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度創傷的康復之路並非一帆風順。進展時好時壞，也常常停滯不前，挫人志氣。到頭來，支持你走下去的是那些小小的勝利。

我剛開始為右臂做職能治療的時候，有一次我的治療師凱蒂．楊柯薩（Katie Yancosek）上尉遞給我一個金屬器材，看起來好像裝了儀表的釘槍。這是液壓握力計，用來測量我抓握時能使出多少力。她說：「盡妳最大的力氣緊緊握住它。用力！用力！用力！」我使出吃奶的力氣握住這玩意兒，貫注全副心神精力，使勁使到全身顫抖，結果儀表還是顯示我對每平方英寸施的力是零磅。我看了心灰意冷。我要是連控制桿都握不住，又怎能再度飛行？

職能治療部主任比爾．霍華（Bill Howard）上校看到我一臉失望，大步走過來。他抓起一張紙遞給我，說：「拿著。」我用手指輕輕捏住那張紙，抬起頭困惑地看著他。

他說：「看到沒有？不管儀表怎麼顯示，妳是有握力的。今天是一張紙，明天是兩張，後天三張，大後天四張。然後妳很快就能拿一整疊紙了。」我點點頭，他又俯身對我說：「別聽這機器的話，妳其實有力量，我們也會幫妳恢復到必要的水準。」

我知道他說得沒錯，康復需要時間慢慢來。我也知道鬧情緒無濟於事。雖然我有時還是會為了力不從心發脾氣，卻也很努力制住負面情緒，而且大半時間都做得到，靠的是盡量珍惜自己還擁有什麼，而不是糾結自己失去了什麼。

「那只是腿而已。我是說，對啦，腿是很重要。可是我還活著，視力也沒受損。我原本擔心會失去一條手臂，結果並沒有。」

我露出笑容，然而這麼說顯然嚇到了她。因為她後來在播出的片段中特別提到這段話，鄭重強調：「『只是腿而已』，她真的這麼說。」我沒料到有人會覺得這想法很奇怪，因為我真心這麼認為。我很幸運能活下來，也很幸運保住了頭腦，五官也健全。

所以說，我是華特里德的開心戰士，總是盡量保持正向樂觀。一來是因為我大半時間確實心情很好，二來是我想以身作則，做出軍人榜樣。我結束華特里德療程的多年後，我的主治醫師葛斯．格林威（Garth Greenwell）上尉對我說：

「譚美，妳是最差勁的病人，因為妳從不老實招來有多痛。我知道妳傷勢有多糟，可是妳永遠強顏歡笑。」

私底下，其實我也有傷心欲絕的時候。我在伊拉克處於人生的體格顛峰，正值36歲盛年，身強力壯，從事世界上最棒的工作。如今僅僅因為一枚火箭榴彈飛來，我陷入了無窮盡的痛楚，細菌感染纏身，不但失去雙腿也可能再失去一條手臂，就連想提筆寫自己的名字都難上加難。

在心情最黑暗的時刻，我會想到自己被炸飛的右腿。它現在在哪裡啊？還有殘骸躺在伊拉克偏僻的棕櫚樹叢裡嗎？會不會有隻狗發現了我的腿，叼起來跑到樹下啃呀啃？我的身體竟然殘留在敵方領土，我好恨啊！我試著轉移心思，可是那些畫面一再跳出腦海。我既痛苦也傷透了心，卻不知道如何是好。所以就像那一圈掩護我的篷車，我也在心裡創造出一幅畫面，幫自己度過難關。

每當我想腿想到難過得受不了，我就想像有個能上鎖的盒子。我會在腦海描繪自己把情緒放進那個盒子，轉動鑰匙上鎖，再把盒子束之高閣。這麼一來，我至少能暫時免於憂傷喪志，有力氣繼續做復元該做的事。雖然如此，還是要多年過後，我才有能耐不再去想右腿的殘骸有何下場。

當然了，在21世紀當個失去雙腿的人，比史上任何時期都來得容易。我在華特里德剛清醒，醫護人員就講起我的義肢會有多棒。護理師告訴我：「看起來跟妳的腿一模一樣，沒人分得出來。」最初幾週我為了勸媽寬心，曾對她說：「媽，別擔心！我還是能穿短裙，看起來和以前完全沒兩樣。」我不確定自己真心相信，但確實抱著這個希望。

