搭高速鐵路到德東大城萊比錫（Leipzig）之後，開車2個小時，我們來到鄰近德國、捷克邊界的東部小鎮，施瓦岑貝格（Schwarzenberg）。

人口外移、老化嚴重的施瓦岑貝格，是極右派政黨德國另類選擇黨（Alternative für Deutschland，簡稱AfD）票倉之一。從2014、 2015年移民數量登上高峰之後，德東就成為AfD崛起的引擎，不管是去年（2018）8月發生暴力衝突的肯尼茲市（Chemnitz），或是今年（2019）6月的政治謀殺、10月的隨機殺人案，都發生在德國東部。

就在極右勢力的大本營，有一群在地青年，想解決AfD在德國一面倒的勢力；他們想用另一種方式，告訴下一代什麼是好的民主。

星期日的下午，十幾個青年聚在一起，有的人滿是刺青、耳垂是一顆50元硬幣大的黑色耳環，有的是教堂新派來駐點的傳教士，還有木匠、社工師等等，他們都是德國東部土生土長的孩子，但在家鄉，他們卻只有在這個房間內感到溫暖，有人開了一個多小時的車，就為了參加這場聚會。

大部分的他們畢業於鎮上同一所高中，如今四散各地工作，但還是利用下班時間，無酬回到母校所屬的施瓦岑貝格，進行他們所謂的「地方再造」。

「我們小時候，只要你是龐克、同志或是支持綠黨的，到晚上你就得躲起來，不然不會有好下場，」今年31歲的海芬泰格（Eric Heffenträger）如此回憶。他從7年前開始與4、5個朋友辦活動，成為後來的非營利組織「另類議程 」（Agenda Alternativ e.V.，簡稱AA）。

我們問在場十幾個成員，是否遭遇過極右團體的暴力？他們竟都點頭。

支持環保、不排外、不夠陽剛、支持性別平權的青年，在德東，很容易成為霸凌的受害者。為了不被邊緣化，許多在東部長大的人，從小就加入極右團體在學校、酒吧、運動社團建立起的網絡，「除了加入足球隊、義消之外，這裡的年輕人真的沒什麼社交選擇了，」海芬泰格說。

過去7年，AA舉辦演唱會、工作坊、足球比賽、小旅行、讀書會等，讓15到25歲的下一世代，有新的選擇和陪伴。他們不會因為要爭取同儕認可，而放棄德國憲法上寫的包容多元、尊重各種宗教等民主價值。

薩克森邦議會成員舒伯特（Franziska Schubert）以「弱民主」來形容德東的特殊情況。二戰後東德被共產東德統治，不具自由的公民社會，在柏林圍牆倒後又快速被西方政經制度合併，成為文化、經濟、政治上的弱勢，加上2003年到2015年，政府因債務壓力，大量削減教育、治安預算，接連經歷兩次劇變的東德民眾，再次陷入不安全感。

在公民社會空白、人們沒有參與公共事務習慣、缺乏認同之下，極右團體緊抓機會深耕在地網絡，成為人們生活的重要部分。社群網站上，極右團體散布不實資訊，養大憤怒、恐懼、不安情緒，AfD再將這些情緒化作得票。只是，人們對現況的不滿，真的得到解方嗎？

以近期的氣候變遷議題為例，東部正面臨煤礦停止開採的挑戰，此時急需關於能源與經濟轉型可行的政策提案。號稱為東部發聲的AfD卻選擇在社群網站上喊出「拯救石油」、「綠黨要殺掉德國人民的汽車」等口號，AfD主席莫爾騰（Jörg Meuthen）接受《報導者》專訪時，甚至喊出恢復核能的訴求。

（更了解AfD的主張以及快速崛起原因，請看：〈民主新危機：用仇恨話術吸票，納粹後最強極端政黨如何撕裂德國？〉）

大學主修政治的海芬泰格認為，唯有改善東部的「弱民主」，讓人們慣於對話、提出意見、產生方案，選民才能真正解決問題、成為代表東部利益的政治代理人。

於是AA辦演唱會，讓跨世代的人一起參與音樂祭中的議題工作坊，談性別歧視、排外、足球隊裡的極右思想等被忽略的議題。一年一度的AA演唱會經過7年的發展，已成為兩天一夜、包含露營的音樂祭。除了在地人參與外，演講每每吸引數百東部青年返鄉，邊聽音樂，邊與家人一起談政治。

