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時差・時差政治》是一本任性之作。除了內文收錄了橫跨16年的16篇文章之外，也包括了純學術論文、導讀、社論三種文類。從純學術出版的角度來說，頗為不倫不類，但這卻是我最想出版的一種書。

國內學界稱為「政治思想」的學術工作大抵可分為：

礙於當代學術分工體系嚴密，評鑑制度也嚴苛，專心致志者會在前兩者之間擇一，甚至將學術生命委身於幾位偉大政治哲人的思想研究。對於必然會揭露個人對現實政治真實看法的最後一種，則往往避而遠之或止於私下議論。

但本書卻同時涉及了上述三件工作。內容上，它試圖以政治思想史來掌握這一個曾以「美麗之島」著稱於世的島嶼如何被捲入現代主權國家體制，迭次成為帝國的殖民地，及至以實質主權國家姿態登上國際舞台並走向民主化的過程。

《政治時差．時差政治：敘事共時性作為民主政治的一種想像》，葉浩著，聯經出版

最根本的書寫動機，其實就是想為島嶼的政治處境理論化。實際作法則是從現實政治的爭議當中提煉出一套能解釋問題所在及詮釋此一處境之意義的分析框架，進而為此政治現實提出診斷及可能的出路。

不意外，此舉不僅會暴露出作者學識上的錯謬之處，對政治現實指指點點更是冒講求中立的學術界之大不韙！

貫穿全書的是一個描述性的「雙螺旋時差結構」概念，指的是肇因一波波的外來移民及一次次的思想移植而來的基本政治格局。

一波波移民帶來了不同的集體記憶和史觀，從而讓人們對於「過去該如何理解？」、「未來該走向哪裡？」乃至「此時真正問題為何？」三大哉問有難以化解的嚴重認知差異。

一次次移植入島嶼的外來政治理想及方案，包括在不同時間點、從不同思想資源當中移入的不同「國家」概念、「民主」理論以及「轉型正義」模式。這些論述，從政治光譜上的左到右都有，保守和激進也不一而足。

當然，「移民」和「移植」這兩條軸線既有各自的內在衝突，也會互動甚至彼此糾纏。結果是：兩條軸線發展成難以斷開的鉸鏈，不僅讓島嶼上不同族群有不同的政治想像，或者說意識形態，更讓彼此難以對話，甚至連一個正常民主社會賴以運作的公共意識或國家認同感也盡付闕如。

因為每一種政治想像及改革，都涉及了一種關於過去與未來的理解，各種衝突都存在一個時間維度，都具有時間性的認知差異。這一類的認知差異在書中稱為「政治時差」，而種種的政治時差所造成的整體困局則是本書所謂的「時差政治」。

於是，「雙螺旋時差結構」乃作者身為一個政治哲學工作者所提出用來描述、解釋、詮釋政治現實的概念，也是一個分析框架的核心要素，甚至可以說是關於島嶼政治處境的診斷及病理學基礎。

這一個分析框架解釋了「民主化」、「轉型正義」乃至「國家正常化」三件事，為何會在島嶼脈絡當中如此何難分難解，不僅讓不同族群對於該不該進行轉型正義，或採取哪一種轉型正義才適合，從而關於哪一種民主才是該進一步鞏固或深化的方向，充滿爭議。甚至連最終該怎麼做才能讓國家正常化，也眾說紛紜，莫衷一是！

作為一個回應時代困境的理論嘗試，本書的核心問題意識於是為：

為了回答此一問題，本書第一部分致力於當代分別最在意多元政治，及一群人該如何開啟專屬於他們的共同故事（或說一個政治體的新生，或說新的政治時間）的以撒・柏林（Isaiah Berlin）和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這兩位思想家的文本。筆者一方面從中提出了新的詮釋，一方面則將自己的詮釋發展成可應用於如何處理遭遇過歷史創傷的分裂社會之規範性理論。

第二部分則試圖指出當前國際性民主危機的原因，包括現代民主憲政體制以「政府乃人民首要潛在敵人」為基本預設，以及人們如何在冷戰結束後瘋狂追求快速獲利及創新的新自由主義形式資本主義當中，忘了內建於民主制度當中的緩慢機制，甚至將這種緩慢視為一種制度性缺失。

