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門縣內12座島嶼正好位於中國福建省九龍江出海口，緊鄰廈門市為首的多個海運航道，雙方漁場甚至互相重疊，兩岸船隻長年圍繞著「中線」互動，根據海巡署在3月4日赴立法院報告，每日皆有15～17起取締事件。

本案3天後（2月17日），中方一反過往低調態度，中國國台辦先是大動作召開記者會回應「根本不存在所謂『禁止、限制水域』一說」，中國海警局隔天宣布將在金廈海域進行「常態性執法行動」，19日隨即登上一艘金門觀光船臨檢。25日中方再派出4艘艦艇越過金廈中線，中國海警局同步在微博上傳航行影片，並把金門島、台灣海巡艇拍入畫面中，大打輿論戰。

中華戰略前瞻協會研究員揭仲指出，中方破壞舊有默契，並派遣海警船進入金門禁限制水域的目標是「建立執法事實」，並藉此支撐其對金門諸島的主權訴求，此作法常見於釣魚台、南海等中國與鄰國的爭議地帶，目前仍無法排除中方執法船艦未來以「護漁」為由，常態進入金門海域的可能性。

金廈海域面臨近年最嚴重的政治風波，不只台灣媒體關注此事，《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美聯社》（Associated Press）、《自由亞洲電台》（RFA）、《德國之聲》（DW）、《英國廣播公司》（BBC）、日本《朝日新聞》皆派員赴金門採訪。然而《報導者》抵達金門，卻發現在地居民多冷靜以對，受訪者之一、金門觀光特產協會理事長李鍾靈甚至反問我們：

「我真的很好奇，為什麼突然這麼多記者來金門？有這麼嚴重嗎？」

李鍾靈在金門最繁華的街道上有多家店面，牛排、雞排、手搖杯，只要能賣給遊客的行業，他都參與。這是金門居民的普遍選擇，除了報考公職或擠進金門酒廠任職，觀光與服務業是當地人賴以維生的經濟支柱。

「金門是島國中的外島，一切都要自力更生。」

金門與台灣島相隔約200公里，與廈門的最短距離卻不到10公里，單趟航程只需30分鐘，站在海邊抬起頭，兩岸便能隔海對望。如同台灣島上緊鄰台北市、台中市等都會區的衛星鄉鎮常面臨城鄉差距，金門也自然走得離廈門更近一些，並將廈門視為比較對象。

金門縣設籍人口約14萬，常駐人口僅50,000餘；COVID-19疫情爆發前，2019年全境旅客數達240萬，其中近半來自中國。疫情間各國停止往來，金門旅客數雪崩式下滑，後一度依靠「振興國旅」政策吸引連兩年超過130萬國內旅客，但今年（2024）跨國旅遊回溫，金門1至2月的同期造訪人數再度跌落3成。

國旅衰退衍生的虧損，讓不少金門居民選擇對本事件沉默回應，害怕阻礙「小三通」雙向復航，李鍾靈即是深受影響的其中一人。他說：「現在小三通只有單向，就是我們的人過去（廈門）消費，繁榮他們的經濟，每天把錢送去人家。」

《報導者》進一步走訪金門多個漁港，現場接觸當地漁民，數人皆閉口不願多談，當我們詢問「是否在海上見過中國漁船？」一位中年漁民更收起笑容強硬回應：「沒遇過！」金門縣議員董森堡出身魚商世家，他無奈表示，這些冷淡反應皆在意料之中。

政治面與廈門相左，經濟上卻得仰賴廈門謀生，成為金門居民和台灣本島輿論的主要差異。以本次翻船事件為例，董森堡分析：

「因為捕撈量有限，大陸漁船越界等同搶奪金門漁民的資源，所以漁民普遍支持海巡執法；但金門漁民捕到的漁獲，通常又銷往大陸地區，他們當然得保持低調。」

春、冬之際是金門主要漁種「黃魚」產季，即使金門區漁會理事長陳水義在2月17日、26日兩度呼籲漁民注意安全，仍阻擋不了漁民出海。於是陳水義在2月底後便不再向媒體露面，《報導者》透過其親屬聯繫，他也拒絕受訪。

至於發生海難的中國漁船究竟為何越界？一位不願具名的金門大學國際暨大陸事務學系教師質疑，「來釣魚何必裝2具引擎？是否有可能走私毒品、肉類、槍枝？」他強調，金門民眾需要海巡保障。

