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法國經濟學者托瑪．皮凱提（Thomas Piketty）的著作《二十一世紀資本論》（Le Capital au XXIe siècle）在中國出版簡體中文版，銷售非常好，2016年，習近平在一次公開講話中特別提出此書，引用其對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的批評：

「⋯⋯許多西方國家經濟持續低迷、兩極分化加劇、社會矛盾加深，說明資本主義固有的生產社會化和生產資料私人佔有之間的矛盾依然存在。」

「⋯⋯法國學者托瑪．皮凱提撰寫的《21世紀資本論》就在國際學術界引發了廣泛討論。該書用翔實的數據證明，美國等西方國家的不平等程度已經達到或超過了歷史最高水平，認為不加制約的資本主義加劇了財富不平等現象，而且將繼續惡化下去。」

2020年，皮凱提在新書《資本與意識形態》（Capital et Idéologie）中呈現更多客觀數據，除了進一步檢視數個歐美國家之外，也把觸角延申到俄國、中國、印度及日本。根據此書描述，中國近幾十年來的財富分配，因為缺乏透明、完整、連續的數據，一直是一個謎。皮凱提在多年前也曾說，如果習近平真的想打貪，最有效的第一步就是公開官員個人財產以及公開稅務數據，然而這些資料至今仍是機密。

在新書裡，皮凱提和同事透過中國經濟成長數據和其他相關資料庫數據反覆推敲，保守估算出，目前中國貧富差距和美國相差無幾，比大多歐洲國家嚴重。此外，香港在移交給標榜要建設社會主義的中國之後，貧富懸殊竟然加劇了。後來此書在中國遭到禁止出版。

我在瑞典一所大學的中文系教中文，面對班上對中國充滿興趣的瑞典學生們，我常會問他們：「你們覺得中國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嗎？」這時通常全班學生都會點頭；他們說：「中國是現在世界上僅存的幾個由共產黨統治的國家，當然是社會主義國家。」接著我再問他們：「你們覺得瑞典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嗎？」這時班上許多同學都會遲疑一陣子，然後回答，「可以說是，也可以說不是。」

在勞權意識和平等係數都名列世界前茅的瑞典，人們無法斬釘截鐵地斷言瑞典是社會主義國家，但是卻可以不假思索地說貧富懸殊、幾乎無勞權意識的中國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這到底是為什麼呢？

前陣子我參與系上一門課的課綱設計，這是一門有關中國現代社會的課程，我提出了性別、商業文化、意識形態等等主題，一位北京大學畢業的中國同事擔心地說：「教意識形態會不會太敏感了？」

意識形態（ideology）的定義，簡單來說，就是決定資源和權力怎麼分配、怎麼管理，以及要達到什麼目標的原則和指標。然而在歷史上，意識形態也常常成為一種區分敵我、剷除異己、或奪取權力的工具。在今天，失真倒錯的意識形態用語，被用來給人貼標籤、戴帽子，讓對話空轉、議題失焦的例子也層出不窮。因此，我能夠理解意識形態「太過敏感」的想法。

然而意識形態用語常常承載重要概念，而且難以完全避免使用，因此我希望借這篇文章，以近代史上的客觀事件，呈現兩岸的意識形態更迭，並釐清部分詞彙在不同時空情境當中的脈絡。謹借此文拋磚引玉，期待能引來更專業的討論。

19世紀中，馬克思（Karl Marx）提出了唯物史觀，為解釋人類歷史提供了一種不一樣的視角。這種史觀對人們自古津津樂道的的國王將相、英雄才子都沒有興趣，而是單純從群體的經濟活動去理解人類歷史的更迭。透過這層理解，人們開始察覺，在擁有生產工具（資產）的人們，和沒有生產工具的人們之間，存在著一種亙古的、絕對的、冷漠的權力不對等。這個一直視為空氣般理所當然的不對等結構，是人類苦難的一大根源。

如果說物理定律歸納物體的運動模式，唯物史觀有點像是一種歸納了人類經濟活動和階級關係的定律；在過去有貴族、教會、平民和奴隸，現在有資方和勞方，唯物史觀為過去提出解釋、反映近現代階級衝突，也正在投射未來。

