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談保守主義時，我確實很「保守」，一點都不進步。在台灣這個高度自由和繁榮的中文出版市場裡，保守主義主題的出版品似乎一直處於無人問津的狀態。如果你搜尋「保守主義」這四個字的出版品，最可能浮出水面的依舊是桂冠那本1992年出版的《保守主義》（Conservatism）。

1992年確實是非常遙遠的年代，太陽花世代還在咿呀學步。那一年台灣舉辦了關於總統直選的大遊行，民主化和本土化進程剛剛開始啟動。按現在的時髦話語講，那是個在政治和文化上還非常「保守」的年代。如果書籍的出版意味著出版界對社會思潮的反應，這本《保守主義》很遺憾並不是。它是一個非常狹窄封閉的學術象牙塔裡的一個微不足道的填空題。要命的是，譯稿竟然來自我所認定的貧瘠出版沙漠，也就是採用了簡體譯稿。

在中文世界裡，「保守」一詞至今都充滿負面意義的詞彙，頑固而落後，而「自由」一詞則意味著啟蒙和進步。大約是從1990年代以後的台灣，「自由主義」的出版品如火如荼。如果最初「自由主義」不過是一個和「保守主義」不分軒輊的學術名詞，那麼它在21世紀的台灣已經像融入水中的鹽一樣，變成台灣整體的知識結構和價值體系裡根深蒂固的一部分了。這是中文世界裡的可喜進步──無論是大中國主義者還是大台灣主義者，都無法否認。而保守主義者也不否認。我們看到書名中含有或標榜「自由主義」的書籍多達數十種，而和自由主義進步價值相關聯的種族議題、性別議題、平等議題等出版物則鋪天蓋地。在「自由主義」這個進步的大籃子裡，琳瑯滿目的塞滿了大眾民主、公民社會、多元文化、平等、公平正義、轉型正義、基本收入、LGBT等內容。總之它變得非常潮流，潮到讓一名保守主義者感到自己黯淡無光。

為什麼會這樣呢？因為台灣的翻譯類書籍所折射的知識體系，上游實際是美國。這是一個由《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的書評和排行榜、美國常春藤大學裡進步自由左派為主的各種論述所構成的全球性的論述力量，再經由台灣高度成熟的國際版權代理機制，傳遞到下游──在這層意義上，台灣是各種進步派論述的文化殖民地。

然而上游美國也同樣是保守主義的基地，也製造了大量的保守主義的出版品，只不過下游台灣的大眾出版市場無法收訊罷了。我注意到，到2013年時立緒這家學術出版社推出了《保守主義經典閱讀》（The Meaning of the Conservatism）。它依舊是躲在學術的象牙塔裡，依舊是採取中國簡體譯稿──和1992年的桂冠版本的《保守主義》遙相呼應。而隨著自由主義的普及和氾濫，在以大眾讀者為主的商業出版裡，「保守主義」一詞甚至以負面的形象出現在書名裡──比如「如何正面迎擊保守主義」。我想這某種程度上是台灣知識界和文化界集體無意識的某種折射。

20世紀以來由漢字構成的現代知識體系，實際上是100多年來不斷從西方引進和層層堆積的結果。1905年清帝國廢除了漢文化的科舉制度後，傳統的儒家知識和教育體系被無情切斷，而重新構造出的全新的中文知識體系，是高度依賴西方的原典和經日本轉手的漢字翻譯的。當我們說「自由主義」和「保守主義」時，無論是自由、保守、還是保守主義，都不是儒家的固有概念，而是Liberty、Freedom、Conservatism等概念的翻譯。自由主義和保守主義都有複雜的脈絡和歷史，我只能簡單說，保守主義者「保守」的是自由，而自由主義者追求的是平等。因為舊漢語世界的知識體系裡並無「自由」這種東西，所以天然排斥保守主義，更無法理解何謂英美保守主義。

當孫中山談論「三民主義」時，他內心裡要達到的是「天下大同」這種非常儒家的政治目標。毫無疑問，保守主義者並不捍衛所謂的理想的國家，但卻推薦可行的（possible）國家。保守主義者反對大政府，認為一個愈來愈大的政府必然會壓迫到人民的「自由」。保守主義者也反對福利國家，因為福利國家最後會使人民喪失「自由」而導向社會主義，通往海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提出的通向奴役之路。所以，保守主義者眼中最危險的對手，是像法國大革命那樣的革命家或像王安石那樣的變法者。「變法」這個中文概念被用得如此氾濫，只是因為中文世界裡的「法」（憲法）既不神聖，也不重要，所以可以拿來隨意去變。

台灣的出版乃是上述從19世紀末到21世紀初逐漸累積的中文知識體系的一部分。除非台灣像韓國和越南一樣廢除漢字，或像日本一樣採取減少漢字的拼音化文字政策，否則很難擺脫這套體系而獨存。我認為這是台灣出版物自由主義盛行而保守主義罕有問津的主要原因。

事實上在台灣知識界或學術界裡，當一名保守主義研究者都屬於異類。在台灣的時代精神愈來愈追求進步價值和政治正確時，我感覺到出版保守主義思想或各種觀念的重要性。當然談論保守主義是困難的，因為中文世界很容易理解祖先，但很難理解上帝。自由主義如果是在空中搖曳的甜美果實，保守主義則是深邃扎入土地的根系。

在台灣從事寫作和出版的余杰，出版了《我是右派、我是獨派》和《用常識治國：右派商人川普的當國智慧》等從保守主義立場來看待台灣政治和美國政治的書籍。說來有些弔詭，他並不是從台灣知識體系的內在脈絡裡生長出來的，而是作為移居並歸化美國的前中國異議人士，嫁接到以漢字書寫為主的台灣而結出的奇異果實。台灣目前的漢語寫作既是冷戰的產物，也有後冷戰的饋贈。它在1949年接納了中國流亡分子的寫作和在1989年之後接納的中國流亡分子的寫作，形成了某種內在的呼應和對照。余杰屬於後者，他一開始以自由主義的姿態批評中國政治，後來轉為以保守主義的立場批評中國政治。

2020年的美國大選，是美國社會保守主義和自由主義的分歧日益加劇的投射。台灣的出版界從歐巴馬崛起到川普崛起，也大量引進出版這兩位的主題書籍，但大部分是被自由主義的上游所驅動，下游「逐水草而居」式的出版反應而已。我主張可以更多從保守主義的角度去思考歐巴馬和川普。而我們可繼續觀察的是，台灣本土的保守主義者何時會在大眾出版市場裡崛起，和各種自由主義論述分庭抗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