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在民生東路工作室的巷子裡，鍾孟宏談起台灣電影，有種蠟炬成灰淚始乾的決絕與深情。

「台灣新電影對我最大的影響就是，讓我失業。我1994從美國回來，台灣電影就躺平了，我沒辦法進入台灣電影圈工作，」他自承尊敬侯孝賢，卻沒有受到台灣新電影美學的影響。

對鍾孟宏而言，電影，不只是導演個人的人文情懷，更是一國文化力量的積累與展現。

「電影絕對不是看單一導演，要看整個能量。中國有中國的問題，他們的問題是我們最幸福的地方。電影就是要有一個動能。那個動能，不是說一年可以拍一部、兩部還不錯的電影，那電影是要你進電影院，不自覺拍手叫好，啊，真好看！你看韓國，就是20年以後，有個東西叫做韓國電影。台灣有沒有可能40年後，觀眾一看到就知道，這是台灣電影。雖然那時候我們都已經不在了，」鍾孟宏談起台灣電影，難得有點激動。

《報導者》訪談隔天，他已跟《大佛普拉斯》電影導演黃信堯約好了，談談下一部片子。「還不知道有沒有機會啦，但就是要去試，」他說，一部電影的潛力，來自人的情感，而普世的情感足以跨越國際、跨越種族。

就像他第5部電影《陽光普照》，焦距落在家庭親子，景深依然是對生命提問。

若是人生經歷了點變故，青春遭遇了些打擊，這樣的人看鍾孟宏的電影，心上難免會留下一道或深或淺的痕。

2018年的初春，屏東昌隆出生的鍾孟宏，回家探望家人時，順道繞去高雄美濃。回鄉的時候，他常找好友林生祥去吃一碗越南河粉，找他的媽媽吃頓晚飯，有時，和林生祥喝酒聊天聊到半夜兩、三點。這次，鍾孟宏興致勃勃講述他的新電影計畫，並且在林生祥眼前演了一場戲：在一個風雨交加的夜晚，兩個年輕人穿著雨衣，騎著一輛打檔摩托車，用報紙藏著兩把鋒利的刀去尋仇，在火鍋店裡找到了仇家，二話不說，拿刀砍了下去，血濺當場。

這場戲，是鍾孟宏第5部電影《陽光普照》的緣起。

血腥的故事天天上演。但透過鍾孟宏銳利的鏡頭，觀眾得以穿透眼前的現實，隱隱感到，看似黑暗殘酷的人生，底層仍有生命暗湧；再狼狽的生活，也有相濡以沫的一絲金亮。

「我聽到我朋友年輕時去砍掉人家的手，我嚇一跳，我就花很多時間去想，他到底怎麼回事？慢慢去探索，我就覺得，媽的，我們真的太正常了！我們往往用我們的理解去理解世界上所有的事情。其實，我們能理解的大概就是眼前這一尺之方、一尺之圓而已。超過這一尺，就是陌生的、未知的，」鍾孟宏說。

「世界真的好遼闊、好寬廣。我有時看我女兒在桌子上，突然，筆停了，她看著某個地方的時候，我會想：她在想什麼？」他自問，是否真的了解下一代？會不會，最親密的女兒終將長成自己不認識的陌生人？

有一天，鍾孟宏18歲的女兒去美國念書前，想看看自己父親的紀錄片《醫生》。

向來不看自己電影的鍾孟宏破了例，坐在女兒身邊，一起看完了這部13年前驚豔台灣影壇的紀錄片。女兒也像當年的觀眾，不解地追問：為什麼片中那善體人意、聰穎活潑的12歲醫生之子，會在自己的衣櫃裡上吊自殺？

「其實，我到現在還是很不解，我不知道，」鍾孟宏坦承。

「做電影，或是任何一種創作形式，我覺得都是想去了解、去explore（探索）一種你不了解的東西。那是最可貴，也是最花時間的。我不想去做一個已經有答案的東西。幹，我做那種東西幹什麼？給你一個答案？然後那個答案是我知道的？那我不是在騙你嗎？」他說得直爽。

