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在世界第三大民主國家印尼，人們過得驕傲又厭世。

在等了十餘年之後，政治人物的支票終於兌現，首都雅加達第一條捷運在3月底開通。對於1.5公里路程要塞車半小時的城市來說，這是人們開口必談的大事。

即便基礎建設讓人民對總統佐科威有7成以上的執政滿意度，但此次他的得票率僅拿到5成5。

對佐科威來說，地面基礎建設的成功並沒讓他輕騎過關，因為網路上的戰役烽火連天。當數位經濟蓬勃發展，網路，卻讓這擁有1.43億網民的國度陷入分裂的苦楚。

印尼傳播及資訊科技部（Ministry of Communication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KOMINFO）是這場戰役的監管者，也是最近身的觀察者。

「完全就是個戰場！」KOMINFO職員波尼塔（Bonita），打開Facebook、Twitter、WhatsApp、Instagram、YouTube，向我們細數，「（敵對政治陣營）兩邊的人就在上面對罵，每一天都有新的醜聞、新的謠言，然後每天人們就跟著新的話題吵架。」

過去9年，印尼網路使用者從200萬飆升至1.43億人，2020年前，會再新增5,000萬個網路使用者。但經過連續3年選舉「洗禮」，印尼已長成一個人們隨手上網，卻連上仇恨的國度。

2015年，佐科威大力推動全國4G普及化，加上低價手機出籠，將整個國家一半以上的人口推上社交網站。人們同時有4、5個社交帳號十分常見，年輕人還有區分工作、家庭的兩支手機。對Facebook、WhatsApp來說，印尼都是全球前5大市場。使用社交軟體的人數、時間，更讓《BBC》稱雅加達為「社交軟體之都」。

一手強力推動4G建設的印尼傳播及資訊科技部長魯迪安塔拉（Rudiantara），接受《報導者》專訪時說：「一件事情，有正反兩面。」

但陰暗面，就是每天都射向總統的網路謠言。

根據印尼傳播及資訊科技部統計，2018年8月，印尼社交平台被舉報並澄清的謠言有25則，但到2019年3月，這個數字超過400則。為此，印尼政府推出短中長期三大策略，包括支持民間參與人數已達13萬的網路素養教育運動，以及成立戰情室（War Room），結合人工智慧與100名人力，24小時不停歇地偵測、破解網路謠言。

網路謠言攻擊的最主要目標，是總統佐科威；而根據傳播及資訊科技部的資料庫，與宗教、族群、政治相關的謠言，幾乎佔一半，挑起印尼社會裡潛藏的極端伊斯蘭以及排華情緒。

記者4月抵達雅加達的那週，一座廣場上的半裸雕像，被極端伊斯蘭團體包上布巾。即便伊斯蘭人口佔印尼8成7，這樣的人口多數依然沒能讓他們感到安全。另一位總統候選人，佐科威的敵手普拉博沃（Prabowo Subianto）認為，民主體制不適合印尼，多元文化不符合伊斯蘭教義。於是「把印尼還給穆斯林」的吶喊，在Facebook、WhatsApp一直傳。

從那之後，反對佐科威的力量，持續在網路集結，成為網紅總統的夢魘；同時，一則則從雲端落進現實的假消息，不只攻擊執政當局，也讓朋友失和、夫妻離婚、群眾鬥毆，社會走向分裂。

53歲的馬曼．布迪曼（Maman Budiman）是受謠言傷害最重者之一。2017年3月，他帶著禮物拜訪兒孫，路上因迷路而走進店裡問路，卻突然遭到攻擊。即使警察出手相救，還是擋不住800個憤怒群眾的棍棒，布迪曼最後被活活打死。原因，是一封WhatsApp上的訊息，聲稱陌生人正在各地綁架孩童、販賣器官，要眾人起身守護正義。

「印尼網路普及得太快，但對於資訊的教育跟不上，」創新治理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員里納爾迪（Mohammad Rinaldi）憂心地說，「2014年開始，社交網站就成為煽動人們情緒、影響人們認知的工具。人們從來沒問過，上面的言論是真的民意，還是網軍的互相對話？」