裝飾性假腿送達的那一天，我在華特里德已經住了好幾個月，我看了不敢置信，那雙腿竟然那麼完美。肌膚的色調與我的膚色吻合，雀斑也一模一樣，裝具師甚至把第二根腳趾做得比大腳趾長，我真的腳也是這樣。這雙腿真的就像我的腿，不是什麼詭異的巨型芭比娃娃腿。當我試穿的時候，我覺得，我覺得⋯⋯我恨死這些東西了。每次我照鏡子看到假腿，沒了真腿的失落感就再度湧現。我看著自己，負面情緒排山倒海而來，不得不把假腿脫下。

當我看著自己，從裝飾性假腿看到的是損失，從鈦合金義肢看到的卻是力量。我穿戴鈦合金義肢不是為了失而復得，也不是想要彌補什麼。我只是想不計一切必要手段，堅強起來。我不是唯一做這選擇的人：截肢軍人大多選擇機械義肢，理由跟我一樣。現在我連自己的裝飾性假腿在哪都搞不清楚了，或許塞在儲藏室某個角落吧？我只知道，上回它們公開亮相是華特里德的裝具團隊跟我借用，讓波士頓馬拉松爆炸案的受害人看看裝飾性假腿大概是什麼樣子。

在我復元初期，羅瑞克（Andrew Lourake）中校來看過我。他在1990年代晚期因為葡萄球菌感染失去了一條腿，歷經多次手術和多年復健，後來再度獲准為空軍飛行。我跟他聊過之後重燃希望，要是他能重返軍方駕駛艙，那麼我也可以。不過我們的傷勢很不一樣，隨著復健持續進展，我也逐漸醒悟我有更高難度的關卡要過。

羅瑞克中校自膝蓋上緣截去一腿，我則失去了雙腿，而且右腿自髖部以下全沒了。多虧有布萊恩要求醫師保留的一小塊骨頭，我才能穿戴義肢，可是我開模擬器時很難讓義肢保持原位，有時我在座位上轉動身體，義肢會鬆脫，害我很難控制踏板。我不斷撥弄套口想讓義肢聽話，不過真正飛行時當然不能這樣分心。

這絕對會是一大問題，可惜問題還不只這一個。

我也在重新學走路，進展其實相當不錯，不過光是會走路和踩踏板還不夠。如果我想為陸軍飛行，就有可能重返戰場，那麼也得有能力疏散機上人員、扛組員脫險。說到底，當初我黑鷹上的弟兄要是沒本事把我拉出駕駛座、扛我上二號機，我會有什麼下場？要是未來有一天我是那個安然無恙的人，其他組員卻喪失行動能力呢？不論我將來會跟誰一起飛，我都得有辦法營救他們，就像丹恩．米爾伯（Dan Milberg）和麥特．巴克（Matt Backues）營救我一樣。

就像飛行教官說的：「隨便哪隻猴子，你都能教牠操作控制桿。」可是要當飛行員，除了操作控制桿還得具備很多能力。你得有辦法執行任務，不論任務有怎樣要求都得使命必達。隨著夏天過去，我也逐漸覺悟，不論我做多少努力又再怎麼想開直升機，依我的身體狀況都不再可行。這也代表我再也不能為陸軍飛行了。

這輩子，每次我只要真心企求什麼，都會拚了命自我驅策，不達目的誓不罷休。有時我或許不是最聰明、最快或最強壯的那一個，但永遠相信勤能補拙。當我念書想跳級，我就盡一切努力跳了級。當我得在航校的測驗拿滿分，即使機會渺茫，我依然不眠不休苦讀，結果也辦到了。不論是擲鐵餅、拿碩士學位、在催淚瓦斯室撲到地面伏地挺身，或是為了聽國情咨文以意志力撐住5小時坐姿⋯⋯勤奮就是我的超能力。

現在是我人生中第一次，這項超能力撞了牆。不論我再怎麼努力嘗試、流了多少汗水、意志又是多麼堅定，都不可能長出一條新腿，就連長出控制義肢所需的新肌肉也不可能。既然我對腿無能為力，也就無法再為陸軍開直升機。這層領悟於我是剜心之痛。

對我來說，開黑鷹不只是一份工作。陸軍飛官成了我的身分認同、我之所以為我的要義。這是我此生最大的殊榮。你現在要是告訴我，我能回到過去──在航校當個奶油條（butterbar，少尉的綽號），指揮瘋狗連，到伊拉克作戰，然後被炸彈轟下來又失去雙腿，從頭承受一遍復健的折磨──我會毫不猶豫，立刻答應。因為這代表我能重返天空，與軍中同袍同甘共苦，如此又度過12載寒暑。

