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潑／安德森與他筆下的印尼幽靈──讀《語言與權力：探索印尼的政治文化》

爪哇語的分別，標示著地位階級差異──高爪哇語是種敬語，面對社會階級較高者使用，如果要精通，需要接受過高等教育，一直到今天，高爪哇語的使用就凸顯了爪哇社會階級間的距離與隔閡；低爪哇語的使用情境，則是面對社會階級較低者，及關係緊密的平等地位者、朋友或者家人。若以地域來分，在爪哇內陸（如舊王朝所在地日惹）多使用高級爪哇語；偏遠邊陲之地，都是使用低爪哇語──因為他們沒有接觸皇室高官的機會。

關於爪哇語「位階」，人類學家克利弗德．紀爾茲（Clifford Geertz）也深有體悟──他在1950年代踏進印尼做田野時學了爪哇語，「爪哇語強調對地位的標示，阿拉伯語強調對性別的標示，」他在《後事實追尋》中提到，「當我在讀爪哇語時，我的老師們絲毫不懈、一絲不苟地糾正每個我犯下的地位標示錯誤，而或多或少放過我犯的性別錯誤；⋯⋯只要你把爪哇語的階序弄對了，不管你是否把性別用對，似乎不重要或不是太重要。」

「台灣的印尼移工大多來自貧窮的地方，他們只會說低級爪哇語，在自己的國家，常招致歧視的眼光。」W向我說明：就算改說印尼語，也會因為腔調而顯露出身，背景立現。

比紀爾茲晚10年到印尼做田野的東南亞研究者班納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對於爪哇語連帶爪哇文化的學習，也很投入──他在傾心於印尼後，「再次墜入愛河」的對象就是爪哇，不僅加入古爪哇語研習班，也報名爪哇音樂私人課程。

儘管安德森和老師帕克．柯德拉克（Pak Kodrat）都以印尼語對話，也以敬稱稱呼老師「帕克」，但這位帶著爪哇思維的長者，不知道該怎麼稱呼這個外國學人。儘管安德森非常願意讓年紀足以當他祖父的老師稱他Anak或nak（孩子之意），但在柯德拉克眼裡，安德森是「白色的」、「受過良好教育的」，而且支付報酬給他，並不「低於他」，因此無法將安德森看成孩子。幾經考量，他決定稱安德森：putro。字面上意思雖是「兒子」，但在高級（封建時代）爪哇語中，這是社會地位低下老人稱呼貴族之子所用的詞語。安德森無法接受，柯德拉克卻很是堅持。

「這兩種子語言的二元性不只反映爪哇社會結構的分層狀態，也反映爪哇人心智的二元性。」安德森解釋：高爪哇語帶有正式以及力爭上游的色彩，有點像是面具；低爪哇語則是私密、憤世嫉俗，充滿熱情，有點像是內心。「兩者也都存活在這種互補性當中。」

而這樣的雙重性，也顯示在印尼（爪哇）民族主義者如何創造出「印尼語」──或說是「革命馬來語」的過程中。

與殖民、民族主義息息相關的新語言

阿潑、安德森、印尼幽靈、語言與權力、探索印尼的政治文化 — 1985年於雅加達街頭為紀念青年誓言（Sumpah Pemuda）40週年的看板。（攝影／Henk van Rinsum，照片來源／Nationaal Museum van Wereldculturen／維基百科）

世人對印尼語言的認知，想當然爾只限縮在「印尼語」中，然而，印尼有17,000個島嶼，從最西到最東的距離，約是倫敦到莫斯科之遙，跨3個時區，幅員遼闊，又有多達2.2億人口，語言自是不知凡幾。根據粗略統計，印尼共和國有超過700種語言，每個語言都指向不同部落或王國歷史，更乘載不同文化傳統。諸島如此繁雜的歧異性先是因17世紀荷蘭殖民而收整，後又受20世紀民族主義蜂起之力而對齊。

1928年10月，為了反對荷蘭殖民勢力，民族主義者舉辦「全國青年大會」，並在會中發表了「青年誓言」（Sumpah Pemuda）：忠於一個國家，即印度尼西亞共和國；忠於一個民族，即印度尼西亞民族；採用一種語言，即印度尼西亞語。印尼語遂成為這個即將萌生的民族國家的民族語言。

「印尼語的主要公共功能，即是促成民族統一。」安德森在1966年發表的〈印尼政治的語言〉中指出，現代政治印尼語無可避免地繼承3種不同語言與2種不同語言文化傳統──荷蘭語、爪哇語和革命馬來語。這是從殖民及後殖民初期的零碎化中合成的政治文化觀點，也恢復了一種自面對荷蘭民族主義後就不曾存在過的意識統一性。「因此，新印尼語必須發展成一種溝通手段，不只能表達印尼民族主義，也能夠表達印尼人的抱負、傳統跟國際現實。」

