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21地震造成近千個家庭骨肉離散，134個未滿18歲的孩子父母雙亡，超過5成是12～18歲的青少年。根據兒童福利聯盟（以下簡稱兒盟）統計，在災後一年間，這群失依兒居住地遍及14個縣市。他們9成由親戚擔任扶養人，1成進入機構。

在法律、政策面之外，失依兒也需要強力而持久的心靈療程。從921的長夜開始，這134個失去雙親的孩子，就踏上一條漫漫的離家與尋家旅程，許多人在迷路中找路，有人療癒彼此，也有人遠遠守護，成為這些失依兒迷途中的一顆星，讓孤單的他們看見：有人在這裡。

小嵐（化名）是果農的女兒，位在台中石岡半山腰的老家被橘子樹環抱，還種了龍眼、釋迦等一年四季吃不完的水果。小時候的寒暑假，她都在幫忙包裝堆積如山的橘子，手指動著，心裡只想和4個姊姊一樣去外縣市念書、工作。921那年，目標達成一半，她在台中市區住校念高三，準備考北部的大學。

在小嵐記憶中，媽媽辛苦又溫柔，但她未曾走進媽媽的內心世界；脾氣火爆的爸爸是家中唯一男性，顯得有點孤單，卻也最疼她這個小女兒。921前一個週末，她因事和爸爸賭氣，留校準備模擬考。地震當天，她天亮後啟程回家，發現路愈走愈破碎，馬路隆起兩層樓高，回到家，熟悉的三合院半倒，媽媽已經往生，重傷的爸爸送醫仍回天乏術。

一直想離開的家，永遠回不去。再也沒機會多了解媽媽，再也無法和爸爸和好。她跪在三合院的神明廳，不知道說了多少次對不起，若能早一點到家，爸媽會不會還活著？是不是不必在瓦礫下承受漫長等待與痛苦？若前一週有回石岡，心中的遺憾，會不會少一點？

地震隔月，5姊妹在台中買房子，讓彼此有可以回去的家，「但裡面是空的，還沒有回憶，」看著姊姊去買水果，小嵐心裡只有難受，「我們家以前不買水果的。」

姊姊們只有假日回台中，平日各自扛著傷痛，對彼此的心疼，化作填滿食物的冰箱。上大學後，小嵐搬到台北，「台北的家、台中的家、石岡的老家，我有三個家，也像是沒有家。」

小嵐很早就對諮商輔導工作感興趣，大學、研究所都念相關系所。諮商輔導中，「說」除了能紓解情緒，也代表能夠求援。當情緒滿上喉頭，她卻發現自己說不出口，她渴望被聽見，不想被憐憫，不希望別人看到的只是經歷921地震的她。她還得努力忍淚，對她而言，哭就輸了，輸給地震。

情緒不斷拉扯，小嵐隔絕自己，無法向別人表達感受，無法言語。她形容自己得了「人群孤獨症」，「與人隔絕的好處是，沒有付出，就不會有失去。」

大一開始交往的男友阿光，是她最能放心掉眼淚的人。「我常對著他哭，說不出流淚的理由。他不害怕，不急著要我解釋，不會閃躲不知所措，或要為我做些什麼。他就是陪著我，去承接我的情緒。」

從盡情流淚開始，慢慢練習說出壓抑的心情，發現眼淚不代表認輸，於是更放心地展現自己的脆弱。阿光後來成為小嵐的先生，在他眼中，小嵐是他心愛的人，不單是「921的失依兒」，「我就是全心陪她經歷一切，那些高低起伏，我不覺得是情緒，是過程。」

另個穩定力量，是兒童福利聯盟的社工。社工和她年齡很近，像學姊又像家人。地震創傷起伏，她大五實習時再度陷落，社工發現不對勁，為她連結心理諮商。她形容，兒盟的社工像個浮球，給她依託標的，不在失措中溺水。

