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幽靈，共產主義的幽靈，在歐洲遊蕩」──這是馬克思與恩格斯的《共產黨宣言》第一句話，1848年出版於倫敦的該書，試圖描繪一個正在崛起的共產主義以及整個歐洲的守舊勢力如何聯合起來，做無謂的對抗；之所以無謂，乃因這個幽靈已經來到門口，且必將席捲整個世界。

今日，如果我們把「共產主義」換成「民粹主義」似乎也挺貼切。從英國公投脫毆到川普當選美國總統，以及歐洲多國右派政黨的勢不可擋，不少學者專家與主流媒體都將此一現象歸咎於民粹，並歸咎於過去40年高舉自由市場的自由主義所導致的經濟不平等或貧富不均。

相較於簡單歸因為民粹主義，揶揄美國人的愚蠢、反智或民主敗壞，乃至於見獵心喜、不假思考地全盤否定民主制度本身的各種網路言論，本文試圖對於如何理解川普的崛起，以及標榜進步價值的希拉蕊何以敗選，從民粹與民主雖然異夢但卻是同床的角度，提供一個思想史的側寫，或許有助於我們思索國內的左派價值與進步理念下一步可以如何因應國內的民粹主義與保守勢力。

根據美國當前主流媒體與政治學界，民粹是個正在席捲歐美的現象，而且常被視對於民主體制的一種失序或威脅。

今年8月，一份由密西根大學英高赫（Ronald F. Inglehart）與哈佛大學諾里斯（Pippa Norris）兩位教授以此為主題的研究報告，將「民粹主義」（populism）界定為民眾「對既有權威的憎恨，不管是大企業、大銀行、跨國公司、媒體上的專家、選舉出身的政治人物、政府官員、知識菁英、科學專家，以及驕矜自大的權貴」──民粹，就是對所謂建制派的反叛。

該研究報告試圖指出，近來人們將民粹現象的興起歸咎於「經濟不平等」並不正確，針對進步價值的「文化反撲」才是真正理由──換言之，必須理解為一種民眾對於挾帶「世界（公民）主義」（cosmopolitanism）的全球化的不適應與反動。或許是礙於研究目的與方法，身為政治科學家的英高赫與諾里斯忙著計算他們的指標數據與模型，對此一「文化反撲」的原因與內涵並未更加深入研究。然而，不少學者似乎都知道答案。

例如，喬治城大學的文學教授鄧肯伍（Duncan Wu）教授日前在《泰晤士高等教育專刊》一篇分析川普民粹主義的專文指出，這種反撲正好與世界頂尖大學之所以能成為頂尖的學術文化對立，學術文化強調的是自由開放與國際交流的世界主義。此外，鄧肯伍也指出，川普的競選語言極具反智傾向，瞧不起大學價值，並充分展現了「無知的驕傲」的「反專家修辭」（anti-expert rhetoric）。

這樣的理解與主流媒體和學者專家過去一年多來的言論一致，相信讀者並不陌生。川普及其支持者往往被描繪為一種排外、反智、低學歷且容易受煽動的無知民眾。彭博政治（Bloomberg Politics）曾於8月公布調查，大學畢業生支持希拉蕊與川普的比例分別為59％與34％，大學教育以下的支持者則分別為52％與42％，差異顯著。類似的調查隨手可得，且不少的分析報導將低學歷的支持者聯結反制，甚至將此與地域差異連結，明言川普操弄民粹，或暗諷其支持者的愚昧與狹隘。

特別是，當川普於2月內華達州共和黨初選時講了一句「我愛教育程度低的人」，就被見獵心喜的媒體當作證據而大肆宣傳，完全忽略了這一句的前面是：「我們贏得年輕人。我們贏得老年人。我們贏得受高等教育的人。我們贏得教育程度低的人。」而根據鄧肯伍的解讀，川普當然愛死教育程度低的人，因為只有這類人會支持他，且愈多愈好！

面對一個出言不遜、動輒違反「政治正確」而依舊擁有高度民意的候選人，類似這樣來自於學界的反應與憂心是可以理解的。特別是，正如鄧肯伍所援引的調查指出，美國大學教職員有一半自認為是「自由派」（liberal）， 而會如此稱呼自己的美國成年人僅僅佔了2成──可想而知，這2成絕大部份都是受過高等教育的人。