答案，23歲的拉赫曼（Rahmen，化名）知道。

現職為銀行網路行銷專員的他，過去一年半的時間，是帶領10～15人網軍的小隊長。每一天，他們必須產製各種內容，從部落格文章、社交網站照片、文字貼文、影片等；每個組員手下都有100個以上的帳號，幫助製造聲量。他們也監控社交網站，寫輿情報告，再依照客戶的目標，擬定腳本，進攻、帶風向。

選舉時期，下單的多半是候選人和政黨，網軍甚至必須趕緊從朋友圈拉來人手。「像我們10個人的小隊，一個月（雇用成本）大概要1億印尼盾（約新台幣22萬元），」拉赫曼回憶，在2017年的選舉中，各陣營網軍規模，是用一棟、一棟建築來算，24小時不停班。

拉赫曼強調，他們不做假新聞。離職前，他升任為「核稿人」，負責把關每一則貼文，確保沒有不實資訊。他們從可信賴的媒體抄材料，然後改寫部分內容，成為產出。他說：「假的東西，會落下把柄，造成客戶的麻煩，是大忌。」

但網路上這麼多不實資訊，如果不是網軍製造，究竟是哪來的？

「網軍（buzzers）分成兩種，一種是像我們一樣，受僱的，一種是志願性質的，」他解釋，志工不在乎真假，「重點是享受自由，他們想講什麼就講什麼，這是社群媒體帶給他們（說話不必負責）的假象，很可怕！」

政治受僱者與志工兩股力量，在「客戶」直接下單與間接鼓動下，在網路上合流，將聲量推到最大。「民眾以為那是網路上面的討論，其實那就是我們在跟彼此說話，」拉赫曼說。

拉赫曼和多數受訪的網軍們說，他們從對話的時間、選定的主題、討論的方式是搭腔或是爭吵，都是寫好的腳本。

僱用網軍的，還不只是政治人物、政黨、政治公關，只要你有具體目的，任何人都能上門下單談生意，如殺人犯與警察。

2016年，一名女嫌犯涉嫌在咖啡中加入氰化物，毒殺好友。司法審判過程中，嫌犯聘用了拉赫曼所屬公司的競爭對手，在社交網站上指稱警方誣陷、法院誤判；警方也不遑多讓，高層找上拉赫曼的老闆，要求反擊，幾個網軍小隊以接力賽的方式出手。最終，嫌犯被判有罪，刑期長達20年。

這種鋪天蓋地、誰都想操作風向的渴望，讓網軍成為茁壯的產業。傭兵式的政治操作，快速侵蝕這個年輕的民主國家。

從2017年至今，印尼連3年舉辦各級選舉。2019年，佐科威與普拉博沃第二次對決。

2014年的總統大選，佐科威創下紀錄，素人背景出身的他，打敗由保守勢力、軍方支持的普拉博沃；第二次總統大選的對決，普拉博沃持續指稱佐科威為親中、共產黨、反穆斯林，不新鮮的謠言，卻能多次發功。因為，他們擊中了印尼人心中的恐懼與不平。

親中部分，主要是佐科威上任後，棄用前朝公部門與私企業強力合作的發展模式，不再依賴財團，減少私人企業控制國有資源；此外，佐科威尋求日本與中國投資，上任後初訪國是中國，大量中國勞工湧入印尼，他也歡迎中國一帶一路政策所帶進的資金，讓國有企業擔任發展的領頭羊。此舉引發印尼商會和前朝勢力的不滿，也讓印尼華人更受敵視。

而說佐科威是共產黨，更是瞄準了印尼社會中的禁忌。

1965年，印尼共產黨發起政變失敗，遭到蘇哈托血洗式的清洗，蘇哈托並發起對全國洗腦式的灌輸反共思想，將其視為威脅印尼生存的敵人。從此，共產黨成為禁忌話題，連穿著與共產黨黨徽上衣的外國人，都曾被警方逮捕偵訊。謠言逼得佐科威出面澄清，共產黨被解散的那年，他才3歲。

