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2月，我行走在印尼首都雅加達街頭，印尼當時除了慶祝作為全國性節日的華人新年，也在舉行一場被認為是1998年民主轉型以來分化最為劇烈、也對「民主進程」威脅最大的全國大選。選舉結果幾乎完美地印證了這種擔憂：在現任總統佐科威（Joko Widodo，又稱佐科）的加持下，前特種部隊軍官、前總統蘇哈托（Suharto）的前女婿、現任國防部長普拉伯沃（Prabowo Subianto）以58.59%的得票率當選總統。這引人擔憂進入民主化的印尼，將重新浮現蘇哈托「新秩序時期」（1966至1998年）的「軍國主義」、「人權汙點」和「言論不自由」等元素。

2月14日正式投票前夕，有兩部電影走向了公眾。女演員出身的印尼紀錄片導演蘿拉（Lola Amaria）所掌鏡的紀錄片《流亡》（Eksil），在有限的幾家電影院公映。這部紀錄片聚焦10位曾經於上世紀60年代前往蘇聯與東歐等共產主義國家留學的印尼人，他們本為學成報國，但因留學管道涉及「印尼國父」蘇卡諾（Sukarno）與印尼共產黨（PKI），在印尼1965年爆發「九三〇事件」與隨之而起的反共大屠殺及右翼軍官奪權後，他們不得不陷入「忠誠於哪個共和國」的抉擇之中，最終流亡海外。

另一部紀錄片《髒票》（Dirty Vote）於線上公映，講述印尼選舉舞弊和政治操控，由印尼獨立記者 丹迪（Dandhy Laksono）執導。丹迪的紀錄片素來以風格直接、題目大膽聞名，2019年大選前，他曾發布一部討論採礦業黑暗面的紀錄片《性感殺手》（Sexy Killer）。《髒票》提出佐科威政府疑似違背中立、暗中為普拉伯沃助選的指控，一經發布便在X（原Twitter）等社群媒體引起廣泛討論。

《流亡》試圖為1965年以來複雜、血腥而陰沉的歷史「打破沉默」，《髒票》直問1998年民主化改革以來的「自由民主」究竟多大程度落到實處。二者歷史時段看似互不重疊，但都指向當下的印尼──1998年「改革運動」（Reformasi）26年後，本應被革除的言論管控、家族政治、官商勾結、軍人政治、左翼禁忌等問題，似乎從未消散，甚至愈發明顯。

當我們進入班納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的弟子、東南亞歷史學家傑弗瑞．羅賓遜（Geoffrey B. Robinson）關於1965至1966年大屠殺的權威著作《殺戮的季節》，就能更清晰地瞭解，印尼的現當代歷史緣何有著揮之不去的軍國主義陰影，有關「改革」、「正義」、「平反」的種種訴求，為何總是顯得進退維谷、難有結果。

《殺戮的季節：一九六五至六六年印尼大屠殺史》， 傑弗瑞．羅賓遜（Geoffrey B. Robinson）著，陳信宏譯，春山出版

我們的墳墓無處不在，我們的墳墓分散在各地，在各個國家，在各個大陸。

這是《流亡》開場所援引的詩歌，作者查里克（Chalik Hamid）是片中的流亡者之一。導演蘿拉透過1960年代印尼留學生的敘述，還原印尼的歷史階段：1965年之前，蘇卡諾帶領印尼高舉民族主義旗幟、親近蘇聯和紅色中國，因此許多學生被派往東方陣營留學；「九三〇事件」與蘇哈托上台，使印尼海外學生面臨是否宣誓效忠新政府的困境。堅持忠於蘇卡諾的學生，護照未能延期，從而失去國籍，也無法獲得「鐵幕」下極權蘇東國家的有效保護；流亡者們與印尼國內的有志之士一樣，始終維持著強烈的民族主義意識，以組建社群、蒐集檔案、積極聲援等方式，緊跟印尼政治動態、參與印尼的歷史進程。

時光流逝，曾經的印尼流亡者漸漸老去，在異國組建家庭，甚至離開人世。然而，流亡者某種程度上是幸運的，他們未曾經歷印尼國內以「反共」為名的系統性屠殺、暴力虐待與無審訊羈押。羅賓遜在本書中寫到：「1965至1966年的暴力摧毀了數百萬人的人生，也改變了印尼的歷史進程。」他在書中不僅雄辯地論述印尼軍方如何深度介入被標籤為「民間反制印共」、「印尼文化引起的自發暴力」、「民間宗教衝突」的系統性大屠殺，也頗為令人動容地描繪了被屠殺者、被關押者以及親屬的悲慘命運。

