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麗島的大逮捕是二二八事件以來，對民主運動的最大規模鎮壓。在以前，「政治犯」、「失蹤」等都只是傳聞，令人半信半疑。如今，它就確實發生在生活中，許多民眾熟悉和仰慕的人物都突然成為政治犯。大逮捕讓全台灣陷入恐怖的氣氛中。

對一般民眾，遍及台灣的大逮捕帶來恐怖政治；對於未遭逮捕的民主運動參與者，則是一個沉痛的打擊。大逮捕那幾天，國民黨正在陽明山舉行中央委員會。曾心儀一個人跑到附近絕食，企圖「用死做最強烈的抗議」。她身穿白色大衣，以便可以在上面寫抗議文字。她要「把自己的身體當作最後的武器，犧牲自己所擁有的唯一生命、唯一的身體，向世人宣告：我們在這政權控制下的生活，已到無法容忍的地步」。獨自在野外思考了一段時間，她在半夜下山，天亮之後立即投入救援工作。

1979年12月13日清晨發動的逮捕行動，並不是國民黨政權在台灣第一次逮捕主張民主的人士。除了40年間對異議人士從不停止的祕密逮捕之外，社會最為注目的應該是，1960年9月對《自由中國》組黨運動人士的逮捕。就社會影響而言，該次逮捕行動和美麗島事件遠遠無法比擬。在規模上，蔣介石的逮捕對象只限於帶頭的雷震以及3位雜誌社的員工。其他所有的本省籍政治人物和重要作者（如殷海光和夏道平等），都倖免於難。

他的兒子蔣經國這次所發動的逮捕卻是全面性的，幾乎所有的領導人和參與者全部被逮捕。上一波的民主運動逮捕4人，而且全部是外省人。這一次的逮捕則包括8位領導人和130多位積極參與者（其中90多人後來被飭回）。這是國民黨統治台灣以來對民主運動最大規模的壓制行動，等於是對民主運動的全面性鎮壓，對反對其政權的人的嚴厲警告。而且，8位被捕的領導人全為本省人，被捕的運動參與者也幾乎全是本省人。在族群對立尚未消除的年代，它具有重大的政治象徵，也產生了重大的政治效應。

和上一次的逮捕行動比較，除了規模差異極大之外，逮捕的政治意義也完全不同。參與自由中國組黨運動的政治人物來自台灣各地，同樣是一個全國性的政治行動。在人民心中，這個運動代表的是對國民黨威權體制和蔣介石獨裁的挑戰。運動的喉舌《自由中國》雜誌質疑蔣介石違憲的非法連任、國民黨對自由和人權的侵害、對教育的毒害、選舉的不公和舞弊等，在最後的階段甚至試圖組織新的政黨以挑戰國民黨。可是它比較是一個在政治高壓的氣氛中，試圖呼吸自由空氣的努力，比較是單純對威權統治的挑戰。

然而美麗島民主運動所代表的意義，則已經不只是對威權獨裁體制的挑戰了。它已經開始想像一個新的社會、一個新的政治社區、甚至一個新的民族。

《美麗島》雜誌的發刊詞這樣說：

玉山蒼蒼，碧海茫茫，婆娑之洋，美麗之島，是我們生長的家鄉。我們深愛這片土地及啜飲其乳汁長大的子民，更關懷我們未來共同的命運。同時我們相信，決定我們未來道路和命運，不再是任何政權和這政權所豢養之文人的權利，而是我們所有人民大眾的權利。

雖然沒有清楚標舉「新民族」，住民自決已是當時言論的最大限度。而且在台灣民族認同無法公開論述的情境下，住民自決的民主原則最容易被接受。新民族的想像已經出現，希望正在燃燒。全面性逮捕的意義，因此不再只是對國民黨獨裁政權挑戰失利，而是構築自由而獨立國家的挫折。

1980年2月19日，軍事檢察官蔡籐雄對黃信介、施明德、姚嘉文、張俊宏、林義雄、林弘宣、呂秀蓮、陳菊8人提起公訴。罪名是觸犯「懲治叛亂條例第二條第一項」之「意圖以非法之方法顛覆政府而著手實行」。也就是一般所稱的「二條一」：唯一死刑。2月27日，被羈押審訊整整兩個月之後，8名被告第一次獲准和家人見面。然而第二天，當台灣社會仍然籠罩在大逮捕的恐怖氣氛中，一件更為驚恐的事情發生了。