這些抓準人心的謠言，在2017年正式攀上檯面，也點起印尼社會中的火種，直到2019年的總統選舉，極端穆斯林組織持續以訊息動員民眾，集結反抗勢力。

火在2017年就燒起來了，印尼迎來史上最大規模、數場累積超過100萬人的抗議。

當時的雅加達省長、華裔基督教背景的鍾萬學，被網路上一段剪輯過的影片指控他汙衊《古蘭經》。不實的訊息在網路平台瘋傳，一來是掀起印尼排華歷史中潛藏的族群對立，二來鍾萬學的基督教背景又激起穆斯林的危機感，第三，他是佐科威任雅加達省長時的副手。

一則被組織戰支撐，透過網路大力操作的謠言，成為社交網站上的最大號角聲。在謠言出現前，還擁有6成支持率的鍾萬學，最後不僅在當年選舉落敗，也在輿論壓力下，被以褻瀆宗教之罪名判刑入獄；連刑滿出獄，都必須從後門偷偷離開。網軍、假新聞煽動群眾的能耐，撼動印尼政壇。

今年，面對政治現實，被視為改革派的佐科威，選擇了75歲的伊斯蘭領袖阿敏（Ma'ruf Amin） 作為副手，並大力打擊網路謠言。

另一則謠言甚至讓印尼選舉委員會半夜召開記者會。訊息指出，一艘貨櫃船載來700萬張來自中國的選票，上頭已註記蓋選現任總統佐科威。睡眼惺忪的記者被要求跟著選委會親訪碼頭，證明沒有700萬張選票的存在。

網路謠言同樣沒放過在野陣營。對吸引年輕人、商人背景的年輕副總統候選人桑迪阿加・烏諾（Sandiaga Uno），一則謠言說他批評印尼運動員身體差、贏不了亞運，還有謠言聲稱外表帥氣的他有多位女性伴侶。

兩方交火之下，造就史上最火爆的選舉。最後，佐科威最終在4月17日以55%的得票率勝選。

社群平台是網路產業的最大受益者，但也是仇恨言論的搭建者。社會的分裂讓他們不得不開始關注網軍開枝散葉的現況。

Twitter與數位鑑識研究室（Digital Forensic Research Lab, DFRLab）近期共同發布報告，他們發現在印尼總統大選前一個月，以#JokowiLagi （佐科威連任）發起的貼文中，有四分之一都來自自動化操作，在短時間內大量發布相同訊息，「一切發生在幾分鐘內⋯⋯這不是由一個人透過不同應用程式操作，就是由一個緊密的網絡協力而成的。」顯示佐科威陣營也在操作網軍。

而Facebook也在選前5天，移除了234個粉絲專頁、帳號、社團，原因是有大量攻擊佐科威並推崇競爭對手的訊息。這些言論鼓吹仇恨、極端化的政治訊息。

DFRLab報告指出，「由印尼國內發起的這些活動和幕後操作者，試圖誤導受眾，掩飾他們真實身分以及真實目的。他們用假的帳號，常態性地張貼地方、政治新聞，包括即將到來的選舉，和『所謂的』選舉醜聞、『所謂的』政治人物失言等。」

這些粉絲專頁扣掉可能彼此重複的追蹤者，大約只剩17,000人追蹤，但他們能夠控制的社團超過100個，「他們傳播謠言、用訊息分裂社會的潛力，仍然相當地大，」DFRLab如此作結。

親手操刀的拉赫曼，回憶那一年半的網軍生活，他與其他人一樣，為了糊口而當上網軍，如今選擇離開後，他回頭看手上的那把刀，彷彿長大了一般，反問自己：「為什麼要賺那個錢呢？」但他知道，校園和都市的角落裡，有太多像他一樣需要收入的年輕人，除非法律成功嚇阻，否則網軍會源源不絕。

但第二個他更想問的是：「人們為什麼要相信呢？」他說這一切不就是網軍之間的對戰，為什麼看戲的人要把那當一回事、家人和朋友為何要因網路上的言論而爭吵和分裂呢？

亞洲網路公共輿論研究調查（Asian Network for Public Opinion Research），或許可以回答拉赫曼的提問。這份報告詢問了480個印尼民眾，發現有3成的受訪者屬於「完全無法辨別假新聞」的高危險群，與其他7成受訪者，有25％到100％辨假能力的差距。報告指出，花愈多時間、愈多金錢在網路上者（包括買東西、玩遊戲、使用軟體等等），愈容易分享假訊息。

