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雙澤要是知道，他與梁景峰創作的〈美麗島〉與〈少年中國〉，在台灣即便經過28個年頭，都會因為或統或獨、或省籍糾葛，甚至在一些文化場合中，居然要經過嚴肅討論，才能夠被告知是否能唱？地底下有知，他究竟會雙眉緊皺？還是呵呵大笑？

和李雙澤會面，記憶中只有4次。第一次在我大三那年的1976年12月3日，他在大學校園年度盛事的淡江「民歌演唱會」上，揹了一把用電線綁在脖子上的200塊台幣吉他，上台前猛灌了一瓶啤酒壯膽後，手拿著可口可樂，對著台下的觀眾述說著他從台灣到美國又回到台灣，看到人們「喝的都是可口可樂，唱的也都是英文歌」，李雙澤石破天驚地對台下大學生拋出了一個當時年輕人沒有機會聽過、也沒有思考過的問題：「我們自己的歌呢？」緊接著李雙澤就用他Bob Dylan式的歌聲，唱起了閩南語歌謠〈農村曲〉、〈補破網〉、甚至唱出了〈國父紀念歌〉。台下花了十塊錢門票進場的年輕學生噓聲四起，而後台等著上場的我們──專唱Simon & Garfunkel歌曲的You & Me二重唱，在1970年代中期集資在忠孝東路三段開設「Idea House」（艾迪亞餐廳）擅長藍調、Bluegrass、及鄉村的四位台灣年輕人賴聲川、陳立恆、林家隆以及林明敏的音樂團隊，彈唱Joan Baez、流行美國民歌的我，以及也唱著美國流行民歌的吳楚楚等人──只聽說前台有人「鬧場」，卻完全不清楚當時的狀況。

再次遇到李雙澤好像是在第二年春天的一個下午，我與王津平、曾憲政、蔣勳、梁景峰、李元貞、林洲民、徐力中等人一齊到淡江大學位於後山、被李雙澤戲稱為「動物園」的住處。腦海中只剩下徐力中拉著小提琴，與雙澤、梁景峰在動物園唱歌的模樣，至於我在做什麼？已經不復記憶！大概因為在那個階段，唱歌對我來說，已經不再是單純的興趣。從大一開始，我為了不想再向父母伸手要錢，每天晚上在西餐廳自彈自唱。為了養活自己而唱歌，與朋友們興奮地找了歌手一塊兒歡唱，在心情上可能不一樣吧！

第三次再見李雙澤，應該是1977年6月，我參加淡江英文系老師王津平在淡江「牧羊草坪」上舉行婚禮的時候！王津平老師曾拿 Fulbright 獎學金到美國留學，卻在美國經過1972年「保釣運動」的洗禮之後選擇回台，我是在「鬧場」事件當晚才認識他的（敬業教學、關心學生的王老師，到了1979年被「淡江」大學以邀請楊祖珺在課堂中講述「共產主義」及其他不知名的理由，教職遭到解聘）。

「鬧場」事件的隔週，王老師所主持的「淡江週刊」立即接手將事件轉變成大篇幅的思想討論，而我受邀在校刊上寫了一篇「不是不唱自己的歌，而是沒有自己的歌可唱」的文稿。後來王老師及梁景峰告訴我：那是刺激雙澤決定用自己「沒有音樂訓練」卻開始作詞寫曲的主要動力。在王津平的婚禮中，梁景峰、李元貞、曾憲政、陳映真、唐文標、高信疆、徐力中、林洲民、王永、鄭盈湧等數十位朋友，或坐、或聊地聚在草坪上，只見雙澤還是揹著那把用電線綁著的吉他，一個人站在樹下快樂彈唱著 Bob Dylan 的歌曲。黃昏從「淡江」下山，雙澤表示要到西餐廳去聽我唱歌，我們就樣麼一齊到了當時位於南京東路的「夢咖啡」餐廳；那個一進門就看得到偌大餐廳的中央，擺設了一架平臺大鋼琴的西餐廳。

「請我喝瓶啤酒？！」李雙澤這麼問。我請服務人員送來啤酒後，就上台唱歌了。

表演舞台緩緩地轉啊轉地，我偶爾瞥見貼坐在舞台邊的雙澤──厚黑鏡框後，炯炯的眼神若有所思。只要開口唱歌就顧不得周遭的我，一口氣唱完了50分鐘；雙澤早已不見蹤影，但桌面上留著一張紙條。雙澤用他帥氣又整齊的鉛筆字跡，在一張從服裝設計筆記簿撕下的紙上，大剌剌地寫著：

我們隔著迢遙的山河，去看望祖國的土地 你用你的足跡，我用我遊子的鄉愁。 你對我說， 古老的中國沒有鄉愁，鄉愁是給沒有家的人 少年的中國也不要鄉愁，鄉愁是給不回家的人 …………………… 少年的中國沒有學校，學校是大地的山川 少年的中國沒有老師，老師是大地的人民……………………給祖珺

當時，我並不知道蔣勳曾寫過這首〈少年中國〉的詩作！

最後一次見到雙澤，又隔了四個月，一群朋友圍坐在將雙澤送往火葬場的小卡車上。領著大家唱著清晨才學會的〈少年中國〉與〈美麗島〉兩首歌的我，看到李元貞拍打著棺木哭喊著：「雙澤，你去死吧！」21年歲月第一次參加葬禮的我，也瞥見端坐在卡車最尾端棺木旁的蔣勳，他不動聲色地在那兒哭紅了雙眼！

