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1979年，夏天，我剛結婚，由台中搬到台北，租屋在台北南區半山腰社區的公寓7樓。

會在於我完全陌生的台北找到這距離台北火車站大約50分鐘車程的住處，是因為我的大學室友文庭澍婚後曾短期住在這個社區，我來看過她，知道這裡，喜歡這裡的綠樹清蔭，所以在報紙租屋欄上看到這個社區有房子出租，便在湧現腦海的綠樹清蔭間打了電話，聯絡屋主。

庭澍又為什麼會住到這交通並不便捷，必須坐社區交通車出入的南區半山腰，是因為她的先生林載爵認識家在這個社區的、《夏潮》雜誌的總編輯蘇慶黎，經她介紹，方在清蔭匝地的南山腰社區安家住下。

所以，我和先生陳忠信會落腳台北這一僻靜的角落，一住住到現在，40年了，比我住在自己南部的出生地還要久，都要回溯到那個夏天，那位我在找房子搬家時還不認識的朋友蘇慶黎。

當時，在那年輕的歲月，朋友們同氣連枝，一個個相招，好多都陸續搬來至半山腰上，成了鄰居。唐文標、邱守榕、田秋堇、劉守成、王津平、陳妙芬、蕭裕珍、謝明達、林濁水、陳文茜、林正杰、楊祖珺、賀端藩、蘇治芬⋯⋯有在這裡相愛的，有在這裡吵架的，有在這裡生養孩子的，也有在這裡被抓走的。

朋友，這些朋友，在政治的光譜上，各有取向，日後走到不同的路上，開展各自的生涯，甚至不太相見，很少往來，可是，在1970年代末，我初識他們的時候，大家常常有話直說，彼此無嫌猜，而且有著相同的關切，因此樂意走在一起，或者比鄰而居。那共同的關切就是：要打破一黨專制，要有民主台灣，要有自由、開放的未來。

那青春無嫌猜的年代，雖不久長，卻是永恆的存在。

我們並不清楚我們會有什麼樣的未來的往前走。我們憑藉的只是年輕，和年輕特有的大膽。

我被帶領著，去到蘇姊面對北山，有獨立門戶出入，斜坡上的家屋。

蘇姊，蘇慶黎，我認識她的時候，周邊很多朋友都叫她蘇姊。33歲的蘇姊，不論什麼人叫她，都會笑呵呵的轉頭回應，於是我們看見她閃亮的眼睛，圓潤的臉頰，光致的額頭，真是很漂亮啊，這個蘇姊！有一次，黨外老老少少一大夥人走在路上要去吃飯，一位瀟灑風流人物誇蘇姊是「黨外的蒙娜麗莎」，走在前面的蘇姊聽到了，也是笑呵呵的轉頭看看，表示她聽見了，無所謂啊，怎麼叫都無所謂啊，然後她眉毛不揚，神色如常，滿不在乎的轉回頭去，繼續說著話朝前走。

怪不得啊，怪不得她可以那麼年輕就編出《夏潮》。30歲！她30歲就能總管一份硬雜誌的編務，設定議題，集結寫手。在這之前，聽說她結了婚，兩年後又離了婚，對象是創辦《夏潮》雜誌的鄭泰安醫師。她不在乎她的漂亮，她也不把她是女性這件事放在心上，她大概覺得把醫師丈夫轉回醫師朋友更合適些。通常在這個年紀多少總要跟自己搏鬥的，她卻好像不會。她戰鬥與注目的對象不是自己。

我對她那滿不在乎的姿態佩服極了。

這個蘇姊，要是看見你了，會立刻跟你說話，呵呵，好嗎？最近怎麼樣啊？她問。常常手裡還拿了根菸。在蘇姊家裡初看見她的時候，也是這樣，她的菸一根接著一根，煙霧由我們圍坐的餐桌裊裊升起，被查禁的《夏潮》，《夏潮》關注的社會、政治議題，大家以後應該要做什麼，就在這煙霧裡一波一波的湧動著。

蘇姊起身去書房找東西，我和大夥一塊兒跟進去。書房裡滿滿堆著書和資料，臨窗有張大書桌，右手邊置一架五層的竹書架，上面也滿堆著書和資料。其他人忙著鑽入書堆，我一眼喜歡上那五層竹書架，竹材觸手清涼，形制簡單大方，不曉得蘇姊從哪兒弄來的？

