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的過度商業化助長了這種概念：有些人的基因價值高於其他人，這是一種優生學的思想。種族差異存在巨大的報酬（指營養金）差距，這對生殖正義和社會公平都有重要的意義。從倫理觀點來看，我認為商業市場存在許多問題；但作為女性，我也認為她們（指捐卵者）有權決定如何處理自己的身體，這是一個充滿矛盾的觀點。」

托伯爾的矛盾和兩難不是特例，倫理問題難以回答的程度，幾乎讓所有受訪者都有些躊躇。人工生殖涉及多方權益的競合──想要小孩的不孕者、提供協助的捐贈者（甚至代孕者）、運用技術生下的子女，各自站在不同的角色位置，卻又緊密牽動彼此，讓科技的社會影響成為激辯的核心。

沒意外的話，孩子應該有張亞洲人面孔，想像中，生物基因或許比父母輩更好；診所還能做檢測，放棄品質不佳的胚胎，夠優秀的再留下，想了解其他數據也可以加價檢測。一切都是錢能解決的事──沒有精卵可以用買的，不想自己生可以委託別人，在資本主義全面攻佔的美國，只要付出足夠金額，就能訂製「完美」的孩子。

（延伸閱讀：〈跨國追蹤：中美台百億生殖旅遊產業鏈，為何台灣成為美國亞裔卵子市場最大供應源？〉）

不過，並非每個國家都像美國這般「自由放任」。回到台灣，法律規範雖嚴謹，但華人社會「重男輕女」的觀念，具體反映的就是新生兒性別失衡的窘境。世界衛生組織（WHO）公布男、女嬰正常比為 1.05，即每100位新生女嬰，對應105位男嬰出生，但在美國國家科學院2019年發表的研究中，台灣卻是全世界男女嬰比例失衡最嚴重的12個國家之一，最嚴重時達1.10。由於可「操作」選擇胚胎，人工生殖技術常被視為是助長台灣性別失衡的工具之一。

台大醫院婦產部主任陳思原，在21年前完成全台首件冷凍卵子成功受孕的案例。他表示，檢查胚胎的染色體（X、Y染色體即可辨識性別），用類似羊膜穿刺技術就可達成，但台大醫院並未實施。檢查染色體目的是為避免植入異常胚胎，陳思原解釋，如果使用捐贈卵子，一般捐卵者年紀都低於30歲，胎兒出現唐氏症的機率很低，沒必要特別篩檢，還可能造成其他風險（如傷害到胎兒）。

開業至今逾30年、治療不孕著名的茂盛醫院，院長李茂盛曾任台灣生殖醫學會及婦產科醫學會理事長，他淡淡地說，早期確實有不少夫妻只想要男孩來傳宗接代，便會要求事先篩選。李茂盛解釋，雖說染色體檢查是確認有無遺傳疾病，但只要看到最後一對染色體是XX還是XY，性別就一目瞭然了。

想選的還不只是性別，有些不孕夫妻向精卵銀行借精、卵，也會順道開出「願望清單」：希望拿到精卵要美的、要聰明的、要像自己的。李茂盛認為，基因篩檢多是商業過度渲染，「雙眼皮就會生下雙眼皮嗎？不見得啦。你很美，生下來小孩不一定美，不然應該所有模特兒的媽媽都很漂亮。後天基因改變受到很多因素調控。」

在台灣《人工生殖法》之下，受贈者不能指名要用誰的生殖細胞。李茂盛說，來診的夫妻當然有所期待，醫院盡量幫忙物色符合條件的人選，但最後只會給出一個捐贈者，不能再透露其他資訊，也未必盡如人意。

茂盛醫院資深諮詢師許怡喬說，大多數受術夫妻希望找長得跟自己相像的，也有丈夫始終難以決定，「我覺得體態外觀已經很像，他要更像，兩、三次之後跟我說，我還要更像的，我就說對方就不是你太太，她沒有辦法取代太太，如果你沒有辦法克服，就永遠等不到。」

有一回，許怡喬遇到了外貌比較普通的妻子，想找配對的捐贈者，「我說會找一個像妳的，她就說沒有啦，都借卵了，當然希望好一點。我都開玩笑，漂亮的要找漂亮的，醜的也要找漂亮的。因為既然都已經來借卵，當然不要跟我長得一樣，觀念還是要『洗基因』。」