沒人告訴我，在伊拉克出那次任務會是我最後一次飛行。沒人事先通知過我。這麼多年來，我的人生因為這份工作有了使命和意義，我卻沒機會向它道別。在那慘烈的一瞬間，我就這麼被剝奪了飛官身分。當我說：「那只是腿而已。」我是真心這麼認為。不過那名叛軍從我身上奪走的不只有雙腿，也不只是右臂完整的能力。那個混蛋奪走了我的身分認同，這才是最叫人難以接受的地方。

我做過最痛苦的夢並不是被擊落，也不是復元時的劇痛，而是我睡著又睜開眼睛時，發現自己躺在巴拉德（Balad）兵營的臥鋪上。

在那些夢裡，我下床來，在伊拉克如常度過一整天。我做了一切再平凡不過的瑣事：寫飛行計畫、做任務風險評估、填行前報表。我走過蟒蛇基地的碎石地，我嗅著隨風旋繞的灰沙。我與組員碰頭，做任務前簡報，然後爬進黑鷹的駕駛艙出勤。

我在直升機裡跟組員在一起，從大漠上空呼嘯而過。我在飛。我實在太快樂了！所有著陸區都在我腳下──南伊拉克沙漠中的杜克著陸區（LZ Duke），還有海珊舊宮附近的勝利著陸區（LZ Victory）──我們給那座宮殿取了「水世界」的綽號，因為那裡有好幾個大型裝飾湖泊，湖水都是從這片乾燥大地抽取的地下水。我看到了組成我伊拉克生活的每個地方，像是鐵馬著陸區（LZ Ironhorse），還有北上基爾庫克（Kirkuk）和艾比爾的道路。接下來，任務結束。我完成返航後的作業，走回營房，在臥鋪躺下。

然後我醒了過來。有那麼一瞬間我還是樂得忘乎所以，接著馬上醒悟我躺在家裡而不是伊拉克的臥鋪上，旋即回想起一切。這是現在的我，夢裡是過去的我。於是我從頭經歷了一遍失落和哀痛，因為剛才與組員一起飛行的喜悅只是個夢，那不是真的，而且再也不可能成真了。

每當我從這些夢醒來，總是有如槁木死灰。我在一夜間過了12小時，不只體力耗盡，情緒也大受打擊。所以即使到了今天，我還是得盡量避免做這些夢。幸好我知道觸發夢境的因子：戰爭故事。例如《危機倒數》（The Hurt Locker）這類電影。凡是描述伊拉克和阿富汗戰時部隊的書籍或電影，我都不能看。有趣的是，越戰故事也會觸發這些夢境，但我聽過二戰故事還是可以好好睡覺。

我是經由慘痛教訓才學會，如果我在清醒時一下子接收太多這類影像，晚上就會做那些夢，又在睡醒時大受打擊，重新經歷一生最沉重的損失。

華特里德也提供團體或個人心理治療，這是康復過程的一環。雖然我向來鼓勵退伍軍人尋求精神健康服務，從前自己卻沒這麼做。

主要原因是我想再度飛行，又知道做心理治療可能礙事。在2005年那時候，光是尋求精神科治療就可能害我拿不到安全許可，無法恢復飛行身分。安全許可是為了確保航空器駕駛的心理和情緒達適任標準，但實際上往往適得其反。受過創傷的飛行員明明有需要卻不願求助，唯恐傷害職業生涯，或遭人視為軟弱。

我們訓練美軍成為體格精實、心理強韌的戰士，這本是軍旅文化，而且根深蒂固。不過那些讓我們隨時準備好出征的特質──堅強的心理、超越痛楚的意志、死守任務的決心──也在我們需要援手時從中作梗。我就像許多受傷的同袍，頑強地想克服痛苦：沒事長官，我很好。一切都好。隨時能上陣。我什麼時候可以回單位報到？

我出任伊利諾州退伍軍人事務廳廳長（2006～2009）時，認為該為精神鑑定洗刷汙名了。多年來，所有外派的國民兵在返國後都得接受醫療和財務評估，這是解除動員的既定程序。2007年，我以伊州退伍軍人廳廳長的身分與本州國民兵指揮官比爾．安堯（Bill Enyart）少將接洽，研議將精神健檢也列為強制項目。兵員回到伊利諾老家後，不必再主動尋求這些幾乎沒人想做的檢查。現在每個人跑解除動員的程序時都得做，沒人會多嘴多問，不會有人給你貼標籤。後來我在歐巴馬執政時期擔任退伍軍人部的助理部長，也與國防部和國會合作，軍方人員如果選擇做精神健康篩檢，上級不會再剝奪他們的安全許可。