他們也擺攤、辦小旅行、參觀集中營以及不定期的小聚，用素食香腸、雞尾酒吧、饒舌表演等，拉近大家與「政治」兩個字的距離。AA的代表作之一，是邀請二戰屠殺的生還者與土耳其裔的饒舌歌手同台表演，小小場地塞滿150人──在德東談德國二戰罪行，這大概是最有創意的方式之一。

創造政治的對話，曾讓他們付出許多代價。演唱會多次被極右派鬧場攻擊，高舉納粹照片，並丟出挑釁式提問。「以前不會有人敢公然說出『外國人走開』、『關閉邊界』這種話，」海芬泰格清楚感受到AfD崛起之後，仇恨與歧視言論組成的「新日常」，這也成為他們堅持下去的原因。

《極端政治的誕生》一書指出，世界觀的差異，正逐年成為民主國家裡，選民分邊站的依據。政治人物用科技工具，順著世界觀的差異，一刀下切，以不實資訊餵養各自的支持者，激化兩邊人群。對德東來說，一旦對下一代持續植入傾右、反民主、推崇獨裁的世界觀，就像在民主的德國埋下地雷。

AA為當地青年提供新的選項，防止極右派以話術築起人心的高牆，帶著更多在地青年一同練習對話、建立公民文化，這是他們為家鄉尋找未來的一帖解方。

「再幾年，（二戰）生還者接連過世之後，經歷過二戰的記憶會被遺忘，（極端右翼崛起）情況會更糟，我們的工作就會更困難了，」海芬泰格憂心忡忡地說。

保留歷史，以此反思民主、創造公民對話，這是德國多年來給世界的印象。在柏林市中心的伯瑙街（Bernauer Straße）上，一道被保留下來的柏林圍牆，以露天博物館的方式，展示那28年間，一座城市如何被一分為二。參觀者透過照片，看見因試圖跨越圍牆而喪生的面孔，聽見在地居民的口述錄音。

每年有自世界各地的上百萬人來此參觀、獻花，聽14種語言的導覽，了解168公里的圍牆如何將一國撕裂的歷史。

只是少有人知的是，這座柏林圍牆博物館（Gedenkstätte Berliner Mauer），其實誕生於一場由下而上的社區運動。

在柏林圍牆倒下後隔年，當地教堂和地方居民就組成工作小組來討論如何保存圍牆。「當時1989、1990年所有人都在拆牆，如果不謹慎、不敏感的話，一切都會消失，」管理博物館，由官方出資、在地民眾為顧問的柏林圍牆基金會（Stiftung Berliner Mauer）公共關係專員貝加（Hannah Berger）說，「如果不是（社區）居民挺身而出，當時許多人都不想再看到這面牆了。」

1990年兩德統一，共產與民主體制治理的兩塊土地要合體，柏林被賦予了重建為歐洲之都的使命。當時跨越柏林市中心的圍牆，被開發商視作眼中釘，除了土地使用的考量，更有人認為國家既然統一了，就該大步向前，不必再留下遺跡，避免傷痛回憶。當時眾聲紛擾下，政府遲遲未決。

伯瑙街居民為此與官方討論了16年，中央與地方政府才頒布了原則性的宣示，決定以去中心化的方式紀念柏林圍牆，在伯瑙街上保留約一公里的牆面。

隨著時間推移，這道被留下的圍牆，給當代社會的意義也逐步擴大。

第一，保留歷史遺跡，幫助東西德人互相了解。居民們認為，兩德統一來得突然，需保留一些事物，讓東西德人們能表達自己的感受，看見兩地的異同，特別是如何跳脫西方主導的歷史詮釋，讓柏林人和所有德國人真正理解彼此。

第二，從歷史出發，促進公民對現代政治的參與。貝加表示，他們的工作目標是讓歷史能連結到當下。因此，這裡的導覽安排不只是聽故事，也包括由當地居民、屠殺生還者帶領活動，目的是帶領大家理解歷史之後，展開政治的討論。

這當然是極具挑戰的。貝加坦言，讓各國訪客對德國以及二戰歷史進行討論，是一直到歐盟建立後、年輕世代有了新的世界觀，近10年來，才變得不再困難。「只是現在我們又開始聽到過去的用語、敘事，因為你剛剛提到的那個黨（指AfD），都回來了，」貝加說。

柏林圍牆基金會還進一步協助管理柏林南邊的難民中心，同樣由民眾自下而上保留做為難民中心博物館（Erinnerungsstätte Notaufnahmelager Marienfelde）；這裡曾是數百萬東德民眾投奔西德的窗口，人們必須在那裡經過12道手續，以及法、英、美三國情報單位的審核，才有機會申請政治庇護。

