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暴案的罪與罰

根據警政署資訊及相關研究，台灣暴力犯罪發生數逐年下降，從2011年4,190件到2018年993 件，減幅達76.3%。然而在各類型的暴力事件中，「家庭暴力」的數量卻逆勢上揚，10年之間家暴通報與加害人雙雙大幅成長，根據行政院重要性別統計資料庫，家暴通報數從2009年近9萬件，逐年成長到2019年近13萬件；在司法判決部分，觸犯《刑法》家庭暴力罪與違反民事保護令，被地檢署起訴經法院裁判有罪者，則從2009年2,030人，成長到2019年3,303人，足足多了1.6倍。

驚人數字背後，代表的是亞洲第一部《家庭暴力防治法》打破「法不入家門」、「清官難斷家務事」的傳統觀念，以國家公權力介入私領域的婚姻與家庭事務，使過往隱而未顯的壓迫與暴力浮出檯面。1990年代鄧如雯殺夫案引起社會對家暴的重視、婦女團體積極參與《家暴法》立法，1999年6月全面實行民事保護令制度，對性別平等的體現以生理性別「男優勢、女弱勢」為想像，以懲治暴力、保護女性被害人為宗旨。多年過去，當社會環境與婚姻關係已有劇烈轉變的當下，《家暴法》許諾解救婦女於水深火熱的同時，被貼上加害者標籤的另一方是否更有口難言？

近年來發生幾起重大社會案件中，都可以看到現行體制中，被劃分為家暴加害者的身影，包括2014年開砂石車衝撞總統府的張德正、2017年在台南地院前輾斃前妻及其律師的洪當興、2018年被槍決的李宏基、2020年死刑定讞的沈文賓、2020年台中東海商圈瓦斯氣爆、同年底陳姓男子因監護權殺妻後塞進行李箱棄屍⋯⋯除了個人歸因，這些個案透露出台灣男性在當代婚姻關係裡的失能與不知所措，並反映出《家暴法》的極限，甚至使其在累積的不滿之下，爆發更加極端的犯罪行為。

洪當興案於2020年的更一審中，法院罕見地採用了深刻的量刑前社會調查，完整還原被告真實的生命經驗與婚姻歷程──唯有回到關係的互動，才能理解犯罪與家暴事件的複雜成因。然而在家暴體制中，卻不考量家庭關係，只以暴力行為界定，截然區分出「加害人（相對人）／受害人」的二元對立，家暴脈絡沒理清，暴力無法斷根，在相對人心中留下的，往往是對體制的不滿，以及「司法不公」的控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