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看喔，這些921大地震後種的樹現在，已經這麼大了，」南投縣中寮鄉和興村民詹淑瓊，指著平林溪畔的成排茄苳樹說。

路的另一側豎立一塊「時報種樹區」的牌子，後方的桃花心木蔚然成林，過橋到了對岸，偌大的廣場周遭，用砍下的檳榔枝幹做成的小木屋，作為民宿、餐廳、咖啡館之用，「台灣原生種植物公園」的牌坊矗立，背後蔓草恣意生長，「園區裡繞一圈大概要40分鐘，遊覽車進來時全停在這個廣場，社區攤販擺在旁邊，那時好熱鬧，每到假日遊客絡繹不絕，農民種香蕉賣香蕉，種柳丁賣柳丁。」

從兒童親水區到藥草樣本園，從獨角仙公園到國際水果博物館，露營區旁甚至還擺放了兩台鄰近集集兵工廠捐贈供遊客合影留念的戰車與砲車，「和興有機文化村」儼然一處脫離塵囂的生態樂園，來自全台各地的社區團體、闔家大小來此體驗、接近自然的懷抱。

只是這一幕幕歡樂的景象，只留存在園區告示欄褪色的照片上，像故障的時鐘，永遠定格在19年前──那時，和興村是921震災重建、生態復育、產業復興的全國性政策示範。這個中寮南邊最僻遠的村落，如今最熱鬧的時刻，是每週2日的長者活動據點，鄰近村落的長者坐接駁車來到社區活動中心共餐、話家常、做勞作。

「有點感慨，重建過程大家都非常辛苦，沒有繼續打拼下來有點遺憾。如果不要有利益紛爭，能夠繼續在這邊經營，我們的建設可能不只這樣，土地增值、路更寬闊，變成南投市的後花園，年輕人可以回來有就業機會，老人能得到很好照顧，學校（和興國小）也不會廢校，」當年在和興有機文化村擔任會計及導覽解說員的詹淑瓊說著。她現在仍留在故鄉，在社區活動中心的長照C點擔任陪伴長輩的照服員。

「中寮是一個真空地帶，也可以說：『中寮在台灣的地圖上是一個不存在的地方！』因此，台灣現有的資源進不了中寮，同時既有的政經運作系統也與中寮不怎麼相關。」現已退休的中原大學建築學系教授喻肇青，在921後不到一個月即帶領學生前往受災嚴重的中寮，協助在地居民的重建工作，他在《南投縣中寮鄉災後重建綱要計畫》中，如此描述當時這個地方在外來援助者眼中的樣貌。

在世紀震災後，這「一個不存在的地方」，透過災難的訊息與畫面，瞬間連結、牽動起全國民眾的關注。

不同於過往的重大天災損失多集中在硬體建設，921地震的規模使得迅速回復生活常軌難以企及，許多投入協助災區的民間團體採取了一種由下至上的草根方式，與災民一同參與、討論關於重建的想像。除了中原大學，東海大學師生也投入協助災民重建的行列，更有來自各地的文化工作者，在中寮長期蹲點，為這個「台灣內地」南投最偏僻、貧窮的區域留下深刻的文字與影像紀錄。

「地震後各界大量的資源湧入，外來團體也讓我們看到故鄉更多可能，開始有著讓地方上脫胎換骨的想像，」中寮鄉民張燕甲說。他曾是《中寮鄉親月報》主編，這份刊物由於內容扎實，並有大量動人的報導攝影，至今仍被認為是災後湧現的諸多地方報刊中的典範。

考量到外來者總有離開的一天，《中寮鄉親月報》創辦團隊「果然工作室」逐漸將採訪工作移交給在地人，以盡量貼近真實的視角，記錄地方的變貌，「其中和興村由於在土石流威脅下面臨可能遷村的危機感，那邊的一群年輕人於是團結起來，加上帶頭者口才很好，受到當時921重建會副執行長郭清江的支持，獲得許多資源，建立生態有機園區，同時官方也需要一個樣板，展示重建的成績，」張燕甲表示。

921之後在外投資事業全部付之東流的張至沅，便抓到這個機會，與當時一群青壯輩和興村民捲起袖子，清理淤積的河床，規劃出有機生態園區的雛形，並積極奔走，引進產官學各種資源。適逢時報基金會自1992年起，開始推動「種兩千棵樹，救台灣水源」活動，每年以不同訴求舉辦植樹活動，允諾贊助樹苗，開啟了以「砍檳榔，造綠林」為口號的重建計畫。

