爭論，是民主社會中重要的概念。德國一直存在著「爭論文化」（Streitkultur），不管社會分裂多麼激烈，爭論還是被視為維繫成熟民主政治必要的手段，學生們在學校也會被引導對於複雜的議題搜尋資訊、做出判斷、並駁斥不同立場，因為正確地爭辯，是勇於使用理性，是今日民主文化得以保持活力的原因。

然而不可否認，爭論雖可以產生真理，但是這樣的真理時常帶著社會的分裂與仇恨作為代價。「真理製造仇恨」（Veritas odium parit），這句來自古老拉丁文的諺語告訴人們，追求真理的過程並不總是那麼順遂或愉快。

德國社會是個始終不和諧的社會，這個國家始終在爭論中。即使在德國文化與政治思想中一直存在著某種對於共同體的嚮往，德國各黨的政策黨綱向來好談「社會」作為價值，但是，這個共同體從來不存在於共識中。雖然「團結」（Zusammenhalt）一直是各黨高舉的價值，可是「鬥爭」（Kampf），也從未消失於德國的政治語彙。因為爭辯，才能釐清事實，才能將國家與社會帶到更好的地方。

這種爭論的基因，流動在西方文化傳統中。在古老的哲學開端，雅典的阿果拉廣場上，好提問的蘇格拉底正是在與希臘人辯論中探問真理的人；柏拉圖寫的對話錄，既是對話，但也是各種激辯，例如《理想國》對何謂正義的辯論，穿越了西方歷史，還影響著當代的政治思潮；而西方神學傳統中，爭辯一直扮演重要的地位，例如聖經《使徒行傳》，描述耶穌的使徒們傳教的事蹟，許多片段都是在激烈的爭論中辨明信仰與真理，例如保羅與雅典人的爭論：「保羅在雅典等候他們的時候，看見滿城都是偶像，就心裡著急；於是在會堂裡與猶太人和虔敬的人，並每日在市上所遇見的人辯論。」他去了哥林多：「每逢安息日，保羅在會堂裡辯論，勸化猶太人和希利尼人」；「在眾人面前極有能力駁倒猶太人，引聖經證明耶穌是基督」；「保羅進會堂，放膽講道，一連三個月，辯論神國的事，勸化眾人。」

辯論，不只是針對異教徒，也可見於基督教內不同教義的爭執。被認為在精神上改變了德國人、創造出一個新的信仰國度的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於五百年前這麼說：「我為了我的德國人而生，也為德國人而服務（Meinen Deutschen bin ich geboren und ihnen will ich dienen）。」他服務的方式，正是以其95條論綱向羅馬教會提出了挑戰──提出一場改變世界的爭論。

路德於1518年前往海德堡，參加在海德堡奧古斯丁修會會議上的「海德堡爭辯」（Heidelberger Disputation），他力戰天主教守舊者，辯論教義，更是開啟了之後數十年多場關於宗教改革的重要辯論。這場辯論被紀錄為拉丁文"Disputatio Heidelbergae habita"，"disputatio"的字源是dis（分歧）與puto（辨認、思索、闡明），可以看出爭辯的意義並非一味駁斥，而是要劃出歧異，在其中獲得啟蒙。

如何爭辯（disputare），自中世紀以來便成為學習神學者必修課程，你必須設想一切可能反對你立場的論點，做詳盡的探究與比較，闡明這些論點的不真與不合理，以捍衛自身信念的真實性，並說服他人接受。也不只是神學，這已是學術研究的必要技能，高等教育在授予博士學位時，申請學位者必須通過論文答辯，因為，只有懂得爭辯者，才能證明自己擁有學術能力。

「雖然朋友與真理對我們來說都是可愛的事物，然而給予真理更高的地位，是神聖的義務。」 ──亞里斯多德《尼各馬科倫理學》，1096a

到了啟蒙運動時期，能夠據理力爭，不只是學術能力，甚至促成了市民社會的公共性。如哈伯瑪斯（Jürgen Habermas）已成經典的教授資格論文《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便描述，在英國咖啡館及法國的沙龍中一場又一場的辯論與交流，催生了近代歐洲公共領域。

