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圍牆倒塌30週年前夕，7處3D投影、地上一道道綠線，沿著圍牆的痕跡劃過市中心。慶祝週年的同時，上頭寫著一句：「我有多自由？」（How free am I？）提醒著人們，牆倒之後的全球效應：冷戰終結、德國統一，以及自由民主的勝利。

但，紀念的氣氛，卻被一場選舉、兩場攻擊打破。10月9日，兩聲槍響，讓德國30年來尚未癒合的傷口撕裂更深。

開槍的是27歲的Stephan B.，他經過半年籌備，頭戴直播鏡頭，選在猶太節日帶槍「起義」。他以德、英穿插的方式向世界宣示，要殺猶太人、外國人、女人。理由？他說，二戰中600萬猶太人大屠殺是假的；女性主義導致德國低生育率；政客藉機引進大量難民，是為實踐人口清洗，白皮膚的德意志民族即將滅絕；而上述行動裡，猶太人與梅克爾是頭號共謀。

他向路過的女性開槍，接著瞄準土耳其餐廳裡的移民。若不是猶太教堂的警衛攔下他，會有另一場更大的屠殺。

Stephan B.是極右派的支持者之一，他口中的各種陰謀論，來自極右派團體的媒體、社交帳號。行動的人不只是Stephan B.，今年3月，跟他一樣憤怒的人，寄出上百封死亡威脅信，給德國各級官員。6月，死亡威脅實現，德國黑森邦卡塞爾區的首長呂貝克（Walter Lübcke），被極右派分子行刑式槍殺，陳屍自家陽台。理由是他曾為總理梅克爾（Angela Merkel）難民政策辯護，而所謂的辯護，不過是點出「德國價值是包容多元」。

根據德國國家安全單位長期追蹤，準備好隨時施行暴力攻擊的右派極端分子，今年攀升至12,700名。

仇恨攻擊帶來的國殤，讓德國總統史坦麥爾（Frank-Walter Steinmeier）會見了全國14位曾被攻擊的官員，向極端分子宣示決心。「右派的暴力分子正在危及我們的民主，」德國聯邦刑事警察局局長穆恩克（Holger Münch）指出。極端政治燒起的暴力在上升：2018年，德國有7,701件與排外相關的犯罪、2,098件極端政治分子犯罪、1,258件對行政官員與議員的刑事案件，為此，刑事警察局新增超過400個職缺，憲法保衛局新增300個職位。

恐怖的氣氛，讓政治慢慢變成人們不想碰的事。社會志工、參與政治的年輕人數量下降，官方職位甚至出現無人填補的窘境。

一方哀悼、震驚、處理危機，另一方，正大肆慶祝。

「選舉之夜我們玩得很開心，」坐在歐洲議會的辦公室內，德國另類選擇黨（ Alternative für Deutschland，簡稱AfD）共同黨主席耶爾格．莫爾騰（Jörg Meuthen）接受《報導者》專訪。58歲的他從政不過5年，已是德國主要反對黨領導人、歐盟12國極右政黨聯盟的核心成員。

「我們（成立）才6年，從來沒有一個年輕的政黨可以如此成功，」他的臉滿載笑意。已是德國第三大黨的AfD，不久前在東部三大邦地方選舉創下三連勝，竄升成為東部第二大黨，打敗梅克爾所屬的基督教民主黨（Christlich Demokratische Union Deutschlands，簡稱基民黨），重組德東的政治板塊。

AfD的興起，宛如一場現代啟示錄。從過去的遊戲規則來看，他們沒有人才，沒有智庫，早期連文宣都會拼錯字，怎麼可能成為贏家？但，當社群網站改變了民主政治運作的遊戲規則，AfD的興起，不是一場全然的意外。