「我對外宣傳一人一樹救台灣水源，不要臭氧破洞，號召機關團體認養種樹區，中鋼輪流派9,000名員工來，再來時報、TVBS、愛普生、葛蘭素史克藥廠⋯⋯一批批企業組團來造林，付我們200元，導覽半日遊含吃飯，社區媽媽準備八菜一湯鄉土風味餐，好合理，每天都有3部遊覽車載著120人，9,000人輪流連續數月的時間，種下30萬株樹苗，」現在於南投市區經營餐廳的張至沅回憶，當年風光的日子彷彿還是昨天的事。

「我們在中正紀念堂募款，一晚上募到3,600萬，台北、台中到處記者會，連續5年和興村壯大，蓋餐廳、民宿、園區自給自足，賺錢納入公基金，一年有500萬左右收入，當時的行政院長唐飛、總統陳水扁都來種樹。」

在地貌景物被震碎的同時，卻也塑造出「從頭開始」的契機，想像並重組出一方新天地。

中寮從戰後的「香蕉王國」，到上世紀1990年代的「台灣第一檳榔山」，淺根的檳榔背負著土石流元兇的普遍輿論。緊鄰921震爆點──國姓鄉九份二山西側的和興村，在災後「政治正確」的氛圍下，適時地成為多方資源與政策挹注匯聚的焦點。一時之間，和興村以災區重建「模範生」的面貌，被冠以「綠色奇蹟」、「再造美好家園」、「杜絕土石流，和興村完成森林再造」等標題，屢屢登上全國性的平面與電子媒體版面。

然而好景不常。2000年原本提供土地的地主不再續租，社區協會並解除張至沅的總幹事職務，換人經營；隨著921的記憶逐漸隨時間淡化，已少有遊客會主動造訪交通不便、中寮最東邊的的和興村。

當年浩浩蕩蕩的有機村像一場夢境，睜開眼又復歸荒涼的現實，只有平林溪上的薄翅蜻蜓依然不變，在這個季節成群舞動。

從和興村再往裡行，地勢愈加陡峭崎嶇，產業道路兩側仍可見到檳榔樹沿山坡生長；隨著近年檳榔價格低迷，政府鼓勵轉作，沿途可見地主雇工砍伐，改種高經濟價值的土肉桂或油茶樹（苦茶油原料）。20年前大舉的宣示，如今又以另一種形式，漸次改變著地貌。

翻過稜線，即是921震央九份二山，20年後被撕裂的地貌已長出植被，只能透過「國家地震紀念地」保留下的傾斜「磁場屋」，想像、體驗當初的大地撼動。

相對於九份二山西側、中寮曇花一現的生態村之夢，東側山腳下埔里平原一隅，則從原本同樣不起眼的邊緣，一躍成為台灣生態村的代名詞，持續至今。

過去它只是過客短暫停駐之地。百年前魚池一帶缺乏米糧，當地居民常需翻山越嶺到埔里購買挑運，因位於挑米路線的中繼站，挑夫常在此歇腳休憩，便被稱為「挑米坑仔」，日治時代稱做「挑米坑庄」，國民政府來台後改稱「桃米里」。清朝同治、光緒年間，閩客籍人士開始較具規模地移入，在桃米坑溪河岸旁居住，但因為溪谷坡地的地形限制，可開墾種植的作物不多，以麻竹筍為最大宗。

在台灣邁入工業化的社會後，跟許多農村的命運類似，傳統農作已無法支持人們的基本生存，地方上無出路，青年人口大量外移，桃米甚至落到埔里最窮的里之一，更曾經因埔里垃圾掩埋場計畫興建，被譏為「垃圾里」。

一場百年大震使原就凋敝的村子雪上加霜，桃米里369戶中，有168戶全倒，60戶半倒，受災率62％。當時的里長黃金俊常因為率領里民進行垃圾場抗爭，而與臨近剛設校的暨南國際大學有所往來，震災後，透過任職於暨大的朱柏勳引介，已落腳在埔里多年的新故鄉文教基金會來到桃米，從初步的緊急救援、安置，到與村民共同思考面對重建的課題。