921第11年，小嵐將這段心理歷程寫成碩士論文，書寫過程讓她想靠近又逃離，想接觸又害怕，也讓她把這些年的創傷與哀悼歷程看得更清楚，看見那些陪伴她的人們，也回到「心裡的家」──原來父母一直活在她的心中，她沒有失去父母，也不曾失去愛。

離開石岡後，小嵐反而更想靠近石岡。她婚後和同為石岡人的阿光返鄉定居，在台中海線工作的阿光，每天開車80分鐘通勤不以為苦。

我們問小嵐，現在在她心中，家的定義是什麼？她毫不遲疑地回答：

「有愛的地方，就是家。」

曾任諮商心理師的小嵐，現在是全職媽媽。成為3個孩子的母親，讓她更想讓石岡成為下一代的宜居之地，她與一群石岡在地媽媽組團隊發起連署，盼讓石岡的公園不再只有罐頭遊具，而是納入社區意見，做出結合在地文化的設計。

從孩子懂事開始，小嵐很自然地和他們談起生命與死亡。「他們知道外公外婆是地震過世，也明白世間無常，年紀大的人不一定會比較早走，老二有次哭著要我不要死掉，我說媽媽也很希望看到你們結婚生小孩啊！」

小嵐一家人的住處，距離她老家約10多分鐘車程，老家路口有個信箱，偶爾還有寄給她的信。三合院早已拆除，現在種滿橘子樹，但小嵐的戶籍一直留在這裡。

「一直考慮要遷，最後還是留著。不然那個戶籍就沒有人了。」她輕嘆一口氣：「或許今年會遷走吧。」

阿倫是台中新社人，父親事業失利後，帶一家五口搬到東勢的工廠工作。「我們家窮，但沒讓小孩餓過肚子，一家人感情非常好。」閉上眼，阿倫彷彿能聽見爸媽帶他與弟弟妹妹在學校操場跑步、逛夜市時的笑聲。

921地震時，阿倫國小五年級。他那晚被左腳傳來的劇痛驚醒，眼前漆黑，全身動彈不得，只聽到弟弟的哭叫。他試著安撫，隨即痛昏過去。

那時東勢有逾萬戶住宅倒塌，全鎮都在碎瓦礫中救人。阿倫的小舅媽四處奔走借來挖土機，阿倫受困10多個小時，終於從全倒的家中被挖出，一家五口，只有他一個人活下來。

「看到牌位上寫著我爸媽、弟妹的名字，我哭到腦袋一片空白，覺得自己什麼都沒有了。」

出院後，阿倫住進大伯家。大伯的權威管教，和以前爸媽溫和講理的教養方式截然不同，還不時叨唸他父親從前的債務問題，讓他很難受。堂哥堂姊大阿倫近10歲，不是青春期少年能談心的對象。