從2015年的百萬難民潮開始，本是邊緣小黨的AfD開始崛起，抓住人們仇恨與恐懼的情緒，把排外與憤怒的種子順著社群網路灑進人們心裡。2016年歐洲的接連恐攻，則讓種子發芽，把「梅克爾叛徒」的形象與恐攻相連。2017年起的國會大選，他們與國際「接軌」，引進美國政治公關的知識與技術，從此穩坐德國政壇在社群網路上的霸主地位；靠著一則又一則貼文，他們在選民心裡建起隱形的仇恨之牆。

根據牛津網路研究所9月發布的報告，在全球至少70個國家中，社群網站被用來操控民意、影響政治運作，台灣也在其中──經歷過2018年的公投與縣市長選舉，社會裡處處可見資訊操作的鑿痕與傷口。

圈粉、建牆、吸票、得權，「AfD正在為現代政治的成功方程式，創造原型。」長年追蹤德國極右派發展的《德國時代報》記者亨利克．默柯（Henrik Merker）觀察。

只是，當成功方程式的代價是社會撕裂跟鮮血，這樣的「勝選」，是民主國家的勝利嗎？

莫爾騰收起笑意，告訴我們，他怎麼看待那些排外、政治仇恨的攻擊。

他先譴責暴力，而後滑開螢幕，秀出一張來源是「網路」的照片，說是右派分子的車被左翼給燒了，「德國媒體都是綠黨的人⋯⋯我們被攻擊的事件都被沒人報。」他指稱，德國的確很危險，移民大舉入侵、歐盟主宰國家，德意志的文化就要消失。他說極端化的德國社會讓他都緊張，聲稱自己需要保護。

他說德國的希望在東邊，屬於過去共產東德的德東地區，因為德東的人知道失去自由的危險，於是力挺AfD，「我們都說西邊的人是在睡覺的綿羊，大部分的他們不知道我們國家變得愈來愈危險了。」當我們顯示幾項德國的民調認為民眾最擔憂的危險是極右派暴力時，他說那都是「被騙子媒體所誤導」。

莫爾騰口中的「綿羊說」，正是希特勒時代政治宣傳的一部分。當時，納粹要德國人成為狼，不要成為羊，必須爭取生存空間，守護德意志血統，此論述為入侵波蘭、屠殺猶太人鋪路。如今，莫爾騰以此合理化東部的暴力攻擊與排外。

事實上，德東是德國難民安置最少的地區，但恐懼卻是最強的。剛拿下選戰勝利的AfD地方領袖比約恩．霍克（Björn Höcke），正是讓人們恐懼、憤怒的最大推手。

剛結束的圖靈根邦大選，霍克帶領AfD以1.3個百分點之差，打敗梅克爾所屬的基民黨，創下史上最高得票率。他不但使用納粹的語言，連寫的書，也被當地學者形容為另一本希特勒自傳。書裡他明白寫道，為了解決德國當前的危機，「暫時的血腥」是難以避免的。

勝選的霍克，其實早被德國情報單位列為危險分子、放上監控清單。德國內政部長錫霍佛（Horst Seehofer）直指，霍克的言論，就是極右派謀殺案的推手。

政治經濟學教授出身的莫爾騰，聽到霍克名字，先是翻了白眼，大喊「每次都是（提到）他！」而後開始口吃。曾公開力挺霍克的莫爾騰鎮定之後，向我們解釋，這些發言，其實都是「合理」的。莫爾騰自己也身體力行政治人物必須負起的「合理」責任。

當初，莫爾騰加入以反歐元為訴求的AfD，就是為實現經濟自由主義，如今，反歐元議題卻隱形了。

「移民（議題）簡單多了，你就說『現在這樣下去不行，而且還有更多、更多、更多非法移民正湧向德國』，」他示範，「人們在路上看得見（移民），每天在市區就看得到、感覺得到，他們心裡會有『我的國家怎麼了啊』這個疑問，但你看不見貨幣的問題，這就是關鍵。」坐在歐盟辦公室裡的他特地補充，歐元還是德國最重要的議題。但他卻刻意忽略許多事實，包括：遞向德國的難民申請數量，已從2015年的89萬人，降到2018年的16.2萬人。