這屆金馬會執委會主席聞天祥曾撰文評價，鍾孟宏的桀驁不馴，是台灣電影值得珍視的特質。

他每一部電影，都揭示了台灣電影新的可能。

聞天祥評論，2013的《失魂》，擺在當時一派和氣、喜鬧勵志的電影裡，是個決絕的異數，硬生生在正常與瘋狂之間拉扯出一個模糊地帶。2016的《一路順風》，那敘事的斷裂，鬆動了類型電影的舒適感，鮮活了導演的個人標誌。

「他是少數能拍出具備藝術形式的類型片的台灣導演，而且非常溫柔、細膩，才能拍出像《陽光普照》這樣的作品，」電影監製葉如芬說。

葉如芬也擔任此片監製。她說，劇本上最後兩行，一直烙在她腦海，揮之不去：

阿和騎腳踏車載著媽媽，陽光一片一片灑進落葉裡，燦爛奪目。

這部電影，把鏡頭對準了一個家，聚焦在一個屋簷底下的顛沛流離。

夫妻疏離，同床不同被。父子陌生，父親老是特地跑去補習班，送筆記本去給準備考醫學系的大兒子。多年下來筆記本厚厚一疊，後來才發現，大兒子一頁都沒寫過。原來，對老是順從父親期望的大兒子來說，父親口口聲聲「把握時間、掌握方向」，是說不出口的荒謬。

擔綱演出爸爸的陳以文，形容父愛就像陽光與陰影，一體兩面。

「某種程度，電影中的阿文以為這個家是靠他來維繫的。但諷刺的是，也是他把家裡每一個人弄到很難受的。這種兩面性，就很像陽光和陰影，很難只有一個方向存在。這父親認為自己是最苦心在支撐這個家的，但是，他所有的性格、想法和行為，卻也是讓這個家慢慢崩塌的，這在很多家庭裡存在，」陳以文讀了幾遍劇本，摸索出父親這個角色的矛盾與轉折。

都說父母對孩子的愛像陽光，普照人間，不求回報。但《陽光普照》回頭反問：如果你的愛，對我來說是一種傷害呢？我還要不要？

「所謂的父慈子孝，那些都是王八蛋，都是講來騙人的，」鍾孟宏說。

「我們常說爸媽對小孩的愛是沒有條件的，事實上小孩才不care你有沒有條件。小孩會覺得，我才不care你的愛，我要的是了解。愛，離了解太遠了。我們常聽上一輩的媽媽說：我為了你費盡千辛萬苦，你為什麼不能了解？為什麼不能體諒？我不知道。我覺得我要體諒你什麼？我有要你這樣做嗎？」他連珠炮地追問：沒有了解的愛，會讓子女幸福嗎？

劇中陳家，是許多傳統家庭的縮影。從下一代仰望上一代，充滿沉重的無奈。從上一代俯瞰下一代，卻又輻射出過度期望的毒素。

陳以文自己體會，劇中爸爸就是從自以為是家中支柱，不斷拋出期待，後來遭逢變故，終於開始傾聽家人，被動回到這個家。這個角色精采之處在於，最後為了保護這個家，爸爸竟然幹了件情理之中、意料之外的大事。

電影中有一幕，陳以文和飾演蔡頭的劉冠廷，在天台有場對手戲。爸爸拿著錢去找不斷來騷擾自己小兒子的黑道蔡頭，沒有說出的潛台詞，是希望蔡頭不要再來找陳家人。一頭橘髮的蔡頭散發內斂的邪氣和怨氣，句句笑裡藏刀，拒絕了爸爸。

就是這場天台上的對手戲，埋下電影的結尾。

「別看他陳伯伯、陳伯伯喊得很親切，但每一句話都讓我難堪。這是爸爸很重要的轉折，他主動要去找蔡頭解決，但他發現他沒有籌碼，對方要的東西他是無法想像，也不知道要怎麼給的。他知道這個家已經從根爛掉，這一刻，他沒有別的方式，他只能用他自己會的方式，保全這個家，」陳以文解釋。