除了面對面的辯論，透過文字以及著作的意見往來，也使得啟蒙思想更成熟，例如康德（Immanuel Kant）關於啟蒙運動的名文，便是一篇投入爭論之作。1783年，牧師策爾納（Johann Friedrich Zöllner）在《柏林月刊》（Berlinische Monatsschrift）上質疑，雖然「啟蒙」已成一個流行詞彙，但是內容到底是什麼，沒人說的清楚；這個質疑即引發思想界的回應，例如隔年哲學家孟德爾頌（Moses Mendelssohn）發表〈關於這個問題：何謂啟蒙？〉（Ueber die Frage: Was heißt aufklären?），對於德國民族的文化及教養充滿信心；而康德接著發表〈回答這個問題：何謂啟蒙？〉（Beantwortung der Frage: Was ist Aufklärung?），以拉丁語諺語「勇於使用你自身的理性！」（Sapere aude!）為啟蒙做了清楚定義，要求人類走出自己招致的不成熟狀態。這篇文章，使人類精神告別了中世紀，帶領他的當代人走入理性的時代。

這一次爭論，其實也是對於「為什麼我們要爭論？」這問題的答案。爭論，不是為了吵架，而是勇於使用理性，是走出不成熟狀態的嘗試，是為了被啟蒙（aufgeklärt），為了被闡明（geklärt）。

德國自1970年以來建立了一個重要政治傳統，由總統在耶誕節前夕透過電視向全國人民講話，以在這個重要節日建立國家未來正確的方向，並給予人民自豪與信心。

2019年12月23日，德國總統史泰因邁爾（Frank-Walter Steinmeier）循例發表耶誕談話，他呼籲，德國的公民們應該展現支持民主的公民勇氣、共同體認同、以及爭論文化。民主不是自然而然產生的，我們每一個人都對民主負有責任，每個人都在其手中握有一小塊德國，「我們需要民主，可是我也相信，此時此刻民主特別需要我們。」他認為爭論的文化是德國社會的珍貴資產，也樂見各種立場間激烈的爭執。他指出，重要的問題是：「我們爭執了，然後呢？摩擦如何再轉為尊敬？不休的憤怒如何轉為合宜的爭論文化？針鋒相對如何產生團結合作？」

這些問題當然是困難重重的，但是，為了捍衛民主，依然必須不懈地尋求答案。真正的民主精神不是在制度裡面尋找的，而是在活躍的民主公民之彼此往來間被實踐以及存續，是與各種不同意見的他人溝通，尋找出讓大家都得以和平共存的生活方式。這條道路並不平坦，但再怎麼跌跌撞撞，我們都還是得走，因為民主生活已經是所有生活形式中我們唯一可以接受的。史泰邁爾在演講裡，有這樣一句話：「你們不要害怕！」（Fürchtet Euch nicht!）引述德國人熟悉的聖經話語，但也是重現了康德在建立歐洲啟蒙精神的關鍵時刻所發出的呼喊：「要有勇氣使用你的理性！」

「而普羅塔哥拉斯與蘇格拉底啊，我請求你們兩位，各自退讓，開始為你們自己的立場而爭論吧，但請不要吵架，因為朋友與朋友之間，也可以充滿善意地爭論。」 ──柏拉圖，《普羅塔哥拉斯》對話錄，337b

本書描述的，就是這樣一個紛擾不安的國度，如何在一次又一次的爭論中逐漸走向成熟；如何在歧異中試圖闡明。這個國家在兩次世界大戰中失敗，卻又站了起來，逐漸成為強大的國家。可是這樣的強大，卻不是一帆風順的。很多問題，德國一直無法找到答案，但是一直沒有放棄尋找答案，這個國家也就在這些跌跌撞撞的摸索中，完成許多驚人的成就，例如在廢墟中重建、完成經濟奇蹟、與東歐和解、處理納粹問題、完成統一的和平革命、推動能源轉型等。但是，當然也有許多挑戰依然棘手，例如始終進行中的轉型正義、難有社會共識的難民問題、移民融合、性別平等、老年貧窮、種族主義、反猶主義⋯⋯

