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川普（Donald Trump）掀起的美中貿易戰日趨白熱化之際，新冷戰來臨的傳言即不脛而走。對此說法，美國學界普遍戒慎恐懼，且寄望主張多邊主義的拜登（Joe Biden）政府能避免兩強對峙格局者眾。

及至今年（2021）3月24日，曾任國務院亞太副助卿的政治學者柯慶生（Thomas Christensen）仍以一篇題為〈不會有新冷戰〉的文章表達立場，刊載於美國的《外交事務》雜誌（Foreign Affairs）。中國政府及其官媒更是不斷闢謠，一再復述兩國的貿易乃有競有合、唇齒相依，且「和平崛起」既是其不變的基調，也無意讓經濟上的齟齬最終破壞了友誼。

不過，拜登一上任即對中國採取強硬態度，所謂的多邊主義其實是聯盟抗中，且不對中共採取綏靖政策。或許更令柯慶生等人詫異的是，拜登政府在該文章付梓的前幾天，也就是選後首次舉行的3月18日中美高層會談當中，讓國務卿布林肯（Anthony Blinken）和白宮國家安全顧問蘇利文（Jake Sullivan）釋放出明確不畏冷戰再起的訊息。而與會的中國主管外交事務的政治局委員楊潔篪和外交部長王毅，也難得以幾乎不顧外交禮儀的方式回敬對方。

導火線，是拜登在這一場中國官媒宣傳為旨在恢復雙邊正常關係的「戰略對話」進行之前，先和日本、印度、澳洲三國的元首視訊並發表了聯合聲明。此舉不但讓這個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在2007年發起的「四方安全對話」（Quadrilateral Security Dialogue, Quad）有了換盟主的意味，且劍指中國。許多學者承認新冷戰格局儼然確立，至少在亞太地區是如此。

雖然這次的學者預測錯誤，不如上一次冷戰突然結束而讓知名學者集體跌破眼鏡那樣嚴重──且過去不乏有人主張中國在崛起之後終將挑戰美國地位，學者艾利森（Graham Allison）甚至認為新興強國挑戰現有霸權乃是一種政治必然，並以「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 Trap）稱之──但變化如此之快也的確讓人始料未及。筆者認為，新冷戰格局的形成，肇因於中國和美國對於「政治時間」有截然不同的想像，以下將說明兩國的「政治時間」所指為何。

關於「政治時間」的想像，必須由古希臘時期開始談起。古希臘時期即有「chronos」和「kairos」兩種時間概念。前者指涉一種線性的時序想像，從過去到未來猶如一條軸線，上面可切割成單位大小不同的刻度，例如年、月、日；後者則是涉及某一特定的情境或時機，並賦予它特殊意義，也因此不同的時刻具有不同的意義。換言之，有些時間點的重要性大於其他時間點；極端一點說，除了這個重要時間點之外的時間，都不是時間。

英國國際關係學者金佰利・哈欽斯（Kimberly Hutchings）在其2008年名著《時間與世界政治》（Time and World Politics）當中指出，所謂的政治社群其實是一群共享一個特定「政治時間」（political time）的人，且每一個政治時間都是由一組關於「chronos」與「kairos」的特定理解，或說一套曆制與某些具有重大意義的歷史事件所組成。

簡單來說，大多數政治社群都有屬於他們自己的節日或紀念日──這些日子既意味著過去某些事情對他們意義深遠，因此值得共同紀念或慶祝，例如國慶日或獨立紀念日，而這些日也構成了他們一年當中安排如何過其他日子的考慮依據。即使是非政治性的紀念日（例如祭孔或掃墓），其實也深具「政治」意義，因為那正是構成一群人之所以是一個「政治共同體」的基礎，甚至能據此區分內外並界定「哪些人」才是「我們」，畢竟，某一群人的建國日可能是另一群人的亡國時。

據此理解，一群人之所以是一個政治社群，是因為他們具有某種的「共時性」（synchronicity）。例如，猶太人之所以是一個政治社群，乃因他們共享一種關於耶和華與先祖們立約、並承諾賜與一個「流奶與蜜之地」的歷史記憶，以及關於彌賽亞將會降臨世上來拯救他們，並建立一個新國度的共同期盼。這是身為上帝選民的身分根據，也是一個政治共同體的共同時間想像。

