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上超過一半的學生家中突遭變故，朱芸君傷心又焦慮，更不知該如何著手幫助孩子。幸好台灣大學921災後心理復健小組很快就到學校做災後輔導，她進而參加培訓成為種子老師，除了協助有身心症狀的學生，還與一群熱心家長、居民組成「東勢社區健康志工團體」。

這群具備災難心理衛生知能的志工，陪伴彼此走過20年的人生起伏，921之後的八八風災及其他災難，也成為支撐失親與受難者的心靈捕手。

1999年，被形容為台灣的災難心理衛生元年。

台灣災難心理衛生工作，從35年前螢橋國小潑酸事件就已經開始，後來歷經溫妮颱風、華航大園空難，才由民間專業人員的自發性服務，逐步發展到地方政府介入、中央政府統合。但當時的台灣對災難心理衛生普遍了解不深，也還沒建立防患未然的觀念，直到921才察覺，重建不只是把房子蓋起來，受創的心靈，才是規模更大、更漫長的重建工作。且除了受災者，在第一線的助人者也需要協助。

「那個晚上，大家才像真正被搖醒了。」時任中華心理衛生協會理事長的蕭淑貞這樣形容。

地震後，台大醫療網立刻趕往震央南投縣與災情慘重的台中縣。擔任921災後心理復健小組召集人的台大心理系名譽教授吳英璋，災後第3天抵達傷亡人數最多的東勢，為災民心理輔導。

「就是慌與亂，」他回想當時慘況，東勢老街的房子幾乎全倒光，全鎮停水停電，罹難者多到東勢農民醫院無法容納。

20年前沒人清楚什麼是心理諮商，災區的諮商資源乏人問津，旁邊的收驚攤位反倒生意興隆。吳英璋請團隊先幫忙搬磚頭、清理倒塌房屋，讓災民家裡安頓下來，「這時講專業術語沒人聽得下去，民眾需要什麼，我們就幫什麼。」

他觀察，第一時間宗教、慈善團體的進駐，反而給災民一顆定心丸。當時慈濟、法鼓山與中台禪寺搭帳棚煮熱食，被災民暱稱為三間「大飯店」，胃暖了，心也跟著定。

有了安全感，災民開始哀悼房屋、親人的損失，尋找「為何事情發生在我身上」的理由。吳英璋認為，「信仰」在這時幫了大忙。

「別說信仰不科學，這給人帶來安定感，」沒有宗教信仰的他用心理學角度解釋，當時很多災民無法承受喪親之痛，聖嚴法師告訴大家，大地震是台灣的共業，921罹難者是代替台灣人受難的大菩薩，要感恩他們，繼續努力讓社會充滿善良，「這能讓災民找到受難意義，找到了就是成長跡象，讓心理的堅韌性（resilience）更好。」

另種信仰，是心中建立的一套「安全模式」。有位災民每天晚上11點都會帶著急救包站在公共電話亭旁，直到凌晨2點，過了921的發生時間才敢回家睡覺。家人很困擾，他認為這是一種心理重建過程，攔阻恐造成更嚴重傷害，不如先順其自然。9個月後，那位民眾就回復正常作息。

「摸著石頭過河」是許多當時投入心理重建人員的共同感受，民眾對心理衛生沒概念，第一線人員缺乏實戰經驗，災區的專業工作者自己也可能是災民。中華團體心理治療學會理事長陳俊鶯，921時是草屯療養院兒童精神科主任，她回憶，當時部分醫護人員的家倒了，草療建築受損，一度得將患者轉到其他醫院。

那時多數醫療人員手上，連基本的心理評估工具都沒有，只得趕緊翻譯國外的災難心理急救手冊，並製作成人版、兒童版的心理量表。陳俊鶯表示，照理說，翻譯文化與災難類型相仿的日本文獻會較合適，但一來懂日文的醫療人員相對少，二來日本的資料較少公開上網，緊急翻譯的歐美國家量表，使用時不免有文化差異。

「例如『黏人』行為，可研判孩子是否感到恐懼，但美國孩子較獨立，台灣的家長較保護、會把孩子帶在身邊，就得繼續從後續是否出現拒學、晚上不敢出房門上廁所等行為改變去觀察。」災難心理的實戰經驗，就在面對一個個生命的過程中逐步累積。

根據災難心理衛生理論，受災者初期會有害怕、麻木、混亂的情緒，一週至數個月後逐漸轉為憤怒、社交畏縮與否認事實，合併做惡夢、失眠等。陳俊鶯說，絕大多數人的急性症狀，會在災後數週後逐漸消退，若半年後依舊嚴重或惡化，就會診斷為創傷後壓力症候群（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PTSD）。

當時國內對PTSD的認知不深，陳俊鶯也不曾下過這個診斷。她後來治療災民時觀察，過去曾經歷其他創傷的災民，PTSD情況會較嚴重。例如有位女學生患者曾被長輩性侵，921後在帳篷安置時又遇到加害人。遭性侵時從身體到心理自主權被踐踏的感受，與天災帶給她的被剝奪感不謀而合，壓抑的恐懼爆發，導致嚴重的身心症狀。