要到電影最後，柯淑勤飾演的媽媽和陳以文一起爬山，穿越陽光與陰影，這一家四口那隱忍不言的傷，才讓觀眾看見。

過去，鍾孟宏的鏡頭下，台灣尋常的風景都成了光怪陸離的場域，暗喻劇中角色此路不通的人生即景。這次，《陽光普照》更加完美地結合了鏡頭語言的表演和演員表演，也讓這部片入圍了本屆金馬5個演員獎項：2位最佳男主角、最佳女主角、最佳男配角、最佳女配角。

在《陽光普照》裡，每個尾隨角色的鏡頭，都有寂寞的訴說。

例如，爸爸孤單走在夜晚的巷子裡，想著大兒子阿豪。或是，小兒子阿和在狂風暴雨的夜晚，奔走在山林小徑間。即使是阿豪和温貞菱飾演的女同學牽著手，走在陽光普照的動物園，都有甜美的憂傷。

人物的內心風景，和外在地理景觀能卯榫扣和，是因為鍾孟宏編劇、攝影（中島長雄）、導演三位一體，讓他成為台灣特別能進入角色、靠近演員的導演。

「在他鏡頭前表演你會很愉快、很放心。他就是坐在攝影機旁的導演，有時候就輕聲說，頭低一點點，這和遠遠坐在monitor（監看器）前導演椅上的導演是很不一樣的，」陳以文說。

自稱痛恨讀本的鍾孟宏說，拍電影就是到現場，不要花太多時間想東想西，「只要光線顏色對了，演員一站進去，氛圍就會跳出來。我不會磨演員，我覺得一個演員對或錯，不是他會不會演，而是導演你有沒有抓到你想要的東西。」他喜歡引述法國導演楚浮（François Roland Truffaut）的說法：沒有好電影、壞電影，只有好導演、壞導演。

鍾孟宏在片場，是出了名的火爆、偏執。

飾演阿和的巫建和與飾演蔡頭的劉冠廷，忘不了去年的8月1號。

颱風夜，鍾孟宏大叫：出班！他要巫健和、劉冠廷準備拍這部電影的第一場戲。兩人頂著風雨騎著摩托車，騎了6、7個小時，轉進餐廳時，突然來陣強風。這陣強風讓鍾孟宏很滿意。但出現在電影裡就是短暫的2秒鏡頭。

「颱風天，停班停課，都還沒開鏡，你給我出班⋯⋯我就念製片阿忠，這樣很危險⋯⋯」葉如芬回想。

就連音樂，鍾孟宏也要求「現場」。

這次創作電影配樂的林生祥，笑著說沒想到，自己大螢幕的演員夢就這樣夢碎了。

電影開拍後，一個傍晚，林生祥接到鍾孟宏打來的電話，告訴他，之前討論在告別式要使用的參考音樂不要用，這場戲3天之後要拍，叫林生祥把告別式的配樂寫出來，找幾個人來當告別式的樂手，直接現場演奏，拍到電影裡頭去。

「我覺得好瘋狂，如果我的音樂沒有寫好，這場戲不就完了？我當晚交了一個版本。這個音樂是電影還沒有開拍之前看劇本的感覺先寫的，錄好demo就傳過去給他。隔天我再交了一個版本。第3天我馬上北上，找了bass手早川徹、口琴手藤井俊充，在台北租了一個練團室，編了4個版本讓他挑。隔天早上6點在台北鼎泰豐集合，前往殯儀館拍戲，我們直接在現場就把音樂錄完了。」