她還是一邊說話，一邊手不離菸。唉，非得抽這麼多菸嗎？她媽媽還是退休的護士長呢。被嗆得受不了的我偷眼望望在廚房洗洗刷刷，忙個不停的蘇媽媽。

蘇媽媽蕭不纏女士，那時候年過60，人很清瘦，精力卻旺，總是忙個不停，家裡收拾得乾乾淨淨，還在屋外的大陽台種花，在門外的山坡地上種菜。

為了躲香菸味道，我踱到客廳坐下，打量著白紗和暗花的雙層窗簾拉向兩側的落地窗，大口吸進外面流進來的山間清氣，再看看保養得很乾淨的沙發、地毯，貼著黃白色調幾何圖案壁紙的牆壁，以及靠牆一架黑亮的鋼琴，覺得這個客廳正式、時髦，還有點浪漫，不像是蘇姊的手筆，那大概是蘇媽媽的風格了。我在茶几上拿起一本雜誌，不是戰鬥雜誌《夏潮》，是日文的《文藝春秋》。

原來蘇媽媽的日常讀物是《文藝春秋》！我肅然起敬。

12

蘇媽媽的故事，之前我聽人說過一些，後來經由書本、文章、輾轉聽聞，和蘇姊的片段述說，我又拼湊了一些訊息。蘇媽媽，我拿起《文藝春秋》那時，正在廚房打轉，顯然是管不住蘇姊的這個蘇媽媽，曾經年輕過。她在1944年，26歲的時候，嫁給37歲的老台共蘇新。台南佳里人蘇新，留學日本東京，在1928年，21歲的時候，成為正式的共產黨員，第二年即回台灣組織工人，從事工運。1931年，他24歲，被日本政府逮捕，坐牢12年，1943年出獄。

出身台南安平的女子蕭不纏，容貌姣好，氣質高潔，且能自食其力，結婚以前是高雄醫院的護士長，一嫁卻嫁給一位年紀不輕、又看不出前途在哪裡的政治犯，為什麼？

或許，她是出於不忍之心和愛敬之情。她很知道讓政治犯坐牢12年意味著什麼，她自己的哥哥蕭來福，與蘇新是於東京結識的台共戰友，也在回台灣後投入工運，而被判刑10年。懲罰，打壓，隔絕，阻斷，讓你的青春崩解，讓你的生命撕裂，讓你活著嘗到死的滋味，讓世界忘記你，那就是你為無產工農大眾奮鬥的報酬。

就讀高等科學校的少女蕭不纏去台南監獄探望哥哥時，見到過和哥哥同齡的獄友、兄弟蘇新。這位蘇新，刑滿出獄，回到20年沒有回去的台南故里，母親已逝，鄰里陌生，他沒有家了。在他一心為著建造一個更合理的社會而打拼，甚至犧牲、坐牢的時候，他的家散了。蘇新的老伯母流著淚要他重新成一個家。但是出獄歸來，身無長物，要如何成一個家？

這時候，蘇新的生死兄弟蕭來福提出讓妹妹蕭不纏去嫁給蘇新的願望，做妹妹的一向仰敬哥哥，她無法拒絕，搖頭好像比點頭更困難些。於是，她辭了工作，默默嫁給出獄後在彰化工作的蘇新，後又隨他到佳里住下。他們在彰化拍了穿著正式的西服、套裝的合照，沒有舉行婚禮儀式。

終於，37歲的蘇新，彷彿是死了，又活了過來。那崩解的青春，撕裂的生命，有人幫他縫合、重建起來。1945年，日本投降，戰爭結束以後，蘇新和懷孕的妻子離開台南，搬到台北，住了一年多，他積極參與《政經報》、《人民導報》、《台灣評論》、《台灣文化》等很多份報刊雜誌的編輯工作，亦寫作不斷。持續關懷著政治、社會的走向，他的人生重新啟航。1946年，女兒蘇慶黎出生。做父親的為了慶祝台灣光復，為了慶祝新時代的黎明光啟，給女兒取「慶黎」這個名字。

可是，曙光曚曨，這一家，夫妻、父女緣淺，1947年夏天，夫妻結髮3年，1歲的女兒還抱在手上，他們就緣斷分別，至死沒有相見。

他們分手之地是上海。

那一年初春，台灣驚爆二二八事變，軍隊向人民開槍，報刊陸續被封，文化、思想、新聞各方面的許多傑出人物難逃被殺被捕的命運，蘇新在逃亡2個多月後，由朋友出錢、出力幫忙，改名換姓，更易裝扮，帶著妻女，搭乘輪船出逃至上海。