值得注意的是，美國所謂的「自由派」實則是政治理論所謂的強調「平等」多過「自由」的偏左（leftish）意識形態立場，也就是「自由主義左派」，雖然其當前的代言人是民主黨，但歷史上卻源自於一種政治「激進主義」（radicalism）。

源自於歐洲的自由主義思想，當前有兩種主要化身：右派的「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強調市場自由、效率，以及個人必須為自己的生命負責，不該期待政府的救助，因此主張小政府，並認為貧窮是個人不努力的結果；左派的社會福利主義，雖然支持市場自由，但也承認人生其實受到各種所謂的天生因素（例如家庭背景、天份等所謂的「道德運氣」）影響，在市場上存在不平等的起跑點，因此政府必須盡量促成機會均等，保障弱勢者也有相同的受教育機會，並提供一個社會安全網，讓市場競爭之中失利者不至於跌落人生谷底。

這兩種思想皆可追溯至17世紀的英國哲學家洛克，其核心政治思想包括：（一）國家乃由人民憑藉自主意願並彼此簽約所組成，其目的在於提供關於「自然法」（運用上帝賜給人類的理性所推導出來，界定人與人應該如何彼此相待才對的規範）之詮釋；（二）保障國家尚未出現之前個人即擁有的權利與財產。身為基督徒的洛克認定，世界乃上帝創造來給人類共享，因此當殖民者比印地安人更有能力善用土地時，即有權如此，勞動後所產生的結果也當屬於自己的私有財產。

此外，洛克也提出兩個但書：（一）作為上帝之管家的人類也不能浪費資源，或佔著不用；（二）必須留下足夠的資源給後人或其他人使用。此後，單純捍衛私有財產概念與市場的是為右派。主張政府不僅不該侵犯人民的不動產，也不干涉他們的「動產」（也就是奴隸），而強調兩個但書的人則為左派，他們重申上帝眼中人人平等，試圖替窮人與弱勢發聲，也是日後黑奴解放的主要力量。

一般認為，洛克的思想是美國獨立運動的哲學依據。他的18世紀代言人潘恩（Thomas Paine, 1737～1809）曾出版了一本《常識》，嚴厲批評了君主世襲，捍衛上帝賦予人的個人權利。據說當時殖民地人手一冊，不僅提供了獨立戰爭的理據，也是日後黑奴解放運動的主要思想。與此同時，亞當斯密的代言人伯克（Edmund Burke, 1729～97）則反對激烈的革命運動，力主漸進改革，並且強烈反對政府干預市場。不過，他並不反對殖民地英國人對英國國會的抗爭，因為他認定「個人自由」與（限制政府統治權力的）「法治」乃英國人的傳統，無論身處何地都不該打折，因此必須據理力爭。

19世紀末的美國即見證了新一波的激進主義。當時，市場經濟成果的不平均分配已成為嚴重問題，一股激進的「民粹運動」興起於80年代，試圖替中西部與南方那些深受自由貿易與金融市場所害，但又得不到政治人物關照的廣大農民伸張正義。這股力量隨後組成了「人民黨」（Populist Party），並提出參議員直選、累進稅率、政黨初選、全民公投與罷免投票等要求。

隨著人民黨因1896年總統大選失利而併入民主黨，其民粹力量由另一股「進步運動」所接收，曾為共和黨總統的老羅斯福（Theodore Roosevelt）是其領袖。1912年，因為他未獲提名而退黨，並成立了「進步黨」（Progressive Party），正式成為第三勢力，不僅獲得了中產階級知識分子的支持，也贏得兩大政黨的左派進步人士奧援。

雖然該黨4年後便解散，多數人回流共和黨，實在無法接受右派理念的人則是加入民主黨，不過進步運動實際上維持了20年之久，不僅成功落實了先前人民黨的核心主張，也促成了女性投票權，最後為小羅斯福（Franklin Roosevelt）的「新政」（New Deal）所收編，不僅重組了民主黨，也重新界定了美國的「自由主義」，使之成為支持社會福利的自由主義左派政黨。

民主黨的左派自由主義路線主導美國政治數十年，直到共和黨的雷根主義（Reaganism）出現。雷根採取了調降所得稅、降低銀行利率，減少商業管制等激烈的自由主義右派措施，替當時疲弱的經濟注入了強心劑，雖然短期之內促進了經濟快速成長，但也擴大了貧富差距。