當時適值歐美工業革命初期，勞工階層不分男女老幼，每天在嚴峻的環境裡工作十幾個小時，毫無穩定保障更造成龐大心理煎熬。唯物史觀讓人們察覺到一個在歷史上不斷重複、而且是芸芸眾生深切痛感的大問題，人們當然也急切地想要找到解答。

馬克思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基於唯物史觀，構築出了一套試圖給未來提出解藥的政治經濟藍圖，這個藍圖就是共產主義。簡單來說，他們認為要終結階層之間的不對等，只有透過革命的方式，革命將資本主義社會當中的生產工具歸還到社會全體，不再依據利潤，而是依據需求進行生產，這個將生產活動社會化的階段，馬恩稱之為「社會主義社會」。而最終，他們相信社會主義社會，會演化為完全沒有階級的「共產主義社會」。

對於要如何推翻資本主義，除了馬恩的共產主義之外，也存在不同的實踐理論，例如無政府主義（Anarchism）、工團主義（Syndicalism）等等。不同的流派對於馬克思學說常有不同的解讀，也沒有一致的理論框架和實踐策略。這群人的主張和維持傳統秩序的保守派成為對比，拉開了保守（偏右）─改革（偏左）這兩端意識形態的光譜。而在偏左政黨或團體中，也存在著「左右」拉鋸，講求溫和妥協的人們一般被視為「右傾」，較激進求變的人們則為「左傾」。

「左右」這套詞彙雖然使用起來簡便，但並不是一種絕對、普世的度量。它可以用來在一國或一黨的範疇內，比較不同的意識形態，但一旦跨越不同範疇，就往往如刻舟求劍，失去度量功能。在下文中，還會出現許多使用「左右」修辭的例子，而在每一個情境中，「左右」代表的內涵都不同，因此不應用一個情境的「左右」來理解另一個脈絡的「左右」。

在19世紀末，社會主義者逐漸分裂為「革命派」和「修正派」。「修正派」以德國政治家愛德華・伯恩斯坦（Eduard Bernstein）提出的「社會民主主義（Social democracy）」為代表，他們質疑馬恩共產主義，認為無產階級革命容易形成一黨獨裁，與平等和自由相違背，經濟活動完全社會化也會造成生產停滯和官僚主義。此外，他們認為馬克思學說無法證實資本主義會走向終結，也沒有說明資本主義消亡後，該如何發展共產社會。

社會民主主義主張，在民主制和資本主義下，透過選舉獲得立法權，並以稅制、法治規範自由市場，以實現社會主義社會。而當時的革命派則認為，「修正主義」並不是純正的社會主義，並視其為無產階級的敵人、叛徒。

20世紀前半，全球各地都陸續出現代表勞工階層的政黨或團體，從「極左」的共產黨到「中左」的社會民主黨，他們透過工運、政治活動或武力革命提出各種訴求，並確實爭取到成果，例如將法定工時從每日10多個小時，一步步減到了8小時。這個過程雖然漫長艱辛、腥風血雨，卻也是在人類歷史上，社會中下階層首次可以系統性地做出影響和改變，可以想見這對當時民眾是多大的鼓舞。

時間快轉到20世紀後期，在共產主義的大型實驗相繼凋零之後，由共產黨執政的國家大多回頭擁抱資本主義和自由市場。而目前在各國（以歐洲和紐澳加為主）代表勞工階層利益、並在不同程度上實踐社會主義信念的「偏左」政黨，多以修正派的社會民主黨或工黨為主。

這些「偏左」政黨在資本主義社會中，透過立法機制為勞工爭取團結組織的合法性，而當勞工大眾的需求成為主體時，勞工是否買得起房子、看得起病、孩子能否得到教育和機會，都成了首要問題。這也促進政府以管制市場、限制營利、計劃分配的方式，推動房屋、醫療、幼托、教育等產業的社會化，以鞏固民眾生活安定，和減少階層固化。這些「偏左」訴求從上個世紀的崇高、熱血和激進，漸漸冷卻，結晶為勞工大眾在民主代議政治中，維護自身權益的各種精打細算。