成立超過23年，在新竹、台北皆有院所的送子鳥生殖中心，液態氮桶裡已寄存4萬多顆卵子，為全台規模最大，其他醫院有時也會提領使用。在中心治療不孕的醫師許雅鈞認為，台灣目前管制的方向是正確的，如果像美國開放指定捐贈，甚至是價高者得，難保不會失控。她憂心的是，「有點惡性競爭，再來如果價格不對等，可能真的需要的人買不到，有錢的人可以隨便挑。」

這正是美國人工生殖產業的現況。

托伯爾從訪談來自各地逾400名捐卵者的量化分析發現，有些人基因真的比較「高貴」，且奠基在種族差別，亞裔和白人捐卵人的最高報酬，遠高於西班牙裔和黑人。她聽過最高的，是一對中國夫妻給在麻省理工念書的亞裔學生25萬美元（約新台幣775萬元），要求看影片確認她的外觀和優雅程度。

這也與捐卵人琳賽・卡瑪卡希（Lindsay Kamakahi）對上美國生殖學會（ASRM）的訴訟有關，當事人控訴ASRM不該限制營養金，學會建議的1萬美元基準最後被法院宣告無效。托伯爾觀察，雖然金額上限在過去只是指引，但此後亞洲捐卵人在美獲得的報酬顯著增加。

在美國，許多學生都背負龐大學貸債務，「這是一個悲哀的現象。一方面，我完全同意一個人可以自主決定如何處理自己的身體。但同時金錢是一種激勵，如果不是因為報酬，人們可能不會成為卵子捐贈者，這是在生物倫理學中應該避免的事情，」托伯爾指出。

根據托伯爾對捐卵人的訪談，有40%的人對醫療照護和捐卵過程不滿，「她們感覺自己更像一頭提供金錢的乳牛（cash cow），而不是真正的病人。」

有兩屆立委資歷、台灣女人連線理事長黃淑英，曾直接參與《人工生殖法》的修法過程，她回憶，當初大家都有共識，應該訂定捐卵營養金的天花板，免得過度往商業傾斜。長期關注人權和女性健康權益的她，更擔心女性身體被商品化。

「如果她不曉得這最後會對她造成什麼結果，你就用經濟、金錢誘因叫她去做，這就是剝削的行為。我們講所謂自由選擇，要建立在informed consent（知情同意），如果是有誘因、有壓迫，一些不是那麼理所當然的原因，就不是真正的自由意願。那樣的情況下，就比較容易形成剝削，」黃淑英說，捐卵不該是貧窮者最後不得不的選擇。

她以台灣過往惡名昭彰的「外籍新娘」交易婚姻，來比喻捐卵者在美國的處境：

「就是把女人當成商品，她的卵就是一個商品，我們應該維持女性的人格尊嚴，不可以當成商品來看待。就像以前我們『面試外籍新娘』，叫人家一排站在那邊選，一樣不行。」

難道捐卵都只是為了錢？有時候也可能是其他動機主導。新竹艾微芙國際生殖中心主任楊文瑞，就遇過不是為營養金而來的捐贈者。故事發生在一對姊妹身上，妹妹看姊姊反覆做療程，因卵子品質不佳折騰，「她說姊姊做試管這麼辛苦，她自己生育都很順利，想說可以來捐卵幫助別人，也有這樣發善心的，主要是利他的想法。」楊文瑞認為，儘管卵子商品化在國外確有其事，但台灣有相對完整的規範，法律形同是防護網，防止卵子捐贈行為走歪。

如果不把卵子捐贈放在純粹「商品化」或「利他」的天秤上，我們還能怎麼看待這個過程呢？成功大學醫學系人文暨社會醫學科副教授黃于玲表示，關注生殖健康的人社研究者認為「捐卵」一詞易誤導年輕女性和大眾對醫療流程的理解，提出以「勞動」來討論相關現象和制度。

有趣的是，英文的labor，既有勞動也有分娩的意思；而用來指涉「生殖」的單字reproduction，也是勞動循環過程中的「再生產」，意指讓勞動力得以延續的各種活動。

黃于玲回憶，最初會投入捐卵研究，是在美國留學時看見紐約地鐵上的廣告，特別召募常春藤聯盟（Ivy league）的學生來捐卵，標榜可拿高額營養金；後來，她在普林斯頓大學的學生咖啡廳，也看見類似的內容。她說，雖然當時自己超過廣告預設的年齡，但很驚訝居然有這樣的差事可賺錢。