日後的共和黨延續了雷根主義，對內盡量限縮政府支出，相信減稅可以帶來經濟成長，對外則力主自由貿易協定，反對《京都議定書》，因為既不相信科學能證明人類導致全球暖化，也不相信中國等地方會確實遵守。此外，文化上更加堅持傳統家庭與宗教價值，反對學校（只）教演化論，反對墮胎和同性戀（婚姻），支持死刑，深具「保守」的基督教基本教義色彩。

相反地，脫胎自羅斯福「新政」的民主黨，自始同意政府發放失業救濟的左派自由主義，而希拉蕊的夫婿前總統柯林頓先生執政時期，亦曾擁抱過時任倫敦政經學院院長的紀登斯（Anthony Giddens）所提之「第三條路」，也是一種中央偏左的路線──其核心主張之一是，政府與私人企業應當攜手合作，包括BOT方式、學生貸款以及醫療保險，希冀在不擴大公共支出的前提下，提供必要的社會福利。

設立「健保市場」（Health Insurance Marketplace）和「歐巴馬健保法」（Obamacare）便是承襲此一路線；希拉蕊的政見也是如此，並以增加美國就業機會為前提，支持自由貿易協定，只不過她的「世界（公民）主義」（cosmopolitanism）色彩更濃，不但樂見美國繼續留在巴黎氣候公約，也願意有條件讓非法移民成為公民，並捍衛多元文化以及LGBT的權利──而這些都是主流媒體所認證過的「進步」價值！

不過，究竟什麼是「進步」？基本上有兩種理解：（一）線性的歷史發展想法，例如，左派的馬克思主義與福山（Francis Fukuyama）所提的右派新自由主義（亦即，自由民主憲政體制乃人類追求自由的歷史終點）都是；（二）消弭現有的不公不義，諸如各種歧視或不平等──當然，何謂「不公」或「不義」的認識背後也預設了一個大的理論，且可能包括一個線性史觀。是故，雖然進步價值多半與捍衛「平等」的左派有關，但也容或力主市場自由的右派論述，畢竟，對於相信市場既萬能且公平的人而言，政府干涉就是不公，透過加稅來提供窮人福利即是一種不義，等同強迫（納稅人）勞動！

不僅如此，昨天的進步價值也可能是今日的反動修辭。例如，自由放任的市場可以是18世紀的進步象徵，但卻是19世紀末進步主義所認定必須修改的體制。同理，社會福利是英國20世紀初公認的進步價值，但卻是柴契爾夫人力圖改革的對象。此外，正如美國政治評論家萊文（Yuval Levin）所指出，代表保守主義的雷根曾公開援引潘恩的思想來呼籲激進改革，而標榜進步的歐巴馬則反過來訴諸伯克的漸進主義。真正決定某一論述是「保守」或「激進」的，是其所處的脈絡。

事實上，民主體制底下的兩黨競爭存在一種兩難：一方面必須保有各自的獨特性，才能形成兩黨的差異與鑑別度；一方面又得爭取到中間選民，才能過半數。因此，長久競爭下來若非愈來愈像，就是共享一些包括中間選民能接受的思想共分母。在美國，這個共分母就是市場與自由貿易──共和黨堅決捍衛，並接受其所帶來的貧富差距；而力圖提供某種社會安全網或符合市場機制的保險與貸款的民主黨，也不過略為削弱市場的殘酷性，而不是要消除資本主義邏輯。

《紐約時報》專欄作家傅利曼（Thomas L. Friedman）於2005年出版的暢銷書《世界是平的》，就是上述思想共分母的最佳例子。他聲稱，世界進入21世紀之後就是平的，因為資訊科技消除了時間差異與空間距離，任何有能力的人都可以在世界任何一個地方完成工作，然後瞬間將成果傳遞任何地方，而許多工程也可以發包至世界各地，最後再進行組裝。把世界推平的，有10部推土機，柏林圍牆倒塌與Netscape網頁瀏覽器是首要兩個，前者讓人們在心理上覺得全球一體，後者讓時空的限制真正消失。據此，傅利曼甚至樂觀地預測，推平之後的世界，任何處於同一生產鏈上的兩個國家，不會打仗──例如中國與台灣。

對傅利曼來說，當然有人自絕於平的世界之外，例如塔利班等恐怖份子，然而，任何封閉的文化終將凋零，走入歷史。反之，唯有更加開放，不依賴壁壘，同時培養個人的競爭力與加緊投資在教育上，才是因應之道。

