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是5年前，8月的最後一天，越南籍逃逸移工阮國非，全身赤裸出現在新竹縣鳳山溪畔。面對來拘捕的警察，他神情異常恍惚，試圖靠近警車。短短數秒內，槍聲大作，竹北分局員警陳崇文向手無寸鐵的阮國非一連開了九槍，擊中阮國非的腰臀與大腿，深紅色的血從駕駛座旁汩汩流出。

但他還有呼吸，痛苦地跪下，接著倒在砂石地上掙扎。一旁因車子被阮國非砸而報案的民眾嚷嚷「再囂張啊！」陳崇文幾度向後來到場的同仁提醒「他有攻擊性，不要靠近」，儘管阮國非只是揮舞他逐漸無力的手。

第一輛救護車，優先送走被阮國非打傷鼻子的民防。第二輛救護車遲遲沒來，圍觀眾人保持「安全距離」，時間一分一秒過去。阮國非匍匐爬到車底，行動愈來愈緩慢。終於，第二批救護人員現身，看到傷者在車底下，有點不知所措，不確定要怎麼挪動他。

一旁的聲音再度響起：「把他拖出來，他不會痛啦，沒關係。」

像獵物般被抬出後，來支援的警察又在阮國非的肩膀上踩了一腳，想讓他更安分一點。直到被弄上擔架，阮國非不再動了，也或許是他終於沒有力氣了。從中槍到送醫，影片上的時間碼顯示大約經過半小時。生命的沙漏不停流，漏完了，阮國非的人生定格在27歲。

2017年8月31日，因民眾通報有人打破車窗偷車，爾後警方追捕與阮國非發生衝突，而造成阮死亡的過程，被警察密錄器拍下。這內容在紀錄片《九槍》中第一次完整公開，導演蔡崇隆選擇不做刪節，讓觀眾直面現場。

當晚，蔡崇隆正和太太阮金紅在「越在嘉文化棧」吃晚餐，席間還有許多住附近的越南移工朋友及新住民。這是夫妻倆共同經營的空間，位在嘉義民雄鄉間的一處路口，離蔡崇隆任教的中正大學並不遠，「越在嘉」除了促進文化交流、提供法律和心理諮詢服務，也是越南人社群重要的活動據點。

當眾人開心閒聊聚會，蔡崇隆滑手機看新聞，卻被巨大的疑問襲擊：為什麼警察抓一個移工會開九槍？

這些年，他和阮金紅合作拍了好幾部關於移民工的紀錄片，從講移民新娘的《失婚記》到失聯移工的《再見，可愛陌生人》，兩人帶著小型攝影機到處跑，有時也和被攝者一起務農，建立信任關係，捕捉他們的勞動身影和生活。

在蔡崇隆的接觸經驗裡，警察和移工未必是對立關係。他舉例，片中有失聯移工就住在派出所對面，警察不會刻意來抓，還會說「我知道你們也是來工作的，你們也很辛苦，不要出事情就好了」，就像互相認識的鄰居，甚至有警察看到被查緝的失聯移工拖鞋掉了，還去買一雙給他。

可是在社會大眾的討論裡，兩方卻成了死敵。在這次事件中，一方讚許警方大膽用槍，制伏形跡可疑還有暴力行為的逃跑外勞；另一方質疑執法過當，罔顧移工人權。雙方爭論不休，似乎沒有達成共識的可能。在傳播系所教書的蔡崇隆坦言，大多數新聞報導還是停留在「二元對立」的框架下，只是讓挺移工和挺警察的陣營更涇渭分明。

要弄清楚事情究竟怎麼發生，最直接客觀的線索就是開槍警員身上的密錄器。為了看到畫面，蔡崇隆跟了好幾次開庭，可惜庭上都只提供影片截圖，直到最後一次，才播放陳崇文連開九槍的動態片段。

