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小到大，廖克發老是和父親吵架，甚至差一點砍斷父親的手指。直到他以祖父的故事原型拍了《不即不離》紀錄片、《菠蘿蜜》劇情長片，人生的來處眉目才逐漸清晰。

廖克發的第一部劇情長片《菠蘿蜜》，故事遊走在兩個時空之間，馬來西亞共產黨母親與兒子小菠的森林游擊生活，對照馬來西亞大學生一凡與菲律賓移工萊拉在台灣的相識相依。兩個相異的時空，卻飄盪著同一股對身份的追尋。

回溯童年，事情發生的上游。

馬來西亞北部霹靂州實兆遠（Sitiawan），廖克發跟著祖母在橡膠園中的木屋長大。每逢農曆、清明，祖母就會叫他拿著香，對牆上一張畫像拜拜。小廖克發並不知道，畫像上的人，就是自己祖父。他只記得，黃昏的時候，祖母總會望向橡膠園中的小路，彷彿看久了，就會有人從那條小徑蹣跚歸來。

「我從小不被允許知道我祖父是誰，」廖克發說，要到很後來，他才知道自己的祖父1949年加入馬來西亞共產黨，1950年被英軍槍斃在自己家的廚房後院。

「英軍槍斃我祖父的時候，我爸爸才2個月大。我自己猜想，當英軍抱著我祖父屍體進廚房時，我祖母是不認我祖父的，否則，全家都要被遣返中國，」他說。

追根溯源的過程中，他開始試圖理解，從小失怙的父親，原來根本不知道家的模樣，更不知道該怎麼當個父親。父子關係，一向既疏離又緊張。

廖克發回憶，小時候，父親多半時間失業，偶爾當個流動小販，賣龍眼紅豆冰。廖克發小學四年級就在大排檔當端盤子的小伙計。他還記得，手指上那洗不去的廚餘味。每次想要逃班，躲到床下，爸媽都會拿藤條抽他，逼他去上班。那時，他唯一的安慰是存錢去買伍思凱的卡帶：《特別的愛給特別的妳》。他最討厭的是，每次親戚遇到他，就問：爸爸最近有沒有工作？廖克發都會回嘴：「關你屁事！」

「年輕的我，只覺得他們憑什麼關心我家？他們只是比我幸運一點。他們的關心，出於方便；他們的同理心，出於優越感，好表現出他們比我們家有錢、比較高尚，」他回想年輕氣盛的自己。

只有當全家圍在一起，把舊報紙鋪好、疊放在地板上，父親、母親提著刀子，喀滋喀滋切開菠蘿蜜的外殼，蹲坐在地板上的孩子們，盯著菠蘿蜜即將露出黃色果肉的那一刻，廖克發的人生才有了安頓的霎那。

後來，他找到那群與祖父一樣、曾為革命揮灑青春的馬共，訪談拍攝兩年，完成《不即不離》紀錄片。拼湊出馬來西亞建國史遺失的切片後，廖克發曾經問父親：「如果你有爸爸，生活會不會好一點？」 　

「你怎麼那麼傻？」是父親唯一的回答。

「作為一個導演，我當然有立場。我比較在乎的是，歷史怎麼存在在一個人裡面（history lives inside you），」他說。 　　

也因此，《菠蘿蜜》並沒有特意美化、醜化馬共，只是讓觀眾看到，馬來西亞叢林裡曾經存在這樣一群人，想要抵抗殖民強權，追求獨立，有時會鋌而走險，把小孩藏在菠蘿蜜中，秘密送出叢林，以求生存。電影隱隱反諷，國家的存在，以家的破亡開始。

電影中有一幕，小菠在母親過世後，一個人回到被燒毀的草屋，吹著口琴，沒有一滴淚地懷念母親。

「對我而言，我對父親的感覺也停留在那個形象，一個孤單吹著口琴的小男孩，一直被困在那個草屋裡，一直沒有長大，」廖克發說。

如果，《不即不離》紀錄片中，廖克發的發問是：為什麼我不愛馬來西亞？到了《菠蘿蜜》，廖克發的自我詰問變成：在每個馬來西亞人的心中，能不能有一個小菠在那個時空，拿著口琴在吹？我們是否就會變成更好的馬來西亞人？