其中最為傳奇的故事，當為被譽為「印尼魯迅」的小說家帕拉莫迪亞（Pramoedya Ananta Toer）的經歷：他在蘇卡諾時期便曾因捍衛少數族群華人的社會地位和名譽而入獄，又因左翼傾向而在「九三〇事件」後遭民眾「私刑」攻擊、遭士兵「保護性」帶走；他以「堆積如山的人類糞便」形容1969年的羈押場所；在知名的扣留營、堪稱印尼版「台灣綠島」的布魯島，他為撰寫印尼民族主義歷程的長篇小說所準備的筆記全遭沒收；但他成為了布魯島囚犯最為珍視的存在，他總是在夜裡講述20世紀初印尼民族覺醒的豐富故事，這些故事最終成為小說巨著《布魯島四部曲》（The Buru Quartet），並以手抄本的形式傳遍蘇哈托時期的印尼群島。

以《啞巴的獨白》（The Mute's Soliloquy）為自傳題目的帕拉莫迪亞，扛住時間的摧殘，成為印尼現代歷史的活化石。澳洲的印尼研究專家連恩（Max Lane）認為，《布魯島四部曲》的主角明克深入到同時遭受荷蘭殖民者和本地貴族壓榨的農民群體中，挖掘平民的主體性，與亞洲的民族主義者、西方的自由主義者和改革派建立友誼，並在尚未成為「印度尼西亞」的荷屬東印度殖民地群島上四處遊歷。於是乎，帕拉莫迪亞重新探詢印尼民族起源的小說書寫，在新秩序時期刺激了廣大青年和異議人士重新思考時代和歷史的命題，讓他們有了挑戰蘇哈托政權的論述和勇氣。

《流亡》、《殺戮的季節》與帕拉莫迪亞的人生經歷，都不斷讓我想起安德森在《比較的幽靈》一書討論蘇哈托政權如何被終結時所寫的話：

蘇哈托統治印尼31年，他利用1965至1966年大屠殺的記憶讓公眾政治噤若寒蟬，隨著時光流逝，其執政後期擁有如此恐怖記憶的群眾愈來愈少，包括婦女在內的新一代工廠工人在1990年代初不斷湧現，他們已經沒有新秩序早期的畏懼感；蘇哈托讓印尼加入自由經濟體系所創造出的財富，一方面養育了一批中產階級，另一方面也讓中產階級在迭代中產生愈來愈強烈的沮喪感、怨憎感和對開放政治的期待。

《殺戮的季節》中動人而幽微地描繪了許多政治犯的心情和處境：無法擁有足夠的糧食和健康的環境、不被允許寫作和討論、不被承認曾經為國家做出的貢獻、不被當人看待、無法明確自己的未來⋯⋯儘管有著種種折磨，仍有許多政治犯堅持生活、互助和創作，甚至以對蘇卡諾民族主義思想的深刻理解，來對抗遭到蘇哈托當局所重塑以「反共／反無神論」為主的「班查西拉」（Pancasila）意識形態。

本書提到，政治監禁最令人驚恐的安排是「借調」：這往往意味著被羈押者在半夜時分被帶走，可能從此不再回來，要麼轉移、要麼進入強迫勞動、要麼失蹤、要麼遭到處決。這一情境令人想起，台灣白色恐怖受難者鍾浩東行刑前與獄友合唱〈幌馬車之歌〉的場景。

所有被羈押者的見證，也如台灣的二二八事件至白色恐怖時期的見證者們一般，為重新挖掘歷史被掩蓋的面向提供了肉身檔案（embodiment）和可能性。以「反恐」、「內安」、「平亂」為名義的強制拘留、強制集中、強制改造等行為，不僅存在於印尼的新秩序時期，也存在於深深嵌入冷戰的亞洲多地，尤其是本該作為社會主義陣營對立面的「自由開放世界」。這也為更深層次的對話建立了可能，背景不同的讀者很可能會在閱讀《殺戮的季節》過程中，聯想到民主化前的韓國與台灣、1949至1960年馬來亞緊急狀態中的「華人新村」移民項目以及大規模的逮捕和「遞解出境」行動、新加坡人民行動黨執政期間對親共派系的排擠和打壓、泰國1976年法政大學屠殺等。

