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冬季，耿軍心想自己就要死了，連第一場雪都沒能趕上。

那時他26歲，得了俗稱癆病的肺結核，每天大口大口地咳血。身子虛，什麼事也做不了，只好離開北京，回到黑龍江的家鄉鶴崗。

在北京6年，耿軍什麼活都幹過，餃子銷售員、飯店服務生、電視台和雜誌社廣告推銷，是名副其實的「北漂青年」、「來京務工人員」。可是突來的重病點醒了他，「自己還什麼都沒幹呢」，20歲想拍的電影，一直沒有著落。

幾個月內，耿軍寫了篇短片劇本，找兩個當地拍婚紗照的人幫忙攝影，請了高中同學當演員，開拍自己第一部電影《山楂》。他不顧家人勸阻，每早醒來，就拎一個5公升的水桶往外跑，因為一天吃30幾片藥，太燥熱，老是口渴。

折騰半年多，《山楂》完成了，但沒有一炮而紅，被朋友們評為「要內容沒內容、要形式沒形式」後，再沒其他人看過這部片。不過耿軍的病倒是好了，接下來15年，他不間斷地拍獨立電影。

2004年，他的長片《燒烤》，一舉入圍法國南特電影節、荷蘭鹿特丹影展；2014年，短片《錘子鐮刀都休息》，拿下台灣金馬獎最佳創作短片獎。他最新的長片《輕鬆＋愉快》，獲得2017年美國日舞影展評審團特別獎，今年4月，耿軍帶此片到金馬奇幻影展作為亞洲首映，獲得好評，場場售罄。

影廳裡的人隨著他的電影畫面，如同去了一趟鶴崗。在那個落過雪、清冷如廢墟的東北小城裡，鏡頭停在幾個百無聊賴，生活只剩作惡使詐的中年人面前。

《輕鬆＋愉快》講述了一個推銷香皂的騙子、逢人化緣的假和尚、四處找媽的基督徒、疲於奔命的林務員，和破不了案的警察，在城裡不斷相逢、相互猜疑、相害相騙的故事。作惡的一方壞得不夠徹底，被害的一方，也不為人同情。

隨著耿軍電影獨特的節奏感，冷調、緩慢，及突如其來的黑色幽默，小奸小惡最終把人拽向了悲劇。

「『輕鬆愉快』這東西呢，是個話術，是上小學時，小孩時常說的一個話，帶有挑釁語氣。比如說，咱倆是一個班的，跑八百米，我贏妳，就是『輕鬆加愉快』，既是玩笑，又是挑釁。」耿軍解釋，多義的片名裡的諷刺，其實是所有人，都活得既不輕鬆，也不愉快。

訪談當天，我和耿軍約在台北西門町。到了講定的地點，我沒認出他，錯過了。耿軍理了光頭，有著微微上斜的細長眼睛，和北方人飽滿的腮幫子。不過他總戴上鴨舌帽，穿著簡單的T恤，很不顯眼，一下子就隱沒於人群。

「有人說，你電影挺有舞台感的，把景色去掉，放到舞台上演，成為舞台劇也沒問題。但對我來說那是分不開的，環境是《輕鬆＋愉快》的第一主角，如果你把它放到西門町大街上拍，那是另一個電影了。」提起放映時觀眾反應，耿軍說。

耿軍的電影，幾乎都在老家鶴崗拍攝，城鎮不僅是場景、主角，也是他提問的源頭。

「我想要表現後工業時代，人們生存的無所適從感。人們為了生存而掙扎，但是這種掙扎可能各自有各自的手段。為什麼會衰敗？為什麼會凋零？就是每個在場人員都是從犯吧？為什麼會這麼糟糕？為什麼不是好了起來？而是壞了下去？」

中國電影研究者張真曾提出「城市一代」，界定中國這些在20、21世紀交界出現的獨立電影導演。他們的作品關注城鎮地區發展起落，主角多是普通人、城市邊緣人。這些人的電影美學，是廢墟、毀滅，也是往大城市遷徙所致的貧窮和絕望。

鶴崗是個邊境城市，也是煤礦和糧食基地，處於中國黑龍江東北角，挨著俄羅斯。耿軍生於1976年，和一個正好的時代一塊長大，經濟轉型、改革開放，老百姓漸漸富足起來，家家戶戶有了電視、摩托車。

但榮景不長，1990年代末期，中國時任總理朱鎔基大砍國有企業，8百萬名工人下崗、失業。東北一下子經歷私有化、無度開採、生產過剩、工業衰頹。有些煤廠地底被挖空，成了塌陷區，居民紛紛搬走；當地沒了工作機會，留在原處的多數人，過著翻日曆般的生活。

這些都成了耿軍2008年完成的電影《青年》裡的故事。小城裡，每個人都像跌進陷落區，無論使勁，還是擺爛，都沒能翻上去。應當擁有大好青春的青年，為了愛情服藥自殺了、為了朋友出口氣而半殘了、因為想多掙點錢在工地摔破腦袋了。他們交織的人生，編成一首不成調的青春輓歌。

