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獨立電影工作者的處境這幾年在大陸地區益發困頓。由於國家機器對影人、影片到影展的繼續打壓和全面監控，好幾位過去成績斐然的獨立紀錄片導演或策展人，已經先後移居國外，或者被限制入境。更多不想自我流放的紀錄片導演，仍繼續竭其心力生產影像記錄或文字書寫，明知其不可而為之。

他們在大陸沒有發言空間，就轉往台灣和香港發聲；當香港的言論也加速被收緊、監控，台灣就成了他們最後可以自由發聲的場域。

僅僅在我個人有限的接觸或觀察經驗裡，從去年底開始，就看到4位極為傑出的紀錄片導演，先後在台港地區介紹、推展他們冒著諸多風險的創作或書寫成果。資深的紀錄片導演黃文海，去年底在台北出版了他的專書《放逐的凝視──見證中國獨立紀錄片》（傾向出版社，2016），論及中國獨立紀錄片的發展和重要導演，並訪談其中幾位代表性人物，如胡杰、艾曉明、朱日坤、林鑫、滕彪等。這本書無法在中國出版，而黃文海導演自己過去幾部重要作品的母片檔案，也被當局悉數沒收，無法製作光碟。

去年底，我也同時收到上海一位電影策展人的聯繫，希望港台關切中國獨立紀錄片的人，能為入選今年奧斯卡最佳紀錄片最後15部候選名單的王男柎導演的作品《流氓燕》，做些介紹或評論，以讓更多人知道此作。

《流氓燕》記錄中國女權行動主義者葉海燕女士，為海南一所小學裡遭校長性侵的6位女童的人權而奔走，奮勇呼籲中國社會正視對女童、女性與性工作者之人權的行動。畢業自紐約大學的王男柎導演，因為記錄這個議題，自己也被公安與國保盯上，要搶走她的攝影器材；王導演遂以游擊戰方式，帶上眼鏡型隱藏攝影機記錄，並將影片材料想辦法帶出境外剪接製作。

今年是中共「反右鬥爭」60週年，而多半人則只知文革，不太清楚有毛澤東在1957年4月發起的「反右」整風運動，將3,000多名批評中共「黨天下」的「右派」知識分子送到甘肅戈壁灘上的「夾邊溝農場」勞教，大多數人死於飢餓、虐待，最後只剩數百位倖存者。

無畏的中國公共知識分子、早已被限制出境的艾曉明教授／紀錄片導演，花了長時間多次前往不准入內的夾邊溝，並採訪了許多倖存老人，完成總共5集、長達408分鐘的紀錄片《夾邊溝祭事》（由香港「端傳媒」代為發行，可上網訂購）。3月初的《新新聞》雜誌，專文報導了這項重要紀錄片作品的出版及其脈絡。此作於今年2月下旬在香港首映，但最需要知道這段歷史的中國大陸民眾，卻完全沒有機會看到這些歷史真相。

台灣紀錄片界與讀書界已經熟悉的導演和作者張贊波，在其備受好評的報導文學作品《大路：高速中國裡的低速人生》（八旗文化，2014）於台灣出版後，此書簡體字版在廣西師大出版社發行且隨即熱賣之後沒多久，即被中共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下令全面下架，成為禁書。

張贊波針對同一題材的紀錄片《大路朝天》則應TIDF之邀，於去年的影展與今年春天的巡迴展裡，成為台灣紀錄片觀眾踴躍觀看並讚賞佩服的傑出影片。這部影片與該書的命運一樣，當然也不可能在大陸地區放映。他和其他許多中國獨立紀錄片導演一樣，只能尋求在台灣的展映平台上，與此地觀眾和在台的陸生交流，見證中國社會的殘酷現實。

台灣早已是華人社會唯一可以充分交流任何政治禁忌議題之影片放映與其他出版的國家。然而，政府充分發揮了我們這項最有力量的武器嗎？沒有。

獨立紀錄片的映演，仍然大抵停留在TIDF（或「台北電影節」等）影展、校園巡演、小眾／另類放映空間（例如「燦爛時光」書店或「超越基金會」等），或者最多是公視每週一次的「紀錄觀點」時段裡。中國北京上海等主要城市早就有紀錄片頻道，儘管這個頻道只能放映題材安全的「主流紀錄片」，但許多非政治洗腦的影片，通過電視頻道的普遍放映，還是可以達到對民眾傳播知識的作用。

反觀台灣，政府長期不在乎或無知於紀錄片這項重要的傳播媒介，非但沒有一個紀錄片頻道，連目前小而未必都美的公共電視，也長期為了應付立委不問性質的「收視率」績效要求，至今不敢開闢出一個帶狀的紀錄片放映時段，或者起碼將紀錄觀點的時間拉長，並提早到一個比較像樣的播映時段裡。

民進黨政府的文化部，將壯大公共媒體體系、研擬大公廣集團的政策，放在施政規劃裡，固然是令人期待的訊息；但是，有些改變可以馬上就做，並不需要「全國文化會議」或「文化白皮書」曠日廢時的審議才能開始實踐。我認為，這些問題的癥結仍在於，從執政者、輿論到台灣社會，我們對如何發展、壯大台灣國力的認識與想像，究竟是什麼？

