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劉怡君剛從台灣嘉義嫁到金門沒多久。

有天傍晚，大嫂語氣神祕地問她，「要不要去海邊？」劉怡君聽了有點納悶──這麼晚了，去海邊做什麼？

她知道了很高興，和負責訂貨的金門人訂了一些，問劉怡君想不想一起去拿。

於是她們開著車，在夜裡駛往金門東北端的馬山。停好車後，她們找到一條小路、摸黑走下沙灘。

劉怡君原本還很興奮，此時卻突然覺得有點害怕了。1990年代的台灣，兩岸往來還很有限，她在台灣很少看過「大陸人」；嫁來金門之後，雖然站在岸邊就能看到廈門，但「匪船」可以靠得這麽近，她還是第一次聽說。

劉怡君和大嫂抵達海灘時，那些桃子、還有其他貨物，都已經搬上岸了。她來不及看到那艘「匪船」，卻覺得鬆了一口氣。

劉怡君的經歷，對於今日40歲以上的金門居民來說，或許都不算陌生。

這些帶點神祕色彩的走私行為，雖然遊走在法律的灰色地帶，但背後其實是金馬作為「戰地前線」的歷史。

在1949年之前，位於中國福建海岸線上的金門與馬祖，分別屬於廈門、福州一帶的生活圈，物資也往往來自這些地方。

然而1949年前後，戰火線和森嚴的軍事管制，卻將金馬和福建沿海分隔了開來，而金馬地區的民生物資，也因此無法再由福建供應，改由軍方統一處理採購、由台灣運補過來。

從1986年起，便在金門東門市場經營金紙舖的黃歆凌指出，其實1987年台灣開放兩岸探親之後，金門的走私貿易就已逐漸興起。她的金紙舖，就面對著金門知名的「大陸街」；全盛時期，整條街上都販賣著來自中國的南北貨、藥材、工藝品。

第一種類型，一般被金門居民稱為「衝山」或「衝山頭」，指的是中國漁船會直接行駛至金門岸邊卸貨。

這種走私方式，最常見於金門北部礁石密布、海巡巡邏相對困難的海岸線上。另一個「衝山」走私的重鎮，則是金門東北邊的青嶼和馬山一帶──那裡位在廈門大嶝島正對面，而中國第一個「對台小額貿易市場」，就設在廈門大嶝島上。

除了單純卸貨之外，有時中國漁民的小型平底船，也會直接在金門沙灘上停靠、面向金門民眾販賣，場面猶如小型夜市一般。但由於台灣海巡加強取締，這類直接靠岸的走私方式，近年已經逐漸消失。

第二類交易模式，則主要發生在海面上：中國漁船與金門漁船聯繫過後，會在指定的時間，將貨物「海拋」至約定的海域位置，再由金門居民前去捕撈；會以此模式運送的，早期主要是中國的漁獲。

除了「海拋」之外，有些貨物也會以「海上接駁」的方式進行交易，亦即約定好時間、位置，待雙方漁船併靠後，再將貨物搬至對方船上。不過會以此種方式交易的，也不僅限於漁船而已──有些貨船在報關時，也會刻意漏報私貨、夾帶出港，再於海面上與中國漁船併靠、接駁私貨。

很有意思的是，金門漁民投入走私事業的現象，也反映在金門漁業的統計數字上。

根據金門縣政府主計室統計，1991年至2000年間，金門的漁獲量不斷下降，8年內從3,715公噸下降至1,315公噸；但與此同時，金門的漁民人數卻不減反增，從648人增加為2,158人，成長了3倍餘。

這種弔詭的數據消長，很可能就反映了走私貿易興起，漁民出海不捕魚、而是去走私交易的現象，也讓一些金門人戲稱：

「一開始是出海『打魚』，後來是帶貨物和新台幣出海『買魚』。」

金馬會在兩岸對峙降溫之後，逐漸成為走私樞紐，並不令人驚訝。

由於金馬與台灣距離遙遠，從台灣來的物資運補，經常會受天候、海象影響，運輸成本相對高昂；相較之下，中國不但能提供大量廉價的日用品、農漁產品，運輸路程也因為距離鄰近而相對方便。

此外，當時前往中國設廠的台商，也是早期金門走私交易的推力之一：由於兩岸彼時仍未直航，為了節省運送成本，台商在中國生產所需的原物料、機械設備，也有一大部分會從金門走私過去。

中國開始崛起、經濟條件改善後，中國對酒類、香水、化妝品、電子產品等奢侈品的需求逐年增加，但中國實行約30%至50%的高額關稅，因此走私進口，就成了逃避關稅的自然途徑之一，從而為走私業者創造了巨大的需求和利潤空間。