1960年代的世界動盪而對立，剛剛結束「反共」高壓緊急狀態的馬來西亞於1963年正式成立，新加坡於1965年獨立，印尼和馬來西亞的對抗在1966年結束，中國的文化大革命於1966年爆發、中南半島在1970年代陷入廣泛的戰爭與政治運動狀態⋯⋯與其有關的紀錄片《星國戀》（To Singapore with Love）、《不即不離》，漫畫《漫畫之王陳福財的新加坡史》，以及胡淑雯、童偉格主編的《讓過去成為此刻：臺灣白色恐怖小說選》等，也都能與《殺戮的季節》、《殺人一舉》（The Act of Killing）、《沉默一瞬》（Look of Silence）、《噤聲漫步》（The Science of Fictions）、《流亡》等印尼文本產生共振。

《殺戮的季節》也寫到，雖然作為安德森筆下「民族主義建構典範」的印尼成功獨立建國，但超凡領袖蘇卡諾未能如願在左、右派政治對立中實現「危險平衡」，印尼的政治極化遇上美、蘇、中對抗的冷戰背景，終致矛盾於「九三〇事件」後全面爆發。對高層鬥爭並不知情的幾十萬左翼、親共或「疑似親共」群眾，遭到軍方和右翼民兵的系統性屠殺，更有100萬人未經審訊被「分門別類」地關押在牢籠之中。一方面，儘管許多論者認為沒有直接證據表明外國勢力參與了激進軍官於9月30日的「疑似政變」行動，但蘇聯及中國對蘇卡諾、印尼共產黨和左派軍官的援助，確實抬高了他們的鬥爭熱情；另一方面，美國、英國、澳洲等國家也不遺餘力地支持反共的印尼軍方，以物資支援、心理戰、軍事合作等方式壓制印尼左翼。

本書作者羅賓遜認為，無論蘇哈托當局和西方盟友如何極力證明印共是「疑似政變」的主使者，印尼與國際社會也不應接受如此多無辜民眾為之付出生命和自由。大屠殺是印尼本土社會矛盾的後果，但也有強烈的國際干涉因素。更何況，蘇哈托的西方朋友們面對法外處決選擇視而不見。

諷刺的是，蘇哈托掌權的印尼選擇和中國斷交，除了數百名流亡到中國的印尼左派人士，與獲得中國「撤僑接僑」的親中／親左華裔群體外，大部分遭屠殺與羈押的受害者無法獲得社會主義陣營幫助；中蘇分裂的大背景，則讓蘇聯對更為親近中共的印尼共產黨顯得態度猶疑，未能給予更多支持；反而是國際特赦組織等西方跨國人權運動網絡在1970年代逐漸壯大，1977年美國總統卡特（Jimmy Carter）將外交政策轉向「人權」等因素，使等候發落的印尼政治犯有了獲釋的希望。

在此借用陳映真所說的「冷戰與內戰的雙重結構」來理解廣泛存在於印尼、新馬、泰國、韓國等地的政治矛盾：在冷戰兩大陣營對立的背景下，許多後發民族國家不得不將自身捲入左右對立之中，甚至發生內部互相憎恨、陷入對立和分裂的局面；而對於冷戰中自居「自由開放陣營」的許多政治體而言，「反共」的議程常常擴大為對所有異議分子的壓制。

一如《殺戮的季節》中布魯島囚犯所陳述，「感嘆自己以往對於印尼國家的貢獻不是遭到忽略就是遺忘」，這樣針對「左派」群體的社會性失憶、「功過」上的爭議、「定位」上的困境，也發生在香港、台灣、新馬、智利等地。更讓印尼政治犯感到絕望的是，來自前殖民國荷蘭心理學家對被囚者的心理評估工程、繼承自日本占領時期的集中營暴力和虐待模式、源於英美的心理戰和情報等「國際因素」匯總在一起，讓被羈押者在自己的同胞手中受苦受難。美國新銳政治記者貝文斯（Vincent Bevins）則發現，印尼反共大屠殺作為「雅加達模式」，啟發後續在巴西、智利等地發生的反左反共軍事政變，這也成了印尼軍方對巴布亞、亞齊等邊疆地區，與對非法占領的東帝汶暴力行動的靈感來源。