有趣的是，在博物館背後，這裡還是運作中的難民收容所，收容著來自敘利亞、非洲的難民。2015年以來，是否接收難民、以及何謂德國人的討論，再度主宰德國政治議程，但難民中心博物館仍鼓起勇氣，把敘利亞難民照片和逃難時的物品放入展覽中。

這些大膽涉入現代政治討論的策展方向，都是當初發起運動的居民參與決定的，其引來的批評從未停歇。但貝加表示，這種辯論，正是歷史能帶給現代與未來的價值。

「就像當初柏林圍牆倒下，其實不是一個單一事件，而是一連串的事情接連造成的，」貝加說，即便如今分隔彼此的不是實體的牆，但每個人都有能力做些對話，試著讓高牆倒下。

社群網站時代搭建的高牆裡，我們怎麼與同溫層之外的人對話？

《時代報》網站（ZEIT ONLINE）副總編宏恩（Sebastian Horn）和他的團隊，試著學習交友軟體Tinder模式，讓異溫層的人可以彼此「配對」後對話。

2年前的德國國會大選，假新聞與網軍操作充斥，政治討論被仇恨主宰，《時代報》網站編輯室裡的團隊想著自己能做什麼。經過實驗，他們在2018年與其他德國媒體合作，推出了軟體「我的國家能對話」（My Country Talks）。

使用者回答7個政治性的問題之後，演算法會幫忙配對一個與你意識型態完全相反的參與者；而後，兩人會收到彼此的聯絡資訊，再自行決定是否參與由《時代報》網站公布的全國對話日，在當天自行約見面地點，進行2小時的對話。

2018年推出的活動，全德國有28,000人參加，德國「發展不均與行為研究所」針對其中自願受試的近5,000人進行追蹤。研究員史托澤（Lasse Stötzer）告訴我們，進行對話之前，受試者形容政治意見與自己完全相反的人為「自私」、「愚笨」、「惡意」、「不夠知識」，但進行2個小時對話後，人們對對方的偏見快速下降，對社會和諧的信心，大幅上升。

「有9成的人說，他們願意再多做幾次，」史托澤解釋，2個小時帶來如此改變，關鍵是人們走進不同的視角，了解不同意見的形成脈絡，「這是過去5到10年，愈來愈難的事。」

因為取得資訊方式的改變，加上社群工具演算法造成的同溫層效應，人們出現「情緒的極化」（emotionally polarized），聽到跟自己立場不同者，情感上會直覺否認對方，而當人們都是透過同溫層裡滿是偏見的資訊去認識他者，造成的結果，是無法真的認識另一方。

史托澤強調，近年極化加速的原因是社群網站的出現，讓人們直覺選擇身處於同質性高的人群中。但同溫層卻像催化劑，讓人們挾偏見自重，也讓極化的內容有了能見度。

以德國為例，過去10年社會不均逐漸拉大，世代之間、東西之間、不同教育程度與貧富間的各種不均質，形塑了不同生活型態和世界觀。不論是實體的生活空間或社群網站上的世界，群與群都像隔了牆般，有心者可藉著汙名化對方、非事實的誤導言論，讓不同群體失去對話的動力。

「情緒的極化」概念，最早由史丹佛大學政治傳播實驗室主任艾揚格（Shanto Iyengar）提出。他一路觀察美國政治傳播的模式，從媒體到社群網路時代，他發現人們愈來愈喜歡與自己相同立場的人，而愈來愈討厭另一方。過去50年來，美國分屬不同黨派的夫妻數快速下降，只剩20％的夫妻是跨黨派組成的。

艾揚格觀察，對政黨的認同開始與個人認同合流，人的穿著、飲食、消費的品牌等開始跟政治認同相關，人們在社群網站上的表現也是自我認同的一部分。為了守住自我的認同，最容易的方式，便是直覺性否認另一方。

「我的國家能對話」的實驗創造了開放、包容的公共空間，打破「情緒極端」的牆。史托澤說，要擴大這樣的正面效果，關鍵是讓人們能遇見不同背景的人，建立更開闊的認知體系；像是上學、當兵、去酒吧、寺廟、參與社區活動中心，都有機會打破藩籬。

建立開放的公共空間，碰觸與自己不同的人群，消抵敵意、重建信任；對民主社會來說，不斷地對話、不斷地異中求同，才是民主國家能夠正向發展的根本。史托澤最後以德國的經歷，向台灣提出警告，他說，德國的極端化程度已具有創造沉默螺旋的潛力，會讓原本溫和理性的聲音不再對話發聲。在極端言論與情緒主宰之前，民主社會有必要嘗試所有的可能，來解決這項危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