即將到達火葬場前，一旁塞車的路人，都以無法置信的眼神望著我們這群時而悲泣、時而高歌的人們！

就在前一天夜裡，我與胡德夫都接到王津平老師打來的電話：「李雙澤因為在淡水海邊救一位不認識的美國人而溺斃。明天出殯時，準備播放他生前的錄音及歌曲，希望你們將他剛寫好的兩首歌也錄出來在喪禮中播放。」1990年代末期我才知道，在1987年台灣解嚴前，台灣大學生之間終於又出現了一些心情偏左的思想討論會。陪伴那些年輕學子轉拷了無數次的歌曲中，除了李雙澤在「動物園」住處與徐力中的小提琴一齊伴唱的傳統過於與閩南語歌謠外，其中的〈美麗島〉與〈少年中國〉兩首歌，就是在出殯前由胡德夫及我閱讀了雙澤的手稿，漏夜在「稻草人」西餐廳中錄製出來的！

這時的1977年9月底或10月初，距離台灣黨外人士為了突破「中國國民黨」當局不准集會結社的戒嚴令而在台灣各地舉辦《美麗島》雜誌社分社的活動，要早了近2年的時光。我聽說，當時雜誌之所以只用「美麗島」，是因為幾位黨外人士在姚嘉文律師在台北忠孝東路家中開會時，他的太太周清玉看到一群男人為了雜誌的名稱而煩惱，一時提出她曾聽我唱過的〈美麗島〉而建議使用的。「美麗島」卻因著這個機緣，在日後發展為台灣社會的政治符號。至於我，也在雙澤喪禮前錄製「少年中國」的「美麗島」過程中，微妙地在下意識中推翻了從小被統治教育塑成漂泊心態的迷思。

還記得 1977 年當雙澤的棺木推進了焚化爐，與雙澤較熟稔的胡德夫拉著我走出室外。望著焚化爐煙囪徐徐冒出的白色煙霧，胡德夫彷彿自言自語地說：「你看，雙澤在那裡，他到天上去了！」就在那一刻，我在心中對自己承諾：「你不能做的，我來做！」從此，我帶著「傳福音」的心態，將「少年中國」的「美麗島」，在我所參與的每一場演唱會中唱遍；我更主動地聯絡工廠及偏遠地區的公家或私人的單位，完全義務地安排演唱會。在演唱會中，我會依序地從五〇年代以後的中國民謠、閩南語歌謠、客家民謠、原住民歌謠、一直安排歌手演唱到最後一個單元──台下的觀眾人手拿著印刷著李雙澤、梁景峰等的創作歌曲，大夥兒一齊在互動中「唱自己的歌」。在那個純粹靠著人際傳播，缺乏商業媒體「青睞」，甚至被當局在演唱前封殺的年代里，我曾經真心相信：只要在1千名、甚至1萬名聽過這些歌的人當中，能夠出現1、2位不再被中國國民黨當權者迷惑而醒過來的年輕靈魂繼續為台灣社會做事，少年中國的美麗島一定會實現的。

1978年5月，大約大學畢業1年以後，我終於答應新格唱片錄製一張我的個人專輯，歌曲送審的結果：李雙澤與梁景峰等人的創作，只有〈美麗島〉一首歌通過「只准錄製但不准在電視、電台播放」的規定，其餘例如：〈少年中國〉、〈老鼓手〉、〈我知道〉、〈愚公移山〉等歌曲，是連刻版在塑膠唱片上都嚴禁的行為。10個月後，我的唱片《美麗島》終於出版，其中矯揉造作的歌聲，是我當時被歌唱技巧驚嚇到而自以為是的呈現。後來聽製作人姚厚笙說，唱片發行不到兩個月，雖然賣了近一萬張，但因為我是「思想有問題」的人，公司主動收回市場上全部的唱片。

其實，當知道不能在唱片中推廣李雙澤等人創作的歌曲之後，我根本已經刪除了錄製唱片工作的心理排序了。

我有幸經歷過台灣社會最有生命力的1970年代中期到1990年代初期，屬於 50、60 年代「自由中國雜誌」時期或台灣左統人士在從事反對運動時，幾乎只能得到槍斃或無期徒刑下場的遭遇已不復見。而 1960 年代中期以後，前仆後繼的《文星雜誌》、《大學雜誌》、以及 1972 年以後的保釣運動、《夏潮雜誌》等對於戰後出生的一代的滋養也逐漸浮現。然而，對於當時還是高中生的我們，鎮日除了環繞在髪禁、教官管束、以及大專聯考相關的瑣事，怨聲載道地忙得團團轉之外，當時發生的李敖、魏廷朝因支援彭明敏主張台獨被捕事件、保釣運動秋後算賬事件、以及剛開始浮現檯面的統獨爭議等相關議題，從來未曾在我們的社會或學校教育中留下蛛絲馬跡。即便我曾經狀似先進地在淡江大學（那時候是文理學院）彈唱著充滿了反戰及左派思潮的60年代美國民歌時，也從未聽說過在當時由於有成大、淡江、輔大等年輕學生及講師們組織了人民解放陣線，而有所謂的「成大共產黨案」在我周遭發生。

當初二十出頭的我總是想著：如果唱歌不是為了能夠在那個大時代承擔些什麼具備了民族、國家、社會意義的功能，那麼，唱歌究竟是為了什麼？而我的生命也就在這類僵化的國族思考之中，走過了顛簸、愉悅、反思、卻又找不到充分理由可供自己憑藉、拿捏的上半生。想不透成人世界的世故與洗練，大概是我至今最大的問題，即便年近五十，依然想不通也做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