換言之，金馬地區的走私貿易行之有年，而從2021年末開始大量現身金門、馬祖的澳洲龍蝦，只是因為地緣政治角力、中國抵制澳龍，而意外興起的一個新品項罷了。

不過走私貿易貨品的轉變，也反映了兩岸經濟實力的消長：過去是中國漁獲便宜、賣來金馬地區；近年卻顛倒過來，變成金門漁獲賣去中國價格更好──其中，金門的海釣黃魚，就是近10年來最熱門的走私貨品之一。一位從事海釣黃魚、供走私出口的金門人說道：

「以前黃魚是金門人早餐用來配麵線吃的便宜貨，現在野生大條的賣去對面，可以破10萬（新台幣），因為他們說『無黃不成宴』嘛，黃魚在那邊，是身分地位、請客誠意的象徵。」

各種走私於是成了「地下小三通」，有人甚至會利用走私，來極大化地槓桿金門人特有的「福利」。

金門為了照顧本地農民，對高粱、小麥等農產品設有「保價收購」制度，因此有人就會從中國走私進口廉價的高粱和小麥，再以金門縣府制訂的收購價賣給政府，價差可能高達3、4倍。

這種因為價差而走私入境的農產品還有花生。一位曾在金門酒廠廈門分公司工作、負責打擊金門高粱假酒水貨的員工，對《報導者》表示：

「金門這邊的花生一斤200多塊（新台幣）；大陸過來，就算加走私運費，也才7、80（元新台幣）而已。所以金門做的貢糖，裡面用的花生很多都是中國大陸來的。」

針對金馬和中國間的貿易行為，中國政府早在1993年，便已制定出《兩岸民間小額貿易往來暫行條例》，規定100噸以下的台灣漁船，可以於指定的中國碼頭進行貿易行為，只要每筆金額低於10萬美元，就可以視為合法。

到了1996年，中國甚至進一步在廈門的大嶝島設置「小額貿易專區」，提供專用碼頭給台灣船隻停泊，包括糧油儀器、土產畜類、紡織衣物、工藝品、輕工業製品、衣料品等6類台灣商品，皆不需繳交進口關稅。根據最新規定，中國採購者來此採購貨品，每人每日若不超過6,000元人民幣（依目前匯率約合新台幣27,000元），皆可免稅攜出。

但對於當時的台灣政府來說，金馬漁船不論是前去中國港口購貨、或是在海上與中國漁船交易，都仍屬非法的走私行為。直到2001年，台灣政府才在《試辦金門馬祖與大陸地區通航實施辦法》（俗稱小三通辦法）中，明定金馬與中國的貿易「得以直接方式為之」。

雖然小三通讓兩邊得以合法交易，但為了保護台灣市場與農產品，小三通辦法仍有許多限制。業者為了規避關稅、或繞過制裁，也經常不願循小三通的正規管道進行貿易，導致走私行為無法根絕──而此次因為被中國制裁、而必須途徑金馬走私輸入中國的澳洲龍蝦，就是很好的例子。

小三通無法滿足金馬與中國間大量的貿易需求，而從地方到中央在執法上的力有未逮，也讓走私日益壯大。

以此次龍蝦走私案為例，連江縣政府回覆指出，「絕不包庇走私，一貫秉持依法行政立場⋯⋯有關海上及岸際查緝部分，如交通部航港局函文所示由海巡署相關所屬海岸巡辦理，本府港務處亦函請海岸巡加強查緝。」

此外，海巡必須在雙方的走私漁船併靠、交易時當場查獲，才能以該法定罪，「但海巡也沒這麼閒，不可能每艘漁船出港都緊迫盯人，」一名熟悉走私業務的金門人如此對《報導者》表示。

然而即使海巡能當場逮獲走私交易、移送法辦，被告往往也難以用《懲治走私條例》定罪。

以2021年連江縣法院的一樁判例為例：東引的海巡隊，曾在東引島的水域裡，查獲一位船長和中國籍貨船併靠，並將奶粉、飼料等走私貨物搬運至對方船上。然而審理該案的法官卻在裁判書中指出，奶粉和飼料並非《懲治走私條例》所指的「管制出口物品」，因此被告也無法以該法處置。

由於這些法律的漏洞及查緝的難度，第一線的海巡人員，久而久之便形成了「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心態，讓走私行為成了無法明說、不成文的慣例，而這也是澳洲龍蝦得以循金馬走私中國的背景因素。

循此，有些人便認為，應該將這類走私行為制度化；一名涉入龍蝦走私產業的金門人甚至直接對《報導者》說，「比較好的方式，應該是直接開放一個免稅專區，把這種走私放到檯面上。」

馬祖青年劉亦對《報導者》表示，金馬因為地理位置，在歷史上在「貿易」和「軍事」兩種性格之間流轉，有時是開放的轉運中心，有時是封閉的海防重地。民國初年還曾是海盜的大本營，呼應了金馬現在成為走私重鎮、遊走在灰色地帶的特性。

但劉亦強調，「我一直就很討厭這種馬祖老人上下交相賊的全島共犯結構。」即使真有需求、需要制度化，他覺得應該經過民主程序、透明化去決定。

不過「馬祖資訊網」網站創辦人劉家國認為，金馬的走私議題，也牽涉到兩岸的特殊情勢：貿易是雙邊活動，倘若只有台灣這邊制度化、但中國側沒有做出相應規劃，那麼為了逃避中國進口關稅的走私行為，終究也難以禁絕。