另一位熟悉漁民生態的在地人士則透露，台灣海巡、中國海警現在都加強執法，「被保護的是漁民，最怕的也是漁民」，因為部分有心人士長期在中線附近進行地下交易，黃魚正是熱門商品，賣給中國海產商的價差可高達上萬元。

金廈兩岸的走私行為自1990年代開始，這些設備簡易，無船名號、無船籍港、無船舶證書，難以管制的「三無」船隻對中國同樣是棘手問題。由於三無船隻屢傳意外，常耗費大量警力救援，廣東省珠海市公安局、海警局日前也發布通告，明令三無船隻禁止離港，違反規定者將一律取締並銷毀。

至於2月19日下午，6名中國海警登上我方的觀光船「初日號」臨檢，創下兩岸停火後首例一事，董森堡判斷，該次臨檢的宣誓意味濃厚，畢竟中方也得回應內部民意，而事發後船公司也不對此事作任何表態。「這裡是兩岸的交會點，存在地理和歷史的特殊性，」董森堡說，這些在地人才熟知的金、台差異，經常讓台灣本島「看不懂金門」。

董森堡口中的「歷史特殊性」在多數台灣人腦海裡，只有金門曾身為「戰地」的模糊印象。事實上，金門、連江兩縣在1949年兩岸分治之前，幾乎和台灣本島毫無淵源，它們從未被任何西方政權殖民，僅在中日戰爭期間被日本占領8年，幾個世紀以來，皆屬於廈門文化圈一環。

「在這座島上，還有不少老一輩認為自己有別於台灣、中共兩岸，夾在中間的金門居民才是正統『中華』繼承人。」

在地文史工作者洪篤欽說，國立金門大學校門口立著一塊「壽與國同」紀念碑，便是金門和台灣本島存在認同差異的最佳證明。

隨兩岸關係在90年代和緩，金門被迫承擔的戰地任務逐漸淡化，曾經的10萬駐軍只剩3千人；也由於軍事科技發展，飛彈等新武器取代了射程有限的傳統火炮，加上當代中國的戰機、軍艦數量遠高於往昔，若中國有意染指台灣，已不必再把金門視為橋頭堡。許多地方人士都向《報導者》形容，金門宛如最安全的前線。

「我猜解放軍要入侵台灣，直接繞過金門就好，對岸沒那麼笨，要打台灣還先打金門警告全世界。」洪篤欽雖對中國抱持戒心，卻同樣不擔心金門再次成為戰地。他年輕時曾赴台灣生活，回到金門經營民宿後，每天看著船舶航線圖追蹤中國海警船足跡，並記錄大量從廈門漂流而來的海洋垃圾。

這些灰色地帶衝突，比戰爭更令洪篤欽煩惱，他在訪談間多次以「香港」類比金門，擔心金門過度仰賴廈門，將如同香港漸失主權。李鍾靈等多位金門居民也同樣提起香港，然而，他們口中的香港是緊鄰廣東省、充滿人口紅利與商業機會的應許之地。

即使想法天差地遠，兩方仍一致認同，金門是中華民國台灣的邊疆地帶，是塊被遺忘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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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廈門距離近，讓多數金門居民對兩岸關係樂觀，卻是洪篤欽與另一批金門青年的焦慮來源。未滿40歲的民宿業者王苓、洪亭棣曾經營社區據點「後浦泡茶間」，吸引不少在地青年聚集。當時眾人常在店裡談論公共事務，支持當地文資保存與環境運動，還在傳統老街掛上巨幅彩虹旗聲援同志婚姻。他們試圖在戰地記憶之外，描繪出「當代金門」的多元面貌。

王苓目前返鄉已10年、洪亭棣則是7年，他們因關注文史議題成為朋友，並同樣體驗過自己與金門、台灣兩岸之間的雙重疏離。

第一次衝擊來自赴台讀大學時，王苓總感覺自己在台灣本島被「隔絕在外」，同儕對金門過度陌生，她也無法輕易解釋何謂金門，「反而是我回到故鄉後，花了許多時間重新理解這座島嶼，才建立起認同，」在這之前「別人認不得我，我也認不得自己」。

王苓舉例，她日前協助一外國記者赴金門採訪，親眼看見該記者被地方人士質疑：

「他問對方如何看待台海局勢，結果被回嗆『這裡是福建省』。」

洪亭棣的經驗則是返回金門後。洪亭棣為「解嚴後」世代，幼時未在金門長居的他隱約感覺到，「長輩和我的認同好像有點不一樣？」接著洪亭棣逐漸發現，他和親戚雖然都自詡為金門子弟，但「在金門之外，更上層的認同，就分為台灣或大中華主義」，當他意識到自己更傾向於台灣時，便成了故鄉的異鄉人。