蔡崇隆說，光是開槍的過程就超越他的想像，「他並不是說過來張牙舞爪，他是要鑽到警車裡面，一直對他開槍，很像射擊遊戲，就是要開到他不動為止，一種很電玩的感覺。」

但還是不夠。新聞記者加上紀錄片導演所累積的30年經驗，讓蔡崇隆想要離真相更近一步──阮國非中槍之後並沒有當場死亡，後面發生什麼事？他靠著長年深入司法議題的人脈，取得完整的密錄器內容。

「整個往後看的話，我覺得那個責任已經不是陳崇文了。救護車來，裡面還有一個派出所副所長，裡面是有主管的，圍觀的民眾大概有10幾個人。對我來講，最痛苦的是那半小時。」

這也是蔡崇隆決心拍攝《九槍》的關鍵原因之一，他想藉由個案向觀眾叩問：殺死阮國非的，難道真的只是那九槍嗎？

在司法影展上，資深影評人、金馬影展執委會執行長聞天祥說，《九槍》是今年最痛苦的紀錄片。看過的人大約都能體會，那長達半小時的密錄器影片，有多麼殘忍、不安和心碎。

除了為尊重死者，在重要部位打上馬賽克，其餘蔡崇隆選擇原型呈現，包括大量失血。蔡崇隆解釋，若照電視尺度，連血都要上馬賽克，「那就不用看了，沒意義。」

作為最重要的影像證據，團隊主創成員在看完內容後甚至表示，「這個就直接把它播出去啊，這個就是紀錄片啊。」蔡崇隆深知影像有其力量，但這麼簡單粗暴，怕把觀眾推遠，而且他也有更大的企圖，要從個案照見吃人的社會結構。

當一般人對失聯移工貼上標籤，蔡崇隆歸納過往採訪經驗指出，那些跑到山邊海角的移工，往往是受到高額仲介費的剝削，想要儘早還債，擺脫財務壓力、支持家計；另外，不能自由轉換雇主，也讓他們難以脫離不善待勞工的老闆，若想自由，只能跑。「標籤本身對他們不公平，跑給警察追，也是不得已的，他們跑掉只是為了賺更多錢，不是作奸犯科。」

《九槍》使用大量新聞素材穿插：有非法移工在建築工地躲警察，奔跑摔成殘廢或死亡；有合法移工在擁擠的鐵皮宿舍裡被大火奪命；有國道交流道工程垮下、南方澳大橋崩塌，壓死多名移工，一個又一個的真實案例⋯⋯蔡崇隆感嘆，無論是合法還是非法移工，在台灣，死於非命是日常。

為什麼慘案持續發生？答案也許不只是制度失靈，還有台灣人看待移工的態度和眼光。

過去拍攝《島國殺人紀事》系列紀錄片時，蔡崇隆就已嘗試從社會文化切入，為何程序充滿瑕疵、科學證據不足的蘇建和案，歷經數十名法官的審判，始終很難翻案；又為何一般民眾對冤案無感？他特地採訪作家平路、朱天心和精神科醫師王浩威，得到的回應是人們傾向認為這些被控有罪者，本身一定有問題，人們會覺得自己是好人，不會遇上和罪犯一樣的事。

在阮國非中槍後等待救援的現場，任何人基於人道主義，應該都不會是密錄器影片裡的作為，但蔡崇隆認為有相似處可循，並非完全難以理解：

「那些人對移工的一種心態，你說漠視、歧視、無視都可以，但你說就是這幾個人特別有問題嗎？好像不是，那是一個台灣社會的集體心理狀態。」

好人與壞人，台灣人與移民工，反正他們是和我們無涉的「他者」。

在《島國殺人紀事》裡，蔡崇隆帶攝影機去堵起訴蘇建和等三人的檢察官崔紀鎮，要他給個說法，但拍《九槍》時，蔡崇隆卻沒對陳崇文這麼做。他說，陳崇文想講的，在法庭上都講了，沒必要再問。最後，陳崇文與阮國非的家屬以260萬元和解，法院二審判處6個月徒刑，緩刑3年。陳崇文的姑姑也出面抱不平，主張姪子是奉公守法，否則如何保護警察人身安全。