事實上，猶太神學把「kairos」理解為上帝介入世界、參與人類事務的時刻。基督教神學延續了此一看法，但認為耶穌誕生就是那救世主降臨的時刻，並主張人類歷史其實已經寫完，因為此時的人們不過是在等待上帝最後的審判後，揀選部分的人建立新天新地。關於人類最重大的事件是「耶穌在十字架上替人類贖罪」，其實已經完成；此時就是末世，彌賽亞再來，就是人類歷史的終結。

這與美國對冷戰的理解關係重大。首先，根據哈欽斯的解讀，作為意識形態之爭的冷戰，爭的既是關於「社會主義或自由主義各自主張的人類歷史方向，哪一個才是正確？」，也關乎人類政治的終點之樣貌為何。當冷戰終結時，美國接受了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於1989年在《國家利益》雜誌（National Interest）上所宣稱，冷戰的結束意味著「歷史之終結」。這不僅指結合了資本主義與憲政民主的美式自由民主（liberal democracy），戰勝了社會主義與計畫經濟模式；更意味著人類自古以來為了自由而追求的政治體制，終於來到了最後的階段，而美國人可以在終點等著所有其他國家人民慢慢朝向他們走去。

不同於實際連結一群人成為政治社群的共同時間想像，這是一種關於人類全體的宣稱，或說「世界史觀」，而且是一種把所有國家都放在同一條時間軸上的線性史觀。這種線性史觀也是「進步史觀」的一種，認定離現在愈近的，愈是進步的時代，人類也愈進步、自由。先抵達歷史終點的美國，當然比其他國家都進步。反之，離時間軸開端愈近的，愈是落後、不自由、愈是蒙昧無知。也因此比任何國家都進步的美國，有責任與義務協助其他國家走往人類「歷史的終點」──擁護自由貿易市場的自由民主憲政體制。

另一方面，福山的說法也替美國後冷戰的外交政策提供了一個明確的方向。正如美國學者邁德爾邦（Michael Mandelbaum）在《美國如何丟掉世界？》（Mission Failure）一書所說，後冷戰初期曾使美國一度失去了方向；過去一切都能以對抗蘇聯作為最高指導方針，當時卻不知該往哪裡走。直到柯林頓（Bill Clinton）接受了那一個相信市場萬能、強調貿易互利、共創雙贏且一切向錢看的「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才重新定位。

美國學者沃爾特・羅素・米德（Walter Russell Mead）曾以開國元勛漢彌爾頓（Alexander Hamilton）與3位總統威爾遜（Woodrow Wilson）、傑佛遜（Thomas Jefferson）、傑克森（Andrew Jackson）來分別代表底下4個外交政策傳統：國家利益至上的現實主義、信奉自由主義的國際主義、信奉保守主義的國際主義，以及採取孤立政策甚至排外的國族主義。一般咸認，柯林頓的新自由主義繼承了威爾遜傳統，也加添了政治上經濟掛帥的信仰，並企圖以外交來推動全球的自由貿易體制。

鑑於尚未爭取獨立以前的早期北美移民，以新教基督徒為主、並把新世界當作「流奶與蜜之地」的承諾實現，也因此他們總以人類文明的燈塔自居，冷戰期間的美國更是如此，福山的說法其實強化了這種美國獨特性的思維。

忽略了上述政治想像的時間維度，就無法確切理解美國的外交思維。真正促成柯林頓以交往代替圍堵，讓中國在經濟上與國際接軌並融入世界貿易體制的，其實是一個具體的線性史觀：全球化能促進民主化，貿易最終將會促成中國的民主化！而中國的民主化，也象徵中國將在美國的協助下，走向人類歷史的終點。一如上帝按自己的形象造人，自視為「上帝選民」的美國，即將按自己的形象來創造新世界，包括改造中國。

