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是清晨5點的登山口，還是台北市區的國宅中庭，2018年底縣市長大選和公投後，不少人走著走著，就被路上的青年攔下。

「我沒有要賣你筆，也不是要你個資，只是想要跟你說說話！」「行動山棧花」（後稱山棧花）總召，25歲的許同學（匿名）從今年（2019）6月開始，與50幾個夥伴，2～4個人一組，不定期地上街與陌生人「聊天」，有時最長聊上一個小時。

每次上街聊的話題不同，例如，中國宣布禁止中國電影參加台灣金馬獎那天，他們到西門町電影街和年輕人對話；遇上邦交國斷交、美國軍售等新聞，他們會製作簡單的繪卡，把新聞資訊帶上街頭，聽人們怎麼說。

「其實路人比大家想像中的友善、愛聊天，大家走在路上都會把黑暗面收起來，」今年21歲、還是學生的山棧花成員張同學（匿名）微笑說，社群上陌生人對政治議題的激辯，在街聊過程中並沒有出現。

山棧花上街的理由，與2018年九合一選舉結果有關。選舉和公投結果公布後，他們發現自己與網路同溫層之外的台灣民眾有如兩個世界，彼此不理解，也無法對話。「每個人（心中）都有一個想像中的韓粉，也有一個想像中的青年，」張同學比喻，選舉中一方稱青年不賺錢、不拼經濟、不念書，只懂抗爭；另一方，可能寫了好幾篇分析韓粉的文章，卻沒真的與韓國瑜支持者深談過。

「我發現花2個小時出來（跟陌生人）講話，比在電腦前發廢文給同溫層看好很多，」許同學說。

明年初的總統和立委選舉的政治活動早已煙硝四起，在封閉的LINE群組、Facebook私人社團裡，極端內容以圖文並茂的方式傳散，上頭出現砍頭、消滅、起義、一頭撞死等字句，不論是網友或候選人刺激出的極化氣氛，都讓他們更感到對話的必要。許同學表示，「不對話，社會就一定會分裂。」

4個月街聊的經驗，他們歸納出與陌生人對話的幾個雷區：對中高年齡層要避開「政治」二字、對年輕人要強調民生、態度要柔性溫和等。

從幾個學生開始的山棧花，隨著街聊的足跡、工作坊的舉辦，慢慢號召出50幾位上班族和學生加入，以志工形式，在線上、線下展開各種對話。他們認為，台灣需要創造和練習對話的組織；目標不是說服對方，而是資訊的互換，知道同溫層之外的想法，擺脫被資訊操控奪走獨立思考的可能。

除了山棧花，在2018年選後開始練習對話的，還有「對話千層派」，他們辦理最多20人的工作坊，產製教材，希望讓台灣成為多元、分層，卻能對話共好的「千層派」。

11月3日，星期日下午，我們來到他們的聚會，10位陌生的網友聚在一起，投影幕上寫著「知識分子的傲慢」、「太快貼標籤」等字句，由成員Pin（匿名）分享自己的成功與失敗經驗，而後透過遊戲，練習對話。

他們先玩對話大風吹，在3個角色的劇本中，輪番交換立場，體驗彼此的情緒、練習同理；然後他們玩「大家來找碴」，千層派成員把自己的對話紀錄投影出來，讓大家就幾個常犯錯誤來配對，包括「執著輸贏」、「貼標籤」、「堅持己見」、「情緒化」等。

從今年6月第一場工作坊開始，對話千層派成員從身邊的朋友開始邀請，慢慢擴散出去，每2週一次工作坊，近半年之後，28個人的志工團隊，把自己反省、練習的心得變成教案。Pin坦承，過去自己不懂得如何跟朋友談論政治，經常得到對方一句「我們以後不談政治！」的結語，對話的門就關上了，他們希望更多人能夠理解，「對話的目標，是下一次的對話。」

談論政治，在台灣一直是個挑戰。淡江大學公共行政學系系主任蕭怡靖解釋，政治極化可能反映在議題立場光譜，例如歐美國家左右派、自由與保守的意識形態之爭；也可能出現在民眾的政黨認同情感，例如以0至10分測量民眾對於不同政黨厭惡及喜歡的程度，觀察是否出現愈喜歡A黨、愈厭惡B黨的現象（反之亦然）。

蕭怡靖分析歷次總統選舉年「台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TEDS）」資料後發現，台灣較明顯的政治極化，來自民眾對藍綠兩黨的認同情緒差異。極化在第一次政黨輪替後漸升溫，2004年、2008年攀上高峰；2012年、2016年雖仍呈現藍綠對立，不過極化現象相對趨緩。但蕭怡靖預測，今年香港反送中示威、亡國感、熱門候選人的討論聲量等，都可能再次推升極化。