這是耿軍最重要的一部電影，上述的角色都有原型。幾次他從北京返鄉，發現人事境遷，「回去後你發現，小時候一起長大的好幾個朋友都死了。」這段往事，讓耿軍原本飛快的語速，慢下許多，「樂觀的聊是，他們就是永遠的20多歲了，你知道這人肯定不會老了。」

替代他們活下去的，是耿軍從沒換過的幾個演員。

耿軍的電影，都找同樣幾個素人演員拍攝，這些人多是他同鄉、長年的朋友。他的老搭檔張志勇，本身就是殘疾人，小時候在礦區玩鋁管，被炸掉了兩隻手指、傷及一邊眼睛。在《錘子鐮刀都休息》裡，張志勇便是個偏癱，利用拐杖做武器的搶匪。

形塑角色時，耿軍從這些演員的人生經歷去建構。換句話說，他們一夥人，其實都是電影裡邊極其平庸、底層人群裡的一員，他們同樣困頓，只是換了些情境罷了。

「我跟我這幾個演員說，我的劇本就是你們的傳記，只不過是，你們活生生的生活，是你們傳記的一部份，我創作的電影，是你們傳記的另一部分，所以你們如果60歲，你們相當於活了120歲，你們有雙倍的人生。」

他們反覆出現在耿軍每支片裡，這齣演跌破頭的青年，那齣是彆腳的強盜，另一齣是濫用權力的警察。但即使角色設定不同，模樣因歲月流轉稍有變化，卻都是同一個性格：不合時宜、軟弱無能、失敗和窩囊。

「徐剛（演員）對我其實挺不滿，為什麼他演的人都這麼慘？這麼面（北京話裡指人軟弱）？我說，你演的角色其實都是我，我就這麼面，就這麼窩囊！我電影裡邊，每一個人物都是我，我在某一刻閃現出來的惡，某一刻閃現出來的妥協和軟弱，某一刻的堅定，和某一刻需要友情，某一刻沒有著落、無所適從，我覺得，都有自己的影子。」

描繪失敗者可憐可惡之外的可愛，也是耿軍特有的幽默感。他的電影雖然直面現實，卻能讓觀眾在某一刻的荒誕中，不自覺地笑出聲來。

《錘子鐮刀都休息》的情節是：窮困潦倒、企圖行劫的人，在家裡遇上小偷，乾瞪眼的兩人，一塊吃了頓午餐，最後索性團結起來，一起作惡。但他們太過軟弱貪命，最後沒有成功，反被「受害者」打暈，倒在了頻頻作案的雪地上。

深刻的一幕，是壞蛋也有和朋友掏心窩的時刻。他對另外兩個賊說，真希望自己有30個朋友，「我一個朋友家一個月去一次，我這一個月吃飯是沒有問題的。但是我仔細數了一下，我沒有這麼多朋友。」

這部片，耿軍電影從現實主義，轉向了荒誕現實主義。轉變或許不是偶然，中國人類學家項飆在一則訪談裡，形容東北的下崗工人，已消融成底層階級，成為中國社會「憂鬱的幽靈」，東北也從社會主義的好典型，淪為「喜劇化的、黑色幽默式的調侃對象」，成為生養喜劇演員趙本山的滑稽農村。

他們自嘲、相互打擊、嬉笑怒罵地過日子。

1996年，耿軍20歲，特別看不慣這樣的人群。

「當時其實是挺瞧不起社會的，覺得大人這個物種，特別噁心，他們沒有出息，他們時刻都會屈服，在外掙錢的，會向錢屈服，交朋友的，會向體格好的屈服，喜歡女人的，會向女人屈服，40多歲的成年人，特別討厭。」中專畢業後，他一心想離開鶴崗。

小城裡的人多跟「文藝」沒什麼關係，他跟朋友聽搖滾樂，嚮往「黑豹」、「唐朝」那樣的樂隊，也跟著留起一頭長髮。對耿軍影響最深的導演，不是國外電影大師，而是他小時候，每個暑期都播放的電視劇導演楊潔、她拍攝了1986年版本的《西遊記》，「我覺得太神奇了！想像力這麼豐富！」

後來耿軍才在市中心的戲院，一股腦地看電影，連圖書館裡的電影劇本，也一一細讀。對當時的他來說，導演是僅次於民族英雄、科學家，數一數二偉大的人物。

「但那時還是製片廠時代，喜歡電影，又是文學青年，怎麼跟電影有關係？我說只有一個辦法，就是寫劇本。變成編劇，才能跟電影有關係。」耿軍在一次訪談裡自述。

他剪去一頭長髮，跟父親換了路費600元人民幣，藉口要去瀋陽的工地打工，卻跟朋友密謀，一塊上了往北京的火車，路程顛顛簸簸，一趟就要23個小時。一到北京，他帶著劇本到中央戲劇學院，因為他以為姜文電影《陽光燦爛的日子》裡主角的學校，就是搞電影的地方。