這是個複雜的國家，有複雜的歷史與國情，甚至，德國人自身就很複雜，不容易理解。究竟如何幫德國定位？這些年來，台灣對德國很感興趣，在許多議題上希望瞭解、甚至借鏡德國經驗，學習德語的人也愈來愈多。也因此，過去幾年我試著切入德國社會核心、深入分析德國的專欄文章，也獲得甚多迴響。這本書，便是選錄、改寫一些我在各媒體上的評論文章，以及演講之內容，並藉整理成書之際，另加上一些我早就想談卻一直沒靜下心來好好處理的議題，希望能全面深入地呈現近年來德國社會中的重要論辯。

書中整理、探索、分析了許多分裂德國社會的議題，例如移民、難民、種族主義、愛國主義、宗教、環保政策、階級差異、同志與性別平權、高學歷情結、少子化問題、職業教育之未來、轉型正義、媒體生態、老年化、藝術創作與言論自由、安樂死等。這些議題，均無一個簡單立場或標準答案，但是都呈現出一個處於爭辯中的社會。也因此，本書之書名訂為《爭論中的德國》（Deutschland streitet），希望能從這些高度複雜、立場鮮明的爭論中觀察一個國家。

史泰因邁爾說每一個參與爭論的德國公民「都在手中握著一小塊德國」。閱讀這本書的台灣讀者們，手中其實也都捧著一小塊台灣，一小塊脆弱的、值得我們激烈地為之辯護的新生民主。本書所觸及的很多爭論，也可以在台灣的脈絡中見到，例如國族認同、移民議題、同婚與其他同志權益、安樂死等。也不只我們，其實世界各國或多或少都會面對這些議題，也都在找尋答案。有些議題，人們找到了暫時的共識，讓這個社會繼續往下走；有些議題始終是爭議，各種立場的人無法找到共同的立足點對話。無論如何，我們應該接受一個不和諧的社會，並且，在知道最後可能無法共享同一立場的情形下， 仍然願意一起爭論。

共同體（Gemeinschaft）， 是在差異中尋求共同（gemeinsam），而不是追求同一；我與你爭論，是因為我視你為與我一樣的理性存在者，你能使用與我一樣的語言，我們交換意見的不同，試著釐清概念上的誤解，即使最後我們仍將彼此憎恨，因為無法說服彼此，但是至少我們都更貼近真理一步，也使我們生存其中的民主更有生命力。

也因此，從這個角度我們可以理解，為什麼柏拉圖《普羅塔哥拉斯》對話錄中會有這麼一句：「而普羅塔哥拉斯與蘇格拉底啊，我請求你們兩位，各自退讓，開始為你們自己的立場而爭論吧，但請不要吵架，因為朋友與朋友之間，也可以充滿善意地爭論。」各自退讓，才能有真正的爭論，而不淪為吵架。爭論再怎麼激烈，都應該是針對事理，而吵架，卻常是針對個人。後者會是惡意的，而前者，卻可以是善意的，可以發生在朋友之間，又不損友情的。

當然，這樣的理性的爭論在今日看來似乎陳義過高，我們多數時候在台灣看到的，還是吵架。但是正因為我們身處在後事實、後真理的時代，不放棄對真理的追求，格外重要，尤其在台灣，這個被外國學者認為是受假訊息攻擊程度全球最嚴重的地方，我們更有義務，必須要辨認事實與虛假，必須爭論，必須堅持真理。「雖然朋友與真理對我們來說都是可愛的事物，然而給予真理更高的地位，是神聖的義務。」亞里斯多德《尼各馬科倫理學》寫下的這句話，不也提醒當代懷疑真理是否仍存在的人們，在探求真理的路上，不要怕爭論？

讓我們各自退讓，開始為自己的立場而爭論吧。

《爭論中的德國：如何在歧異中共存，理性明辨走向成熟民主》（圖片提供／天下雜誌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