其實，凡是從戰場退下來的軍人，都有機會從團體或個人心理治療獲益，我也總是這麼建議大家。雖然我自己沒有得益於專業療程，不過我在華特里德長期休養了13個月，其他傷患、醫師、物理治療師都了解我的處境，我天天都能跟他們談我的經歷。事後可見這本身就是一種治療，因為這協助我走出戰爭傷痛，融入日常生活。擊落事件不過成了我人生故事的其中一章，而不是全盤故事，這對我恢復正常有莫大幫助。

當然了，我對自己的遭遇多少還是有怒氣，所以我像從前一樣，想像一個能封裝情緒的盒子。最初幾個月我選擇不在這些情緒上糾結，因為這好像無助於康復。但隨著氣力逐漸滋長，我終於動手打開盒子，一次開一點點。後來，我把這看成獨屬於我的潘朵拉的盒子。

在希臘神話裡，宙斯交給潘朵拉一個盒子，潘朵拉不智地把它打開，想偷看裡面有什麼，結果將大批禍害釋放到人間。等她把盒子猛然關上，禍害已全部逃脫，留在盒裡的只剩「希望」。跟人討論我被擊落又失去雙腿的經歷，感覺就像打開盒子、釋出禍害。每次我打開它，就又釋放掉一點痛苦，最終只留下美好的事：對服役期間的深情回憶，對我所擁有一切的珍惜，還有對未來的盼望。

有時我不免心想，我坎坷的童年或許起了預防針的效果。曾有多年時間我都害怕爸爸會消失不見、我們會流落街頭。我看過別的深膚色或混血裔的人，他們不像我們有美國背景，我也了解他們有怎樣的遭遇。小時候我經歷過戰爭、貧困和歧視，或許這些逆境就像疫苗，讓我準備好面對更沉痛的傷痛。又或許，我因此磨練出照顧自己的本事。

無論如何，在深受創傷折磨的退伍軍人當中，我無疑屬於幸運的那群人。許多受傷戰士都經歷了創傷後壓力，有些還在最初事發多年後才發作。

2005年10月，華盛頓濕熱的夏季終於讓位給金黃燦紅的秋光，華特里德的員工也開始準備為我過第一個「重生日」。

打過越戰和伊戰的軍人有種惺惺相惜，因為這兩場戰爭都不得人心。越戰軍人響應國家號召，光榮踏上征途又親身經歷慘烈的戰事，返鄉後卻要面對國人的抗議和奚落。對很多越戰老兵來說，這就算不比參戰本身更痛苦，也一樣痛苦。他們遭人唾罵是「嬰兒殺手」，導致心裡一直有陰影，不忍心看到伊戰後輩落得同樣下場。所以來到華特里德的越戰老兵都大方敞開雙臂，好像想成為我們的保護網。他們竭盡所能，絕不讓自己的遭遇在另一名美國軍人身上重演。

自從多年前我加入第二二八航空團二營B連，遇到那些讓我試開奇奧瓦直升機的越戰老兵，他們已經在我心中贏得特殊地位。不過越戰老兵最珍貴的禮物是把「重生日」傳授給全醫院的後輩，也與院裡比較年長的榮民分享。

重生日當天早上9點半，我在費雪之家躺在床上，又因為施打抗生素而暈眩噁心。當時我接受兩種不同的抗生素治療，每隔4～8小時就要吊一袋新的點滴，我躺在那裡看著點滴液徐徐輸入我的血管，試著壓下「這次細菌可能真的會贏」的恐懼感。要是抑制不住這一波感染，我很可能在歷經疼痛、手術和數月復健之後，還是會失去右臂。

正當我滿心淒涼躺在床上，電話響了。我接聽起來，聽見丹恩小聲地說：

「譚美，快發生了。」

我問他：「什麼快發生了？」不過他一說完，我的腦袋馬上轉過來。

他說：「現在是巴格達時間1630。」接著停了半晌。

「就是現在，我們中彈了。」

就是現在。一年前，就在這一刻，那枚火箭榴彈射穿駕駛艙底板，炸掉了我的大腿。就在這一刻，丹恩發現他得獨力降落一架嚴重受創的直升機，否則就要失去包括他自己在內的4條人命。就在這一刻，我展開了重生的奮鬥。

我跟丹恩在電話兩頭沉默下來，這場改變了我們兩人人生的事件，讓我們結下不解之緣。我們有種超越言語的連結，因為那一刻在駕駛艙裡發生的事，在我們的腦海種下了刻骨銘心的共同回憶。