AfD成功的關鍵與世界上許多政黨相同，他們使用社群網站上目標群眾分析，尋找當紅關鍵字，從中找到可納進口袋的游離票，包括如薛勒般對既有政治失望的人，以及對政治冷漠的人，以此影響關鍵選區。

從2017年起，AfD找上來自美國、與共和黨合作的政治公關公司「Harris Media」，分析AfD既有30萬Facebook粉絲數據，據此找到另外31萬名相似的德國Facebook使用者，把他們分為7種類型（媽媽、企業主、勞工、工會成員等）後，再根據他們的興趣，客製化說帖。以媽媽為例，AfD對她們就強打移民影響國家安全的說法。

至此，AfD的手法與一般行銷公司沒有不同。但強調自己是「另一個選擇」的AfD，拋出政見的方式，卻不是實際求解，反而全是滿足選民的情緒。

莫爾騰為我們示範，他如何將複雜的歐盟改革議題，化為選民想聽的一句話：

「其他所有的成員國都想要更多的EU（歐盟），想要更中心化的管理，一個國家類的歐盟政府，像丹麥、荷蘭、德國這些國家，想要把歐盟變成另一個美國。在我們這個團體（指極右派聯盟），我們要的完全相反⋯⋯其實核心的問題是，你要更多的政治還是少一點政治？」

「我們當然要少一點政治！讓人民決定⋯⋯我們要人們自由！」

像是一條生產線一樣，莫爾騰把複雜的政策，與選民心中不滿的情緒相連，給出一個非黑即白的產品，一句簡單的口號，讓支持AfD，成為情緒的出口，對世界說出內心不滿。

但政治人物不只是要單向地對選民宣傳，議場裡、電視上，都需要就政策進行辯論，對議題提出詳細的做法，莫爾騰怎麼做呢？

他說他從不直接回應對手的質疑，只專注說自己的論點。他強調：「我完全不會理（對方），也沒興趣（對方說什麼）⋯⋯非常重要的就是不能掉入守勢，不然就輸了！」

探尋民意、抓住情緒後，AfD給出口號、主張；他們還打造了完整的另類資訊圈。

所謂另類資訊圈，台灣並不陌生──2020大選前，甚至有候選人推出專屬App。進入社群網站時代；個人化的演算法，更讓人們如同活在兩個世界般，看到完全不同的資訊。

AfD建立另類資訊圈的手法，堪稱經典。

他們有自己的頻道、雜誌、App，在各大社群網站上的曝光，主動出擊一般政黨碰不到的「隱形選民」，如年輕人、對政治冷感者、首投族。面對他們，AfD一開始不談政治，而是用美食和娛樂抓住眼球：從討論課業的網路論壇，到建立YouTube播放清單、Instagram美食部落客等；等拉進目標群眾後，才慢慢顯露真面目，像美食部落客在盤子裡用香腸排出極右派logo、米老鼠拿槍的照片配上「Refugee not welcome（不歡迎難民）」字眼，素食烹飪節目主持人們戴著極右派暴力分子的軍裝頭套，足球俱樂部轉貼反移民、反同志的笑話等。

（更詳細了解AfD塑造仇恨政治的實際手法，請見〈政客這樣造牆、洗腦：仇恨政治崛起5步驟，你眼熟嗎？〉）

柏林科技大學學者舒華茲─芙莉索（Monika Schwarz-Friesel）從社群網站上搜集2014年至2018年間，30萬條與猶太人相關的訊息，結果看見大量「毒瘤」、「爛貨」、「白癡」等字眼。舒華茲─芙莉索指出，極右派透過網路傳播的效率跟規模強度，是史上未見，煽起的仇恨不僅影響猶太人，更影響了整個社會言論。

強大的宣傳機器，讓AfD有效地與民眾建立起情緒連結、彼此認同，那些莫爾騰口中「合理」的説法與口號，在擺脫媒體核實的情況下，深植人心，更使AfD支持度步步推升，德國社會走進滿是仇恨的新日常。

