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國家電影局宣布今年暫停參加金馬獎，「這是中國特意設下的框架，要陷中國電影人於不義。這禁令損傷的不是金馬獎，而是中國自己的電影創作者，」知名影評人藍祖蔚評論，這就像冷戰時代美國和蘇聯相互抵制奧運會，真正蒙受損害的，是美蘇雙方那些青春有限的運動員。

中國電影無法參賽，這個寒蟬效應也燒到香港。

「香港電影應該是可以去金馬獎的，但是香港電影人整體是可憐的狀態，因為恐懼，不只是恐懼自己的事業，還恐懼自己的人生，」曾以獨立電影《十年》拿下香港金像獎最佳影片的導演伍嘉良接受《報導者》訪談時說。

「電影應該是一個最溫柔、最和平的媒介平台，讓生活在不同地方的人有了交集的可能。封殺金馬對中國和台灣來說，都是非常可惜的，」伍嘉良說。

中國電影快速成長為全球第二大市場，但電影與文化被國家設下的禁令反而增加。商業片上，香港與中國電影人開始埋下自我審查的種子，而中國的獨立製片，也感受到國家機器的壓迫。

習近平2012年上任後，從2013年起，中國重要的北京、南京、重慶獨立影展，一一被取消。「過去檯面下的干擾、政治操作，現在大辣辣擺在檯面上，」長年跑中國獨立影展的台灣國際紀錄片策展人林木材觀察。

2017年3月1號，中國《電影產業促進法》開始實施，更是加強意識形態審查，明文規定刑罰。

中國紀錄片《大路朝天》導演張贊波稱那一天是「中國獨立電影最黑暗的時刻」。

「像我這樣已經捨棄和商業體制去發生關係的創作者，都感到途徑愈來愈窄，」張贊波告訴《報導者》，他詳讀了一條一條的法令後，真切感覺到中國政府的設計狡猾、用意歹毒。從製作、發行、放映到參展，都要經過審查，否則就是犯法。

《電影產業促進法》的兩個尖牙，第一個是拍攝許可證，第二個是俗稱「龍標」的公映許可證，兩個證各自掐住電影產業鏈的頭尾兩端。要拿到拍攝取可證，劇本得先通過審核。即使拿到拍攝許可證，等到要公開播映，如果沒拿到公映許可證而參加國外影展，就是犯法。

「它可以查你帳戶、查你資金來源，就算你不怕，也沒人敢跟你合作。人家是電影改變國家，咱們是國家改變電影，」張贊波批評。

《電影產業促進法》第49條明文規定「發行、放映未取得電影公映許可證的電影」、「取得電影公映許可證後變更電影內容」、「提供未取得電影公映許可證的電影參加電影節（展）」的行為，將會受到吊銷許可證、沒收影片及違法所得、罰款等，「違法所得5萬元以上，並處違法所得10倍以上20倍以下的罰款」。

先前的《電影管理條例》中也有類似規定。中國的電影藝術始終掙不脫政治這個緊箍咒。

13年前，中國第6代導演婁燁就曾因為《頤和園》沒有拿到「龍標」就參加坎城影展，被罰5年內不得拍片。《頤和園》裡，描述兩名青年跨越十多年的激情，背景穿插著六四等社會事件，這樣從戀愛瞥見政治巨靈的電影，至今中國觀眾無緣得見。今年2月，中國第5代導演張藝謀以文革時期為背景，描述勞改營囚犯溜出農場看電影，與一名孤兒結下不解之緣的《一秒鐘》，也因為中國官方宣稱的技術審查，被迫在柏林影展撤展。

公權力的荒謬令張贊波感到憤怒，但人民的攻擊卻令他感到悲傷。當他8月7號在Facebook直言批評中國抵制金馬獎時，網路一片怒罵，要他「換個國籍」、把他扣上台獨分子的帽子，甚至有網友留言：「你在台獨這種大是大非的問題上，想要博眼球、搞個性，那我只能問候你全家。」

「我其實只是在爭取每一個人都應該有的權利，怎麼你們倒覺得這個權利可以隨時交出去，」他接受《報導者》專訪時更透露，現在網路上人人喊著要「封殺」、要「舉報」的氛圍，讓他覺得中國整個社會彷彿又倒退回到文革時期。

反觀金馬獎，因為兼容並蓄，匯聚兩岸三地電影創作人才，仍被公認是華語圈最具影響力的電影交流平台。

曾擔任金馬獎評審的導演易智言接受我們採訪時指出，金馬獎最珍貴的，不是獎落誰家的片刻煙花。金馬獎的能量與聲譽能夠累積，是因為在評審團裡就納入香港、中國評審，在評審的過程中，兩岸三地評審對入圍電影能有最真誠的批評與意見交換。彼此歧異的觀點，在金馬獎激盪沖刷，年復一年，涓滴成河。