安德森認為，印尼語中帶有情感強烈的詞語和實體革命的奮鬥與暴力有關，而且大部分都帶著高度政治含義與英勇色彩。「這些詞語之所以存活躍動，原因是他們屬於一個仍存活著的世代所擁有的歷史記憶。」同時，印尼語也是個不具大量歷史記憶和意涵的語言，像是將目光放向未來，宛如青春與反抗的典型語言。

但印尼語之所以發展，還是有其背景。安德森表示，不論爪哇語、巽他語或巴塔克語還是荷蘭語，都是同歷史經驗社群、文學文化跟文化特化發展還有形上觀點造成的產物，而殖民結構讓這些語言文化世界斷裂，印尼文人用雙語來回應，因為只有精通他者的語言，才能把這些不同的世界銜接起來，也才有看似穩固的基礎能夠挑戰殖民體系。

安德森在自己的論文中，細緻處理了民族主義者如何面對殖民語言中的世代張力：就殖民時期的印尼來說，有些人雖跳進去荷蘭語的世界，但可能因為離不開而與印尼本土世界漸行漸遠，新一代知識分子則會跳脫「征服」的思維，發展出「反制的語言」，讓這種現代的民族主義能和印尼傳統建立連結，不必強制要求每個人為了征服雙語而讓自己產生內在危機。他認為，這樣的嘗試創造了一個「巨大的社會與民族創造行動」。

他也同樣在這篇文章中談論了爪哇語的情態與文化危機，並述及殖民時期的民族主義知識分子如何透過語言與文化思考，如何面對發展在「黑暗時代」尾聲的爪哇語發展，又如何受到印尼語出現而對文學、寫作、知識傳播產生影響等等問題。這些討論分散在〈森峇里語咒罵〉（1984）、〈黑暗時代與光明時代〉（1979）等文章中。

例如，安德森以民族主義青年學生組成的至善社創辦者蘇托莫（Raden Soetomo）醫生的回憶錄為例，深論爪哇文化如何在他身上形成影響，他又在這些文化與教育中體驗什麼，再延伸至他的思考脈絡，乃至使用語言的方式。

其中一段寫到：蘇托莫從不使用奠基西方社會學的政治概念，當蘇卡諾（Sukarno）那一代把Indonesia Merdéka（自由印尼）掛在嘴邊時，蘇托莫則是將自己的理想稱為Indonesia Mulia（光輝或完美的印尼）。儘管代表解放的「Merdéka」隱含政治目標，但在爪哇語卻得不到共鳴；倒是「Mulia」這個詞，安德森認為它與「自由」相反，帶有「責任」的意思。因為蘇托莫把「完美的印尼」比喻成一個甘美朗樂團：每個成員盡力演奏樂器，就會產生甘美朗音樂的光輝。

因此，語言的使用，與其背後深刻的歷史文化與政治社會意涵相關。對印尼和爪哇語言研究入裡的安德森便於1990年將上述論文集成專書《語言與權力：探索印尼的政治文化》──由副書名「探索印尼的政治文化」可知，此書和安德森其他較知名的著作，如《想像的共同體》、《比較的幽靈》相比，視角僅落在「政治文化」──我認為應該是「文化中的政治」──只談單一國家。而這也是安德森在第一本專書《革命時期的爪哇》（Java in a Time of Revolution: Occupation and Resistance, 1944-1946）後，再次聚焦爪哇。

為何聚焦爪哇？

談及印尼，世人想到的多是爪哇，因為印尼2.2億人口中，爪哇人約占40%。爪哇在殖民之前，即有皇朝存在，在被東印度公司占據之後，也以巴達維亞為首，躍居這個區域的政治經濟中心。這個熱帶島嶼既有根植土地的傳統文化，也有航海貿易展幅的遼闊，伴隨殖民經濟而來的西方知識，也替當地知識分子帶來啟蒙。在民族主義思潮蔓延的時期，爪哇島成為獨立運動的核心所在，至今也仍是政治中心──除了哈比比（Bacharuddin Jusuf Habibie）之外，從蘇卡諾開始的每一任國家領導人都是爪哇人，包含在2024年大選中獲勝的普拉伯沃（Prabowo Subianto）。