這是後冷戰時期美國的新自由主義中國夢。不僅民主黨的柯林頓如此，接任的共和黨小布希（George W. Bush）也是如此，高舉貿易連結與頻繁交往，可不費一兵一卒讓中國走向民主。無論中國如何理解在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的政治意義，對美國政府來說，這是把中國置入新自由主義的「歷史終結」史觀，也就是福山認為人類所共享的唯一政治時間。

然而，北京的時鐘並不因此撥成了紐約時間，且雙方的時差也不僅止於以時區劃分的12小時。更重要的是，站起來的中國有它自己的政治時間想像！

以「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為目標的「中國夢」，是2012年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習近平首次提出；隔年當選國家主席之後，確認以此作為執政方向。其內涵最明確的表述，或許是在他於2013年對歐巴馬（Barack Obama）所說，那是一個「努力促進人類和平與發展的崇高事業」，是為了「實現國家富強、民族復興、人民幸福，是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的夢，與包括美國夢在內的世界各國人民在內的美好夢想相通。」

此一夢想日前被他在中共百年黨慶時，略為重新包裝並打上了一個明確的實現日期：2049年──屆時，也就是在建國百年之際，中國將是一個「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那是「第二個一百年」的目標，呼應了江澤民的「兩個一百年」說法，而習在百年黨慶時，宣稱中共已在「中華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會」的說法，則不僅呼應了胡錦濤過去的承諾，也完成了鄧小平在1979年提出的「小康社會」願景。

姑且不論這如何與標榜「憑個人努力即可成功」的「美國夢」相通，中國夢的確與過去中共提出的夢想相通，且是刻意連接。更重要的是，這意味著一個新的政治時間。中國夢將中共成立、新中國建立、百年黨慶以及建國百年連成一個線性發展的時間軸。

而線性時間觀，以哲學家黑格爾（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的看法而言，指的是上帝或是理性本身的思辨過程，愈靠近結尾，愈是真正自由的實現。歷史作為上帝的思辨過程，無論看上去多殘忍，都是必要之惡，都是為了抵達最理性、最進步的那一刻終點。

這樣的時間觀想像，讓建國前的國共內戰、建國後的大躍進與文革所造成的生靈塗炭，乃至天安門廣場前對手無武器的學生開槍射殺，全都成了邁向民族偉大復興的種種不得已。於2049年，中國偉大的民族復興，正是中國追求的歷史終結點。弘大的敘事，讓一切中共所為的政治浩劫都成了有意義或必要，也都可以原諒。

中國夢的想像是一個嶄新且具體的政治時間，不僅因為它拉長了時間軸、並指向了一個更遠的未來時刻，也因為圍繞於習近平一人意志的黨國體制，將在解除任期限制之後，無需再採取過去中共以5年為週期的政策制定習慣。另一方面，中國夢也讓未來可能進一步發生的戕害人權、政治迫害、武力犯台等種種，都成了通往那偉大既定目標的必要措施。

在筆者看來，相較於福山對冷戰結束作為一種既定事實而提出的詮釋，中國夢雖和「歷史終結論」同樣預設了單一線性史觀，但它卻展現了政治與時間的其他關聯性。

進一步解釋，首先，讓我們回到西方政治思想史上關於此議題最早的討論，亦即柏拉圖的《理想國》。書中提及哲學家應該擔任君王，因為他能洞悉那不受時間所影響的真理，包括邏輯、數學以及最完美的政治模式為何，並能據此來治理國家。但這說法違背了當時的主流認知。希臘文的「民主」一字「dēmokratia」是由「dēmos」（人民）加上「kratia」（統治）所組成。作為一個民主體制的雅典，意味著人民全體才是城邦的主人，而這不僅意味著雅典人不受外人管轄，也包括沒有特定的社會階級可以主宰國家的命運。所謂的「政治」（politics），在此指的是關乎整個「城邦」（polis）的眾人之事，實踐上則由全體公民輪流以平等、自由的方式來參與小至造橋鋪路、大致對外宣戰的各種事務。然而「哲君說」所附帶的，是一人或少數幾位菁英，由上而下來管理眾人之事的政治想像。