帶著妻女逃亡，或許是因為夫妻倆一路哄著小孩，像個尋常一般的家庭，容易避過追捕的耳目。可是，一家三人到了上海，上海居，大不易，而國民黨政府追緝之手在上海也逐漸靠近了。蘇新決定單身逃往香港，妻子、女兒則託可靠的朋友送回台北。那時候，他相信他們有一天會再見面，時局會朝他的期望發展，而他會渡海回到故鄉台灣。

29歲的蕭不纏，在上海待了2個月後，抱著女兒蘇慶黎，再次登船過海。雖然惶惑不安，但她以為暫時分別後，擾攘風波終會歸於平靜，海上有船相通，過些日子，他們夫妻、父女總會相見。

他們都錯了。1949年，蘇新在大陸易幟後，由香港到了北京。台海阻隔，返鄉路斷，他在他以為是心靈故鄉的地方，繼續隨動盪的政治局勢浮沉，捱過種種打擊，也另外成立家庭，有了一兒一女。清癯瘦弱的蘇新，省視過往，內心雖明白，但身體漸衰，氣息微微，於1981年過世。

蕭不纏帶著女兒回到台灣，投奔住在高雄的妹妹、妹夫，並於高雄的醫院重拾護理工作，還省下薪水，託人帶去香港給丈夫。從丈夫那兒，她接獲的最後一封信是他要離開香港以前寫的，他說了他的動向，他提到女兒，他希望女兒以後能夠學鋼琴，接觸音樂。

為了讓見不到父親的女兒過得不比別人家的孩子差，做母親的把女兒托養在家境安定康寧的妹妹、妹夫家，自己拼命工作，兼差賺錢，讓愈長愈好的女兒學鋼琴，學舞蹈。她希望女兒安定康寧的成長。

可是這女兒聰明敏銳，她上初中以後接觸到舊俄文學、莎翁戲劇、古典音樂和1930年代的中國文學，又於14歲，由第一次去拜望的父親舊友吳新榮醫師手上，接獲父親22歲時在東京拍攝的一張照片，此後逐漸瞭解自己的身世，便有了母親所不樂見的心思。

對少女蘇慶黎來說，記事後從未見過的父親，或許從此以永遠的豐容盛鬋、眼神清澈的22歲之姿，留存在她的心眼裡。那樣的父親，對她來說，或許比步入中年的40多歲母親要更親切、更接近、更貼心。30多年後，父親去世已過10年，她自己罹患癌症，但仍掙扎著理出父親的一些舊稿，奔走於熱心友人和出版社之間，努力要為父親出版全集。

時報文化出版公司出了三冊由藍博洲主編的《蘇新全集》。只得三冊，當然不能算是全集。但是做女兒的拼命、盡力了。其中第二冊《未歸的台共鬥魂──蘇新自傳與文集》，封面用的那張黑白照片，就是少女蘇慶黎永遠記認的父親，22歲，正在展開他的戰鬥歲月的蘇新。

蘇新的女兒蘇慶黎，反叛安逸，拒絕平凡，挑戰母親，走向父親。她和父親一樣追尋夢想，要為無產階級奉獻生命，想望建立公平、正義、合理的社會，她考上台大哲學系念書，她成長為和母親的期待落差極大的熱血青年。安定康寧是不用去想了。她一路衝撞著走到這裡，我在這個時間點上認識了她，以及蘇媽媽。

然而，大家都忙，我安好家後，也早出晚歸，開始上班，其實不常見到蘇姊和蘇媽媽，只是每當見面，就會感受到一種莫名的親近。

在省立高雄醫院護士長任上退休的蘇媽媽，移居這台北半山腰上的社區，種花、種菜，忍受離婚的女兒在家裡製造的大量煙霧，招呼她那些天南地北跑來，甚至安然住下的眾多朋友；跟著收拾女兒和這些朋友製造的滿屋雜亂，隨時努力把屋子由人民公社紛雜的樣態搶救回雅舍幽居的原貌。

慶黎，慶黎，大家喊。蘇姊，蘇姊，大家叫。唉，她是蘇姊了，還能拿她怎樣？她不是理想中的聽話乖巧女兒，但又能怎樣？她不要婚姻，不要小孩，要為無產階級犧牲奮鬥，真的必需要這樣嗎？家裡頭，為無產階級犧牲奮鬥的人還不夠多嗎？她是真的大方，什麼都捨得拿出去，自己的家，就是朋友的家，自己的東西，就是朋友的東西。不過她的那些朋友，多半也不壞啦，來到家裡，總是先問：「蘇媽媽，你好不好啊？」在路上遇到，也總是老遠就喊：「蘇媽媽，你好不好啊？」