「德國使用Facebook的群眾以30到60歲為主，他們沒有受過網路素養的教育，不太能夠分辨自己看到的是什麼，」持續追蹤的記者亨利克說，極右派團體甚至隨意指稱一名難民為偵辦中的青少女命案兇手，完全不符事實的貼文快速廣傳，加深仇恨。

我們走訪德國5個城市，處處見到社會撕裂的傷痕。在柏林，極右派學生建起監視網，檢舉老師對極右派的「不友善言論」。幫助難民的商家、拒絕極右選舉文宣的母親，被潑漆、磚頭砸窗、縱火攻擊；西部大城科隆，向穆斯林發放印上納粹符號的傳單，上頭寫道「德意志人民正在覺醒，你們是敵人！」德國全境8處反右翼暴力的紀念碑，有5處被破壞。

德國國內情報局主席霍登文（Thomas Haldenwang），在10月時接受《明鏡週刊》（Der Spiegel）訪問時，用「新一波的仇恨浪潮」形容現況。

霍登文悲觀地說，極右思想曾是德國社會現象的一部分，但如今，要極端化一個人、讓他發動攻擊，不用像過去一樣，提供完整的論述了，「一切需要的就是情緒、仇恨、謾罵。」他表示，根據情緒打造的言論，像是誘餌，召來一群需要情緒出口的人群，讓他們陷入特定世界觀，最終深信自己必須立刻做些什麼。

在東德長大的亨利克也認為，「（AfD）把梅克爾在位十幾年來的不滿聲音，成功都變成他的選民了。」

擔任國家總理14年，梅克爾被稱作「解決問題的人」，她以務實、沉著著稱，她習慣在各方利益中找出解方，與不同黨派結盟籌組內閣的手段，確保權力、也讓政策得以執行。只是，這樣的做法，長年受到保守勢力的批評，認為來自東部的她，不但沒為東部說話，還讓所屬的基民黨愈來愈向中間靠攏。他們看著過去被視為政治對手的綠黨所支持的反核、婚姻平權等主張在梅克爾手裡一一實現，而東德人、鄉村居民在全球資本的競爭下被邊緣和忽略，AfD於是抓住機會接收這群保守和憤怒的群眾，將人們的不滿「套現」。

70餘歲的退休工程師薛勒（Scheller），正是近年轉為支持AfD的德國選民。住在德國西北小鎮的他稱，即使AfD推出的政策有許多問題，引起的暴力攻擊也讓他擔心，但梅克爾執政14年，數度與左派結盟，讓他覺得自己的主張被忽略了，穆斯林移民的湧入、數位浪潮、氣候變遷等新議題一直襲來，他需要一個能代表自己聲音的政黨，而不是高高在上、遠在他方的菁英集團，投給AfD，「是要讓那些人（執政聯盟）聽到我們的聲音！」

極右派創造的仇恨風暴，贏得了選舉，卻讓許多人淌血喪命。當了市長近20年的安德烈亞斯．霍爾斯坦（Andreas Hollstein）是最鮮明的的例子，因為他只差一公分的距離，就會命喪在AfD的憤怒宣傳裡。

「我從沒有看過人這麼憤怒，」回想兩年前的那天，霍爾斯坦不自覺觸碰脖子上的疤。這位被德國、聯合國頒獎肯定的德西阿爾特納市（Altena）市長，在土耳其餐廳吃飯時，被一位市民帶刀攻擊，是土耳其裔的餐廳老闆加入扭打，才救了市長一命，傷口處離大動脈不到一公分。

據檢警的調查，行兇者因為水費繳交問題被停水，並長期被AfD洗腦，於是決定展開「起義」。「他對我喊出的數字都是錯的，他說我收了200個難民！」霍爾斯坦說。

霍爾斯坦是德國、歐盟接收難民的楷模，他把難民平均分配到市區裡的各地居住，讓每一套公寓裡只收一名難民，打破群聚隔離的難民收容弊病。他還讓願意協助的市民，能一對一地跟難民配對，語言、文化、宗教的融合都變得相對容易。