根據冷戰期間以對抗共產極權聞名的英國政治思想家以賽亞・柏林（Isaiah Berlin）的理解，柏拉圖的政治觀其實是極權主義的起源，其理由除了那是一人統治的國度，更因為真正的「政治」必然涉及不同價值之間的取捨乃至折衷或妥協，以及關於各種公共事務之根本目的的爭辯與討論，然而哲君對人生與政治的終極「目的」早已胸有成竹，剩下的不過是關於如何達到目的的「手段」問題。是故，理想國嚴格說是一種空有「行政」而無「政治」的運作，一如關於國家大事之公開爭論，乃中共黨國體制所不允許之事。中國夢，其實是一個意圖消解人民參與政治的想像。

同理，政治思想家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也曾直接以雅典城邦之運作來指出，政治的必要條件是「人的複數性」，也就是一群自由且平等的人得以在公領域之中彼此互動與爭論。與此相反的，則是一種把治國當做按表操課、按藍圖來施工的政治想像，那不僅容易把人民當作國家機器的微小螺絲釘，甚至可能當作打造國家偉大工程的工具或耗材，但更重要的是，鄂蘭認為那根本剝奪了一群人作為政治社群的啟新開創之動能，包括開啟一個真正屬於他們自己的共同故事之可能性。

未來，本身蘊含飄忽、不可預測性的無限可能，然而在偉大的中國夢眼裡，中國的「未來」被縮限成只有一種可能──及至2049年的國家發展方向之劇本已經寫好，剩下的都是按劇本演出的細節。相較於鼓勵每個人都應該勇敢去追逐自己的夢想、去創新、去改變世界的「美國夢」，推動中國夢不僅是威權特徵，而是朝向極權主義（totalitarianism）的方向前進，因為國家的手不但伸入了人民的所有（total）生活領域，也意圖主導一個人最個人的夢想！

中國夢要求所有中國人必須做同一個夢，而銅板的另一面，其實是沒有人可以做自己的夢，尤其當這夢是關於國家未來的其他可能性。美國夢的主體是個人，但中國夢的主體則是民族，且實際能決定其內容的，是一黨乃至一人之意志。兩夢並不如習近平所宣稱的那樣相通。中國夢在去政治參與的同時，也終結了許多個人乃至族群的未來之各種可能性。

是以，中國的政治時間和美國的政治時間軸之間，存在嚴重的差距。換言之，中國與目前由美國領導的國際社會，有嚴重的政治時差。

但不僅如此，筆者以為，中共的史觀並不符合國際現實與歷史。以中共成立為起點的「兩個一百年」時間軸，其實是從民國初年算起（即使不說是前朝，那至少也是「新中國」建立之前），而這深具中國特色的政治時間唯有採取「朝代史觀」才能得到更好的理解，且是以民族而非國家當作主體。但這兩個預設卻從根本挑戰了現代主權國家體制的基本原則。

當然，中國堪稱當前最強調主權至上的國家，並據此反對一切境外勢力的干涉。正如習近平於2017年在聯合國日內瓦總部發表演說時如此說道：

從360多年前《威斯特伐利亞和約》（Peace of Westphalia，又譯作《西發里亞和約》）確立的平等和主權原則，到150年前《日內瓦公約》確立的人道主義精神，從70多年前《聯合國憲章》明確的四大宗旨和七項原則，到60多年前萬隆會議倡導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這些原則應該建構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基本遵循。

這看似對歷史的尊重、且符合江胡時期所看重的「與時俱進」務實作風，但略為細究即可發現此說既不顧《西發里亞和約》的歷史脈絡，也無視60多年來的國際人權建制之建立與發展，以及隨之而來的國際規範之變遷。習近平在國際社會間倡議「互不干涉」以及「主權至上」原則，宣稱此二原則才合乎國際社會一直以來的既有規範，事實上卻並非如此。