除了訪談素材已經充足，蔡崇隆知道鏡頭是武器，作為擁有話語權者，得節制自身權力。

「我知道檢察官可能會拒訪或不願意講話，我還是去拍，因為拒絕也是一種反應，而且他有能力反制我。但陳崇文沒有能力反制我，如果這樣拍，就是修理他而已，他跟其他的弱勢者一樣，只是一個小警察。」

今年58歲的他，在台灣紀錄片圈是一道鮮明的風景。蔡崇隆是記者出身，在剛解嚴的1990年代初期進業界跑新聞，人權、勞工、原住民運動方興未艾，尤其身在《自立早報》那樣相對非主流的報社，編制沒有當時《中國時報》和《聯合報》來得大，主管反而給予較多空間讓他闖蕩，也訓練單兵作戰。

巧合又幸運的是，《調查報告》的監製竟是蔡崇隆大學時的偶像張照堂，在青春的慘綠時期，他從黑白又古怪的照片裡找到共鳴。「我們那個年代也會看存在主義嘛，看卡謬他們的書，我會覺得張照堂那個照片就是很存在主義，很《異鄉人》，」蔡崇隆說，如果張照堂是「精神導師」，製作人林樂群就是他的影像入門師父，他以《BBC》的訓練方式為蔡崇隆的影像新聞判斷打下基礎。

後來從民視《異言堂》到公視《紀錄觀點》，從電視新聞專題到紀錄片，不變的是，蔡崇隆一直是個熱誠積極的行動者，用影像跟社會溝通。他說，影像相較文字更感性一些，就像那些被冤枉的死刑犯，文字上只是名字，一旦露臉，就能從眼神裡看見他們的孤獨、不甘和憤恨。

能一直堅持在這條路上，發出異議之聲，蔡崇隆卻笑稱自己並不是個激進的人。

大學念政治大學法律學系，只是分發剛好填上，他對課程內容興趣缺缺，倒常蹺課到公館自修電影學分，1980年代的台灣新電影和甫開辦的金馬獎國際影展，讓他像塊海綿快速吸取養分。比起憤青，蔡崇隆比較像文青，在《政大青年》編校刊，居然因為談到大學自治，被校方關注，時任總編輯的他無奈撤稿，換上黑白封面以表抗議，後來還被學弟認為是保守派。

「我是學法律的嘛，那時候也會覺得有點奇怪，好像法律之外還有另外一個世界，是很政治的，跟法律沒有關係，可是怎麼會沒有關係。」校刊審稿事件讓蔡崇隆嘗到言論管制的滋味，卻也讓他對記者工作有所憧憬。

當同學們拼命考律師、司法官，他當完兵後卻跑去念輔仁大學大眾傳播學研究所，從此改變了他的一生。不像一般系所教美國傳統的傳播理論，當時輔大聚集了一群思想偏向左派的學者，例如剛從國外回來的陳光興，教學生讀的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和文化研究，走批判理論的傳統，在課上也結合時事討論。

「陳光興介紹什麼好書，有一個人就去買，拿來印。我們開玩笑說，我們是輔大大傳所印書組。那時候智慧財產權還沒有那麼嚴格，我們印了一大堆，因為買原文書很貴，」蔡崇隆說，當時和同學們組讀書會，成員之一賀照緹後來也成為紀錄片導演，知識為他們打開了另一隻眼睛。