而由於每一個平等的訴求，都可能伴隨降低整體效率和競爭力的副作用。在政黨光譜和政治傳統較健全的國家裡，社會主義和自由主義透過「左右」政黨輪替，持續進行辯證和調節。（請注意，此處所謂自由主義的「自由」一詞，不是指「民主自由」，而是指放任市場機制的「市場自由」。）

20世紀初期西風東漸，除了「德先生、賽先生（Democracy and Science）」以外，東亞的知識圈也深受各種社會主義流派和「左翼」思想的影響。

1917年，俄共革命成功，共產國際以莫斯科為基地，在世界上有系統地輸出「馬列主義」；1921年，中國共產黨在共產國際的支援和指導下成立，馬列主義也成為中國左翼思想大宗。

「馬列主義」與其說是一套思想學說，不如說是俄共列寧一派的實戰策略。根據馬恩學說，農業社會必須先工業化，進入資本主義社會，靠著經濟活動產值大增，改變民眾的生活和智識形態，革命時機才會成熟。而在工業化程度很低的俄國，列寧主張，在早一步工業化的都市中招募工人和知識分子入黨，以共產黨為先鋒組織（vanguard），帶領民眾革命。

中國共產黨建黨之時，正值民國初年軍閥混戰時期，孫中山、宋慶齡和其他國民黨「左派」人士主張「聯俄容共」，向蘇俄取得政治、軍事的指導和援助。當時史達林也建議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聯合陣線，同時在都市進行革命先鋒組織的招攬和部署。孫中山死後，以蔣中正為代表的國民黨「右派」目睹共產黨部署工人組織的動員力，深受威脅，於是在1927年進行剿共和清黨，在都市內大規模逮捕、處決共產黨員和國民黨「左派」。

面對俄共革命成功和共產國際的擴張，世界各地的保守高層陷入一片恐紅，在中國、芬蘭、德國、西班牙等地都陸續出現政府軍警逮捕、刑求和處決左翼分子的白色恐怖行動。後來隨著國民政府遷台，籠罩台灣的白色恐怖，也屬於此反共脈絡的延續，而對象更延伸至台獨和黨外分子。

國共分裂後，列寧式先鋒組織在都市潰散，中共不得不以農村為活動依據，以農民為先鋒發動遊擊戰包圍都市，後來此戰略的成功將毛澤東推向了中共政權的頂端。

1928年起，蘇俄進行了一連串「五年計畫」，透過黨國菁英領導和官僚組織，推動迅速的工業化，不出十餘年，蘇俄就從一個相對落後的農業社會，發展為世界主要工業國家之一。這系列五年計畫目標明確、效率驚人，但也有其粗暴之處，例如在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史達林在動盪和天災中仍持續強制徵收農作物，為了蘇俄的工業化，犧牲了大量農民。

相對於器重黨國組織菁英的蘇俄，以農民革命起家的毛澤東思想則一直帶著幾分反菁英的民粹元素。中共在1949年成立新中國後，依循蘇俄的指導，在1953年啟動第一個五年計畫，農工業產值得到大幅提升。然而在1958年，毛澤東沒有繼續第二個五年計畫，而是發起「大躍進」，意圖運用中國充沛的人力，全速推進農工同步發展。然而從設計到發展都荒腔走板的大躍進，卻成了人類歷史上最嚴重的人為災難之一。

大躍進的失敗，反映新中國的經濟建設需要加強專業評估。然而共產黨內部持續在意識形態上空轉，反對者質疑毛澤東犯了「左傾冒險主義錯誤」，毛則稱反對者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和「修正主義分子」。這個路線衝突引起了1959年的「反右傾」和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釀成一連串紅色恐怖和浩劫。

漫長的20世紀，社會主義將意識形態光譜拉開，中下階層民眾在人類歷史上，第一次獲得一個可以施力的支點，上流階層也是第一次面臨如此棘手的挑戰。然而意識形態激起了無窮的理想和熱情，卻也一次次淪落為狂人奪權的道具，製造白色、紅色各種恐怖，讓千萬無辜的人身陷囹圄、遭殺身之禍，或在戰亂、饑荒中喪命。到頭來，意識形態到底給了我們什麼？