2月28日，又是2月28日，大約中午時刻，林義雄的太太方素敏到景美監獄旁聽調查庭，有人進入她在台北市信義路的家裡，以利刃刺死林義雄60歲的母親，以及兩個7歲的雙胞胎女兒。母親身中13刀，兩個小女孩都從背部被刺進一刀，傷及肺葉。8歲多的大女兒林奐均被刺6刀，傷及肺部和心臟，經過9小時的手術搶救，幸運地存活下來。

案發之後，所有被捕的民主運動人士的家屬立即陷入驚恐，人人自危，沒有人知道誰將會是下一個屠殺的目標。家屬們互相照顧、打氣。這個事件對林義雄夫妻更是嚴酷的考驗，這是一種「不可能忘記、也不應忘記，然而執著卻會帶來自我毀滅」的巨大傷痛。對老婦人和小女孩集體屠殺，實在超越當時台灣社會所能理解的範圍。名作家三毛這樣寫：

報紙在我身旁，林奐均、亮均、亭均的相片都在向我微笑。他們守寡半生的祖母，躺在血泊裡，死了。一對花也似的美麗孩子，也死了。

我的心，變成了你們死前那一刻的心，我也怕得發抖，怕得不能叫喊，怕得無法動彈，肉體的痛已是極致，你們幼小的心靈，在死前那一刻又是受到了怎麼樣慘無人道的摧殘？這麼想了又想，我這個不認識你們的人，心也碎了。

作家洪素麗在〈洪葉不敢來──紀念亮均與亭均，為了不能遺忘的記憶〉中這樣寫：

祕密懷了一個胎，在1980年初的時候。到了2月底，因為你們的夭亡，我也喪失了我的胎兒。她的名字叫──洪葉。

正午很深很黑的夜，洪葉悄悄細聲對我說：「媽媽，我不敢來。」

「等一下，小乖。等媽媽把這兩幅小木版畫刻好。一幅叫「正午的黑夜」，一個恐怖的屠場。一幅叫「雙胞女孩」。

有過三、四次，洪葉來過數週⋯⋯還是怯生生地走了。留下一團濃血，未成形的胚胎肢體，以及一句飄渺的悲傷的嬰啼。「媽媽，我不敢來。」

三番幾度，在我熱切祈求盼望下，你悄悄降臨。生澀地向這世界張望一下，投下猶疑的一瞥，終又縮身回去。這麼一個對幼小者、弱小者凶暴瘋狂的世界，確然不適合你，你確實是被嚇著了。我們在人間的情緣，因而無法建立。

兩位作家同時反映台灣社會受到的震撼。然而最大的挑戰還是在親人身上：如何帶著這樣的傷痛和記憶度過一生？

案發之後，蔣經國的政府立即組成專案小組。不過，調查的方向卻指向爭取民主的陣營。《聯合報》於次日報導說，「治安當局已將陰謀暴力分子製造事端，破壞團結的 企圖，列入血案綜合研判的項目之一。」《中國時報》則於數日後報導，「警方專案小組5天來的偵察報告，認為林家事件是經過一次細密策劃的政治暴力行為⋯⋯國外『台獨』或『台共分子』所慣用的伎倆。」《中央日報》甚至報導，「偵辦林家血案的一位高級警官說，本案宣布偵破時，將使某些自命為『英雄烈士』的人大吃一驚，因為他們一向自命為『民主、自由』旗幟下的一群，到頭來卻竟然還是某一集團陰謀下的犧牲者。」國民黨政府一直沒有更改官方說法的主調。甚至在兩年之後，《聯合報》仍然報導，「情治單位經過兩年多的調查分析，前天所下的結論是：林宅血案是有計畫性的『政治事件』，目的在挑撥政府和民眾的情感，並在國際中打擊中華民國的形象。」

人民的看法和國民黨政府極為不同。進入現代社會80年來，台灣並非沒有過命案，或仇殺、或情殺、或謀財害命、或黑社會火拚，可是對柔弱的老婦人和小女孩集體屠殺，實在超出台灣社會的想像。歷經數十年的白色恐怖，許多人認為這是政治動機非常明顯的冷血謀殺，凶手的來源非常清楚。數十年來，情治單位對政治異議人士嚴密監控，是一般的政治常識。民主運動的領導人被逮捕之後，其家屬也都發現情治人員對其人身和居所如影隨行的監控。什麼樣的人物有本領在嚴密監控下，在白天的鬧區中從事如此高風險的行動？

檔案顯示，就在命案發生前5天的2月23日，警備總部行文給國安局、調查局、憲兵司令部、警務處以及該部所轄等20個情治單位，要求執行「1210專案後期治安特別措施」。1210是美麗島事件發生的日期，「特別措施」的目標是：在審判美麗島人士期間，防止任何抗議事件的發生。方法則是：「運用警戒、管制、檢查、監偵、巡邏、掃蕩、取締諸手段，消弭危害治安因素，以摧毀敵人暴力破壞及顛覆之陰謀。」