但電影在剪接的時候，完全剪掉殯儀館的戲，只剩音樂。「我原本還想當個臨時演員，」林生祥開玩笑地說。

這也是第一次，林生祥創作出不是那麼林生祥的音樂。

為了揉出這張電影配樂，林生祥不僅學習偏古典的作曲方式，自己切割不鏽鋼管來練習滑奏吉他，他還為一家四口每個人物都寫了主題曲。給哥哥阿豪的〈動物園〉，用法國號吹出情竇初開的暖暖悸動，林生祥寫了4個版本。給弟弟阿和的主題曲，旋律脫胎自《菊花夜行軍》的第一首歌〈縣道184〉，重新編和弦、節奏。給爸爸阿文的主題曲〈把握時間、掌握方向〉，林生祥直接跟去拍片現場，看到陳以文在駕訓班沙發上夜半驚醒的眼神，有了悸動，回去很快寫了用月琴、吉他、風琴3個版本的曲子。

「讓音樂跟著人物，隨著故事反覆出現，只要一聽到音樂，可以召喚你對這部電影的感覺，那就是我想要達到的，」林生祥說。

音樂裡，悽愴中的一點溫暖，壓抑而婉約的悲傷，正符合鍾孟宏絕不無聊、又絕不煽情的電影感。

「電影一感傷就像吃嗎啡一樣，你覺得好爽好喜歡。但是嗎啡吃久了，人世間變什麼樣子都不知道了！」鍾孟宏曾這樣說。

就像《一路順風》中，許多人記得的那鏡頭。許冠文和納豆兩個人面對面吃著小籠包，關鍵時刻兩個小人物都沒有背棄對方，為這個充滿背叛與暴力的世界帶來一絲微光。最後許冠文低著頭快哭出來的take，鍾孟宏還是剪掉了。

「一點點的溫暖就夠了，」他說。

這種節制，來自成長的複雜感受，也來自想要擺脫從前的自己。

鍾孟宏在昌隆農村長大，有很多老舊東西的記憶，很迷人，「但是人就要學會跟自己喜歡的東西說再見，要跟曾經擁有的書、唱片或是喜歡的電影說再見，我再也不要去看你們了。雖然，跟過去的影像說再見很痛苦，但椅子坐久了就會發燙，只要你坐上別人坐過的椅子，那種椅子上的餘溫還真是挺噁心的，所以就要學會跟這種熟悉說再見，努力換新的坐坐看，」他曾說。

他不太喜歡自己的第一部長片《停車》，覺得放入太多情感、和導演個人數十年的包袱。

「導演永遠擺脫不了你自己的時候，不管是你過去的東西或經驗，對你都非常累，對觀眾來講也很累，誰要去看你那些東西？當然會覺得我有一種激情、一種抱負、一種人文的關懷或思想。但是一部電影的能量，一定不是一個導演在那邊拍一個可以滿足自己創作欲的小品電影而已，」他說。

那，電影到底是什麼？

對鍾孟宏來說，電影就是故事與人，而且人大於故事。電影應該是拍得非常扎實，平易、簡單，所有的人都能看。但是看得深的人，可以看得很深邃。

他說，商業電影和藝術電影的分野，不過是個笑話。

「我們不是要拍賺錢、熱鬧、搞笑、弄IP的電影，沒有，就是要拍很扎實的電影。劇本、演員、攝影、美術、音樂都弄到一定程度之後，那就是藝術了。一部電影就是這樣，當所有技術能量到位以後，藝術形式就會出來。那這樣的東西可不可以召喚觀眾？一次沒有辦法，再試。三次沒辦法，五次沒辦法，那不好意思，就不關我的事了，我就離開了。就這樣子而已。但至少要去試，」鍾孟宏很乾脆。

《陽光普照》扎扎實實拍出生命匍匐前行的況味。愛與死亡的對話，如陽明山草地上的天光雲影，若斷時續。

作為一部台灣少見認真在悲傷的電影，《陽光普照》說透了不知道該怎麼活下去的一家人，狼狽靠近彼此的過程。這部電影讓人感到，只要背後還有光投向前方，電影布幕就能化成綢緞，把我們擦得閃閃亮亮，擦得我們彷彿不曾在戲院暗處飲泣，擦得我們即使傷口還有痕，卻能像個嶄新的人，走出戲院，走向明天的太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