「如果認為我們只在乎得獎時致詞那30秒，那是把我們電影人瞧小了，」易智言說，與他相熟的中國資深導演如婁燁、王小帥等，倒不是特別在意得不得獎，但是，以電影藝術為終身職志的導演們，總是特別珍惜金馬影展這個影人能坦誠交流的機會。

「我替我的中國朋友感到惋惜，不是惋惜不能參展，而是惋惜了失去這個交流的機會。這種創作者和創作者可以面對面坐下來討論，甚至彼此批評的機會。這種交流，對導演來說，比起得獎，是更大的收穫，」易智言不諱言。

「這個禁令，可能短期內打擊了這一屆金馬獎的廣告、收視率、影響力，但也同時凸顯了兩岸在創作環境與體質的嚴重落差，愈發彰顯出金馬獎的獨立性和公正性，」藍祖蔚受訪時強調，金馬獎不必自亂陣腳，只要去翻翻看金雞獎的得獎紀錄，有多少次歌頌周恩來和毛澤東的作品得獎，就會知道連中國影人自己都不相信金雞獎。

有「華語奧斯卡」之稱的台灣電影金馬獎從1962年創設以來，已舉辦55屆，從1996年開始接受中國電影報名參加。那一年，姜文首度執導《陽光燦爛的日子》，拿下最佳劇情片、最佳導演、最佳男主角、最佳改編劇本等6項大獎，風光無限。

隨著中國成長為電影大國，中國電影也愈來愈常入圍金馬獎。2018年的金馬獎甚至被戲稱為中國年，入圍最佳劇情長片的5部作品，只有《誰先愛上他的》來自台灣，其他4部全部來自中國；中國導演更壟斷了最佳導演的5個提名。

「（金馬獎）這麼多年輕導演的作品，代表著中國電影的希望和未來，」去年憑《影》拿下最佳導演的張藝謀，站在台上頒獎致詞時曾這麼說。

儘管張藝謀口中的「中國」，與台灣紀錄片導演傅榆所說的「中國」，涵義大相逕庭，但對許多中國電影人而言，金馬獎的分量未曾稍減。

在中國，不管是工業式的商業劇情片導演、或是手工式的獨立紀錄片導演，對於中國政府近年來以政治凌駕藝術的政策走向，有的憤怒抗拒，有的不慍不火，但都練就出一身帶著無形手銬腳鍊跳舞的本事。

「金馬獎還是華語圈中最具公信力、最多元、最包容的，」張贊波說，很多在中國被禁、封殺的電影，透過金馬獎有了被看見的機會。

金馬獎，仍是許多中國年輕導演嚮往的舞台。台灣自由的空氣，仍然刺激了當代中國年輕導演的創作。從2010年開始頒發的最佳新導演獎項中，9次中就有4次頒給了中國新銳導演，分別是文牧野、畢贛、陳建斌，以及烏爾善。

「胡波如果沒有來過台灣，就拍不成《大象席地而坐》，」藍祖蔚說。《大象席地而坐》拿下去年金馬最佳劇情片大獎，台上李安溫馨擁抱前來為已逝兒子拿獎的胡波母親的畫面，還留在人心。

兩岸三地的導演一致期盼，這個禁令只是暫時現象。

「我覺得有矛盾、有摩擦是必然，但是中國人要學會不要把所有反對聲音都當成敵人，不要落入政府塑造的這種戰爭思維，政治的黑手不應該伸入兩岸電影的盛會，」張贊波說。

「不同的價值、不同的想像、不同的電影都可以在金馬這個舞台出現，彼此衝擊，很希望這個交流平台不要被一時的政治壓垮，現在香港很羨慕台灣啊，」伍嘉良說。

但若中國抵制金馬獎成為長期現象，易智言認為，沒有中國的金馬獎，就必須仔細思考金馬獎與台北電影獎的定位差異。

而金馬獎也必須持續開放。林木材認為，金馬獎的公信力、多元化不會受損。「中國電影參展數量是最大，但不一定質是最精。金馬獎的探照燈也可以多多照向星、馬的華語片，看到更不一樣的創作，」他說。

當中國封殺金馬獎之後，台灣電影在惋惜之外，還得穩紮穩打，厚積能量，才能持續在中國政治杯葛的陰影下，開出自由的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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