面對這份矛盾，洪亭棣選擇從歷史角度追尋，並以「閩南文化」囊括中國大陸沿海至金門、台灣之間的共同特色，試圖建立起不以政權為主的新認同。

在金城老街上經營酒莊的業者羅沐高年逾40歲，正好經歷兩岸最封閉與最開放的兩個年代，他用一句話總結對故鄉的心情：

「我很喜歡金門，也很想逃離它。」

這份矛盾包含經濟壓力，也參雜對故鄉發展的失望。羅沐高還記得兒時受軍訓教育，成年後在金門一度苦無出路，又親眼見證對岸廈門迅速築起高樓的焦慮感。

成年的羅沐高正好遇上小三通開放，彼時廈門物價相對低廉，走在路上「還有一點異國風情」都深深吸引著他。大約每個半月一次，羅沐高會和朋友相約赴廈門唱歌、按摩，睡一覺再起床吃大餐，最後搭下午航班回金門，「就像你們本島人放假會去台北玩。」

「兩岸的碼頭外面都有『水貨』買家和賣家，只要幫忙提貨過海關，簡單幾條菸或幾罐酒，船票就賺回來了，運氣好甚至還有閒錢，」羅沐高說，這種生活模式完全無涉政治，玩樂歸玩樂，賺錢歸賺錢，他還在對岸買了房產，從遊客晉身投資客。

羅沐高至今只為求學和服役在台灣本島住過2年，對他來說，廈門只是剛好位在金門隔壁的大都會，並不排斥在那長期生活，「如果年輕時不是為了趕快賺錢，可以在台灣多待幾年的話，我看待兩岸的立場可能也會不同吧。」而疫情兩岸斷航期間，羅沐高甚至一度失落，因為假日被關在島上，沒地方可逛。

王苓、洪亭棣兩人也不諱言，過去常和親友搭乘小三通享受廈門低物價、高發展的消遣。王苓會去廈門美術館觀展，還在當地影展結識有共同興趣的友人，「中午去她家拿網拍，吃個飯，下午再回金門。」

「但現在我已經不敢搭（小三通）了，」王苓說，兩岸議題是他們在金門始終無法觸碰的禁地，她常接受媒體採訪、暢談社區理念，並對當今中國抱持疑慮。洪亭棣則形容，每次聊起兩岸，「我們就像古代的地下教會，」很難公開被討論，聲音非常微小。

「多數人就是支持維持現狀，被動接受現實。」洪亭棣眼中如此，王苓也坦承：「緊張久了好像也就這樣，最近與2019年相比，我沒有那麼緊張，可能已經習慣這種狀態了吧。」

令兩人意外的是，翻船事件不只久違地讓金廈海域成為國際焦點，他們更發現──過去想像中的「同溫層」其實在兩岸議題上充滿歧見，尤其「能否相信中國仍是可正常互動的對象？」洪亭棣沒有答案，只是淡淡回應：「你去問不同的年輕人，會得到不同的論點。」

至於近日事件是否對羅沐高的生意、生活造成影響？他想破了頭，唯一的答案是：每年農曆3月23日舉辦的「媽祖海上巡安」，今年取消了。

金門天后宮已有300年歷史，近年開始的「海上巡安」則由超過30艘漁船載著媽祖金身繞行金門海域一圈，航線正好緊鄰「禁止、限制水域」邊緣。如今活動雖取消，但從這場宗教儀式仍可見，圍繞「金廈中線」的互動不只衝突，還有合作。

去年夏天，金門縣水產試驗所和廈門市海洋發展局「聯合放流魚苗」，這項保育活動自2015年起舉辦，雙方船隻在活動當天齊聚「中線」兩側，副縣長李文良與廈門官方代表站在彼此的船艦上隔海握手，互贈禮品，再沿著彼此的水域邊界流放魚苗，共計35萬尾。

身為海洋學者，高瑞新眼中的金廈海域面臨非法捕撈、非法抽砂、漁業資源耗竭、海漂垃圾等環境破壞，急需以「海洋空間規劃」進行全盤管理；但金門和中國廈門市、泉州市、漳州市共享九龍江出海口，必須以跨域思維整治，「像海洋垃圾有9成都從大陸漂來，金門只能被迫合作，」這是他目前無法解決的困境。