「他們第一天就告訴我：『地震的傷害，我們幫不了你，你要堅強靠自己走出來。』所以我從小練就一個功夫，就算難過得要死、痛得要死，仍會笑著說我沒事。」

失親悲傷不曾被時間沖淡，想念的時候，他就蒙在被子裡哭，「或許（大伯）是用他們的方式關心我，但在那當下，一直要我堅強獨立，會讓我覺得我是孤獨一人。」

台中縣政府輔導員謝宛蓉、督導輔導員的教授梁培勇、兒盟社工黃雅祺，成為他的情緒出口。「無論多小的事他們都願意聽，只有面對他們，我才找到依靠感。」

高二暑假，梁培勇與謝宛蓉約阿倫碰面吃飯，他前一晚興奮到睡不著，隔天中午，趕緊請一起在果園打工的鄰居載他赴約。

油門一催，剛學騎機車的鄰居在下山路飆到80公里，一個過彎，兩人飛摔出去，阿倫一頭撞上路邊護欄，接著發現脖子以下無法動彈。

大伯比救護車還快趕到現場，握著他的手掉眼淚，「第一次看到大伯哭，我嚇到，覺得自己超不孝的。」

阿倫第五、六節頸椎粉碎性骨折，手術成功機率5%。聽到這件意外，社工與輔導員們全嚇壞了。阿倫迄今無法忘記大家到醫院探望他時的表情，好像看到家人受傷一樣難過。

「大家要我加油，我經歷的種種，天上的家人也在跟著參與。我覺得很對，我要連同家人的份一起活下去，」阿倫說。

他每天逼自己練寫字、重新學走路，「復健做到內褲都是汗濕的。」一年後，他慢慢能正常行走，現在幾乎看不到後遺症。

這次意外是阿倫和家人關係的轉捩點，父母驟逝讓他沒自信，常沒來由地覺得自己是沒人要的小孩。車禍讓他發現，有群人像爸媽弟妹一樣在意他，自己不是一個人 。

「可能伯父母也不知道怎麼陪伴我，他們的孩子都長大成人了，對我算是另類隔代教養，或許也帶著矛盾的心情。」

由於想回饋社工界，阿倫大學考上社工系，出社會後服務偏鄉、經濟弱勢的家庭，陪伴失依或隔代教養的孩子，「想讓他們知道，我能好好的，你也能好好的，我們都會陪你。」他笑說，有孩子聽完他的遭遇，反應是「你好衰喔，我覺得自己好像還好」，便又振作起來。

地震受的傷好了，心裡的疤還在。他自忖自己是個太討好的情人、義氣相挺過頭的朋友、對家族大小事異常主動。因為害怕失去，他希望周遭一切都黏得緊緊的，永遠不要離開。

身體也記得921那晚的恐懼。阿倫現在一定得開燈睡覺，輕微地震也會讓他從座位彈起，狂奔下樓。

一位社工督導告訴他：「傷痛不會消失，是你生命的一部分，要學習怎麼跟它生活。」他很震撼，原以為時間能淡化一切，沒想到愈想淡化，傷痛反而更深，「當重新學習與傷痛共處，會發現根本沒有所謂放下，但能選擇用什麼心情面對。」

流逝歲月也慢慢解開誤會的結。阿倫逐漸明白，堂哥嚴苛的教養方式，隱含防止他走上歪路的關愛；大伯數落他父親的怒氣裡，帶著說不出口的牽掛、對弟弟早逝的捨不得。他們心中，都可能有塊尚未痊癒卻未能言說的創口。

「大人有大人的悲傷，但一開始很容易被忽略，」黃雅祺說，兒盟在震災後第5年舉辦扶養人支持團體，原想邀大家聊聊小孩的閒話，沒想到大家說的盡是失去親人的痛楚，全場哭成一團。「扶養人也是被留下來的人，他們同樣失去手足甚至子女，卻得立刻安頓親人留下的孩子，並承擔社會的眼光，悲傷從未好好紓解。」

現在阿倫的手機桌布，是與堂哥們5個女兒的合照，各個都是他疼入心的小公主。他想好好談段感情，建立自己的家庭。雖然無從彌補父母缺席的童年，「但至少能讓我的孩子感受，你們的阿公阿嬤，從前是這樣愛著我。」

對新家庭的重新適應、青春期孩子與扶養人的價值觀碰撞、不斷起伏的情緒與對未來的迷惘。這些921失依兒需要的不只是經濟支持，更是長遠陪伴。

兒盟在921當月成立「家庭重建中心」，每月訪視失依兒與他們的扶養人直到20歲成年，像是伴著孩子尋家的擺渡人。但在一開始，社工常面對冷漠拒絕。

失依兒回顧當時經歷，常提到一個感受：他們的世界一下子湧入太多關注，政府人員、社工、記者、志工絡繹不絕，有些在他們弄清楚誰是誰之前就離開。久而久之，他們對突然出現的大人習以為常，也不抱期待，兒盟社工起初也只是另個陌生人。

面對前所未見的嚴重天災，專業助人者最初也千頭萬緒，能做的就是陪伴，直到孩子願意敞開心扉。

「我們不會裝做都很會，」兒盟中區重建組組長黃雅祺認為，「陪伴」這事很難用言語細說，「就是真誠吧⋯⋯我告訴孩子，我們都是人，無法做到非常完美，但遇到事情，可以一起面對。」