或許可以說，蔡崇隆對議題的關懷、帶有階級視野的分析，都是從研究所的誤打誤撞開始。他本來不確定法律系能不能當記者，畢竟在當時的環境裡，顯得太旁門左道。

對社會的熱情，更多來自於他經常感覺格格不入。最早當菜鳥記者跑司法線時，看不慣同業和法官、檢察官稱兄道弟、好來好去；等到資歷深了，在公視領月薪拍紀錄片，又覺得台北的生活太安逸，像活在溫室裡，決定收一收行李，南下嘉義。

「紀錄片需要某種生命跟能量，但在台北好像有點缺。在這邊（嘉義）比較不是在工作，而是在做作品，有感覺才做，」蔡崇隆說，現在主業是教書，再也不能像以前一年拍兩支紀錄片，可能四年才有一部，但內容是真的想做的。

與其說他叛逆，倒不如說他一直在主流裡面趨向邊緣，是非典型的位置，讓他對跨界的人事物懷抱好奇心。

就像問他為什麼對移民工族群有感，他說因為每次被問到是哪裡人，總是沒辦法好好回答。在苗栗度過童年、在彰化長大、到台北念書工作20年，最後回到父親的故鄉嘉義定居，蔡崇隆說，自己是「移人」，跟這些移民工朋友都一樣。

已經拍過這麼多紀錄片，《九槍》跟過去蔡崇隆的作品有什麼不同，又能在移民工主題裡重新畫下什麼座標？

《九槍》製片李佩禪，曾任職紀錄片工會、公共電視，同時也是今年金馬另一部入圍影片《神人之家》的製片，她回憶蔡崇隆當初來找她組隊時，表明想做一部不一樣的作品。

無論從年紀或輩分來說，蔡崇隆都是紀錄片圈的大前輩。李佩禪說，蔡崇隆做過導演和製片，根本什麼事都能一手包辦，「但他說想要拍一個給素人、甚至是只看《復仇者聯盟》的觀眾看的紀錄片，那就要更客觀，不能像以前的作品那麼生硬，很難消化，吞不下去。」

要從硬到軟、從說理到抒情，就要更立體地呈現故事角色的面目，偏偏主角阮國非已經不在了，剛開始實在讓團隊傷腦筋。蔡崇隆想過，重拾過去拍冤案被槍決死刑犯的做法，閱讀死者留下的書信，再揣摩語氣寫成旁白。劇組飛往越南採訪拍攝時，蔡崇隆卻找不到什麼留存的日記或信件，幸虧阮國非的妹妹阿草想起，哥哥在台灣有使用Facebook。

原來阮國非一直用Facebook記錄他在異鄉的生活，也會上傳跟朋友玩樂的自拍照，蔡崇隆挑出幾篇看起來有故事的內容，請朋友協助翻譯，「他寫的有時候是一、兩句，有時候是一片。發現很多是在抒發心情，工作一天以後很勞累什麼都不想做、沒辦法放假的心情，還有自己很渺小的心情。」

多虧這些紀錄，團隊有機會還原交織在阮國非身上的各種身分──他既是漂洋來台賺錢的移工，也是某個家庭裡被疼愛的孩子。他會在Facebook上向母親喊話，擔心自己如果有一天跌倒了，不能再站起，媽媽能否寬恕他、原諒他。當然還有，很多很多的想念。

這些阮國非留下的文字，由常來「越在嘉」的移工、阮金紅的乾弟弟阿尊協助配音，用越南話念出，成為影片敘事的主軸之一。團隊又擷取其中一些句子，由史旻玠寫曲、編曲，喜歡唱KTV的台越新二代賴學靜演唱，用葛利果聖歌的形式呈現，希望觀眾看完這樣殘酷的片子，能在片尾曲沉澱下來，獲得安寧。

這首〈為了妳〉，也入圍本屆金馬最佳原創電影歌曲，作詞人正是已經過世的阮國非，來自他留在Facebook上的文字。

不只是聽覺上要讓觀眾更貼近主角的心境，蔡崇隆也試圖用靈魂遊蕩的第一人稱視角，讓讀者跟著阮國非一同遊走，甚至是那些最終沒能跨過的，路的盡頭。那所呼應的，恰好是《九槍》的英文片名，引用知名美國詩人羅伯特・佛洛斯特（Robert Frost）的詩句：「And miles to go before I sleep.（還要趕多少路才安眠。）」客死異鄉的魂魄，還來不及回去的家，何時才能安睡呢？