她治療時告訴女學生，天災無法控制，人禍可以防衛，先安頓恐懼，將憤怒化為自我防衛力量，不再讓對方得逞，「這過程是培養人的堅韌性，否則她永遠是受氣包，無法根治問題。」

不僅大量罹難者與受災者，921一役更發現許多前線專業救援者，成為第二波的創傷者。

高雄市甲仙區芋冰店老闆陳敬忠，921時是高雄縣救難協會成員，是首批抵達中寮鄉的救難人員之一。當時中寮大量房屋倒塌，許多人被困在陷入地底的樓房裡，「搜救過程，從一開始的血腥味聞到後來的屍臭味，」他回憶。

每位隊員都有豐富救難經驗，但當他們鑽進扭曲變形的建築，那種生命握在死神手中的感覺，是畢生難以抹滅的恐懼。

「餘震很頻繁，每次一搖，那種鋼筋水泥擠壓的聲音讓人嚇得動不了，怕自己會不會死在這裡。」陳敬忠就此很難睡得安穩，彈簧床一動就會驚醒。

921地震，國軍在災後不到20分鐘就進入災區救援，贏得社會掌聲。但在災難醫學經驗不足下，官兵未經評估，無論心理狀態好壞都直接投入救災，徒手幫忙挖掘遺體、搬運棺木等，部分回部隊後嘔吐、焦躁、惡夢連連，甚至後續出現行為改變、PTSD等症狀，需轉介精神科。

「曾接觸遺體的官兵影響最大，」長庚大學社會學科副教授兼諮商輔導組組長胡正申分析。他921時在國防大學社會工作學系任教，地震後負責心理輔導進入南投中寮、北市東星大樓等重災區救災後出現創傷急性反應的官兵，「某次減壓團體做到一半，一陣風吹來，輕鋼架天花板掀了一下，所有人奪門而出，只有我坐在那。這就是有無經歷災難現場的差別。」

他表示，軍方當下醫療處遇沒太大問題，缺的是事前篩檢與後續追蹤。有些生活適應問題可能會時隔一年才發作，但官兵退伍後很難繼續追蹤。

但他觀察，國防部在921後確有強化救災國軍心輔機制，到了八八風災，勤前教育時就要說明救災現場狀況，降低心理衝擊；帶隊幹部在當天出勤前後都要評估官兵身心，狀態不對就後送給心輔官；離開災難現場後則有減壓團體。

陳俊鶯表示，有了921經驗，現在參與天災的助人者多會知道要尋求專業資源減壓。她擔心的是部分宗教團體志工，對精神醫學排斥，認為有信仰就夠了，「無法勉強，只能先建立關係，當對方遇到無法處理的狀況，就知道如何求助。」

心靈受到劇創者復原的曲線與樣貌，究竟是如何發展？學者從921受災者身上，找到了答案。

根據吳英璋與台大心理系教授陳淑惠的研究，發現921高受災區的成人，以及震損、全倒學校的學生，較易出現創傷後心理症狀。不過在2年後，PTSD的患者有逐年下降趨勢。吳英璋也發現，PTSD固然和過往經歷、當下受到的災難創傷相關，但災後支持系統對PTSD的觸發影響最大，社會支持度愈低，PTSD愈多。

「東勢災情嚴重，但就我了解PTSD患者是個位數，」吳英璋強調，災後心理復健小組重視的是災後治療，期待創傷後成長（Post-traumatic growth, PTG）。東勢健康志工團體的彼此支持，就讓他看見PTG力量。

當時台大921東勢心理復健小組開設「災後身心聯合門診」，並到學校培訓災後輔導種子教師，過程發現許多人雖然身心受傷，仍想幫忙鄰居朋友走出傷痛。因此促成「東勢社區健康志工團體」，40位各行各業的團員每月定期聚會，由吳英璋與心理系研究生蕭仁釗等7人為大家上課。

志工起先傾訴災後的心理壓力，接著學習如何紓壓、助人與災難心理知識。也在討論會中分享如何關懷身邊的鄉親，或提出生活中的問題集思廣益。

有彼此相伴，地震陰影似乎不再那麼嚇人。災後第4年，志工團前進九份二山震爆點，原本很多人不敢去，最後仍有近半志工參加。

2004年七二水災，東勢飽受水患，全志工團動員幫家裡淹水的志工打掃。吳英璋觀察，志工們遇到變故，不再怨懟「為什麼是我」，是想著「能和夥伴一起面對」。

人生挑戰接踵而來，有幾位志工遭逢車禍、罹癌、家庭變故，都是志工們陪伴一起走過。後來吳英璋罹患大腸癌，志工包遊覽車北上為他加油打氣；八八風災、汶川大地震等，志工都組團慰問。

心理健康課在震災10週年告一段落，蕭仁釗問志工，萬一再碰到地震怎麼辦？他們回答，這麼多年來，大家比兄弟姊妹還親，有地震，就找大家。

目前擔任社區老人關懷志工的朱芸君說，10週年後，志工團仍不定期聚會，並持續在生活中運用助人技巧。台大心理復健小組的研究生早已畢業多年，仍常回東勢探望，「我們都稱彼此為一家人。」