黃雅祺，是在921第4年加入陪伴失依兒的行列。對她來說，這份直面生離死別的工作，同時也在療癒她自己。

讀大學時姊姊意外去世，對她造成極大衝擊。她害怕死亡，也害怕離別，但這是每個人一生迴避不了的功課，於是她選擇到這群孩子身邊，陪著他們一起直視。

某天她與一位讀大學的失依兒個案初次碰面，同事交接時，告訴她那位女孩已相當穩定自主，沒想到女孩一上車就落淚，原來剛和男友分手。生命中每個磕絆，都連結到失親傷口，女孩嗚噎地問黃雅祺，爸媽拋下她，男友不要她，她對世界好失望，活著有什麼意義？

孩子拋來的生命大哉問，共振她心裡的惶惑。最後，她與女孩坐在車子裡，一起放聲大哭。

「我沒有力氣跟孩子說我們可以怎樣，我們只是共享悲傷而已。」

聊起這段，黃雅祺的眼裡有淚。大哭之後，看似什麼問題也沒解決，但兩人的距離一下子靠得很近。後來兩人一起分享喜歡的音樂，女孩去環島時則寄明信片給她，很多年後，女孩結婚了，她應邀出席婚禮。

134位失依兒，今年平均年齡30歲，除了處在生活轉銜階段的4位，都已從兒盟結案。兒盟剛辦完每年一度的失依兒聚會，這幾年愈來愈多孩子帶他們的另一半或下一代來參加，黃雅祺希望兒盟能逐漸從主導者轉為被邀請者，由孩子邀請社工參與他們的生活。

失依兒的眼淚，也讓兒盟看見允許悲傷、對失落有所準備的重要。兒盟從2012年起走進中部國小進行生命教育課程，藉由失去練習，讓孩子珍惜擁有，明白身邊有哪些支持資源。

921當下，台灣的心理學界、醫界也全數動員。

「大家非常主動，台大成立心理復健小組，國內好幾個心理系也都來了，」台大心理系名譽教授、921災後心理復健小組召集人吳英璋回憶，當時大家兵分二路，一部分翻譯國外文獻，製作成人與兒童心理急救的衛教單張，他則與心理衛生團隊前往災區。

台中縣死傷最慘重，也留下最多失依兒，對這群孩子的追蹤輔導，吳英璋想起他教過的台灣大學心理所博班學生、時任中原大學心理學系系主任的梁培勇。梁培勇是第一批街頭張老師，常在遊樂場等地尋找需協助的青少年。年輕氣盛的孩子最討厭別人說教，不過梁培勇是遊戲機高手，一贏人家就聽他的。「我都說這是野戰經驗。能這樣照顧孩子的，全台灣找不到第二個。」

地震後一週，梁培勇在豐原消防隊外，等待吳英璋和台中縣政府開救災分工會議。那場會從下午開到天黑，結束後，吳英璋把他叫過去，說：「勇仔，這些孩子交給你。」

回顧當時，梁培勇垂下眼微笑：「聽到這句話我就認了，認命去做。」這句託付，改變他與許多失依兒的人生。

台中縣政府清查，扣除被親戚接到外縣市的孩子，留在台中縣的失依兒約40人。梁培勇督導一批台中縣教育局的輔導員團隊，為受驚的孩子心理輔導、長期追蹤失依兒生活。

昔日的遊戲機高手梁培勇，後來成為國內知名的遊戲治療專家，擅於在遊戲情境中帶入治療元素，讓孩子與治療者建立關係，進而自然表達內心情緒與想法。災區學校復學後，他請輔導員背著裝玩具的小背包到學校，若孩子願意就一起玩。