儘管爪哇不完全等同印尼，但當代印尼研究者無法避開爪哇島。安德森便曾坦言，在他的認知裡，印尼大體上屬於爪哇，如果他在政治上屬於糊裡糊塗的左派，那麼其社會背景、古典教育、藝文興趣，則促使他愛上自己當時所想像的「傳統爪哇文化」。只是，他也強調，在1960年代，「權力」和爪哇文化大體上是分開的。

正因為如此，相較安德森其他聚焦民族主義或政治思想的著作，《語言與權力》更側重爪哇文學、傳統經典和語言。這些文章分布時間極廣──自1960年代到1980年代部分素材根據他田野所得，但更多是因無法入境，必須依賴既有文本（印刷出版品）而為的研究，並將爪哇傳統文學、文化、故事傳說，作為政治、權力、語言、意識的研究取徑。

將印尼（爪哇）的政治、思考或行動「掛在意義之網」的論述，可以說是文化人類學的視角，只是安德森在文學（本）的基礎上，針對印尼政治權力、語言政治的思維，進行更細緻的分析與處理。

換句話說，我以為這是一個傾心於爪哇文化的學者，為自己鍾愛的田野初戀所寫的情書──眷戀而傷感。

安德森的「初戀情書」

安德森恐怕不會對我的擅自詮釋有任何意見。他自己在《語言與權力》的序言中這麼說道：「我不可能不記得在1965年的印尼災難當中，幾乎所有的關鍵行為者都是印尼人，甚至是爪哇人：蘇卡諾、蘇哈托（Suharto）、翁東（Untung Syamsuri）。在1965至1966年間遭到屠殺的大多數人都是爪哇人，而且殺害他們的凶手也是爪哇人。荷蘭帝國主義者在殘害這座群島的350年期間，沒有一項行為比得上蘇哈托殘殺其同胞的速度、規模與凶暴。」

這裡指的是1964年翁東將軍發動九三〇政變，遭到蘇哈托反制。隨後軍方宣布翁東只是棋子，這項行動背後其實是共產黨主導，從而展開一場針對左派分子的屠殺，短短3個月內，有超過50萬人死亡，數十萬人遭到刑求、拘禁，或淪為孤兒。就算安德森對於東南亞民族主義感到同情，認為蘇卡諾有英雄特質，但在他1964年離開田野後發生的這些事，令他受到打擊：「霍特提醒了我，爪哇神話當中最受喜愛的部分，是《摩訶婆羅多》的本土化版本，而這個故事最後的高潮就是近親之間的瘋狂殘殺。儘管如此，我的感覺仍像是發現了自己心愛的人是謀殺犯一樣。」

安德森表示，就是在這個關頭，他開始思考潛藏在這本書所有文章背後的問題：「在情感上，要怎麼對一個謀殺凶手仍然保有愛；在政治上，要怎麼理解爪哇與印尼對彼此所做的事情；在道德上，要怎麼把人類的團結與對於差異的尊重結合在一起；還有在理論上，要怎麼把絢麗的想像世界和毫不留情的全球經濟與科技變遷引擎連結起來。」

這位1936年生於中國昆明的學者，因家庭背景與戰爭而不斷遷移，儘管最終落定美國展開學術生涯，研究卻是面向東南亞，起點正是印尼，也因此對這個國家懷有感情。

「現在想來，我認為主要是因為印尼在1957至1958年間正處於內戰，而且中情局積極涉入其中。對於一個當時才剛開始意識到政治，也許可以說是帝國主義政治的年輕人而言，印尼一方面屬於亞洲，而且在政治上又與我切身相關。」

他因為跟隨《印尼的民族主義與革命》（Nationalism and Revolution in Indonesia）作者喬治．凱亨（George Kahin）研究印尼，因此，到了也有印尼研究的康乃爾大學擔任政治學助教。這個時候，印尼已經真正獨立建國──儘管蘇卡諾在1945年8月代表人民宣布獨立，但在荷蘭不願承認其主權的情況下，印尼人民和殖民者斷斷續續打了5年戰爭，直到1950年，荷蘭才終於將主權移轉印尼共和國。11年後，即1961年12月，安德森抵達印尼爪哇進行博士論文的研究，但約有兩年半的時間，整個國家都處於戒嚴狀態──除了爪哇島有穆斯林叛亂分子，蘇門答臘、蘇拉威西也抗拒併入印尼，而西伊利安已妥協成為這個國家的一員。

安德森認為自己到了印尼後，情感跟政治傾向才發揮力量。但這不意味著他能夠在理論上有更進一步思考，而是在意識形態上成為印尼（爪哇）的民族主義者──他對恃強欺弱的美國官員很氣惱，認為這些人明顯瞧不起印尼人、輕視蘇卡諾，而且反對共產主義。因此當蘇卡諾喊出著名的反美言論：「去你的援助」時，安德森內心歡呼雀躍。

