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導演董越以首部長片《暴雪將至》，獲東京電影節藝術貢獻獎的殊榮。董越說起獲獎感言語氣沉穩謙遜，將身邊所有幫助過他的人感謝了一輪。41歲交出第一部自編自導的作品，身為一位不那麼「年輕」的新銳導演，董越講起話來多了幾分周延與內斂。

他說自己最初想拍一部關於「一群人被時代遺忘」的故事。《暴雪將至》時代背景在1997年，那是中國極為關鍵的轉折點──不僅提倡改革開放的鄧小平過世、香港主權移交，隨著中國經濟愈來愈市場化，國有企業面臨制度改革，有如鐵飯碗的職業一夕大裁員，失去工作的人們無以為繼，沒有其他技能者也難以再次就業。而《暴雪將至》正是以中國1990年代「工人大下崗」為事件背景，並透過一樁連續殺人懸案，描述大時代下的小人物悲劇。

這部電影勾勒了大時代的轉折，銀幕之外也見證董越的10年創作歷程。

從電影學院畢業後的那4年，董越以攝影師身分參與電影製作，但始終沒能遇上滿意的團隊與作品，「我做攝影師的這段經歷非常鬱悶，很不愉快，而且感覺愈來愈不好，因為我很難參與到真正有意思的電影拍攝。當時遇到的電影劇本或拍攝環境，我都相當不滿意，覺得離我想像中電影拍攝的樣子，相差太大。很難碰到真正讓人有想法的故事。」

對創作環境失望，卻讓董越透過電影表達創作想法的念頭愈來愈強烈。他一邊拍廣告與MV求生存，一邊尋找創作靈感。2013年，他在網路上看到一則報導談及甘肅玉門能源產業枯竭、人去樓空，照片裡滿街碎石瓦礫，廢棄的建築裡只剩老人居住，這樣傾頹的景象令董越特別有感受，觸發他想拍一部關於一群人被時代遺忘的故事。

故事的圖像在腦海中慢慢成形，起初抱著試試看的心情，董越趕在截稿前幾小時，將劇本寄給西寧FIRST青年電影展的創投單位。壓根兒沒想太多的他，一個多月後幸運地收到入選通知。發表會上他認識了如今的製片人肖乾操，就此打開電影創作之路。

《暴雪將至》以犯罪類型片的外殼，包裹時代嬗變的內核，這是喜愛犯罪電影的董越最初就定好的明確路線：「我那時有個明確的想法就是，不希望做一部純粹的文藝片，我想做類型片。」希區考克（ Alfred Hitchcock）的《迷魂記》（Vertigo，1958）、柯波拉（Francis Coppola）的《對話》（The Conversation，1974），影響了董越對電影的看法：「透過懸疑犯罪的外殼，來講述人的異化與迷失，讓我看到了完全不一樣的真實。」

終於有機會拍自己的電影，董越只希望能與眾不同。但當他開始撰寫劇本時，卻發現自己寫下的幾乎是所有犯罪片類型片的影子，「我意識到我不能這樣做下去，我一定要找到自己真正的感受，我不需要為了完成一部電影而選擇一個保險的敘事模式，應該要說出最想說的、呈現出自己認識世界的方式。」

起初，劇本的人物描寫相當寫實，兇案有清晰的結果，也側寫殺人犯的犯案動機，是典型的犯罪片寫法。第一稿劇本原名為《編外往事》，聚焦在一位老警察尋找兇嫌的犯罪懸疑故事，但隨著訪談與研究的工作持續進行，董越愈來愈不滿意以警察作為主角的刻板設定，他不想套用全世界犯罪片司空見慣的做法，他想創造一個「典型的中國人」角色。

「什麼樣的人物最能代表中國人的群體狀態？我想就是『嚮往體制內』的一類人。我想到工廠裡保衛科的保衛人員，這群人在中國是很尷尬的處境，因為他既在工廠裡面擁有一定權力，但同時他們對於公安體制也充滿好奇與嚮往，這是其他文化、地域裡比較少見的一種身分，非常獨特的人物，我覺得圍繞著他身分上的欲求，是種有意思的探索。」於是，「余國偉」這個角色就此誕生。