921大地震不只改變了地理環境的面貌，更是重構許多原有價值的契機。包括檢討長期以來不重視設計及施工品質的陋習，導致諸多學校在地震中不堪一擊，促使一批有理想的青壯輩建築師反思建築、環境與人的關係，投入「新校園運動」，設計出許多令人一新耳目的校園建築。

而對於台灣的社區營造而言，921也是非常重要的分野。「之前的社造比較不敢碰產業這一塊，而著重在文史調查、辦活動等，比如新港老照片活動；但是震災後恢復了居住的環境，居民接下來碰到很現實的問題，就是產業要如何發展，」921後即與團隊成員進駐桃米參與重建工作的新故鄉文教基金會董事長廖嘉展說。

「地震後青壯輩都從外地回來，像我在台北市住了18年，開過計程車、做過舞台燈光，看到整個社區是沒落掉的，一級產業麻竹筍的價格跟20年前一樣，難以生存；加上地震的破壞，每一個人的落寞、絕望寫在臉上。當時勞委會的『以工代賑』計畫、新故鄉基金會進駐及很多專家的幫助，慢慢讓居民建立起信心，」目前經營民宿的邱富添說。

邱富添是桃米社區最早的生態解說員之一，一路經歷復育苗栽、學習生態知識、用生態工法自力營造等過程，從領着政府補助的基本工資，到今天聘雇多位社區媽媽打掃房間、經營餐廳，讓她們得以有份工作，在自己的民宿建立起一套社區照顧系統，具體而微地摸索、實踐出賴以生存的「產業」。

與此同時，隨著深耕社區愈久愈深，新故鄉文教基金會也從原本外來輔導者的角色，漸漸轉化成十足在地，「一路從初期的陪伴到現在的合作，」邱富添觀察道。

「透過地震之後的觀察可以發現，有政府與社會資源挹注時，社區能維持一段時間的熱絡；但當資源慢慢萎縮，整個社區就會慢慢失去活力，」廖嘉展說。

社區必須面對能否自立自足的生存問題，對基金會而言，這也是相同的考驗。

「早期、中期的經費來源大多是政府計畫或社會捐款，但是在計畫有時間性，且補助與外界捐款愈來愈少的情況下，基金會很難有正常的營運，必須要轉型，另闢自有財源。2008年『紙教堂』營運，成立這片園區，有自己的收入來源，才開始真正朝『社會企業』的方向操作。資金結餘不僅可償還當初籌設園區時920萬的貸款，以及辦理如『再現埔里蝴蝶王國』計畫，並且捐助給更小的非營利組織，」廖嘉展說。

至今紙教堂的名氣益發響亮，每到假日滿是觀光人潮，民宿從最早約20家成長一倍變40家。據廖嘉展推估，現在整個桃米的產值，一年大概超過1億5,000萬元，4人裡面就有1人、大約200人在地就業，更吸引投資者耗資上億在桃米村入口的墓區對面興建歐式城堡造型的「巧克力工廠」，暑假期間的週末甚至常一天湧入上千人次，車子必須停到上方的暨大警衛亭。

對周遭環境是否會帶來衝擊？「紙教堂建立後很多人說它是負面的，好像導入大量遊客就可能倒得很早、死得很快。但其實桃米面積18平方公里，紙教堂只會影響周邊一兩百公尺的核心地帶，出了這邊到外圍的溼地、河床生態區，因腹地分散，交通不便，且住宿量有限，所以不會整個集中破壞環境，對於大部分地區都還不會有太多影響，」邱富添從在地人的角度，澄清這許多人的疑慮。

桃米社區最寶貴的資產，就藴藏在那些沒有吃喝玩樂設施、走馬看花遊客並不會抵達的溼地與河床之間。

讓桃米走上生態村之路的關鍵，是前農委會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副主任彭國棟。當年他受新故鄉文教基金會委託，從2000年的5月到10月間，進入社區調查生態資源。調查的結果令眾人訝異，小小的地方竟可發現約70種鳥類、約80種蝴蝶、約50種蜻蜓，而在台灣29種原生種青蛙裡，在桃米就可找到23種，比例高達80%。