耿軍當然搞錯了，對方告訴他，得去北京電影學院。當時他應徵上客房服務生，成天鋪床、刷馬桶、但包吃包住，還有彩色電視能看《還珠格格》。工作之餘，他就到電影學院旁聽，參加研究生辦的沙龍活動，看同學拍的片子。

那時耿軍離導演還遠得很，不過時代給了他機會。2000年，數位時代來臨，只要有一台DV機（數位攝影機），就可以拍電影。

雖然第一支片《山楂》成了黑歷史，耿軍並沒有放棄。他2003年以鶴崗青年為主角的短片《散裝日記》，得了第一屆國際DV論壇的優秀獎，並認識了被稱為中國獨立電影教父的張獻民。這是耿軍第一次受到鼓舞，總算一腳踏進電影圈了。

差不多那時，耿軍改了名字。他其實身份證上有另個名字，很好記，叫「耿金發」，至今，朋友還喊他「發哥」。在北京當廣告業務時，他和一夥朋友紛紛改名，以為能改頭換面，洗去身上的土氣。

「（耿軍）聽其來特別微不足道、特別不起眼、特別正常。」他形容，這名字就像路上的稀泥，如果踩到了狗屎，一般人還會記得是在哪裡踩到，但踩到稀泥，沒多久便會忘得一乾二淨。

掙了些錢，得了個小獎，但耿軍還是格格不入。身處偌大的首都，自己卻像是一坨稀泥，隨時能被壓爛、捲走、沒人在意。

異地生存的焦慮自卑，成為耿軍下支片《燒烤》的主題。他劇本取自一則社會新聞：年關將近，兩個在北京務工地青年沒錢回家，綁架了一個陪聊小姐，其中一人卻對該女產生感情，最後兩人決裂，報了警，雙雙入獄。

前幾支片耿軍都用手持DV拍攝，鏡頭貼著演員走，雖然是拍劇情片，但因為質樸寫實，反而像部紀錄片。捕捉下大城市裡，想實現理想，靠能力吃飯的愁困青年，他們像肉片一樣，在火上煎烤，硬著頭皮活著。

20年來，耿軍也被翻烤了好幾回，現在，41歲的他終於能理解，當初瞧不起的父親，何以鍾愛鄧麗君、阮玲玉，盡聽些黏膩、軟綿綿的歌曲。「社會太堅硬了嘛！誰慣著你？誰能容忍你？你在外邊各種碰壁，回到家裡，聽那種東西，會柔軟內心啊！」

因為做獨立電影仍然辛苦。

大環境上，在中國拍獨立電影遭受限制。2014年，中國獨立電影和紀錄片重要交流平台的北京獨立影像展，經歷官方前所未有的壓制，不只停辦，還被斷水斷電、沒收影片。當時參展的耿軍，被佯稱為村民的政府人士毆打，至今找不到施暴者。那時他才明白，體制對個體的欺騙，其實不在暗處。

物質上，耿軍必須掐著預算拍電影。他稱拍電影為集體勞動，他的演員，是他的副導演，攝影師必須兼做美術；他的錄音師杜春峰，是他每一支片的現場製片。他電影多是白天、室外場景，因為預算不夠，燈光劇組只能跟一半的拍片期。

前幾年，耿軍拍電影沒有一點收入，靠積蓄，還有拍廣告跟宣傳片維持。一直到《燒烤》、《錘子鐮刀都休息》，因為獲獎，賣了海外版權，才能稍微打平開支。

雖然如此，他仍自我要求嚴格。只要把名字塗掉，就能和耿軍共享同一張履歷表的杜春峰說，耿軍雖然平時看來不太注重細節、大大剌剌，但拍起電影，卻是相當較真、較勁，一場戲，有時要拍到上百條、好幾天。

「他（耿軍）一定要做到他認為的好、可以，才能過。大陸有句話叫做有錢任性，其實我們沒錢，但我們拍得也很任性！」杜春峰笑說。

因為時間沒裹挾走的，是耿軍對於電影，仍保有強硬的堅持。他認為，「大師電影和垃圾電影之間，從沒存在中間值。」自己只能不斷嘗試、創新。為了拍自己想拍的電影，他近期也婉拒了一些較大製作的機會。

不過，即使成為了「得過金馬獎的導演」，耿軍至今都還對「導演」這個詞感到尷尬，不覺得自己是個職業導演。平時被叫導演，甚至覺得像官稱，好像隱約被尊重的感覺，自己非常不適應。

「我算個無業人員吧，從靠手藝吃飯這件事來說，攝影、錄音師他們，是更硬性的指標。（導演）對我來說，（導演）真不是一句話能說清楚的技術⋯⋯。」

「那對現在的你來說，導演是什麼呢？」我問他。

「要有自己的藝術想法，比自己想法更重要的是，跟人溝通，通力協作，每一個成員奉獻自己好的創作想法，來完全一個作品。他（導演）是一個綜合的東西，日本把導演翻譯成監督，我覺得還挺貼切的。」

在他心中，導演已不是偉人般的存在，而是自己得不斷面對的課題。