美國人工生殖產業的捐卵，已經很難放進「捐贈」的框架來看待，「現在的研究者，大概都用勞動來理解，如果是勞動的話，那我們就要看它的勞動條件、勞動契約怎麼去保護。」黃于玲坦言，現在既然有市場存在，那就正視這個事實，有人有需要、有人願意提供，重點是把流程變得更完善，更能保障捐卵者的健康權、降低風險。

有些契約常規定捐卵前不能服用某些藥物，怕影響卵子的品質。黃于玲說，「比如說不能吃抗憂鬱的藥，有沒有科學依據，我都不知道。要嘛女生就真的停藥，要嘛就是不提這個病史。我還有聽到感冒發燒，連普拿疼都不敢吃的妹妹，一副覺得使命必達的樣子。這的確是非常不對等。」

（延伸閱讀：〈我為何去美國捐卵──歷時數月，她們做履歷和被扣錢的告白〉）

她也觀察到，儘管捐卵、自做人工生殖、凍卵都經過類似的療程和手術，有時卻得到不太一樣的待遇。有的是出錢的、有的是給錢的，實質上她們都是病人。「如果你是去做人工生殖，就知道什麼是VIP級待遇；但如果你是捐卵的，護理師當然也很友善，但照護的過程很少看到醫師，甚至有些人從頭到尾都沒有看過醫師，唯一有接觸到就是麻醉的時候。」

高雄醫學大學性別研究所所長胡郁盈，也同意可用勞動來理解捐卵。她表示，但這不代表一方付費，另一方就什麼要求都照單全收，要盡可能降低權力關係的不對等，「捐卵爭議不全然在於女人是否可以用自己的身體去賺錢，因為這在社會已經無所不在了，而是要確保女性對身體自主與健康風險的知情與保障。」

胡郁盈解釋，捐卵在倫理上的爭議，會回到不同女性主義派別比較古典的辯論，跟過往討論女明星能否裸露、女人能不能當性工作者相似，「也許有些人認為只要涉及女體的客體化、商品化就不行，但是女性的經濟需求和自主意願如何被考量，就成為一個難題。」

各國肥皂劇中常出現半路認親、身世突然曝光等情節，被認為是灑狗血的經典老哏，你的孩子最後都不是你的孩子。但在當代社會，當人工生殖的子女愈來愈多時，是否真的有可能發生這樣的事件呢？

目前台灣《人工生殖法》第10條規定，捐贈精卵只要提供受術夫妻一次活產，就不能再使用，生殖細胞要銷毀。且為了避免亂倫，精卵在結合前，必須先送資料到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審核，而以人工生殖方式誕生的子女，也可在婚前再向戶政機關確認，是否與對方有血緣關係。

但實務上，「認祖歸宗」這種事情不太可能在台灣發生，因台灣保障捐贈者的身分不公開，就連受贈夫妻也頂多知道對方的去識別化資訊，例如一些身體特徵。從血緣告知的角度來看，從事不孕症治療的醫師們坦言，基於華人的傳統文化，幾乎所有父母都不會告訴小孩，自己是經由別人的精卵才來到世上。

黃淑英認為，這對捐卵和受卵的人來講，都是一種保護。「如果被告知，是他不想知道都要知道，小孩子的權益不應該被動的，這也是一個原則。」她主張，除非孩子出現重大的遺傳疾病，有醫療的必需，那父母才要揭露，以拯救孩子的性命。

政治大學法律學院副院長戴瑀如研究領域是身分法，特別關注人工生殖子女和父母的親屬關係。戴瑀如曾去詢問過衛福部，有多少人在婚前曾經來確認血緣資料？得到的答案是「零」，因為孩子根本沒從爸媽那邊聽說任何資訊，無從去查。

2022年，兒童權利公約（CRC）委員來台審查時，就提到台灣被收養兒童的身世告知權應該落實。戴瑀如認為，這個權利應該同樣適用在人工生殖子女身上，難的不是捐贈者的資料保存，這只要投入行政成本就能解決，難的是要資料要公開到什麼程度？更難的是，要如何讓父母願意說出口？