事實上，現代主權體系的確是結束「三十年戰爭」的《西發里亞和約》所建立起來的，但那確立的是「教隨君定」（Cuius regio, eius religio），且採取了《羅馬民法》為理據，將領土理解為君王財產，並據此禁止互相干涉對方的國內事務。這是「互不干涉」原則的最初來源。主權乃對內最高權威，對外不服從任何權威（從而彼此平等）的原則，是隨後國與國實際互動所慢慢成的事實，且經由葛老秀斯（Hugo Grotius）等自然法學者的詮釋，才浮現的現代主權體制原則、並逐漸演變成一個以國際法為基礎的國際社會。

然而，國際社會間並非只有「互不干涉」原則，並不是一個強調主權至上的場域。國際社會間的互動，乃普世主義（universalism）與各殊主義（particularism）兩股思潮的互競，前者強調普遍適用所有國家的法則，例如人權價值乃普世價值，任何國家都不得違背人權精神。

舉例來說，《日內瓦公約》是普世主義的具體化，確認了即使國與國在交戰時期，也必須遵守某些道德規範。而1945年的《聯合國憲章》四大宗旨則包括了「尊重人民平等權利及其自決原則」以及「對於全體人類之人權及基本自由之尊重」，七項原則第一條提及「主權平等」時指的是聯合國之組成基礎，而非唯一原則，更未將它無限上綱。

1948年聯合國大會通過的《世界人權宣言》（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就是證據，其第3～5條表明：人人享有生命、自由與人身安全，且「任何人不得加以酷刑，或施以殘忍的、不人道的或侮辱性的待遇或刑罰」。當時起草的人權委員會副主席是中華民國哲學家張彭春，而出席表決的國家當中有48票贊成，0票反對，8票棄權。奠基於此的1966年《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和《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基本上細節化並法律化了《人權宣言》，明定締約國有責採取適當措施來履行內容。

對民主體制的肯定，也可見於《人權宣言》關於「人人有權直接或以自由選舉之代表參與其本國政府」和「人民意志應為政府權力之基礎；人民意志應以定期並真實之選舉表現之」的第21條當中，隨後也寫入《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25條。這些理念於90年代逐漸發展成人道干預的論述，最新的發展則應當是2005年聯合國世界首腦會議中對「國家保護責任」（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的確立，不但確立了種族屠殺、戰爭罪、種族清洗、違反人道罪的內涵，也以此作為衡量一個國家統治正當性的判準。

想當然爾，以上普世主義的思潮，並不受到中國青睞。中國政府偏好的是各殊主義的思潮。因為該思潮強調各自國家領域內的特殊性，高舉維護多元價值的大旗，也主張按照差異給予不同對待方式的規則。這正是中國拒絕他人干涉中國主權、中國內政，看似具有正當性的好理由。中國可以據此要求他國必須尊重中國的特殊性，國際上基於各殊主義蘊含的多元主義的精神，更應該基於尊重多元性，來包容和接納中國特色的政治。

是故，習近平既不該選取西發里亞體制建立之後才被重新理解的「互不干涉原則」當作國際社會的唯一原則，更不該無視於西發里亞體系成立至今的歷史發展。聯合國並不承認主權乃可以壓倒所有人權、自由、正義等價值的王牌。相反，以此為基礎的國際社會，認定許多主權之外的規範，並以此衡量一個政府是否具有主權正當性的資格。習的談話，即使不是故意選擇性失憶，也有欠缺歷史感的問題。

誠然，中國夢政治時間本身就是一種跨朝代的設定，且幾乎可任意切換不同時間設定，以符合自己的論述需求。除了上述一方面選擇性地強調17世紀的主權國家體制、而不顧後續發展，一方面又違反《西發里亞和約》基本精神，試圖將中國建國之際並不擁有的領土，也納入自己的領土範圍之內。但無論如何，中國經常宣稱自己是「自由、民主」國家，筆者認為，與其和國際社會其他成員一起訕笑、否認中國是自由民主國家，不如來認真理解一下中國特色的民主和自由內涵，究竟為何和傳統西方理解的自由民主大異其趣。

以下是筆者對於中國特色民主內涵之爬梳。筆者認為，中國特色的「民主」，中國夢設想的「民主」，其實根植於19世紀末列強侵略的歷史。而這又挑戰了當前關於西方國家關於民主的根本理解。