唉，好不好呢？難講。他們自己呢，就顧好自己吧，不要出什麼事就好。

那時候，事情一件一件的出。1979年8月，《美麗島》雜誌創刊。9月，在中泰賓館舉行創刊酒會時，發生《疾風》雜誌帶人來鬧場抗議的中泰賓館事件。在山雨欲來的氣氛中，9月、10月、11月，《美麗島》雜誌出刊第二期、第三期、第四期。12月10日，《美麗島》雜誌社在高雄市舉辦紀念世界人權日大會時，爆發高雄事件，12月13日開始，國民黨政府張開網羅，大舉逮捕美麗島人。

出事，出大事了！先生被捕，朋友則如驚弓鳥雀，四散飛逃。先生被帶走之後的那個早晨，我站在凌亂的客廳中間，走投無路的時候，最早打電話給我的是蘇姊。她的訊息來得很快，國民黨閃電抓人不久，她就得知大逮捕開始了。她那時候不在山上，她想到我不是政治圈人，也不認識什麼人，這時候一定六神無主，便由陳鼓應老師家裡打電話來，要我去陳老師景美的家裡。

一開始我聽不出她特意壓低的聲音，後來隱隱猜出是她，便慌急下山，找到陳老師家。待我到了，她抱抱我說沒事的，你不要哭，要堅強知道嗎？我沒有很多時間了，得要走了。然後，她把我交託給初次見面的陳太太湯鳳娥，才急由後門出去，隱入曲折巷弄，匯入往來行人。我像個牽衣不能放的小女孩一樣跟在陳太太後面，剛看見她關上後門，就聽見前門有人重重擊打。是來追捕蘇姊了。只差一步，她就會給逮個正著。

所以蘇姊打那通電話給我，是冒著暴露自己行蹤的危險。

蘇姊遭追緝，李南衡等幾位朋友助她逃躲了一陣，但她認為在劫難逃，決定主動投案，以免牽連別人。疲勞審訊2個月後，或許是因為她雖然在《美麗島》雜誌上寫稿，也掛名為雜誌的編輯，實際上並未涉入編務，社務也參與不深，而被釋返家。

朋友們去山上的家裡看她，她還是很有精神，手上拿著菸，說著說著還又哈哈一笑。反而是蘇媽媽看起來比較緊張，在廚房裡不停的擦擦洗洗。

美麗島大審過後，1980年夏，秋，漸漸的，有些親近的朋友離開台北，台灣。我很羨慕，感到寂寞，感到不捨，心裡好像空了一塊，但也真的覺得他們應該走，應該去外面，去連我們這些不能走的人的份，好好呼吸幾口自由的空氣。

倒是好像比較常看見蘇姊了。有時候會碰見她趿著粗高跟拖鞋，裹著厚厚的鋪棉粉色晨袍，走去社區的小超市買東西。八成是買菸吧。這大概算是她的韜光養晦期。

保平安並不是理所當然的事，要時時留神。那個時代是讀大學時有讀書會案底的人，要出國留學，學校申請好了，什麼手續都辦好了，還不能安心，人都到了機場，上了飛機坐下，還不能安心。飛機起飛，飛了大概一個鐘頭，才終於能夠放心，心想終於逃離樊籠了！這下總不能叫飛機調頭飛回去了吧？

那個時代就是那樣的，保平安並不是理所當然應該要有的事，須得時時留神。所以朋友相見，見到彼此平安，就都很開心，彼此也常交換被跟蹤監視的訊息。1980年2月28日，青天白日下，林義雄律師位於台北鬧區信義路巷內的一樓家屋裡，發生滅門慘案。全台顫慄，而我們驚覺，身在窮山惡水間，我們並不安全。

美麗島事件發生後，曾有朋友說過那時候大概只有美麗島人的家屬是安全的，我們女人太太們為了救援丈夫兒子，可以衝上去打爛仗，不會有事。

事實證明，這話太樂觀了。從來沒有衝出去打什麼爛仗的老太太和小女孩被殘殺奪命，我們，怎麼會是絕對安全的？一晚我下班回家時，發現全社區大停電，連路燈都是暗的。走進公寓樓梯間時，十分忐忑，心裡浮上不好的想像。走過原來是唐文標住的5樓住屋時，扶著樓梯欄杆抬頭往上看，上面黑黝黝的，什麼都看不見，我怕了，不敢往上走。雖然不好意思，還是去按了5樓那屋的門鈴。