《菠蘿蜜》在釜山影展放映之後，有一位馬來西亞觀眾噙著淚，告訴廖克發：「謝謝你，我終於知道我父親為什麼是這樣了。」

廖克發拍拍他的肩膀。他知道，這份明白來得多麼心酸。

40年、3030公里，從實兆遠到台北，乘載了廖克發生存與離散、出路與抉擇的真實人生。

其實，廖克發從小並沒有導演夢。要不是27歲那年到台灣來讀電影，他不會走上電影這條不歸路。

他在新加坡國立大學企管系畢業後，想去銀行上班，拿高薪供在馬來西亞的弟妹們念書，還助學貸款。沒想到，一畢業遇上亞洲金融風暴，他只好選擇去新加坡小學，當了4年的華語老師。「後來我才發現，教書和拍電影很像，」他說。

每天要教8個生字，廖克發就用這8個生字編一段故事。當他發現班上有學生沒有媽媽，自己常一個人在家，卻不想讓老師、同學發現，他就用當天的生字，編了一段大灰狼上門找單獨在家小朋友的故事。故事結束前，他問全班學生：「該怎麼保護自己？」讓全班幫那位單親學生找答案。

「這就是故事的力量。學生聽到了就知道是說他，我不必去單獨找他。人生可以看破，但不要戳破。人可以很不幸，但不能沒有尊嚴，」廖克發解釋。故事，可以取代小時候他親戚那種方便的關心。

等到他來到台灣藝術大學念電影，常常去找老師廖慶松請益，他更學會，人生，如同歷史，可以有很多不同的觀看方式。政治禁忌可以被挑戰，電影語彙也可以哀而不傷。

人稱廖桑的廖慶松，一直提醒他，做電影，不要放太多自己，要在很多虛中，看到那一點點實。

有一天，在剪接《菠羅蜜》的時候，廖慶松打電話來，念了他一頓。「他罵我說，你以為你這孩子生出來就是你的嗎？孩子沒有他自己的生命嗎？你不能利用這個孩子來說你自己的話，」他回想，廖桑狠狠責備了他一頓，叫他剪接時多去念唐詩，剪接時要讓電影如山水畫緩緩開展，用一種慈悲的視角流連在不同的時空、不同的人物上，而不陷溺其中。

「他教會我，我不是電影的製造者，電影有他自己的生命，我永遠要懷著一種敬畏，」廖克發說。

電影中最令人不捨的一幕是，在烈火焚屋的背景前，小菠拿起死去媽媽的手，不知道是要媽媽撫摸自己，還是打自己。

就連這一幕，廖桑也一再提醒，撫摸，一次就夠了，內斂才會有餘韻。

「電影要哀而不傷，他叫我不要用情節向觀眾情緒勒索，」他直言。

一次又一次，廖克發主動搜索國族歷史的黑影，回到起點，把起點放入自己的電影當中。他很喜歡回到馬來西亞宜力，回到那個馬共曾經浴血奮鬥的洪荒叢林裡拍片。他彷彿可以聽見歷史在呼嘯，聽見一個民族內在的張力與焦躁。所謂的歸屬感，也許就像是電影中男女主角在台灣種下的菠蘿蜜小樹，可以在異地扎根，可以在記憶中飄香，幽幽淡淡，不絕如縷。

從實兆遠那個橡膠園木屋裡的小男孩，到今年走上金馬獎紅地毯的最佳新導演入圍者，廖克發一直覺得自己是異鄉人。歷史是流動的，身分認同也是。幸好有電影，讓他不必再當一截任憑溪水翻滾淹沒的樹枝，電影讓他看清自己，他可以成為溪流本身，自身即漂流，腳下即故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