對於華人世界和印尼而言，這樣的左右分立還有一個也算重要的插曲：在蘇卡諾執政期間非常活躍的印尼華人社會，一度陷入效忠北京（毛澤東）、效忠台北（蔣介石），還是積極認同印尼的困惑與爭執之中。親國民黨的華人社團因與美國一同介入1958至1961年蘇門答臘的印尼共和國革命政府「叛亂」，被蘇卡諾政權打壓和清除；等到蘇哈托上台，華文教育、華文報刊、華人社團等「華社三寶」被全面取締，曾經熱鬧的華人左右派對立徹底失去意義。從華人內部的國族認同、左右翼認同，再到印尼社會的左右翼對立、對華人的態度，至北京和台北的「華僑政策」，乃至於後來中國結束「輸出革命」、台灣社會轉向「本土化」，多重因素層層疊疊，讓印尼華人問題顯得尤為尷尬和敏感。在王劉波、周濤沫等歷史學者看來，這也是印尼華人社會難以在冷戰期間團結起來爭取社群權益、長期被印尼主流社會「猜忌」的重要原因。

時至今日，秉持經濟改革姿態的中國已融入全球經濟體系，也和復交後的印尼建立全面的政治、經濟、商業甚至是軍事合作。曾以右翼華人知識分子身分聞名的印尼頂級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SIS）發起人瓦南迪（Jusuf Wanandi，華名林綿基）是蘇哈托政權的早期支持者，如今他成了中國與印尼「友好關係」報導中的常客。在官方層面，印尼和中國基本不再提及與「九三〇事件」有關的爭議，並在「一帶一路」倡議名義下開展廣闊的合作；在民間層面，中國與印尼的友好關係有一定的政治、社會和經濟基礎，然而，中國社會仍多少錯位地將1965至1966年大屠殺，理解成針對華人群體的攻擊，印尼社會則仍能見到關於中國是不是「共產國家」、是否是「威脅」的探討。

馬克思曾引述黑格爾說，一切偉大的世界歷史事變和人物都可能先以悲劇，再以鬧劇的面貌出現。同樣的，時光流逝造成的社會和政治後果，可以是新秩序政權後期的群眾不再害怕蘇哈托的殘暴，也可以是讓當下的印尼青年選民不再擔心「新秩序復辟」，他們甚至把與蘇哈托家族關係密切的普拉伯沃視為抖音上載歌載舞的「親民爺爺」。

今年7月中旬，當選總統普拉伯沃在面向軍隊和警察的演講中說，軍警職業「聖傑」、「光榮」、「需要犧牲精神」，而「保護國民和印尼國土」是國家的首要目標。這樣有著濃郁民族主義色彩，也十分看重軍方角色的言論，能為普拉伯沃的支持者帶來安全感和認同，但似乎也坐實許多公民團體的擔憂和指控──新秩序時期的軍事政治元素將重新回到印尼的舞台。

佐科威和普拉伯沃從2014與2019年總統大選中競爭，到2019年當選的佐科威邀請普拉伯沃入閣，再到2024年大選中兩人實際結盟，這樣「千變萬化」的政治戲劇在印尼其實並不罕見。1998年民主化改革後的印尼政治，一直維持著碎片化、高度利益化的「合縱連橫」局面。

2014年當選總統的佐科威曾承載老政治犯、公民社會、改革與進步議程支持者的廣泛希望，尤其是回應印尼建國以來的種種人權侵犯問題。然而，佐科威憑藉政治素人形象在門閥、軍閥、豪強政治根深蒂固的印尼政壇突出重圍，也意味著他必須仰仗黨內大老梅嘉娃蒂．蘇卡諾普特麗（Megawati Sukarnoputri）背後的蘇卡諾家族勢力，和以維蘭托（Wiranto）、盧虎（Luhut Binsar Pandjaitan）為代表的新秩序時期軍官，才能推動施政議程。佐科威甚至在2019年以「團結前進」等名義拉攏政敵普拉伯沃入閣，如此才能保證其發展主義面向的經濟與建設政策可以順利推進。如此種種的政治牽引，讓佐科威幾乎沒有主動回應人權爭議的動力──2016年維蘭托就任印尼政治法律及安全事務統籌部長後，甚至一再強調1965至1966年的大屠殺在「法律程序上是正當的」。