全球市場一體化論述，基本上是一種線性的「進步」發展史觀，既是當前美國左、右兩派都接受的基本預設，同時也埋下了理論與現實的各種衝突。

《世界是平的》出版之後，英國政治思想家葛雷（John Gray）隨即在《紐約書評》上批評：對權貴與菁英階層而言，世界是平坦好走；但對窮人來說，世界卻仍舊是圓的，且崎嶇不平。曾為英國自由主義右派代表人物的葛雷，當然理解該書是新自由主義經濟學與國際關係理論的舊瓶新裝，而傅利曼所提出的和平論也不過是典型的「經貿和平穩定論」之變奏，不但不符合歷史事實，且刻意忽略了全球體系底下不同國家之間乃至於單一國家內，同時存在兩個生活世界的事實。

出現於主流媒體的那個美國，是運籌帷幄的全球中心，大都會的生活；然而，之外的世界，特別是每逢天災人禍才能搏得版面的中西部與南方，許多人的真實生活是一連串的失業、轉業與再就業，以及不動產淪為移動式房屋的心酸血淚。

或許讀者能反駁：窮，本來就是一件完美的隱形斗篷，不管在平的世界或圓的世界都一樣。不過，葛雷真正批評的是一種制度性的視而不見，亦即主流學界與媒體的共謀結果。首先，支持資本主義的理論對於貧窮本身有一套說法：市場是公平的，溫拿是努力加天份的結果，魯蛇則是好吃懶做或非理性投資所致。當然，運氣也可能涉及在內，不過，正是因為運氣乃無人能主導，所以非關正義，也不是政府應該要處理的！美國自由主義的左、右派差別，不過是前者希望有一套機制能夠解決制度上的差異──機會平等與社會安全網的建立就足矣，其他仍交由市場決定。

對葛雷來說，即便是公認為美國最偉大的左派哲學家羅爾斯（John Rawls）所提的「社會正義」理論也是如此。該理論的巧妙之處在於，假想一個正義的社會必須是一群人們在「無知之幕」（veil of ignorance）背後所能彼此同意的社會基本原則，因為此時的人們不知道自己的身份、認同與社會地位等因素，可能會影響其判斷，所以在設想社會基本結構時必然會有風險的考量，亦即掀開布幕之後，自己萬一剛好處於社會弱勢位置的可能性，從而主張社會安全護網的設置。這樣的理論不挑戰資本主義，反而提供了一種不違背市場理性，讓市場邏輯繼續運作下去的說法。

對更左的人士而言，這種理論幾乎是一種偽證，一種替資本主義戴上一副人性面具的策略。甚至，是一種偽善！正如英國社會主義思想家柯恩（G. A. Cohen）的書名所諷刺的：「如果你是個平等主義者，怎麼會這麼有錢？」無論從制度的實際運作，或主流政治與經濟理論的基本預設，窮人並非理論的關懷主體，市場才是！柯恩批評的是那些自詡為左派的半數大學教授，但，千千萬萬讀了左派理論之後去華爾街工作的高級知識分子，又何嘗不是？

倘若上述的知識菁英（與資本主義）共謀屬實，英高赫與諾里斯提出的「文化反撲」解釋以及鄧肯伍的註解，似乎就有商榷之處。因為，川普及其支持者所反對的，並不只是民主黨的「世界主義」價值觀本身或頂尖大學所彰顯的自由、開放與反思精神，而是：（一）全球化的美好承諾與殘酷現實；（二）菁英與主流媒體的忽視，以及（三）終於看見他們之後的嘲諷與指責。

首先，正如19世紀民粹主義興起之際，主流學界乃至於頂尖大學的畢業生，以及唯有頂著名校學歷才能進入的主流媒體，都看不見廣大的市場魯蛇，多半出身自私立大學的政治菁英也是如此。一方面，採取雷根主義的共和黨本來就是貧富差距擴大的始作俑者。看重傳統家庭價值與宗教信仰的他們，即使在金融危機出現時仍可繼續認定窮人應當依靠自己的努力以及上帝的恩典或教會的協助，抑或家庭成員的彼此扶持，根本不需要政府所提供的社會福利制度。另一方面，脫胎於羅斯福「新政」的民主黨雖然以關心市場底下的犧牲者起家，但政策推動接受了市場邏輯之後，論述上也開始替資本主義擦脂抹粉。