「有時我們就是等一個機會。」輔導員劉貞芳的個案之一，是在地震中失去父母、兄姊的小六男童，他功課很好，冷靜理智，看似影響不大，卻對921絕口不提。地震隔年的母親節前夕，她和孩子玩一款類似大富翁設計的輔導桌遊，男童抽出一張命運卡，要他說出「我最掛念的事」，這一刻，男童壓抑的悲傷突然潰堤，哭著責怪自己為什麼沒能救出爸媽、哥哥姊姊。在那之後，他終於願意吐露對家人的思念。

失依兒的尋家路崎嶇，有小一男童一年間換過兩個扶養人、一所育幼院，出現說謊、偷竊等偏差行為。最後接手撫養的姑婆教養經驗老道，明白孩子的偏差是在反映內心的傷心委屈，用幽默與愛包容孩子的脾氣與頂嘴，讓孩子回復從前的開朗。

也有孩子原本在家裡排行居次，寄人籬下後成為家裡年齡最長、責任最重的「災後老大」。或是因為驟失父母、兄姊，被迫成為小大人。一位失依女孩剛上國中就在研究六法全書，原來是親戚爭搶她父母的遺產，哥哥災後情緒崩潰，無法成為她的支柱，她只能強迫自己從妹妹成為「長姊」，保護自己的家。

尋家路上極辛苦也不足外人道的一段，是和新家庭成員的重新磨合。

震災後4個月，梁培勇每週2天往返台北、台中，督導輔導員後，就逐戶與孩子的主要照顧者搏感情。他觀察，學齡前的失依兒，容易和新的主要照顧者形成依戀關係，很快就會喊照顧者爸媽。若是國小失依兒進到有年齡相近小孩的監護家庭，從房間重新分配到電視該轉哪台都有得吵，衝突最大。

對父母的思念，讓孩子常將原生家庭與新家拿來比較；有些孩子在地震後產生心理與行為問題，監護人想管教卻又怕被說閒話，不知該如何拿捏；監護家庭中親子、手足的「生態平衡」因新成員來到重新洗牌，容易起摩擦，可能讓失依兒感到「都是我不好」。

這些問題，扶養人起初都不願談。梁培勇說：「大家很客氣，一律說『還好啦我沒問題』，其實心裡都很抗拒，不知道我來幹嘛。要臉皮厚、常常去，坐久就有關係。」

許多兒盟社工，初期則常被扶養人挖苦：「你們年輕人還沒結婚，哪知道怎麼教小孩？」、「就是來看我有沒有打小孩啦！」

一次次的家訪，扶養人開始吐露教養、生活、經濟等困難。梁培勇、輔導員與兒盟社工陪著想方法、給建議，辦活動讓家長交流彼此的教養法寶。追蹤到第5年，有位扶養人不好意思地跟梁培勇說：「我現在才相信，你不是政府派來監督我們的spy（間諜）。」

梁培勇對失依兒的追蹤持續10年，輔導團早因縣政府改朝換代解散，公部門的計畫經費在災後第5年也沒了，他仍自掏腰包，每個寒暑假都去。

吳英璋曾告訴他，服務孩子的過程，可能會發現能成為研究題材的資料，但切記，服務第一、研究第二。到後來，比起做研究或服務，他更像是去探望掛念的人。

陪伴孩子這麼多年，有研究出對失依兒的處遇模式嗎？梁培勇搖頭，說自己帶過很多研究生做失依兒研究，但要他整理出一套處遇模式，他寫不出來，「因為每個孩子都不一樣，」他加重語氣重複一次：「每一個都不一樣」。

他現在是台北教育大學心理與諮商學系的教授，研究室書櫃最明顯處擺著好幾張失依孩子的喜帖、小禮物與畫作。他參加過孩子的畢業典禮、幾場婚禮，擔任過主婚人，許多輔導員也和孩子們保持聯繫。「我們一個輔導員很開心地告訴大家，她輔導的孩子當媽媽了，她升格阿嬤。」

他與輔導員仍和孩子們保持聯絡，若有事想當面聊，或外縣市的孩子來訪，他就請對方吃飯。

「我傳遞的訊息是 "I'm here, we're here"，我們不打擾，但要是你有什麼問題，我們都在這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