不過，在前總統瓦希德（Abdurrahman Wahid）任期（1999-2001年）之後，佐科威至少是第二位主動回應印共問題的領導人。2023年1月，他在雅加達獨立宮發表電視講話，承認印尼在1960至2000年代初期發生12起嚴重侵犯人權的事件，其中最為重要的便是1965至1966年大屠殺。當年政治法律及安全事務統籌部長馬福德（Mohammad Mahfud Mahmodin）積極支持表態「承認發生事件」，甚至前往歐洲和政治流亡者舉行會議，邀請他們回國，這一幕也出現在紀錄片《流亡》中。不過，馬福德作為與佐科威同屬印尼民主奮鬥黨（PDI-P）的副總統候選人，在2024年與轉向支持普拉伯沃的佐科威決裂，而離開佐科威政府內閣。佐科威有關人權問題的態度，本就限制在「承認」和「尋求恢復權利」、「尚不排除司法解決方案」等溫和措辭上。隨著佐科威卸任、馬福德離開內閣，有關的議程推進再度陷入僵局。

諷刺的是，引發佐科威和印尼民主奮鬥黨決裂的是他和蘇卡諾女兒、前總統梅嘉娃蒂的派系鬥爭，佐科威因此拒絕支持梅嘉娃蒂認可的新任總統候選人甘查爾（Ganjar Pranowo），轉而支持普拉伯沃。普拉伯沃與梅嘉娃蒂來自對立的蘇哈托系統和蘇卡諾家族，但他們也是2009年總統大選的選舉搭檔，至今也仍有不錯的私人交往。

《殺戮的季節》中提到對大屠殺受害者道歉的帕盧（Palu）市長魯斯迪（Rusdy Mastura），難能可貴地提出「轉型正義」的表態和政策，但也很難認定他願意為當年的受害者「全面平反」。如今是中蘇拉威西省省長的魯斯迪總體而言有著親民、勤政、好讀書的形象，可他也曾是《殺人一舉》集中描繪的右翼準軍事團體「班查西拉青年團」的主席。他之所以在2012年3月的一場人權活動中道歉，是因為他曾在大屠殺期間奉命看守關押印尼共產黨員的房子，他的家族曾參與馬斯友美黨（Masyumi）──曾被蘇卡諾打壓，並在大屠殺期間積極對印共施加暴力的伊斯蘭教黨派。有著如此複雜出身的魯斯迪選擇為大屠殺道歉，還推動「恢復受害者家屬權利」的一項市政法規，為當時帕盧及周邊仍受到政治創傷困擾的1,210人提供援助。

印尼國家人權委員會曾建議將「帕盧模式」推廣至全國，但未有響應，還引來建制派政治人物、民粹主義民團的強烈反對。2015年魯斯迪卸任市長後，幾乎無法保證相關預算能繼續落實。微妙的是，他在市長任內所屬的戈爾卡黨（Golkar，又稱專業集團黨）──正是蘇哈托時期的核心政黨機器。2017年、2023年他多次轉變政黨，如今是普拉伯沃領導的大印尼運動黨（Gerindra）成員。

不論政治動向變化，記憶始終有可能依靠述說和創造獲得強化和再生產。我看到《流亡》放映現場座無虛席，這部紀錄片涉及敏感的印尼共產黨，也非商業電影，只在雅加達等大城市的幾個電影院放映。當時的觀眾以青年為主，既有素人，也有一看就是媒體或非政府組織工作者的年輕人。看到流亡者如何對祖國念念不忘、緣何等待正義和回歸而不得，大家不約而同在觀眾席啜泣灑淚。《流亡》在兩個月期間吸引到6萬多名觀眾，被認為是一部宣傳預算有限且沒有明星陣容的紀錄片所能取得的了不起成績。

長達30多年的蘇哈托體制造就了印尼社會一體兩面的兩大難題：被遺忘的受害者，與貧富不均、有罪不罰、發展停滯的不平等社會。2014年佐科威上任時曾被寄予改革厚望，包括為國家暴力造成的悲劇提供正義，以及改變現有發展停滯問題的經濟改革，但顯然前者並未實現，後者褒貶不一。隨著普拉伯沃將於2024年10月就任總統，這一切的爭議和困惑又將重開新局，有關印尼冷戰傷疤的記憶行動，也將重啟。

（編按：本文由春山出版提供，文章標題經《報導者》編輯改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