在台北開心理治療所的蕭仁釗，今年921會回東勢陪這群「家人」。他認為，志工團能發展出堅韌性、陪彼此走過20年，可能源自客家聚落的緊密人情與客家人的硬頸精神，時空背景下很難被複製。「但能看見，心理重建若能做得長久，會看見很珍貴的變化。」

當生活被無常打斷，漫長的心理重建，是為了回歸日常。

基於研究計畫、經費限制，國內對921災民的心理追蹤研究多僅持續到災後第5、6年，後續幾無相關研究。台大921災後心理復健小組曾在東勢、埔里連續5年追蹤成人、青少年的災後心理狀態，衛福部今年則補助台大心理系教授陳淑惠與團隊重回舊地，為400位倖存者進行心理狀態調查，預計今年底報告出爐。

陳淑惠表示，這次研究原期待能找回當年曾追蹤過的住戶，但時隔20年，目前只聯絡到5成，其餘5成會另覓當地曾經歷921的居民。

「現在資料分析到一半，無法下結論，但就手上資料初步來看，有心理症狀的人不多，」陳淑惠說，她在921第10年做過小型研究，發現多數人的心理狀態是「回歸日常」，與目前20週年的追蹤結果看起來大致相符。

她表示，從災難後心理重建的研究來看，災後數十年，少數災民會跳躍到更高成長層次的PTG、部分仍在PTSD等身心症狀中受苦，絕大多數倖存者的狀態，都是回到災前的生活。

她打比方：「例如摔傷膝蓋，有人再也無法健步如飛，甚至嚴重到動不了；有人變短跑健將，不過比例很低；大部分是回復到從前狀態，用原來的步調繼續往前走，這就是心理復原的圖像。」

近年天災人禍愈趨複雜，該如何因應，需在20年累積的災難心衛基礎上再進化。但資源有限、主事者流動，導致過來人的經驗傳承出現斷層，為心理重建工作增添變數。

高雄市衛生局心衛中心主任蘇淑芳曾多次參與大型災難心理重建工作，她表示，雖然全國有定期災防演練，不過心理創傷的成因與影響複雜，演習時能模擬，卻很難準確預測事發時民眾有什麼反應。

「像是復航空難，有民眾撥打安心專線，說她好怕飛機從天空掉下來，不敢出門，怎麼辦？北捷隨機殺人案後，好多母親擔憂兒子悶在房裡，跟鄭捷有點像，會不會出事？這都是演習時很難想設想到的狀況。」

此外，資源整合仍是問題。蘇淑芳舉例，八八風災有宮廟安置200位民眾，卻湧入2,000位工作人員與志工，廟方還要設法打點大家吃飯。某大型災難，衛生局、精神醫療網醫院各自為政，殯儀館擠進2、3個慈善組織各自交班。災難現場物資爆量，則一再重演。

「心衛工作，如何調動資源很重要，心衛中心就是指揮官的角色，」蘇淑芳強調。她到高雄後成立「風調雨順」LINE群組，拉進包括志工、社福、心理師公會等14個組織團體，每當例行災難演習，群組同步啟動災難心理復健演練，萬一發生災難，就能第一時間在群組中盤點、調度人力和物資。

然而，蘇淑芳也點出災難心理衛生人才正不斷流失。曾和她在921時進災區的夥伴，至今不是流動到其他單位就是退休。

衛福部2012年編撰災難心理衛生教材、辦理種子師資培訓，但就她所知只訓練2年，就由精神醫療網醫院自辦。她覺得教育訓練每年舉行，卻很鬆散，也曾發現被列名災難心理衛生種子的人員未上過培訓。蘇淑芳遂與高屏區精神醫療網共同辦理「災難心理衛生學習護照」，不僅醫療網的種子人力要上課，也鼓勵志工或公會上課。

吳英璋原想建立災難心理諮商的證照制度，災難來時政府能從名單徵調，不必各路人馬競爭資源，但在初階培訓時就因為大腸癌開刀，後面沒人接手。

衛福部心口司心理健康促進科科長詹金月表示，人才傳承有兩個要努力的方向：一是爭取經費挹注，包括常態性的人員訓練等；一是加強和不同體系間的溝通。

「經驗傳承得靠大家一起做，」詹金月表示，中央會不定期辦理種子師資培訓，平時則由各縣市衛生局與精神醫療網核心醫院辦理，一些民間團體也會自辦。雖難免因人員異動，接手的人不及受訓，但仍可透過災難心理衛生手冊建立認知。目前全台有20多位災難心理衛生種子師資，但包括警、消及國軍體系的災防訓練，已有固定的教育時數與教材編排，得協調如何更動、新增課程。

蕭仁釗認為，若能建立在地心理衛生網，居民情感夠熟絡，也具備足夠的災難醫學認知，災難來時，進災區的專業團隊就不必耗時間尋找需要協助的人，而是直接靠在地人的系統轉介。這樣心理重建工作能做得迅速、深入，災民間也能相互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