日前《自由時報》大篇幅報導、評論中共軍費快速成長，已是台灣軍費的14倍之多。於是，從台灣軍方、執政黨立委到該報記者，都疾呼政府應該增編國防軍購預算。台灣軍費預算目前是新台幣3千2百多億，而中共不含隱藏預算，已經增高為近新台幣4兆6千億。

那麼，我們應該增加多少，才能拉近差距、在武力上旗鼓相當呢？若增為5千億，仍是對岸的零頭。是否政府不吃不用，把年度總預算全部編給國防軍購，這樣軍方才能滿足？民進黨才覺得國家獨立的工程有了堅實保障？美國老大哥的保護費收足了，也就會承諾絕對捍衛台灣的安全？美國顧不顧台灣，跟台灣送多少軍購費用給美國軍火商，有任何決定性的關係嗎？

台灣是個彈丸小國，但是如果能確實知道如何評估、想像、進而創造自己在強國之間運籌帷幄的各種務實策略，發展自己的獨特優勢，是很有機會在強權之間與國際社會中，取得一種槓桿力量以求存，並挺立於險惡局勢之中的。

但是台灣主流社會的一種思維，卻一直維持著某種奇怪的「大國想像模式」，覺得非要發展武力、發展重工業、蓋核電廠、跟別國比賽摩天大樓高度，以硬碰硬的硬體競賽方式跟想像的對手較勁。這種幻想是怎麼形成、並如此牢固於思維中的，值得深究，但無論如何這並不實際，因為它勞民傷財之後勢必徒勞無功，只能中飽了很少數人的口袋。

我們如果把國防預算不增反減，把省下的那部份移給文化、教育、勞動、社福、醫療系統的壯大，讓台灣在國際上與對岸人民之間，贏得更多的注目與掌聲，讓中共或其他強權對台灣的覬覦為國際輿論和對岸人民所不容，難道不是一種自保的策略？

如果強權之間瘋狂的新武力競賽最後失控，那是全球人類的災難，也不是台灣一地拼命擴充軍備，就能單方面阻擋毀滅性的結果。在這個毀滅性災難之前，台灣需要跟著一起加入瘋狂但無助於台灣安全的軍備競賽、成就那些與國際軍火商利益勾結的美國／西方與台灣的政客嗎？

回到紀錄片文化。公廣集團的壯大，必須立法增編公廣系統的預算，讓公共電視的頻道增加，以能讓不同性質的節目內容，有集中製播的功能與充分的培育發展空間。設置紀錄片頻道，或至少大幅度規劃紀錄片的製作費用、增闢放映時段，不僅首先能讓國內眾多優質而堅持的獨立紀錄片創作者，得到製作資助與作品被廣泛看見的機會，且同時可以讓台灣成為中國大陸與亞洲地區紀錄片映演、交流的一個中心與重鎮。

台灣過去曾自詡要規劃成為亞太營運中心下的亞太媒體中心，最後不了了之；而亞太媒體中心的概念，仍在建造媒體園區這類硬體投資。我們若能利用既有的優勢，更有國際眼光的推動公共媒體的政策與平台，可以是成本不高但具有多重效益的措施。

試舉另一例。策展人鍾適芳這兩年在一些東南亞影展（例如印尼日惹亞洲電影節、柬埔寨國際電影節等）觀摩與選片經驗中發現，東南亞年輕世代的獨立電影導演，不僅心儀台灣具有規模的TFF（台北電影節）或TIDF等大影展，連「當代敘事影展」《邊界‧世界》這個專注於政治／歷史議題的小型專題影展，也因為它有充分的選片、放映與討論自由，而讓電影人相當有興趣參加。因為，許多東南亞國家的政治條件，仍不太能允許對現實政治進行反省或批判的影片作公開放映。

其實不僅紀錄片或獨立電影，依我的經驗，一些來自東南亞具政治批判力的當代藝術家或藝評人，都珍惜在台灣可以自由發言的展覽或演講機會。

台灣進不了東協10+6的政經組織裡，但如果政府的「南向政策」不是只會著眼在經濟面向的話，應該仔細考察東南亞在言論自由方面匱乏或仍不充分的國家裡，那些羨慕、嚮往台灣自由映演與發言空間的文化藝術工作者，對台灣進行實質文化外交可以起的聚沙成塔的作用。

當然這個前提是，台灣政府與社會得先在價值上和心理上，真正排除只會崇拜、欽羨西歐文化藝術（最具象的例子，是台南「奇美博物館」），同時繼續以制度性歧視東南亞新移民（或陸生／陸配）、蔑視東南亞社會與華人文化的心態。

紀錄片頻道的設置、公廣集團的擴大、與文化預算的大幅度增編，在國家總預算裡，都仍是九牛一毛的比例，它沒有影響什麼國家建設的分配，卻能夠把台灣真正的國力所在務實有效的建設起來。

問題只在我們的從政者，能不能換一副腦袋，打開一點眼界與想像力。

（本文同時刊登於媒體改造學社網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