戴瑀如建議可參考兒福聯盟的做法：組織會跟每個來收養的父母上課，教導他們要在適當的時機告知孩子是被收養的。不過，目前法律也沒有強制規定，如果你不這麼做，也沒有任何罰則。

與各國捐卵者進行諸多訪談的托伯爾發現，美國人和亞洲人在面對捐卵時，呈現了非常不同的態度。根據她的統計，美國捐贈者中約有70%，希望在將來能與他們的子女建立聯繫。但調查的所有捐贈者中，約有4%的人永遠不希望被找到，她們大多是亞裔。托伯爾進一步發現，這是因為亞洲人非常關注社會汙名和親屬關係，如果被父母知道，她們會感到恥辱。

但現在如果在美國捐卵，已經難以保障捐贈者的匿名性了。托伯爾說，提供個人資料給機構的捐贈者，並沒有意識到準家長們可能會用照片在網路上搜索；另外，隨著家族血緣基因測試（consumer ancestry testing）的出現，匿名性更難維持。

回顧精卵捐贈的歷史，精子銀行大約在1980年代中期在美國加州開始蓬勃發展，大約在2000年前夕，借精出生的孩子們成年後開始表態，「我想知道我的生物（biological）父親是誰。」再經過約5到10年，借卵的孩子也開始走上相同的路徑。後來出現在網路上的23andMe或Ancestry.com，都讓子女有機會透過DNA測試釐清自己的身世。

托伯爾說，她曾為科羅拉多州的一個法案作證，效果幾乎就等同取消了該州捐贈者的匿名性。有些人工生殖子女的聲音很大，採取積極倡議，試圖改變美國的法律，因為他們對父母多年來的隱瞞感到憤怒，覺得難以再信任他人，「他們堅信獲取自己的生物訊息是天賦人權。」托伯爾表示，這個過程需要更多機構教育和諮詢來協助父母們：

「如果你對你的孩子並不感到羞愧，因為你無法以其他方式懷孕，那麼你的孩子也不應該感到羞愧。一旦人們開始重新考慮孩子的需求，而不是首先考慮自己的需求，這可能會改變人們對匿名性的看法。」

孩子是否有權利知道親生父母是誰？誰來幫助孩子回答「我是誰」這個重要的提問？後續的社會心理衝擊又要如何適應？隨著人工生殖持續發展，歐美長大的孩子們開始爭取權益、提出質問時，台灣似乎還在凝聚共識的階段。

為了提供《人工生殖法》修正的基石，戴瑀如和胡郁盈在近10年前就曾為國健署做過研究，借鏡先行國家的經驗來作為參考。但如今台灣社會依然爭論不休、眾聲喧嘩，修法遙遙無期。

胡郁盈直言，政策要能夠推行並且達到最好的效益，考量社會文化是不可或缺的，「不是只有訂一個法律，copy美國或英國怎麼寫這個法，整套搬過來，在地社會還是有窒礙難行的地方，把在地文化跟比較進步的議題或法律銜接起來，是非常重要的工作。」

戴瑀如深有同感，她考察了歐洲各國的相關法律，發現荷蘭和北歐在人工生殖上是更往前踏一步的，像丹麥更是歐洲最大的精子庫；對於許多棘手的議題，北歐開放的幅度都比較大。近十幾年來，歐洲人權法院有意促進歐陸的法律趨於一致，以解決各國在通婚或交流時，在身分認定上面的難題；但也有國家仍然保持自己的節奏，像德國就在人工生殖上持比較保留的態度。

回到台灣，當社會上的許多群體，無論是同志或單身者，都群起喊聲要適用《人工生殖法》，以便擁有自己的孩子，戴瑀如認為，立法者應該要以孩子的利益為優先。她也提醒，任何法律推行都要有配套準備，更有必要理解大眾對議題的態度是什麼，「人工生殖的議題，其實很需要所謂的實證調查，但這也是我們法律人不太嫻熟的。這一點德國做得很好，他們真的都會有這類的統計數據，對於立法政策的研擬會很有幫助。」

德國哲學家海德格曾用「被拋擲性」（thrownness）來形容人類的存有，每個人來到世界上都不是自主決定的，而是被拋入的。如此古典的道理，在當代的人工生殖看來也多了另一層意義，除了不能自己決定，可能很多人還是被大人精心決定的。生物科技、女性主義、生命倫理的交纏，或許遠比DNA的雙股螺旋複雜多了，它們渴望著更多的解碼和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