最後，丹恩說話了：「妳知道嗎，那真是一場惡夢，好像《搶救雷恩大兵》的開頭。」雖然我對救援過程毫無記憶，我知道那天駭人的景象永遠烙印在他心裡。在我休養的數月期間，丹恩和麥特在電話上跟我描述過事情經過。他們是怎麼把我殘破的身體拖離直升機，同時以為我已經死了。他們是怎麼扛著我跑過荒郊野外，三個人都因為沾滿我的血肉而渾身濕滑，又是怎麼跌倒又爬起來，把我掉到地上又舉起來，使盡每一份力氣把全體人員安全弄上二號機。丹恩在描述這段經過時告訴我：「感覺好像有人把我的心跟肺扯掉了。我們好像扛著妳跑了好幾公里那麼遠。」

這一切我都已經知道了，可是在重生日那天，丹恩跟我說了另一件事。

他說：「要不是妳後來應付得這麼好，我真心不知道自己有沒有辦法面對這件事。」這或許只是簡單一句話，卻有如醍醐灌頂，徹底改變了我的想法。我聽他這麼說，覺悟了自己該做什麼選擇。

丹恩和麥特拚死把我扛上二號機，兩架直升機的組員為了帶我安全離開滯留險境。從此以後我的人生不論有何際遇，我都會反省我活著的每一天配不配得上他們兩個的努力，值不值得全體組員冒那種風險。我要是把餘生浪費在自怨自艾上頭，或是為了失去雙腿長吁短嘆，都是愧對他們的付出。他們賭上性命拯救的這條命，我一定要好好利用，才不算辜負。丹恩那句話讓我明白，我是否善用自己的生命，會直接牽動他的生命。

這份恩情我一輩子也還不了，但我至少得放手一試，也非試不可。為了回報救我脫險的弟兄，我再怎麼樣都該好好活著。

說實在的，我真不知道自己怎麼會活過那場擊落事件。但你要是相信奇蹟，我會說那是我自己創造的奇蹟。

事件發生兩週前，我注意到有些弟兄變馬虎了，沒有依規定穿戴飛安裝備──飛行頭盔、維生背心、飛行服、貌似《星際大戰》中黑武士的顎面盾。這些裝備都是為了保護他們，可是那些弟兄抱怨：「實在太熱了啦。」我把他們狂削一頓，要他們給我守規矩，而我為了以身作則，從此必定穿戴全副面罩手套，也不再捲起飛行服的袖子。2004年11月12號那一天，就是這些小動作救了我一命。手套和衣袖使我免於嚴重燙傷。後來我得知火箭榴彈把我的面罩炸成兩半──要是我沒把面罩拉好拉滿，被炸成兩半的就是我的臉。

我一聽見機關槍擊中直升機的聲音，立刻伸手啟動GPS記錄方位。這是出於直覺反應，儘管我們一整天都沒用到GPS。因為我恰好在那一刻伸手，榴彈才炸毀了我的手臂，否則就是我的頭遭殃了。

我們全體都出奇幸運，那天是由丹恩擔任駕駛，之前他改值夜班，那是我們幾週以來首度一起出勤。丹恩是技術精良的飛行員，從沙漠風暴開始累積了豐富的戰鬥駕駛經驗。我不唬爛你，很少有飛行員有他的本事，能把重創的飛航器安全降落。麥特在二號機上目睹全部經過，後來他也說：「丹恩竟然能降落那架直升機，真是不可思議。」

就這一點而言，丹恩在我們中彈的那一刻負責駕駛確實是個奇蹟，要是他沒早3分鐘罵我「霸道鬼」，直升機就還是由我主控，我們很可能全都掛了。

我們迫降的黑鷹只留下一張照片紀錄，你能看到火箭榴彈把底板射出一個大洞，穿出機頂時又開了一個洞。那枚榴彈的殘體射穿駕駛艙頂時，怎麼會沒打中旋轉中的旋翼？旋翼一旦遭受強烈衝擊，直升機就會失去飛行能力。偏偏在毫釐之間，沒打中就是沒打中。

還有那片空地，怎麼剛好在我們非降落不可時出現？在我們中彈不到一公里的地方、一大叢棕櫚樹林當中，突然瞥見著陸區的機會能有多高？那塊空地就是冒出來了。

那天二號機駕駛是派特．明克斯（Pat Muenks），這很可能也救了我一命。他當過後送傷兵的飛行員，懂得搶先呼叫塔吉營預備後送機。我要存活就得在黃金一小時內抵達巴格達的醫院，說分秒必爭並不為過。即使如此，我還是差點沒熬過來，在戰地外科醫院的手術台上數度心跳停止。

我根本不該活著，人卻還在這裡。我知道有人給了我第二次機會，每一天，我都一定要好好利用這條命。

《活著的每一天：譚美．達克沃絲回憶錄》，譚美．達克沃絲（Ladda Tammy Duckworth）著，郎淑蕾譯，八旗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