退一步想，在人類歷史上，戰爭和人為災難一直沒有停止過。在歷代戰火中，百姓在宗教、派閥、種族、國族等等旗幟下生靈塗炭，此外奴隸制、不受控制的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也造成難以言喻的傷亡和痛苦。假設這個世界上從來沒有出現過馬克思和共產主義，人類大概還是能舉著不同旗子發起戰亂，然而失去一個質疑、批判資本主義的理論方法，今天的社會將發展成為什麼樣子？這令人不堪設想。

回到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毛澤東為中國帶來莫大的浩劫，卻也是新中國的開國領袖，因此在毛死後，中共十分小心地處理毛澤東問題，根據一位學者的說法，中共成功地「請走毛的神主牌，並且把廟留了下來。」

毛的後繼者鄧小平引用古典馬恩學說當中「社會主義階段」的說法，指出中國仍然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在這個階段「發展才是硬道理」──不管是資本主義貓還是社會主義貓，能抓老鼠的，就是好貓。毛澤東同志的方向並沒有錯，錯就錯在他操之過急。

這隻資本主義貓為中國經濟帶來驚人發展，提升的生活條件和民族自尊也穩固了民心。而在意識形態上，「建設社會主義國家」是中共政權合法性的來源，因此中共仍高舉社會主義的旗幟，並強調一黨統治的必要。

第一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當中，除了第一課課文對社會主義有持平的知識性敘述外，其餘各章節內容多是中國共產黨的主觀官方詮釋，一再強調「只有堅持共產黨領導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才能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在這些意識形態的強力播送下，中國學子們理當受到不少社會主義的薰陶。然而我在和中國人交流的經驗當中，卻常常看到相反的現象。面對瑞典疲軟的防疫措施，中國移民論壇上不乏有人評論：「瑞典的首相只是個工人出身，怎麼指望他治國？」一個中國友人在聽說有同事透過工會爭取到理想的資遣保障時，搖搖頭說：「這麼刁蠻的員工，走到哪都是禍患。」

一開始我聽到這樣的言論出自「社會主義國家」的中國人之口，還會感到驚訝，但稍微研究中國的思想政治課本之後，常發現那些用唯物辯證、馬恩學說詞彙小心包裝起來的語句背後，透露的往往是中國國族主義、儒家禮教，以及對集體與和諧的歌頌。

例如，社會主義的核心精神「團結（solidarity）」一詞，原是指勞工大眾團結起來為自己的權益發聲；但是在中國政治課本中，「團結」一詞的涵義更像是小我為了大我的發展以及和諧，而做出的努力和犧牲。

2018年正值馬克思誕辰200年，中國官方對內透過官媒進行高調紀念，對外則特製一尊高達5、6公尺的巨型馬克思雕像，贈送給馬克思的家鄉──德國城鎮特里爾（Trier）。這座雕像可望能吸引更多中國遊客，但也遭到該市居民的反彈：有人認為巨型人物雕像象徵個人崇拜，有人認為馬克思本人可能無法苟同中共過去和現在的種種舉措，也有人不禁回想起東德過去的黑暗。這座雕像在爭議中落成，落成幾天後就遭到蓄意破壞。如果馬克思知道在自己兒時故居旁，現在為了招攬中國遊客而豎立了一尊自己的巨像，不知道會怎麼想？

中國的政治經濟體制摻雜許多元素，很難給它取一個名字，有學者稱之為「國家資本主義」，有人說是「市場列寧主義」，中國則是自稱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各種主義的排列組合都有。

然而瑞典隆德大學東亞研究所主任史雯（Marina Svensson）曾說，不管中國的體制叫什麼名字，如果我們從社會主義真正的核心出發，也就是從勞工大眾的立場出發，檢視階級問題的初衷，再看看中國勞工組織受到的壓迫、官商巨富獲得的特權，就可以很快得到結論：不，中國（目前）不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

實際上，除了政治課本和長官講話，中國大眾輿論一般避談意識形態問題，偶爾在知識界有「左」和「右」的討論，也缺乏自由開放的討論，因此難有共識。

總地來說，中國人似乎常把「右派」等同於「西方」，西方等同於「美國」，是「民主自由」和／或「市場自由」；而「左派」就是「美國的相反」，是「集體主義」和／或「社會主義」。在這樣的理解中，市場經濟、民主自由和社會主義並存的可能性往往被忽略。