警備總部該份公文要求調查局：「對陰謀分子、偏激師生，嚴密監控，視狀況疏導約制，防止其不法聲援。」「對同情案犯之人士，協力監控，視狀況疏導約制，防止其醞釀不法活動。」憲兵司令部被交代的任務是：「加強對對陰謀分子嚴密監控，視狀況疏導約制，防止其不法聲援。」警務處與台北市、高雄市警察局的任務，除了「對轄內 同情嫌犯分子，加強掌握，防止不法活動」之外，包括：「對陰謀分子、監考管分子、流氓幫派與嫌犯家屬，督導所屬嚴密監控、疏導與防止進行不法聲援活動。」警備總部的保安處則負責：「切實掌握國內陰謀分子、嫌犯家屬及監管目標之動態，及時協調疏處，防止串聯活動。」各地區警備司令部的任務同樣是：「協調境內情治單位，加強陰謀分子、嫌犯家屬之監控，疏導及防制其不法活動。」(引文黑體字為作者所標)

這份檔案清楚顯示，嫌犯家屬受到數個情治單位重複監控，以達到警備總部「嚴密監控」的目標。我們有理由假設，血案發生那一天，當方素敏女士到監獄探視林義雄的時候，也就是血案發生的時候，她的住宅處於情治單位的監視之下。姚嘉文的太太周清玉女士的經驗，也支持這個論點。

周清玉女士於2009年向筆者表示：姚嘉文被捕之後，她和女兒一直被跟監，甚至在學開車的時候，都有一部車尾隨。她疑問說，如果不是24小時監控，如何在她們外出時加以跟蹤？有一次她回家開大門的時候，一名陌生男子竟然趨前詢問她是何人，為何進去這個房子？她表明身分後，該男子才離開。這件事讓周女士難以忘懷；因為監視她房子的人竟然不認識她本人。這顯示的重要事實是：當她外出的時候，居所仍然受到監視。

方素敏女士也說過，林義雄被逮捕之後，她經常一打開大門，就會看見對面巷口有不明人士徘徊，而且對她注視良久、觀察其舉止。方女士說，這些監視的人中，有部分貌似至家裡逮捕林義雄的人。而且，許多到家裡探視的客人，事後都接到治安單位關切的電話。當時美麗島人士的家屬，都受到情治單位的嚴密監控。這是許多和黨外運動有接觸的人，都知道的事。專案小組不但沒有約談當時的情治人員，甚至也沒有詢問被監禁者的家屬們。他們其實最有資格回答這個問題。

當時許多人排除情治單位所為的可能性。因為，政府怎麼可能殘殺無辜的婦女和小孩？國民黨政權怎麼可能笨得傷害自己統治的正當性？4年後，最高情治首長派出殺手到美國槍殺作家江南曝光之後，人民終於不再排除政權下令殘殺林義雄家人的可能性。

將近40年後的2017年，呂秀蓮在一個研討會上說，她擔任副總統的時候曾有 一位情治人員告訴她：屠殺林義雄的家人是為了報復美國台獨聯盟企圖謀殺王昇兒子。林家血案發生之前10天，王昇的兒子王步天在美國洛杉磯的住宅被放置炸彈，王的兒子躲過一劫。如果這個說法屬實，國民黨在血案發生之初立即說是海外台獨所為，顯然意有所指，也有警告的意味。

王昇在贛南時期就追隨蔣經國，來台灣之後為蔣指派創立國防部政治作戰學校。1960年他被調到國防部總政治作戰部，5年後成為該部主任。白色恐怖期間，政戰部負責軍隊的保防，以及監督、考察軍人的政治思想；它又經常積極地發動宣傳戰，打擊國內的敵人——台獨分子和主張民主的分歧分子。王昇因此被視為國民黨政權中強硬保守派的領導人和象徵。

後來陳水扁總統和馬英九總統都曾經對這個案子「重啟調查」。然而這兩次調查都只是虛晃一招、敷衍了事，都只是對以前的調查紀錄重新檢視。這兩位總統「重啟」的調查，不但沒有偵訊當時負責監控的情治單位，甚至沒有詢問被告家屬當時是否受到監控。當民間都懷疑是情治單位所為，當這樣的懷疑非常合理的時候，三位總統都沒有意願將調查方向指向情治單位。李登輝和馬英九不願這樣做可以理解，畢竟這是他們所服務的政權。陳水扁的消極就比較需要解釋，目前我們沒有答案。

《臺灣最好的時刻，1977-1987：民族記憶美麗島》（圖片提供／春山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