即便如此，高瑞新仍期待民間的環保與學術交流成為兩岸政治僵局破口，「只要這種合作繼續，就能象徵中線依舊存在。」

近期赴台灣本島舉辦金門大學的招生說明會時，不乏有家長詢問高瑞新：「金門現在安全嗎？」他預測本次事件將逐漸平息，目前尚無立即風險。高瑞新也透露，案發後兩岸執法單位仍有日常勤務須協調，私下「熱線」從未中斷。

從事教職之前，高瑞新曾在高雄港務警察總隊服役17年，體驗過截然不同的兩岸溫差，他認為「人力流失」恐是未來隱憂。高瑞新說明，金廈各自的執法單位仍維持官方互動時，雙方隊員會累積經驗、人脈、默契，「這些看不見的能力，對辛苦又危險的海上執法非常重要。」

但目前雙方在「帳面上」已無往來，資深隊員逐漸退役或調職，尤其「熟悉和陸方互動的隊員一離開，都是巨大損失，」高瑞新主張海巡署必須從本案著手，重新建立執法規則，避免前線人員出現斷層。

而在國安層次之外，如何減少圍繞金廈海域的日常摩擦？高瑞新主張兩岸可以保育名義劃定「海上保護區」，在既有中線外增設不同的新界線，「對環境有益，也自然區隔了兩岸漁船，減少捕撈時的可能衝突。」

董森堡贊同此方案，更認為金門和廈門間必須建立高價值漁獲的「合法產銷平台」與「兩岸取締非法作業船隻準則」，避免地下交易繼續圍繞中線活動。他認為，減少非法案件對兩岸執法單位都有益，並降低因取締衍生的風險。

「他們（中國）聲稱始終沒有中線存在，但這條線確實在這，而且劃定界線其實對彼此都有幫助。」董森堡舉例，若民船遭遇意外，「沒有中線的話誰要來救？在哪邊救？」他認為，本次翻船意外仍需聚焦「非法」一事。

高瑞新旅居金門已12年，遊走台灣、金門、廈門三地的學者身分正好便於他觀察時事：

「在地人要的當然是和平，但以百姓角度很難意識、評估危險的真實性，他們只能從事件發生後，讀台灣的報導去認識兩岸發生甚麼事？與此同時，由於金門居民和對岸（廈門）密切互動，這種獨特的生活經驗，又往往緩解了他們對政治、國安問題的擔憂。」

3月14日，就在「214翻船事件」正巧一個月後的凌晨，金廈海域風浪不斷，一艘中國漁船在金門「東碇島」旁意外翻覆。案發後兩岸執法人員迅速奔往現場，有默契地「允許越界」，近距離合作搶救溺水者。那天《報導者》剛好仍在金門本島，當時各界預測，這場合作將是本次爭議的轉捩點，多數金門居民也為之稱慶，兩岸關係有望升溫，至少回歸互不干涉的「舊現況」。

然而台灣海巡、中國海警合作只隔一天，3月15日再有4艘中國海警船闖入「禁止、限制水域」，中國官媒也複製上個月的模式，拍攝影片宣揚行動，標題更稱「霸氣執法」。

《報導者》統計2月25日至3月15日的中國海警航跡圖，發現2202、2203、14608三艘艦艇重複參與了兩場行動，航線正好把金門諸島鎖在福建省九龍灣出海口內，證實了國防界學者的擔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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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方態度轉彎，可從不同層級的「官媒」報導一窺端倪。淡江大學兩岸關係研究中心主任張五岳分析，國台辦雖然在事發後數次譴責台灣，但中國共產黨內的第一大報《人民日報》未曾對此刊登評論，僅有《人民網》將本案定調為「民進黨政府對大陸漁民長期不合理對待」。

金廈海域長期由兩個互不承認主權的國家共治，「全世界沒有第二個地方像它一樣，」姜皇池也提醒，金廈中線無法以國際慣例看待，中國隨時可能「單方面」拒絕承認我方主權。他指出，中國逐步改變灰色地帶的現況時，經常是混合海警、民間船舶行動，讓台灣難以應對，嘗試「打擊我方政府的治理能力與公信力」。

不只金廈中線，兩岸自1990年代實質停火後，整座金門諸島都處在離台灣太遠、又離中國太近的灰色地帶，董森堡感嘆，金門已是雙方眼中的實驗場。生在金門，求學和就業也從未離開，這片他理應熟悉不過的海域，如今卻顯得陌生。

「交流的時候如此，對抗的時候也如此，」董森堡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