然而川普看見了！他既不用高深的理論將他們的遭遇說成是不可抵擋的歷史趨勢的結果，因此只能逆來順受；他也不援引上帝作為理由來解釋個人的大起大落。川普使用淺顯簡單的語言，直接訴諸對體制失望的人民以及那些全球化市場底下的魯蛇，將他們視為犧牲者，並明確指出敵人是誰──非法入境的移民，抑或作為世界工廠的中國，以及不願意正視他們、甚至不容許他們講出自己心聲的主流媒體。

即便川普的崛起已成事實，礙於理念或民主信心的主流學者與專欄作家，仍舊不願意正視此一現象。川普本人的粗俗，各種違反政治正確的言論，以及拿性騷擾與逃稅來自誇的行徑，想當然耳令出身名校且生活於大都會的媒體精英們生厭。民調也的確顯示他的支持者以鄉鎮為主，都會選民則明顯偏好希拉蕊，且如此的城鄉差異，也等同於教育水準的差距。但主流媒體不追究市場機制的承諾落空與犧牲者的境遇，卻竭盡所能嘲諷川普本人，同時也污名化他的支持者，塑造出一種川普陣營都是有種族歧視、性別歧視的低教育水準鄉下人。

即使來自頂尖大學、標榜科學中立的政治學經驗研究，也不例外。英高赫與諾里斯的研究旨在呈現教育程度低的人民如何懷舊，如何否定民主黨所高舉的世界公民、環境保護等進步價值，鄧肯伍的註解更是直接讓川普的選民與高等教育本身對立。理解至此，主流媒體的民調何以不準，似乎也不意外了。

與其說川普是個召喚民粹幽靈出來的大法師，不如說全球化的溫床接生了這個幽靈，主流媒體餵養它，而川普不過是看到了民粹的走向，借力使力罷了。

正如共產主義幽靈並非馬克斯所召喚出來，川普也無能喚起眼前這一波民粹主義。民主黨的忽視造就了部分市場犧牲者的反建制情緒。礙於市場意識形態而無能回應的共和黨，卻因為川普的素人色彩，得以在維繫傳統支持者的同時，還提供了一絲大刀闊斧的改革希望，同時吸收了對民主黨不抱希望的人民。

川普的崛起，是因為美國社會有一群全球化的犧牲者，但同樣支持自由市場的兩大黨有各自的理由看不見這一群人。除了上述的學者專家與媒體之外，高舉左派進步價值的民主黨，試圖消弭少數族裔與白人之間、兩性之間，乃至於兩種性傾向之間的不平等，卻忽視了白人內部的不平等，且低估了白人弱勢族群與享受優惠政策的少數族裔之間的相對剝奪感。保守的共和黨則因為長期捍衛自由貿易，也無能回應全球化所帶來的不滿與反叛。

再者，民粹可以出現在任何的體制。作為一種政治力量，它反對的是「建制派」，也就是在特定制度底下的當權者及其附庸。獨裁時代，試圖奪權者可以直接訴諸人民意願來強化自身的正當性，但統治者也可以如法炮製。威權時代的政府或民主派、革命份子，也可以跳過體制既有法規與程序，直接訴諸民意來要求立即改革，換人做，甚至改朝換代。同理，民主體制底下，反對黨可以訴諸民意來逼迫執政黨在下一次改選之前立馬改弦易轍，而第三勢力也可以採取民粹手段來要求兩大黨來正視某一問題的存在。

當然，不容否認的是，川普現象的確展現了三個民粹最為負面的特性。第一，簡單歸因。舉凡一切的不滿，都歸咎於建制派，都歸咎於政商統治集團，而且把這種可能的敵人簡化為全球化或中國因素。第二，作為一種簡單歸因的結果，民粹傾向敵我分明的認知，一方面無限上綱自己的訴求，一方面不願意跟「敵人」妥協。第三，這種認知的銅板另一面是，期待一個簡單的解決方式，也因此期待某種強人，無論是宗教意義上的救贖者、英明的政治領袖抑或體制外空降的人，徹底解決多年的沈痾。正是因為這三個特性也能在法西斯主義或其變種的納粹主義之中找到，才令許多人擔憂。

或許，更令人擔憂的是左派進步力量的何去何從！在美國的政治脈絡底下，民主黨長期以左派與進步價值的代表自居。不過，人們或許不該將「進步」價值與特定政黨連結在一起。一來，人會變，政黨與利益結構也是如此；二來，進步不見得只有單一方向。前文提及，政治的進步可以是一種朝向某個歷史（必然）方向的理解，但亦可針對明確已知的不義或缺失進行改善。自從民主黨擁抱市場邏輯之後，其進步理念轉向了消弭種族差異與性平等之類的主張，才具備了與共和黨有所差異的鑑別度。