在《暴雪將至》中，由段奕宏飾演的主角余國偉，即是在鋼鐵廠保衛科工作的保衛人員，因多次破獲工廠的竊盜案件，人稱「余神探」，克盡職守，堅信著自己的價值觀，並嚮往有一天能受到重視，進入體制成為真正的警官。卻沒料到為了追查一起連環殺人案件，從此陷入了命運的泥淖之中，「中國社會那時面臨『工人大下崗』，余國偉唯一的生存身分──工廠保衛科也不復存在了，這是個人遭遇和集體遭遇的雙重打擊。」時代的悲劇與個人的不幸，便因此糾纏在一起，難分難解。

修改劇本的過程中，他不斷將人物與環境寓言化，將原本具體的橋段刪減掉，董越認為這才是他所喜歡的電影風格，也最能表達他印象中的90年代。「我想把這座小城寓言化，想把這座小城做成一個『無人能真正從中離開』的小城，無人有能力離開，沒人能夠把握自己的命運。無論是哪個角色，那一代人，都某種程度被困在這裡，」董越說。

為了深刻描寫那時代壓抑的氛圍與人物心境，董越透過朋友引介，前往中國東北做了一番研究，「東北是中國相當有名的工業老基地，1997年國有企業體制改革對東北的影響非常大。」董越請朋友幫忙把符合劇本角色原型的人都盡量找來，包括老工人、老警察、工廠保衛科的人。

「我當時天天請這些人吃飯，聊天、訪談，將訪談內容錄音並整理。那段經歷對我後來的寫作助益很大，不單是瞭解了這些人在那時代的遭遇、命運與心境，甚至我對他們的言談舉止、音容相貌也有切身的感受。」然而調研結束後，考量不少影視作品以中國東北為題材，便在肖乾操的建議下，轉往同為工業基地的湖南衡陽。

「湖南的雨季多發生在冬天，幾乎是終日見不到太陽，我一聽就覺得，哇啊，這實在太適合我這電影了！」濕潤刺骨的寒冬，不單對人的身體，包括內心都能產生極大的影響，這和《暴雪將至》充滿變數與未知的外在環境相當匹配。

電影中有一場極為精采的追捕嫌犯動作戲，發生在宛若迷宮般的工業廠區中，血肉構成的渺小身軀，如螻蟻一般，在碩大冰冷的鋼鐵巨獸之下，更顯得無助而受擺佈。這段戲是董越一開始就寫入劇本裡的，儘管他自承沒考慮商業的元素，不遵循犯罪類型片的窠臼，但他依然想把電影中的某一段做得很類型片，「希望能夠藉此吸引觀眾吧，因為我也不太確定其他文戲可以怎麼吸引觀眾，索性就設計這樣一段戲。」作為創作者的堅持與掙扎，在董越的作品中留下清晰的痕跡。

董越回憶起那段最艱困的時刻，原先平穩的語氣有些許起伏，「那段時間很困難，確實是我很難得到別人的信任，我不知道這部電影有沒有機會讓人看到，我自己看不到希望，也很有可能會不了了之，無法進入院線，」這或許是新手導演的必經之路，對一位在他人眼中未有豐富經驗的創作者而言，如何與團隊建立默契與信任，不是件容易的事情，總算有機會拍自己電影的他，必須面對理想與現實的落差。

「我知道無論發生什麼事情，這部電影一定要拍完，而且一定要剪完，我自己得首先有耐心，這點我很堅定。」浮浮沉沉這許多年，經歷了結婚、生子，生活因著家庭成型而慢慢穩定下來，電影圈轉了一圈嘗到為人作嫁的不暢快之後，董越更加清楚什麼對他而言是重要的。

電影終究拍完也剪完，順利上映，甚至受到了國際矚目，如今入圍金馬獎最佳新導演。聽著董越談起這段經過，不由得覺得他其實是個挺較真的導演，甚至與他筆下《暴雪將至》裡的主角余國偉的執著有點相像。但問他是否覺得自己跟電影中哪個角色相似時，董越立刻回應：「我不要把我自己跟他們比（笑），他們的結果都太悲慘了。」沈吟了一會兒後，他接著說：「我覺得我的自我意識可能更清晰吧！20年前的人（指劇中的90年代）自我意識可能沒有太強烈，多是隨波逐流的狀態。我跟我的角色之間沒有可比性。」

電影還在面市，董越已開始著手蒐集新的劇本題材，仍與犯罪題材相關。問他為何對犯罪片特別執迷？董越回說：「唯有在極致的環境下，你才知道何為『人』？人的灰色地帶、邊緣是什麼？犯罪片提供了探討這題材很好的表達方式和途徑。」即便董越自認與筆下角色無可比性，這段描述仍是創作者自身經驗與核心關懷，難以隱匿的反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