遠方傳來象的鳴聲，一天將盡。這是電影的最後一幕。

胡波，2017年10月自縊過世，他生命的光輝黎明，雖遲了一年，還是亮了起來。《大象席地而坐》，不僅奪下了第55屆金馬獎最佳改編劇本獎、更獲頒最佳劇情片，同時也是台灣觀眾票選出的最受歡迎影片，得到評審與觀眾的雙重肯定。

頒獎典禮上，站在胡波母親身旁的北京電影學院老師王紅衛，在致謝時真摯道出：「這個獎不是只給這一部影片，也是給胡波、給整整這一代青年導演。在這樣的華語電影至高的平台上，評審能夠把這個獎給這樣一部電影，是對青年最好的感召，這也證明了金馬獎是迄今為止推動華語電影前進，最勇敢的力量。」 

胡波與台灣甚有淵源，《大象席地而坐》改編自《大裂》一書中的電影同名小說，場景即設置在台灣的花蓮市；而早在2014年，胡波從北京電影學院畢業不久，隻身來到台北參加「金馬電影學院」，尋求他的電影夢。他也是繼2013年新加坡導演陳哲藝以《爸媽不在家》後，金馬學院第二位拿到金馬獎最佳劇情片的傑出學員。

當時擔任學院剪接指導的廖慶松（廖桑），回憶起與胡波的相識，難掩愛才之心，「他是我看過北京電影學院裡面，最有才氣的。」在廖桑記憶中，胡波高大帥氣，但兩人談話過程中，觀察敏銳的廖桑仍能感受胡波即使笑著，眼尾藏不住憂鬱。

與胡波一起在金馬學院同組創作的新加坡導演曾威量，則記得胡波是個寡言的人，只有偶爾休息抽根菸，兩人才會說上幾句，「也許他話語不多，但可以在他的作品裡看到他這個人。我看了胡波小說和電影後，越發現他的吶喊和宣洩，全都在影像裡。」

對於胡波在金馬學院時面對創作的堅持，曾威量也印象深刻，「他對想要執行的東西，非常清楚，不妥協的。」這段形容與匈牙利名導貝拉・塔爾（Bela Tarr）對胡波的描述相似。2017年西寧FIRST青年訓練營期間，塔爾擔任胡波的導師，他曾如此談起對胡波的觀察：「非常了解自己想要的。」

胡波的創作才華，亦受到導演侯孝賢的肯定。在今年金馬學院的結業式上，侯導連三次稱讚《大象席地而坐》，「我昨天看了胡波的片子，我真的非常感動。非常好，非常、非常好，比我們年輕時拍片，都還要好。」胡波離世一年多來，探究胡波逝世原因的談論，遠高於對電影的討論。所幸藝術作品自有生命，2018年2月，《大象席地而坐》獲柏林影展青年論壇影評人費比西獎，此次再獲獎金馬，台灣觀眾終於有機會進入這位年輕導演的創作世界。

胡波不只是導演，也是一名優秀的小說家，他擁有一個寫小說時才使用的筆名「胡遷」。身為小說家的「胡遷」，文字節奏俐落；然而身為導演「胡波」，打從一開始就決定要以一個又一個的長鏡頭，織成一部長篇，才能把故事說盡。

在胡波筆下，4個角色、一天時間、各種委屈。不論是描寫年輕人真心換來冤枉不義、青少女情竇初開得來謊言背叛、孝親奉養的人倫悲劇、或是友情愛情天秤兩端的孰重孰輕，這些在外人看來沒啥大不了的「小事」，更加深他們心中有苦，無處可去。

這樣故事基調，同時也定義了《大象席地而坐》的影像顏色──灰。

胡波清楚，掌握灰的方式就是避開光，避開世人對「光」的理解──希望。胡波懂光，知道往太陽的暗面才能去到灰色的地方，這點清晰的反應在拍攝過程中。「我們每天都是在太陽出現前，還有太陽下山的兩段時間抓緊拍戲，」飾演電影男主角的彭昱暢，在接受《報導者》電話採訪時，這麼告訴我們。

雖然胡波給了《大象席地而坐》抹除希望的灰色，卻仍留給4個角色一線希望：去滿洲里看大象──讓那頭久坐動物園裡不動的「象」，做為逃遁現實世界的隱喻，做為「生活在他方」的慰藉。

但經過近4個小時的冒險後，4個人卻始終沒有抵達滿洲里。載著他們的巴士停靠在公路旁，男孩韋布踢起毽子，眾人圍著，你一腳啊，我一腳啊，踢著。

對某些觀眾而言，4小時的「灰」或許難以承受，但只要過完這4個小時，戲院就會再次亮起。而再也無法得知的是，銀幕後那4個受傷取暖、踢著毽子的人，是否找著了滿洲里，是否繼續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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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為《報導者》於金馬獎典禮前，透過電子郵件與越洋電話，獨家訪談《大象席地而坐》的攝影師范超、男主角彭昱暢，編輯整理而成：

報導者（以下簡稱報）：《⼤象席地⽽坐》取景地位於河北省⽯家庄邊界的工業區井陘，影像幾乎灰⾊基調。請攝影師范超談談在取景與拍摄過程中，如何與胡波導演溝通拍攝想法？你們遇到的最⼤困難又是什麼？

范超（以下簡稱范）：最初確立完本子那會兒商量分鏡，雖然也明確了長鏡頭，但會有一些詩性的意向性鏡頭。後來明確基本上一場戲一鏡之後，那些鏡頭也基本都剔除了（在以往的拍攝中，胡波很善於設計這種帶有情緒的意象，但這次他認為那些鏡頭會打破寫實的連續性和真實感）。我們看景時間有一個禮拜多，他自己還多待了一陣子。分鏡的調度基本是看景的時候確立的。