但是對於不相信自由貿易與世界公民主義的人而言，對抗全球化抑或試圖解決國內階級性的貧富差距而非族裔差異，也可以是一種進步的方向。甚至，鑑於民主體制某種程度上必須仰賴國族認同感，正如牛津政治理論家米勒（David Miller）近來所指出，如何凝聚國家認同亦可作為一種推動民主進步的方向。

是故，進步價值不專屬於民主黨，左派價值也是如此，畢竟，不平等可以發生在各種人群的區分之間。進步價值不該成為特定政黨的禁臠，也不該因為支持某一個進步價值而被特定政黨所綁架，例如，因為支持女性擔任總統而支持希拉蕊的所有政策。她的當選固然對於兩性平等具有象徵意義，但關於她濫權的指證也必須考慮在內──特別是，之於公權力領域而言，此一缺失或許比私領域裡的性別、種族歧視更加嚴重（事實上，希拉蕊的夫婿多年前的白宮橢圓桌事件，早已預示了此一優先順序）。

此外，上述所提及令人擔憂的負面民粹特質，其實也出現在主流媒體與希拉蕊陣營的論述中。指責川普支持者的愚蠢或反動，甚至拿出不同州之間的智商差異作為解釋，都是簡單歸因。助長此風的媒體，也因此樹立了黑白二分的敵我認同。加上對於進步的單一理解，相信全球化以及市場萬能，甚至據其理解來界定何謂「群眾的智慧」與「盲目的群眾」，其實也難脫民粹主義的非理性色彩。

至於自詡為菁英，相信唯有高學歷、政治經歷豐富的人才能領導國家，甚至主張川普選上民主就會垮掉、國家就會因為一個人而敗壞的種種論調，何嘗不是一種危言聳聽的民粹操作，不是一種「唯有我們才能治理國家或拯救世界（你們！）」的民族救星心態之傲慢？畢竟，民主本身就是一種試圖透過權力分立來降低個人掌控國家機器的制度設計，宣稱一個人能救國或亡國，若非對於民主的認識不夠，就是刻意扭曲。

或許，道德心理學家海德特（Jonathan Haidt）的《好人總是自以為是》（The Righteous Mind: Why Good People Are Divided by Politics and Religion）書名點出了箇中問題。作者對於兩黨支持者的分析，得出了值得正視的研究發現：相對於共和黨支持者同時在意「關懷」、「公平」、「忠誠」、「權威」、「聖潔」五個價值，民主黨的支持者卻僅強調前面兩個。此一結果，一方面確立了兩黨支持者各自有認定自己才是好人的理由，另一方面也指出了向來希冀藉由高舉「關懷」與「公平」的共和黨，必須想方設法來提升吸引認同的動機。

換言之，關懷與公平等抽象價值，與傳統家庭、信仰等相當具體且本身提供認同動機的忠誠、權威以及聖潔等價值不同。民主黨必須正視此一差異。畢竟，共產國際的失敗正是因為全球「階級團結」的價值終究比不上「國族主義」訴求。抽象價值，唯有在認識乃至認同其背後理論之後，方能促成行動，但家庭與宗教本身卻提供了充足的動機與理由。不僅如此，標榜抽象價值的政黨更容易遭致偽善的指控，特別是在原先許諾的政策無法確切落實的時候──例如，採取市場機制強迫醫療保險，即使對共和黨而言是必要的妥協，對某些支持者來說是一種向財團的妥協，甚至是一種背叛。然而，支持共和黨的人卻因為本身在意「忠誠」的價值所以能不離不棄。

同理，自詡為左派的進步人士也必須小心自己在連結進步價值與特定政黨的時候，最終可能遭致提供偽證的批評。試圖贏得他人支持抽象價值的人，必須更加謙卑，更加說理，更加避免動不動就祭出「政治正確」的緊箍咒，作為拒絕傾聽另一方聲音的理由！更何況，正如自由主義思想家彌爾（John Stuart Mill）所提醒，真理若不容許反方的挑戰，也會淪為「死的教條」──即使對於民主制度的捍衛也是如此。就此而言，川普掀開政治正確的鍋蓋所釋放出來的各種聲音，或許不是一件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