「剛好在那個時間點，有對的人、對的環境，就決定大家一起好好做。為了讓居民看得到生態社區的可行性，勢必要結合經濟，朝生態觀光的方向發展。只要好好的保護下來，就有無限生機，」彭國棟說。對長期參與台灣各地生態調查的他而言，談再多的學問也要有一個真正實踐的地方，當年的震災對他、對地方，都是一個全新的機會。在那個完全不知道何為生態社區的年代，彭國棟開始了一段「早上6點從家裡出發，晚上11點以後才從桃米離開」，為社區居民上課、一起討論未來發展的歲月。

「彭老師來說生態旅遊會賺錢，大家都看笑話，覺得不可能，以前台灣沒有前例，桃米第一個走，把我們當『白老鼠』！」921第二年從外地回鄉照顧父母並參與家園重建的李榮芳，回憶參與桃米社區第一屆生態解說員的情形。成長在1960年代的他，小時候抓蝴蝶賣給鎮上做蝴蝶貼畫或標本的手工藝社換零用錢，震災後擔任專業導覽解說，並持續參與生態調查、記錄物種的變化，可說是具體而微反映埔里「蝴蝶王國」的轉型與變化。

「高高在上的學術語言我們聽不懂，彭老師知道庄腳人要慢慢磨，用很庶民、沒距離感的方式開始教。青蛙種類少比較好入門，我第一個認識的是腹斑蛙，最容易聽到『給給給』的聲音，還有『拉肚子吃西瓜』是『拉都希氏赤蛙』，因牠叫聲『嗯嗯──』，像拉肚子拉不出來的聲音！」李榮芳笑著說。

面對震災後一無所有的家園，輔助的團體、專家以及居民之間，很快就有了共識：若要長久的生活下去，就一定要將「生態與生活、生計」結合起來。有著不得不轉型的壓力，居民們很認真定下心來學習。

彭國棟透過特生中心舉辦公務人員生態研習的機會，頻繁將課程拉到桃米舉行，來過的人逐漸將口碑擴散，在這個名不見經傳小地方的體驗。

當桃米社區成為台灣生態社區指標，隨921過去邁入第二個10年，李榮芳卻察覺一些改變已經悄悄發生，「紙教堂剛開始營業時，生態池裡金線蛙很多，晚上劈劈啪啪好像水上飄一堆，我很納悶現在為什麼不見了？其他青蛙數量也不像15、16年前那麼好，腹斑蛙『給給給』、黑眶蟾蜍『咕嚕咕嚕』的聲音也減少，是水的問題、還是氣候暖化的影響？原本中路坑溪谷每年9月底10月都有幾千隻梭德氏赤蛙，近年流行露營，當地農民想弄露營區，把右岸完整竹林全部砍掉，這兩年可能因此數量銳減，9月要再觀察看看。」對經歷過生態洗禮的在地人而言，念茲在茲的仍是那些常伴左右的「青蛙老闆」。

「桃米這塊招牌，近年隨著消費型態的改變與市場競爭而有些褪色，社區內部也不總是和諧，經歷過紛擾，雖然還有很多缺點，但能夠真正由社區的人，沿著每一條河流、步道，每個月調查、記錄蟲魚鳥獸花草樹木，真正掌握區內生態資源的，在台灣還是沒有第二個！」彭國棟受訪的同時，手機Line群組裡，生態調查隊成員正完成一整個上午的觀察與記錄，回傳今日的成果，分別是蜻蜓24種、蝴蝶49種，並發現在台灣所有蝴蝶中， 唯二「吃葷」之一的白紋黑小灰蝶蹤跡。目前桃米生態調查大隊共有36位成員，每月分組勘查社區內的生態環境，並以具體數據比較逐年的變化。

「政府常做很多『揭竿起義』式的計畫，今天宣布『生態旅遊年』、明天說要『農村再生』、後天要『地方創生』，喊了多少年了，到底問題在哪裡？生態觀光不是5、6年的計畫就能迷迷糊糊弄下來，桃米走了快20年，背後是非常細膩與嚴謹的調查基礎，」彭國棟一針見血指出。

長期重工輕農政策下的台灣農村，近年來已到了不得不面對農村經濟轉型的關卡，而產業外移過程導致的剩餘勞力，回到農村卻沒有相對應的生產機制，唯一有的生產機制就是「土地」。由深耕的民間團體、專業學者、努力的在地居民三方共同組成的桃米生態村，怎樣運用原來在土地上的資源，重新的認識、活化、轉化它，成為有效的生產機制，對於台灣鄉村社區的永續發展，是一個重大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