這也與中國對於人權的理解與接受有關。該國在早已在1997和1998年分別簽署了《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和《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而且在2001年批准了前者，但至今雖然多次向國際社會表示願意盡快批准後者，卻遲遲未進行。原因不外是那意味著將必須面對建國至今諸多戕害人權的事件負起責任，包括過去的文革、六四和對法輪功的迫害，以及正在進行中的香港人權運動鎮壓與新疆再教育營等問題。

事實上，當3月18日布林肯提及中國對新疆、香港、台灣的政策嚴重違反國際秩序，以及蘇利文談及四方安全對話對民主價值的捍衛意願時，挑明地提及了香港、新疆、台灣和以網路媒體進行認知戰的問題，並直指這些舉措指違反了國際人權建制，和當前的國際秩序。倘若中國批准了《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那楊潔篪和王毅的反駁將無疑站不著腳──前者質疑所謂的國際秩序不過是少數國家所倡議的規範，因此稱不上普世價值；後者則批評美國在會議召開之前先進行了四方安全對話，並非待客之道，而對香港問題說三道四則根本是干涉內政，徹底違反了主權原則。

上述的反駁再一次突顯了中國對國際秩序的認知與美國大相徑庭，不過，那也意味著後冷戰時期採取的以經貿促進民主化之策略，不可能奏效。筆者認為，關鍵在於中國所理解的「民主」其實就等同不受境外勢力干涉，而非始於英國、以「權力分立」手段與「法治」（the rule of law）原則，來限制政府權力行使的現代民主體制。

「不受境外勢力干涉」作為一種民主概念，其實始於中共草創時期經驗，與對所謂的「百年屈辱」歷史之理解。後者承襲自國民黨史觀，尤其是1920年代的「不平等條約」概念，重新解讀了大清帝國與其他國家簽訂、並符合當時國際規範的條約。而「不受境外勢力干涉」，則源自中共本身乃接受共產國際的協助所創立的政黨，早期方方面面接受共產國際所指導（包括黨員必須以個人名義加入國民黨，去進行內部改造），齟齬不斷，直到遵義會議召開並確立了毛澤東領導地位之後，才擺脫了共產國際的控制，並正式邁向毛提出的「新民主主義革命」，以反帝國主義、反封建主義、反官僚資本主義「三大改造」為目標。

一如習近平的中國夢，毛澤東的民主理念也是一個集體層次的政治論述，「反帝國主義」以中國人集體不受外人干涉為目標，「反封建」和「反資本主義」則是以沒有土地、沒有資產的人作為一個整體──亦即階級作為主體。

置於此一脈絡，中國追求的「自由」，並非英美憲政所保障的「自由」。英美憲政對於自由的理解，自由的主體是在於個體層次，強調政府對於「個體」的不得干涉。然而，中國特色的自由，主體卻是在於集體層次，要求他國政府不要干涉自家內政。毛澤東強調的民主，乃「不受外人干涉」的中國國家自主性。表面上，這似乎和古希臘時代的民主城邦之精神若合符節。因為古希臘時代的「民主」，正是指不受外人管轄的人民，當自己的主人，並共同決定自己的未來命運。中國似乎可以據此宣稱，他們追求的是希臘時期，具有古典特色的民主，和現今西方理解的民主不同。

相較於奠定英美民主的社會契約論（social contract theory）思想傳統，把政府或國家公權力視為人民的主要假想敵，接受馬列思想的毛主義，是把共產黨視為人民的革命先鋒，也就是行進上同一方向的人，因此根本沒有必須限制作為先鋒隊的黨之權力。因此，當毛澤東在1949年全國政協會議上宣布「中國人民站起來了！」那一刻，民主已經初步實現，剩下的是人民內部矛盾問題，與如何防止境外勢力的干涉。