華北的冬天多霧霾，井陘又是老工業區，所以看景的時候展現出來的是混沌與蕭索，很符合故事的背景氛圍。但開機時正值北京開會，周邊廠子一關，每天都是豔陽。所以最大的困難是，只能每天在天矇矇亮到日出之前拍一段、日落之後黑死之前拍一段，其餘時間練走位調度。搶天光就像賭博。

報：《⼤象席地⽽坐》一共拍攝幾天？身為攝影師的您是否理解或支持胡波「4⼩時⼀⼑不剪」的概念？

范：25天拍攝。當初設定的就是一場戲一個鏡頭，所以我們拍完就基本剪完了，只是細微地調整了節奏。每天拍完回去看素材，胡波都會看一眼時間碼，然後說，對，這場戲應該多長到多長，占全片比例多少。所以他對最後成片時長和效果成竹在胸。

影片花了近4個小時來跟隨4個受傷害的人的一天，全片是運動的、淺焦的，最大化地對人物跟隨凝視。在這個過程中會跟隨人物完成真實情緒上的積累積壓，直到最後的象鳴如同一個洩壓閥，然後結束場燈打開，看完會有疲勞、不適、沉默、感動。

4個小時對許多觀眾是冒犯，而另外的觀眾能達到沉浸和通感。

報：電影中的男主角韋布唯一擅長踢毽子，請飾演該角色的彭昱暢談談，您如何理解胡波導演對「踢毽子」的設定？

彭昱暢（以下簡稱彭）：韋布他只會這個，從小到大也只有踢毽子得過獎。但是踢毽子這個行為的表現，就權治來看，其實是一個沒有什麼實用價值的事。電影裡有一場戲，當黃玲在猴子籠問韋布：『你會幹嘛？』韋布說：『我會踢毽子。』黃玲說你去那邊（滿洲里）可以給大家表演踢毽子。但踢毽子踢再好能幹嘛呢？在這個世界裡面，其實是滿諷刺的事情。

報：在兩位與胡波的相處中，最喜歡與欣賞胡波的什麼特質？

范：善良、剛毅、純粹⋯⋯種種。

彭：胡波導演是一個隨性自由的人，他不會限制演員的表現。在拍攝現場，他跟我還有章宇，我們關係都非常好，大家會談天說地，各種聊天。

報：曾有報導提及，胡波在北京電影學院時曾有導師不滿意他的作品，希望他轉向拍攝「韓國商業類型⽚」，這樣的建議是出於「個⼈創作理念」與「主流商業機制」的不同⽴場。有不少青年導演⼼中雖保有理想創作的電影類型，但為賺取生活費接拍廣告⽚或商業微電影，請范超談談對此的觀察。

范：我覺得這得分什麼類型的導演。廣告屬於快銷品，訓練的都是對應市場的視聽，所以以後走商業片導演的路子，可能還真的要有點這種積累。但是如果希望在內容與形式上完成自己的探索，創造自己的語言，就要耐得住寂寞，你之前接的活兒帶有的迎合，都會稀釋和干預你的純粹性。

胡波所敬佩的導演塔可夫斯基曾說：「沒有任何曾經背叛自己原則的人，能夠與生命維持單純的關係。因此，當一個電影創作者說『他要先拍一部賺錢的電影，如此才有力量、財源拍攝自己夢想的電影』時，這純然是一種欺騙。」

報：請問范超，在您與胡波完成這部電影後，對於您在攝影創作上是否留下什麼實際影響？

范：在上學和工作的這些年，一直在做加法，而這部片子是真正做減法的一部：沒有任何討好和雕飾，最樸拙真摯的，是最生猛的。

報：請問兩位如何理解「大象」在電影中的隱喻？你們認為是充滿希望、或是面向悲觀？

彭：我覺得《大象席地而坐》充滿希望又悲觀，因為大家無處可去，那是他們唯一可以找到目標的事情。滿洲里是一個讓人有希望、有憧憬的一個地方，但同時折射到我自己身上時，我就會發現自己很可悲，因為我只能去那邊。

范：2013年冬天，我們有次從北京經北戴河，再到葫蘆島看景。一天的路程很疲勞，臨近葫蘆島時胡波突然要下車。我們看到一片安靜的凍海，他良久駐足凝視。我覺得胡波對蒼涼穹勁之美的敏感，是對生命有悲憫心，而這種性格和氣質均帶到了他以往的作品裡──沒有大事件，受傷害的小人物彼此含蓄的慰藉，是最後的溫暖。《⼤象席地⽽坐》最後的結尾是溫暖的。

報：《⼤象席地⽽坐》劇中⼈物處在不得已、不快樂、無奈的氛圍下。最後想請兩位談談，在拍攝這部電影的過程中，你們所記得的痛苦與快樂。

彭：我們這齣戲要灰色調，所以找了個天氣不太好的地方，結果沒想到那一個月天氣都特別好，天天大晴。所以沒辦法，只能藉著太陽出來前那種不是很亮的光去拍，還有太陽下山的時候。每天只有兩個時間點拍攝，早上6點多鐘太陽出來，下午太陽落山的時候。拍攝完後，早上吃完早飯，大家去睡覺，睡到下午3點鐘，再起來。所以最痛苦的事情，就是每天凌晨夜裡3點要起來化妝。快樂的事是大家每天出工很有熱情，在現場特別開心，等戲的時候也會聊天，能聊上一個小時或兩個小時。

范：其實除了頭幾天有來自製片方對拍攝方式不滿的干預，其他時候組裡很和諧，主創、演員都很有熱情。我們唯一的困難就是複雜的長鏡頭調度需要搶天光，甚至是賭天光，而每當搶下來時每個組員是興奮的，如果這時鏡頭裡還會呼嘯過一列火車──那就是饋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