距離1月11日總統和立委大選還有2個多月，已經出現香港藝人何韻詩被潑漆、立委參選人林昶佐收到生命威脅等事件。

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主任蔡佳泓指出，許多台灣民眾至今還是傾向從兩大黨的論述，找到他們認同的依據，作為判斷事情的標準，相較之下，對錯只是其次，大部分只是從兩邊的論述裡，強化、補充自己信念。

簡化的認知、習慣的標籤，加上封閉式群組，深化了對立和矛盾。

政治大學新聞學系副教授鄭宇君表示，過去10年，台灣社群媒體（包含社交網絡服務及通訊軟體）的普及率從7成成長至9成，後期增加的20％，除了自然增加的年輕人外，以中老年人為主；在中老年群體裡，許多人仰賴親友圈組成的封閉式群組作為資訊管道，相信熟人更勝於媒體，讓他們較容易成為不實資訊的受害者。加上近年出現新的數位落差，有些人習慣於LINE和Facebook，不知道可以選擇其他促進公共討論的新平台，「當他沒有自己去找出一個新的媒體的話，他就可能會停留在比較小的、資訊封閉的社群媒體當中，」鄭宇君說。

停留在封閉式群組裡，談論政治，會有什麼樣的結果？

人們手中的一個個群組，其實正反映了社會的轉變。台灣大學心理學系教授李怡青指出，現代社會強調個人主義、走向分眾化，更多的組織是根據特定興趣、意識形態所組成，在細緻分化同質性高的群體中，人們為了彰顯自己的認同，會競逐式地強化對某人、某事、某黨的支持，最終造就了極化現象。

「主張較極端的人反而發聲特別大，」鄭宇君補充，一旦封閉式群組裡出現表態文化，不論是同學、同事、家人、校友等，為了維護群體和諧，會傾向表達對彼此的贊同。她認為，在封閉式群組裡，「情緒動員其實是比較明顯，理性溝通現在是比較低的。」

當這樣的群組文化帶到了家庭群組裡時，也常常成為家庭關係的地雷。

我們採訪幾個青年團體，發現他們開始練習對話的主因，大都與家人有關。

在家庭群組裡談政治，第一個炸彈是輩分與倫理。山棧花的張同學就表示，在路上與陌生人對話，遠比與家人對話簡單得多，在陌生人面前，他是一個別人家的孩子，「別人家的孩子總是比較好啊！」他笑說，回到家裡，他連讓長輩願意傾聽都是挑戰。

對此，李怡青提醒：「對話的兩方，如果不是在同樣的權力地位上對話，其實往往不是所謂公平的資訊交換、或者是觀點學習，它是去強調比較弱勢的一方『你要不要聽話？』」

第二個地雷，是跨世代的政治認同差異。

老一輩的政治認同圍繞著政黨，但年輕一輩則不同。根據根據政大傳播學院講座教授張卿卿的研究，「議題非盲從者」如今已佔台灣6到7成，他們對政黨主張並非照單全收，年輕選民大多屬於其中。她的研究發現，這類選民又可分為消極派和積極派兩種，後者多半具備公民意識，相信自己的發言有助於改變現況、發揮影響力，這樣的「自我效能」信念，進一步強化他們的政治參與，形成正向循環。

積極抗衡封閉式群組和同溫層帶來的副作用，愈來愈多年輕世代選擇進入實體世界練習對話，試著跟上一代修補關係，也跟同儕和下一代練習找出理想的溝通方式。

軟體工程師Chichi（匿名）在LINE上成立「你今天關心長輩了嗎」帳號、在Facebook上開啟「家庭診聊事」社團，聚集了2萬6千多個網友，大家在此分享跟家人談政治的成功與失敗經驗，「光是看到別人家的事，就能反省自己了，」Chichi說，「我看很多同溫層說話的方式，就是把人推開⋯⋯你也不會那樣跟朋友說話吧？」

與Chichi一起經營社團的宜君（匿名），在社團裡總是提醒同理與去情緒化。她說，談論政治，對許多長輩來說遠不只是討論政策而已，許多長輩的個人認同與政黨綁在一起，也有長輩不知道如何面對世界的變化。每個人成長經驗的不同，遇上全新的數位溝通工具，讓政治相關對話充滿考驗。

宜君的經驗是，在對話之前必須要有「信任存款」，這樣的存款來自於日常的問好、關心、彼此了解，有了信任之後，遇上意見不同的政治議題，才有可能心平氣和、不爭輸贏的對話，「我們才有抵抗分化的能力，」Chichi說。

（如何和長輩、平輩、晚輩溝通？如何幫助身邊的人脫離不實資訊危害？更多祕訣，請看〈不實資訊戰爭的教戰守則：4招教你如何對抗網軍攻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