新民主主義政策維持到1956年，此後進入了以計畫經濟來「超英趕美」的社會主義時期。1958年的「大躍進」雖然釀成了大饑荒和數千萬人民的死亡，但這並不妨礙新中國延續始於清末、歷經民國的「富國強兵」大業。毛澤東最後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會」上把夢想實現的時間往後推了百年，習近平此時不過是舊夢重提。真正把民主與拼經濟綁在一起的，不是美國的新自由主義，而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美國的後冷戰新自由主義外交政策，始於對突然結束的冷戰一種詮釋，把勝利歸結為美國人崇尚個人自由的生活方式，甚至是可樂與好萊塢，於是幾近天真地相信自由貿易終將能讓中國民主化，且把讓許多台灣人感受到被盟友背叛作為代價也不足惜。然而中國的經濟追求有其脈絡，加入世貿組織來接軌國際，對中共來說只是手段、並非目的，且手段可以隨時改弦易轍。這是中共從大躍進、文革中乃至蘇聯解體經驗中學到的務實精神，但始終如一的是維持政權穩定和追求國家富強。

不過，認真對待中國夢的時間向度，將可發現那是一種源自雪洗「百年恥辱」的集體願望，亦即根植於199世紀帝國時代的歷史經驗，從而擇取了17世紀的西發里亞體系建立初期的「互不干涉原則」為至高無上的國際秩序規範，然後一方面無視20世紀聯合國建立以來的國際規範之變遷與道德要求，一方面不斷在國內政策罔顧基本人權同時，宣稱自己是全世界最大的民主國家。

鑑於「民主」一詞的最古老意思，即展現於上述古雅典城邦那種人民全體共同決定自己的未來命運，中共的說法並非全然不可理解。但是，不受外人管轄僅僅銅板的一面，另一面是所有公民得以輪流參政，況且，唯有小國寡民的政體才能實踐此一理想。人口眾多的現代國家根本不可能實踐，更別說是歷史上人口最大的國家。另一方面，以清末才建構出來的「中華民族」當作實踐「民族自決」以及「民主」的主體，不顧該領土底下其他民族的意願和追求自決的權利。

新中國是從19世紀歷史經驗當中站起來的，追求的是民國未竟的國族大業，而策略是採取關於17世紀國際秩序的想像，並以類似不可複製的古希臘城邦之民主作為想像（扣除人人參政），然後在21世紀做一個可以隨時切換政治時間和詞語意思的「中國夢」。中國式的民主自由，堪稱一個魔幻國度。

新自由主義過於簡單的「以貿易促成民主」的政治時間想像，套不進中共可以隨時按需要來切換的時間政治想像。以此為後冷戰對中政策，基本上是一場失敗，甚至養虎為患。

新冷戰的另一方美國，正從川普的單邊主義走向拜登的多邊主義，也開始承認國際社會存在一個主權與人權並重的國際秩序。也許歷史正在等候致力於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能擺脫過往歷史的包袱，讓歷史成為歷史。畢竟，正如哲學家尼采曾在《歷史的用途與濫用》一書如是說：

關於一個人，一個民族或一個文化的健康而言，到底需要知道多少歷史才能好好活著，是最重要的問題。因為，太多的歷史會壓垮生活，讓人不健康。此外，歷史本身也會跟著敗壞，變得不健康！

若想避免新冷戰，在論述上，也許該從降低美中的政治時間之落差，且以脫離舊冷戰思維的國際社會規範為依據。美國前副總統彭斯（Mike Pence）在2019年10月24日於華盛頓智庫威爾遜研究中心（Wilson Center）的演講當中說道：「美國及其領導人不再希望僅靠經濟接觸，就能將共產黨中國的威權國家轉變為一個尊重私有財產、法治和國際貿易規則的自由開放社會。」這是正式告別新自由主義政治想像及其史觀的一刻。

而現任國務卿布林肯在3月18日那一場中美高層會談當中，也明確宣示美國將強化國際合作以及建立在法規之上的國際秩序（rule-based international order）。就算這不是重返威爾遜主義（國際主義）的一步，至少方向上遠離了以上帝選民心態為基礎的那一種單邊主義，往現實靠攏。接下來是崛起的中國如何調整自己與國際社會的時差了，恢復一點對歷史與國際秩序的現實感。

至於正處於新冷戰在地理上與時間上連結點的我們，也許可從拋棄中共繼承的那個前朝史觀作為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