報告裡更壞的消息是，即使有些人能夠分辨不實資訊，但他們還是會分享。他們明知可能不是真的，卻還是按讚分享。為什麼？

我們向另一位網軍，哈里阿迪（Hariadhi）找答案。

8年前，哈里阿迪只是一個志工，他從佐科威擔任梭羅市長時就支持著他。8年後，他以網軍、網紅之姿，坐在台上，與粉絲們見面，分享當網軍的樂趣。

「這個時代，大家需要的是政治娛樂（Politainment），」哈里阿迪說。他的衣服上印著佐科威的大頭，他提著兩本書，一本記錄總統的5年政績，一本是破解謠言的手冊。他抱著一箱貼紙分送粉絲，「總是要幫沒有網路的人著想吧！」貼紙上頭寫著「一號佐科威」。

在網路時代，他成了政客的「樁腳2.0」。因為他曾跟著佐科威走了一趟「環印之旅」，他用自己的社交帳號，記錄總統第一任任期的政績，沿途搜集總統支持者的資料，幫忙提出各種政策建議，最後組織了24,000人的WhatsApp群組。之後，他從志工變成專業網軍，成立了15人團隊，產製線上、線下內容。結合「空軍」與「陸軍」的樁腳2.0表現，甚至讓他獲得總統召見。

不論是社交網站上的政治談資、情緒動員，在他看來，都是政治娛樂，都符合人們對內容的需求。

「這是我們的工作啊，給選民各種不同的視角看待世界，所以我不停地製造內容，」哈里阿迪說。後真相時代，樁腳2.0是帶有濾鏡的放大機，他們左手記錄政治人物最美的一面，右手從政治人物那頭拿到生意。當地記者告訴我們，哈里阿迪一個案子1,000美元（約新台幣3萬）起跳，一篇貼文、推出的貼紙、書、影片，都是有價碼的。

網軍的生意繼續在印尼擴大，隨著科技發展、分工成熟，產製的「政治娛樂」內容量、質都不斷增加，傳播管道日新月異。現為印尼政府網路特聘專家的昆・阿里夫・柴揚多羅（Kun Arief Cahyantoro）受訪時表示，不論是出於政治或商業目的，金主都能用龐大的現金流，滲透社交網站。

他強調：「現代人要知道，社交網站上面的對話，與其說是『人民的聲音』，不如說是『產業的聲音』⋯⋯不管是有拿錢還是沒拿錢的，其實都一樣，就是傀儡罷了。」柴揚多羅嘆道，除了平台業者穩賺之外，在社交網站上活動的所有行為者，真正獲利的人只佔16％，獲利者就是帶有商業與政治目的的「金主」，以及拿到收入的網軍與網紅。

但在這場遊戲中佔了最多人數的網民們，有的以自己的帳號免費配合演出，有的貢獻了情緒，成為不實資訊在社交網站上瘋傳的柴火，更有些人，奉上了婚姻、親子關係，甚至生命。

替哈里阿迪舉辦見面會的新媒體「Opini.id」人員告訴我：「我們（辦這個活動）是想要讓人們知道，這只是政治機器的一環，大家的帳號都是競選活動的一部分，這些網軍呢，他們背後其實都是朋友，觀眾只是被設計了要仇恨彼此而已。」

經濟上走向現代化了，但對僅有20年民主體制的印尼來說，網軍卻成為民主社會走向成熟的阻礙。分裂的國家、暴戾的大選，他們擔不擔心未來？

離開和留下來的網軍，給了我們不同的答案。

大學主修教育、剛離開網軍產業不久的拉赫曼認為，教育是唯一解方，必須教民眾如何閱讀網路上的所有訊息。如果讓他站上講台，他最想對「學生」們說什麼？「要讓他們在意啊，你們要在意（正在發生的事）啊！」

另一名網軍哈里阿迪則不太擔心，與他同級的網紅們，有的都已被提名為政黨候選人。選前他說，如果自己支持的佐科威敗給了極端勢力組成的陣營，「我就找下一個（政治人物）支持，我有一個長長的名單等著呢！」他帶著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