蔡崇隆請攝影師為機器裝上穩定器，想像自己就是阮國非，在事發的鳳山溪畔來回行走。為此攝影師大概走了800次，能用的鏡頭還是很少，但希望這個設計有確實傳達給觀眾。

有別於過去單打獨鬥、編制通常不超過5人的紀錄片團隊，《九槍》的製作團隊加總起來將近20人。做過紀錄片和劇情片的李佩禪解釋，紀錄片工作者很容易孤單，泡在一個專題裡太久，可能花3、4年的時間，一個人整理資料，很多問題沒人討論，等片子上院線才發現。她認為，編制愈完整，愈有助於透過眾人意見，把導演拉回一個比較客觀的角度，「當你愈接近客觀，你才會離觀眾更近。」

以《九槍》來說，光是內部的試片就舉行了7、8次，從團隊成員往外擴散，找了解議題的文字工作者、懂影像美學的紀錄片工作者，甚至是家人和朋友等完全素人，希望蒐集非同溫層的反應。根據這些建議，從初剪到完成版，大約有10多個版本。

李佩禪開玩笑說，她跟蔡崇隆算是相愛相殺，過程中對敘事方式和調性有過爭執，依蔡崇隆的輩分，他大可堅持自己的作者論，「可是他卻沒有選擇這麼做，這是我非常尊敬他的地方。很少看到像他這樣的導演，願意把身段放得很低，重複修改自己的作品，直到團隊的每一個人都說OK。」

面對紀錄片，蔡崇隆還是有他的老派堅持。

他說，現在有不少紀錄片，和劇情片追求的目標愈來愈像，一個感動人的故事、有票房。「這不是我的主要目標，你覺得好不好看、感不感動是一回事，以現在的脈絡來講，一個片子不能只是說教，要有一定的可看性，可是那是手段，絕對不是目的。」

紀錄片可以有更吸引人的說故事方式，但不是為了娛樂。由於拍攝主題的選擇，蔡崇隆常被問及紀錄片的「效用」，到底有沒有想要改變什麼，他都會說把片子做好是創作者的事，剩下的，就是觀眾的事了。如果看了紀錄片感到不安、痛苦，那很好，這就是《九槍》和一般紀錄片不一樣的地方，它就是要逼人面對。

「但是痛苦以後，你有沒有想做什麼？」

蔡崇隆比喻，在阮國非倒下的周遭站了一群人，他們沒有伸出援手，如今看電影的觀眾們，就像是往外再多站了一圈人。要不要袖手旁觀？如果覺得裡面的人做錯了，那麼出了戲院，如何行動就是各自的選擇。

尤其移工在台灣已經有70萬人口，是我們社會難以忽視的一部分，「他就在你的生活裡面，你的家庭有看護，你的工廠有移工，你隨便走在路上，可能有個逃跑移工躲在車子裡面，你光講人數，比台灣原住民還多，」蔡崇隆感嘆，台灣說最美的風景是人，可是對於這樣外邦來的友人，卻沒有善待他們。

多虧太太阮金紅，如今蔡崇隆跟越南移民工的關係不只工作，而是有更多生活上的連結。當大夥兒吃喝打鬧，自顧自聊著天時，他才深刻感受到，自己才是少數，「8個人裡面，可能只有我一個是台灣人，所有人都在講越南話，有姊妹也有移工，我基本上沒辦法聽懂他們在講什麼。」這種親身經歷的文化震撼，就是開啟換位思考的鑰匙。

「有點孤單，好像不被重視？啊，我這個感覺，就是他們在台灣的感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