在這當中，也有少數中國學者認為，折衷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社會民主主義」是一條值得關注的道路。2007年，人民大學前副校長謝韜在著名刊物《炎黄春秋》上，發表了一篇宣揚社會民主主義和瑞典模式的文章，並主張中國應該發展民主。這篇文章被學術界「左派」批評為「修正主義」，遭到大力抨擊。黨中央則囑咐各媒體以「不傳播、不評判、不爭論」的原則，進行冷處理。2015年，謝韜逝世5年，數十位學界友人欲聚餐悼念謝韜，但參與者先後被安全單位禁足和約談。

今天在歐洲和紐澳加的修正派政黨，無論在勞工權益或財富分配上，都比目前的中共更貼近社會主義，然而中共始終以革命派立場自居，批評瑞典的社會民主主義為「修正主義」，難免有種「一百步笑五十步」的荒謬感。

語言是流動的，一個語彙會在不同場合產生新的意義。就拿「資產階級（bourgeoisie）」為例，這個詞在今天的瑞典，常用來形容在傳統上採資產階級立場、相對保守的「偏右」政黨。在今天的中國，「小資產階級」被用來描寫消費力較高的都市男女、其追求的生活品味和「小資情調」。而在台灣，「小資」一詞則完全抽離了資產階級的原意，被用來形容努力存錢的平凡上班族。

也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意識形態」在台灣成了「統獨認同」的同義詞。2017年，台灣行政院副祕書長何佩珊用「左傾幼稚病」這個列寧在上個世紀用來形容共產黨內極左路線的詞彙，來批評台灣勞工組織的訴求。

就當時引起爭議的「一例一休」修正案來看，北歐在工會主導下和資方簽屬的集體合約當中，更強調確保員工在不需要加班的情況下──不加班是一般人工作生活平衡（work-life balance）的底線──就能得到足夠養家餬口擁有安定生活的合理薪資。在這樣的前提下，瑞典員工在面對加班與否的抉擇時，就鮮少會有台灣老闆描述的「員工很想加班」的情況。

還記得學生時代來到瑞典，第一次在街上看到勞工團體舉著社會主義標語遊行時，我內心直覺產生的不安和疑懼。如果說中國民眾被官方餵養僵化的意識形態詮釋，那麼台灣這半世紀來，對意識形態則是帶有恐懼或避而不談。這導致意識形態語彙在華語圈的混淆，也造成台灣中堅到年輕一代，對許多詞語的陌生和缺乏共識。我認為這個現象對台灣社會造成兩個深刻的後果，一是對中國現狀的誤解，二是勞工階層立場的失語。

1941年日本偷襲珍珠港，中美站到了共同抗日陣線上，翌年，蔣宋美齡作為蔣中正的特使赴美訪問，呼籲美國協助中國一起「鞏固反法西斯」戰線，羅斯福總統伉儷也邀請她到白宮短住。根據羅斯福總統夫人愛蓮娜・羅斯福（Eleanor Roosvelt）的回憶錄，在一次晚宴上，他們談到了美國工會領袖約翰・路易斯（John Lewis）正在籌劃礦業罷工，羅斯福問蔣宋美齡，如果是在中國，你們會如何解決這個問題？只見蔣宋美齡舉起她纖細的手，往咽喉作勢劃了一刀。

國民黨是在恐紅氛圍中發展的典型保守黨國體系，對勞工組織的抗拒是有其歷史緣由的；而民進黨以自由為訴求，打開台灣的多黨政治，而其追求的自由，除了政治、也包含了市場的自由，帶有經濟自由主義色彩。當這兩大黨把政治能量都傾注在台灣的主權爭議上，常忘了台灣百姓除了站在大國的夾縫當中以外，還得站在勞資的夾縫當中，面對雙重的窘境。在這樣的窘境中，我們需要更多關於勞工權益、住宅正義、稅制改革的討論。

雖然台灣勞工群眾在歷史洪流中丟失了一套可以藉以發聲的語彙，但比起中國，我們至少還有發聲的自由。我想，我們只是需要更勤勞一點，耐心爬梳問題的核心，繼續探討各種意識形態方針，對台灣這塊土地和台灣的未來，具有什麼實質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