「我想的是救這座城市。」土生土長的霍爾斯坦，希望只剩17,000人的家鄉，能靠著接收難民，增加人口、生育率，留住城市裡的幼稚園，並且讓難民成為勞力，讓公司行號還有人可用。他太成功，一反常態地在各地對難民避之唯恐不及時，向別的城市爭取難民。

這就是他「做錯的事」。行兇者當時大喊，「你讓我口渴，卻去收200個難民！」

包括他的妻子、小孩，全都收到恐怖威脅，最新的是一封懸賞令，霍爾斯坦的人頭值10萬比特幣，有人要他活不過2019年。

而有一半的德國基層市長，都收過生命威脅。

霍爾斯坦如何看待AfD？「很多人說AfD就是排外分子，但在東德人眼裡看見的AfD，是陪伴他們的AfD、是懂他們的AfD，」從政20年的霍爾斯坦說，德國的城鄉差距一直是個問題，以阿爾特納為例，到城市的車一小時才一班，醫院關了、大超市關了、人口老化、經濟下滑，「我們（德國）有不同的生活狀況，有的地方發展得很好、看得到未來，有的地方則不。」從數據上來看，德國經濟連10年成長，失業率創30年新低，但霍爾斯坦直言，全球化、都市化、數位化，帶來太多不安，同時，金融危機、歐債危機、移民潮等重大事件，影響人們對體制的信心。尤其對平均薪資只有全國水準81％的德東來說，種種情緒，讓他們更容易被煽動。

在AfD推起的仇恨浪潮中，連有7成支持率的模範市長，都不再確定什麼是「好政治」（good politics）。霍爾斯坦坦承，現在的社會氛圍中，過去的方式都不管用了。「認真做事、好政績，就有高支持率與票數」，不再是民主的鐵則。

堅持不看民調做事的他，認為人心多變，政治人物的責任是「堅定做對的事」，民主制度中，本來就有安排選民淘汰公僕的機會。過去20年，他解散沒人參加的老人運動社團、關掉空蕩的酒吧、關掉學校、大力支持難民政策，全都是不討好的事，人們即使有疑慮、不滿，還是能以解決問題為目標，坐下來對話。

現下，仇恨炸彈從社群網站「空拋」而下，民主國家該怎麼辦？或許從草根組織做起、重拾面對面的互動溝通，是一個開始。

今年6月，地處德波邊界的葛利茲（Görlitz），差點成為AfD第一個拿下執政權的行政區。最後，第一輪排名第三的綠黨候選人，放棄第二輪投票，以棄保效應幫助基民黨打敗AfD，合力保下了這座城市。綠黨候選人法蘭西絲卡．舒伯特（Franziska Schubert）告訴我們，她能從個位數支持率衝到第一輪得票率25％，是因為做到和AfD一樣的事：陪伴弱勢。

但當AfD強調煽動情緒時，舒伯特卻給予解方。她花一年半時間，以早餐會、擺攤、街聊等方式，接觸非傳統選民；她組織婦女、流浪漢、老年人，根據事實與數據，來討論政見。

舒伯特以自己的選戰為例，要打破那道牆，便是去認知所謂AfD的支持者有眾多面孔，人們要藉此好好的了解他們，聽他們的問題，幫助他們重新與社會建立起連結，甚至像舒伯特所做的，幫婦女、經濟弱勢，搭起參政遊說的管道。

當科技被有心人利用，社會充斥著極端情緒，我們開始分開和拒絕彼此；德國《時代報》網站（ZEIT ONLINE）一項28,000人參與的實驗就發現，跟政治立場不同者見面相談2小時後，對對方的偏見快速下降，對社會和諧的信心，大幅上升。

被操控的仇恨，如野火可以燎原，甚至扭轉一國政局。民主社會中，面對各方意見的差異與情緒，除了冷靜與彼此同理，要重振民主，沒有特效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