幸好5樓那時候的住家，我也是認識的。是作家孟祥森一家。孟祥森不在，但後來成為我好朋友的梁祥美在，他們的老二小青也在。梁祥美立刻讓就讀中學的小青拿著手電筒陪我上樓，她則開門立在門口等。我上7樓打開門後，小青陪我進屋，一間屋一間屋的，連陽台都幫我照了一遍。沒事。但等我點上蠟燭，他要走時，我叫他再等一等，讓我拿手電筒去照一照衣櫃裡和床底下。

這個阿姨小心成這樣！小青大概印象深刻。第二天碰到孟祥森，他對我說：以後有什麼事，你隨時來按鈴，我們家那兩個男生，小青，和飛飛，都供你差遣。你需要他們幫你做什麼，就叫他們去做，千萬不要客氣。

那次沒事，但是另外有一晚，我下班回家，發現有人在我不在家時來過。因為有人用過浴室的馬桶沒沖淨，白陶瓷上濺得斑斑點點好骯髒。

驚嚇中，立刻浮上心頭的是小時候聽母親講的高雄家裡鬧小偷的故事。母親說，那回父親去台北出差，晚上小偷就來了。日式平房外頭月光很好，母親帶著我們孩子睡得正熟，不曉得怎麼她睜眼醒來，看見月光照進屋裡，忽有個人影出現在臨院子的一排落地玻璃拉門上。

誰？母親不敢聲張，隔門看著這翻過水泥圍牆，跳進院子來的人在玻璃拉門外，由一頭走到另一頭，再由另一頭走回來，影子忽忽游移過一格格玻璃，過去，又過來。他在尋隙要進來。幸好母親臨睡前檢查過門窗，那排落地玻璃門的幾個門鎖全拴緊了，前門和廚房邊門也關緊了。

母親一夜不敢闔眼，最終小偷也放棄了，沒有進屋。但是第二天早上，母親在院子花樹下發現了小偷的排泄物。據說那是他們的行規，母親講，他們沒有拿走東西，就要留下點東西，才不會招晦氣。

沒有拿走東西，就要留下點東西。我想著母親的話，撥電話給蘇姊，問她該怎麼辦。蘇姊說她馬上過來。

她行動迅速，不到5分鐘，就穿著她的標準裝扮，粗高跟拖鞋和粉色晨袍，下兩段階梯，過兩條馬路，上7樓來敲門。不慌不忙去浴室檢視後，她叫我看看有沒有丟了什麼東西。我說看來沒有丟什麼，她沉吟一下，叫我打電話報警。報警也抓不到人的，她說，只是我們要走明路，讓這件事情登記有案，而不是默默過去。

我報案後，管區警察很快來了。記錄立案存查。叫我有事隨時聯絡。

就這樣了。蘇姊陪在旁邊，讓事情過了明路。幸好沒有發生第二次。

蘇姊關心的不只是我，她也關心其他政治犯的家屬。她知道政治狂潮橫掃過後，入獄政治犯的家屬，那些女人和小孩，也無辜受到傷害。她想要由救援和照顧開始，重新扶持起元氣大傷的黨外。我們這種人啊，有一次她這樣對我說，就是跌倒在地上，也要抓一把泥土爬起來！不會白白跌倒的，一定不會的！一定會再站起來的！你看著好了！

所以，她這個資深的政治犯家屬，參與了關懷政治犯家屬的工作，和周清玉、陳秀惠、袁嬿嬿、蘇治芬等朋友一起為孩子們舉辦夏令營，讓那些在學校或社區遭受歧視、欺負的孩子可以開懷放膽，玩個痛快。幾年後，我生了兒子，兒子能夠下地走路了，我也帶他去參加過夏令營。

先生，和其他難友，幾年後，陸續出獄。我不曉得他們是不是都抓了一把泥土爬起來，站起來。然而幾乎薪盡斷火，卻是一燈續命的黨外民主力量，漸漸又集結起來，成立了新的政黨。

坐牢4年的陳忠信，出獄後，在春寒料峭的政治氣氛中，以杭之的筆名重新出發，並於1990年代重回政治第一線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