親（解除親子關係）呢？」白麗芳問社工。

社工告訴她，律師都說送到法院，很難判定家長不適任而脫離親子關係，而且，孩子從出生後就受到妥善照顧，這樣在機構安全地長大，不好嗎？

白麗芳一開始不能諒解，後來她發現每名兒保社工身上背著40多個個案，永無止盡的案子湧入，他們只能處理最緊急的情況，其他被安置的孩子就被擱置，「因為他們安全了，他不會發生問題了，我可以鬆口氣。」

一項難以面對的事實是，已被安置的孩子，除非調皮搗蛋被機構踢出，否則很難被社工注意到。換句話說，那些努力符合規範的「乖小孩」，是最容易被遺忘的。

白麗芳停頓一下，不想錯誤地表達自己的意思，她能理解兒保社工的壓力有多大，但是，「我希望他們不要忘記，他們服務的是孩子，每個都是活生生的孩子，不能只是完成工作而已。」

多年協助孩子找到另一個家，白麗芳看到父母完整的愛，能夠撫平孩子的傷。

她們曾輔導一對養父母，陸續從安置體系領養了兩名孩子，都不是台灣人偏好的領養類型：哥哥有東南亞血統，被領養時已近4歲，而妹妹出生不久後便遭到遺棄，有些口齒不清和學習遲緩。

哥哥剛接回家時，氣氛很尷尬，他才4歲，很快就改口稱呼他們夫妻為爸爸媽媽，但表現得很拘謹，吃飯、洗澡、睡覺都乖乖配合，「他那時可能也在試探我們，很擔心我們把他送走吧。」第一個月，那名父親開車載兒子回家時，孩子常常「口誤」：回來你們家了，然後他不斷地告訴兒子：「這是你永遠的家。」

妹妹剛回家時更無法適應。那對夫妻從育幼院載著當時2歲的她離開時，行李塞不滿一個背包。照顧的阿姨解釋，育幼院的孩子沒有真正屬於自己的東西。前3個月，女兒經常哭得歇斯底里，當爸媽抱著她，又想擁抱哥哥時，她會出手制止，說：這是我的爸媽。這對夫妻於是花更多的心力陪伴女兒，帶她復健，教會她認識每一種顏色。

現在，兒子已經11歲了，遊戲時會不客氣地拿球丟向父親，也會騎上他的背任性耍賴，雖然夫妻都在大學工作，但他們沒有特別在意課業表現，反而替兒子請了游泳、籃球、足球、桌球教練。

「媽媽，我覺得我很幸運，可以當你們的小孩，」兒子7歲時，某天晚上抱著媽媽睡覺時，小小聲地說。這對夫妻在接受我們採訪時被問到，有什麼是你們能給、但機構給不了的？媽媽起初想回答物質資源，後來想到參觀過的育幼院蓋得氣派豪華；她緩了一下，想起兒子剛上小一時，她緊張兮兮地擔心兒子被霸凌、耳提面命的模樣，「不管你將來在外面遇到什麼事，都可以回家跟爸媽說，因為爸媽會是你一輩子的靠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