「這個時期的政治相當引人入勝。」他在《語言與權力》的序文中也提到：腐敗且殘暴的軍方雖然令人厭惡，但他敬重的人中有不少陸軍軍官，倒是「蘇卡諾的反帝國主義民粹修辭雖然振奮人心」，可是他為了提高國家能見度而建的第一家國際級飯店，每個星期都有骨瘦如柴的工人墜地喪命；共產黨領袖能提出有說服力的分析，但在共產黨集會後，卻又高歌日本3年占領政權之下編寫的反西方歌曲，而那個政權甚至處決了當時大部分共黨領袖。

誰的權力遊戲語言

儘管安德森的博士論文（1967年）就是處理印尼（爪哇）政治，卻是在歷史系完成的。根據安德森自己的說法：這個時候的美國因為不重視宏大理論，政治理論並未扎根，直到他任職於康乃爾大學政治系時，政治研究科學化的力量才崛起──不過此時的政治理論背後常有「冷戰目的」，亟欲證明馬克思主義是錯誤的。

這個時候的政治理論與概念，仍由西方所宰制。就像殖民國家會以自己的國族本位或觀點來解釋、評論殖民地的一切一樣，他們對印尼等新興國家的政治狀況，也會戴上西方濾鏡來分析。看在紀爾茲、安德森等熟悉當地文化歷史的研究者眼裡，這卻是不恰當，且忽略在地的政治文化觀點與脈絡。

例如，瑞士記者休伯特．盧埃西（Herbert Lüthy）在1965年印尼那場未遂的軍事政變後，以心理與文化解釋，評論印尼政治話語「非理性」，這篇文章惹怒了紀爾茲，他以短文〈爪哇人瘋了嗎？〉（Are the Javanese mad?）反擊。儘管在那個殺戮的冬天，安德森「心中只覺得我熟知並且熱愛的印尼已經完全消失」，但看到紀爾茲的反擊，他不免選擇與這位人類學家陣線一致，甚至開始以政治理論角度，對印尼展開更有系統、更歷史化的「理性」研究。

正是在這個背景下，他完成一篇主題明確的論文：〈爪哇文化中的權力觀念〉，收錄在1972年在克萊爾．霍爾特（Claire Holt）主編的《印度尼西亞的文化與政治》（Culture and Politics in Indonesia）中──而這篇文章也成為這本《語言與權力》當中的首要文章。

據他在回憶錄中解釋：有一天他坐在敞著門的辦公室裡，聽到兩個資深教授聊天走過，提到「古希臘人沒有今天我們所理解的權力的概念，就連柏拉圖和亞里斯多德都沒有」。這句話飄進安德森的腦袋裡，他半信半疑到圖書館找書確認，確實沒有在希臘語辭典裡，找到和權力相關的任何抽象或一般概念的詞條。

這個偶然聽見的話語觸發他對爪哇和印尼語境裡權力的思考，進而嘗試分析論述爪哇的權力概念跟西方中世紀以來演化出來的權力概念不同，並發現這樣的差異，也造就你我對政治運作與歷史的不同觀點。

例如Téja。蘇卡諾曾使用這個詞來談希特勒：

因此，各種荒謬的頭銜、稱號、特徵和性質都被歸在他身上。這種把 aureool 授予希特勒的做法，把téja 授予他的做法，彷彿認為他不是尋常的人類，而是操偶師創造的所謂Téjamaya（光明）或者Tinjumoyo，也就是babaran Téjamaya，意思是說他是真正的光明產物。

這段話是蘇卡諾於1963年2月在印尼某大學獲頒榮譽學位時所說，他先表明希望這個榮譽博士的授予不是為了賦予他一道「革命偉大領袖」這種aureool（光環）──即téja（光芒），而是出於臨時人民協商會議（當時印尼共和國形式上最高憲政機構）的決定。因此，儘管他在演說中讚揚希特勒招喚民族主義的方式有多聰明，說在「領袖都是對的」口號下，希特勒集所有「超級」於一身，自己卻提醒台下眾人：

你們雖然把我提升為革命的偉大領袖，但我請求你們不要把我變成光明的產物。⋯⋯我要對在場的各位學生說，téja的意思是光芒，也就是 aureool，而maya則是幻象。在《摩訶婆羅多》裡，Téjamaya背後的觀念是kayangan——也就是天堂——不是實體的東西，其領域不該被想像成與我們的領域雷同，其樹木不該被想像成與我們的樹木類似，其美景也不像是我們的俗世美景，因為天堂是由散發出超凡光輝的téja所構成。⋯⋯在爪哇思想裡，Téja，或說「光」，和權力是連結在一起的。