倘若理解正確，我們的民主化過程中也將以上兩種缺失引入了台灣。此外，島嶼的解嚴時機正值西方高舉經濟萬能的新自由主義成為國際上最強勢的意識型態，加上民主化過程並未徹底進行二戰以來數十個國家努力從憲法層次來推動的轉型正義，威權遺緒持續在這一個新興民主政體上隱隱作祟。

本書第三部分以轉型正義相關的各方論述來分析島嶼上的「雙螺旋時差結構」細節，並分別運用第一部分的規範性理論來指出可能的出路，尤其是筆者從柏林那邊重建而來的「妥協政治」作為民主政治核心技藝之學習，同時也考慮了鄂蘭所提的「承諾與原諒」作為修復政治體歷史創傷之說在島嶼上應用的可能性。

更為關鍵的是，二戰之後近百個國家之建國乃是以明確載於《聯合國憲章》當中的「人民自決權」為依據，而《世界人權宣言》及奠基於此的人權《兩公約》既再次重申人民自決權，也是聯合國自2010年開始努力在世界各地推動轉型正義的根本基礎。

惟，受困於「雙螺旋時差結構」的島嶼卻有族群將轉型正義及國家正常化視為仇恨政治或違憲亂政。殊不知，中華民國不僅是聯合國的創始會員國，該組織於1947年責成「人權委員會」草擬《世界人權宣言》時，當年的副主席正是中華民國安理會代表張彭春，至於人權《兩公約》於1966年底於聯合國通過之後，中華民國政府於隔年初即簽署，最後也是國民黨政府於2009年正式批准，讓《兩公約》成為國內法的一部分。

不可否認，當我們將中國民國在1947、1967、2009年的對外人權貢獻及政治宣示，對照於對內的實際統治，似乎存在一個嚴重的落差，且嚴格說是本書意義上的政治時差。這種時差的本身及其後果都是一種「異化」（alienation）。

無論如何，生活在一個自己做過貢獻才打造出來的國際人權建制當中，卻不認識它，是不折不扣的一種異化。未能按其理念來落實民主與轉型正義，也是一種。遑論因此而造成的族群矛盾與疏離。

這些肇因於時差的異化既符合鄂蘭所謂的「世界異化」，也是讓社會更加分裂，走向相對主義甚至是虛無主義的原因，且正在威脅著得來不易的民主政治之運作。

是故，重新認識這一段曾參與其中的歷史，進而接軌國際人權建制，既是克服政治時差及因應不同層次上的政治異化之具體策略，也是本書所提出的最核心規範性主張，或說政治處方：敘事共時性之重建。

「敘事共時性」是筆者受鄂蘭啟發得出的一個概念，指向一種回應嚴重社會分裂的政治策略，跟書中論及的因應其他種政治異化之方案相輔相成，包括前文提及的民主補課方式。

不過，鑑於落實敘事共時性的方式在實踐上必然存在國際政治的維度，因此該如何做將涉及關於國際局勢的判斷，也有其政治風險必須付出的代價。本書在結論處將會對此做進一步討論及評估。

最後，其實本書沒有絕對的閱讀順序。正因收錄了包含純學術論文、導讀、社論在內的不同文類，加上政治哲學濃度頗高的前言和導論。讀者可從最符合自己興趣的部分開始。

當然，從前言開始閱讀，當可看出本書是一本政治哲學的推論與逐步應用。若是從第三部分甚至結論開始，往前讀回去，那倒是可以避開繁瑣的邏輯推論，先從具體的意見開始審視，然後進入本書藉以判斷的國際政治脈絡，最後才來到作為一切基礎的政治哲學論述。因為全書旨趣一致，各部分也環環相扣，所以無論採取哪一種順序，都能殊途同歸。

最後的最後，我由衷希望本書能拋磚引玉，甚至亂石砸身都比石沉大海來得好。畢竟，批評也是一種對話，而對話就有機會能開啟共同的故事，或者說屬於雙方的敘事共時性。只要您有讀有回，我們就有機會一起打造讓民主政治充滿生命力的文化！

（編按：本文由聯經出版提供，標題經《報導者》編輯改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