此外，劉家國也認為，走私貿易無可厚非，關鍵還是在於：能否促進馬祖多數人的福祉？

劉家國以馬祖知名的水產品淡菜為例：馬祖大部分的淡菜苗來自中國福州，一般皆以「海上交易」的方式進入馬祖，未必會正式報關，也算是走私進口。但這些淡菜苗會在馬祖養殖一段時間，也有完整的產業鏈，從養殖戶、運輸通路，到台灣端的銷售網絡都能獲益，因此更能促進地方經濟、雨露共霑，也少有地方政治人物會憑仗特權、涉入尋租。

「不過，澳洲龍蝦就沒有這種灰色地帶。它是單純的走私，有特權介入，而且只有非常小的一部分人能獲利，這種應該就要進行取締。」

在金門定居的楊永達（化名）則對《報導者》表示：

「如果你問我一般的金馬本地人怎麼看，（我會說）它跟我的現實生活沒有太大關係，也不會讓我獲得不該有的財富。」

楊永達覺得，走私貿易當然是種不合法的行為，但也不算特別嚴重，不過還是可能影響到社會正義。「假如走私業者把賺來的錢，用來經營別的事業，累積更多財富、甚至經營政治事業，這樣算不算影響到社會正義？」

他也認為，如果中國和金馬之間少了關稅界線，那麼走私套利的空間也會跟著消失，所以某意義上來說，「走私業者、或者在走私產業裡貪汙尋租的政客，可能才是最不希望金馬與中國統一的人。」

彰化師範大學地理學系助理教授朱凌毅接受《報導者》採訪時則提醒，老一輩的金馬人經歷過「戰地政務」、曾在前線上為台灣犧牲的歷史，也可能會影響他們看待走私的心態。

朱凌毅曾在關於金馬的研究中，和台灣大學地理學系教授徐進鈺提出金馬地區的「雙重邊界」概念。所謂的「雙重邊界」的意涵是：金馬不只是戰爭前線、和中國存在邊界，也和「大後方」的台灣之間存在邊界。

金馬與中國間的邊界，在戰火對峙下顯得牢不可破；至於金馬和台灣之間的邊界，則體現在很多幽微的地方。比方說，設籍金馬地區的人口，除非經過申請、核准，否則無法自由來往台灣；此外，為了避免前線戰事影響台灣金融秩序，「戰地政務時期」金馬地區使用的新台幣，也無法在台灣流通。

然而這種邊界，有時卻也讓金馬或台灣得以成為「例外空間」，從而為台灣人提供了緩衝和安全感。

比方說，1970年代台灣經濟開始起飛、「反攻大陸」的國族願望慢慢式微時，金馬卻仍在警戒戰備、無法加入經濟起飛的行列，甚至連女性都必須加入民防隊。而金馬的這種「犧牲」，就為統治者提供了一個「仍在戮力準備反攻大陸」的論述依據，讓處於「例外空間」的台灣，得以安心發展經濟。

又或是21世紀初兩岸關係持續回暖，但台灣又不敢貿然直接「三通」，於是便實施了「小三通」，先從金馬試行、為「大三通」做準備，卻也再次讓金馬成為「例外空間」；而小三通的試行，某程度上也緩解了一部分台灣人對於兩岸直接往來的疑慮。

這種一直不斷在為「大後方」的台灣「犧牲」、提供緩衝的歷史，有些時候，就是金馬人覺得自己被虧待的來源之一。1990年代台灣本土化方興未艾時，金馬人也常會在新的「本土化論述」中感覺格格不入，而國軍自1990年代起陸續從金馬地區撤軍，也進一步加深了一部分金馬人被「割棄」的感受。

朱凌毅指出，金馬人民「曾經為中華民國做出犧牲，會覺得需要補償，本來就是合理的」，而金馬特殊的地位、與中國鄰近的地理特性，有時也是套利空間的現成來源。

和前幾年沸沸揚揚設立離島賭場的呼聲相比，朱凌毅認為，開放「邊境貿易」對地方的傷害終究相對較小，而邊境因為貿易行為而繁榮的現象，也非金馬獨有，在世界上很多地方都能見到。「尤其是馬祖，中國沿海這麼多花崗岩小島，憑什麼馬祖的生活水準會這麼高？如果不是因為國共內戰、兩岸分治，今日的馬祖，可能只是福建沿海、默默無名的幾個小島⋯⋯雖然金馬在國共對峙期間犧牲不少，卻也因此在今日獲得很好的發展機會。」

不過朱凌毅也認為，要將走私行為制度化沒有問題，但台灣與中國對食品、電器的檢驗標準終究存在差異，所以關鍵仍在於，金馬人是否願意「把標準降低」。

「這點，必須由他們自己來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