安德森曾在回憶錄中提到：與他友好的同學，即印尼歷史學家索瑪賽義德（Soemarsaid Moertono），在其碩士論文《舊爪哇的國家與治國之道》（State and Statecraft in Old Java）中寫出許多傳統爪哇皇室統治的分析，其中有個載錄史冊的故事：阿孟古拉二世（Amangkura II）在1703年去世時，眾人圍繞在他的靈床旁，有位名叫普戈（Puger）的王子注意到國王陰莖勃起，陰莖頂部還有滴發光的液體；他衝上去喝了它，陰莖便萎縮下去。這段歷史的紀錄者補述：光（téja）傳到這位王子身上，他成為阿孟古拉三世。

在此之前，安德森認為爪哇人是有理性的，也可能像柏拉圖的時代那樣，沒有可用在人和人之間關係上的抽象權力觀念，但索瑪賽義德的論文告訴他：爪哇人對具體的權力有著清晰的概念，它是宇宙中固有的神力（Mana），可以在神奇之物、靈魂和人類（包含他們的性器官）中被發現。透過這個概念，安德森認為，這讓人可以逐步從各個社會場域（包含官僚制度、外交、稅收、農業等）打開探究爪哇人理性的大門。

「在一般的認知當中，權力的日常呈現乃是從握有權力之人的臉上輕柔發散而出的téja（光芒），」安德森認為，在蘇卡諾在1963年的這場演講，便可窺見téja的概念，因此，儘管蘇卡諾對於希特勒及其 téja（光芒）的討論，令許多在場的西方觀察者深感不悅，但那只是因為他們都是以歐洲史的參考架構來衡量蘇卡諾的話語，如果是放在爪哇傳統當中，蘇卡諾這段話僅只是平靜的分析，「在他談論希特勒的話語當中，完全沒有提及這個納粹元首的統治所帶有的道德性質。」

安德森指出，這並非是蘇卡諾不重視道德，而是在爪哇政治理論的分類當中，一個政府特有的道德性質只是次要元素（不論就歷史還是分析條件上而言），不及其權力面向來得重要。希特勒擁有 téja（光芒）的事實，才是最重要的事情，而且對他的政權所從事的任何分析，也都必須以這項事實做為起點。

這些包圍爪哇思想、光、權力和魅力的討論，便是安德森在《語言與權力》中的想要闡述的。如在他提到的蘇卡諾談希特勒與光的關係和領導人魅力那樣，安德森同樣以爪哇傳統哇揚文化的兩極吸納、古代爪哇藝術中的雌雄同體與兩極結合，來解釋這些爪哇思想的動態融合，如何體現在蘇卡諾的「納沙貢」（Nasakom）政治上──即民族主義（nasionalisme）、宗教（agama）和共產黨（komunisme）三個詞語的結合，而這種公式，是一種宣稱統治者擁有權力的主張，「當其他一切政治行為者只能扮演體系當中附屬性角色時，只有蘇卡諾是完整、充足，將一切吸收於自己的體內，達成融合性的征服。」

有些書寫，永不言舊

儘管收錄在《語言與權力》中的文章，多寫於1980年代，論述恐怕過時，也與今日「民主化」，甚至成為亞洲重要經濟體的印尼距離稍遠──有個留學美國的博班朋友在口考書單列這本書，還被老師刪掉：「你不會覺得太舊嗎？」

我本來也是這麼覺得的，直到印尼舉行首次總統直選20年的今年，蘇哈托前女婿、具有軍人身分的普拉伯沃成為獨立宮（總統府）的新主人，這才感覺到歷史的幽靈以迴力鏢的方式回頭。

普拉伯沃曾經被派駐到東帝汶擔任指揮官，執行血腥鎮壓。不僅如此，他還在蘇哈托執政末期，下令綁架和折磨學運人士，並在雅加達煽動種族騷亂，將群眾的憤怒轉向華人。儘管他後來逃出國，卻又在印尼舉行總統直選那年回來，甚至積極往政治高位邁進。

打著「人民之子」形象當選進而連任總統的佐科威（Joko Widodo），是受印尼第一位女總統梅嘉瓦蒂（Megawati Sukarnoputri）──蘇卡諾長女──支持而起，卻為了讓長子能夠登上高位，與普拉伯沃結盟，甚至積極修法，為兒子舖路。這一切，讓人無法不聯想到安德森在《語言與權力》中談及的「爪哇的權力樣貌」。

有些書寫，可能歷久彌新，永不言舊。因為，歷史就是這麼一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